妇女地位变化的社会环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环境论文,妇女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要进行中国妇女问题的专题研究，必须对中国妇女现状进行分层研究，本文则主要分析所有中国妇女都必须面对的社会环境。
中国妇女人生价值取向的变化
只要注意中国的报纸杂志及近几年出版的文学作品，就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即妇女人生价值取向的改变。最主要的表现为由原来要求自我发展变成了从婚姻中寻找出路。这一点导致中国女性的自我定位发生了极大变化，这一变化的特点如下：第一，妇女的自我定位主要是按照男性的要求进行设计，如温柔美丽、善解人意，以男人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轴心，以她们所爱的男人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第二，女人的成功典型不再是那些自立自强的“女强人”，这类“女强人”已成为一种失败的社会形象，尤其是出自男作者笔下的小说与电影中的“女强人”，个个都面目可憎、非常可笑。极端的典型就是刘晓庆主演的“逃之恋”。那里面的传统妇女（蔡夫人）与妓女（小凤仙）都非常善良可爱，而惟一的一位留洋回来的女革命党人则是在道德人格与女性魅力方面的双重失败者。女人成功的通道已被社会有意无意之间渲染成婚姻，不少女作者公开宣称，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第一次投胎，“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则通过男人征服世界”。一些用各种手法（包括不光彩的手法）钓得“金龟婿”的女人被作为成功的典型。这一点可以从各种传媒上连篇累牍发表的小女人文章看出来。
女性从追求“半边天”地位到“自觉”回归男性世界的附庸地位，是不少中国妇女在种种她们无法抗衡的社会压力之下被迫进行的一种选择。尽管这种选择是以女性自发行为表现出来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前我国政府对妇女实施保护性就业与保护性参政的同时，却没有将提高妇女素质作为并行之举。由于妇女整体素质的低下，使得她们在丧失政策性保护以后，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获胜。
压力之一：失业率高、就业难。改革开放以来，原来那种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低工资、高就业”的就业体制是改革的首要目标。由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失业率中没有性别比，女职工受到的伤害还未被社会从统计学意义上感觉到。先是传媒零零星星报道过有关三资企业女工权益保护问题，继而是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关于维护“三资”、乡镇、集体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的提案》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出了这一问题，该提案第一条谈到：一些外资企业用工不规范，只使用女工的“黄金年龄”段，在招工时，将招工年龄段控制在16～20岁，合同期一般定3～5年，合同期满后企业一般不再与这些女职工续签合同，这样就避开了女工的婚、孕、产期。但还是有一份难得的调查材料说明了女职工在就业问题上的困境。全国总工会1993年对1230个公有制企业的调查统计，这些企业共有职工92万人，其中女职工占37%，失业和下岗女职工有2.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5%，占失业和下岗职工总数的60%。由于这一统计包括了7个省和10个省属市的数据，因而这一比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注：常凯：《公有制企业中女职工失业及再就业问题的调查与研究》，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3期。）另一条全国性的材料证实了上述材料的正确，据全国总工会统计，1996年底下岗人员中女性占59.2%，约为560万人，而男性只占40.8%。这与女性只占全部职工的39%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注：《中国劳动科学》1997年第5期。）。这说明在企业裁减人员的过程中，女职工下岗比男职工多，而再就业人员中女性则比男性少。女工下岗以后，在家庭生活中也遇到极大困难。据上海市妇联统计，约1/3的下岗女工明确表示下岗对夫妻感情、家庭关系很有影响，家人的态度变化包括看不起、冷言冷语、不尊重她们在家中的劳动，还有少数被丈夫离弃。北京市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这一比例高达41.6%（注：《工运参考资料》1997年第3期，“市场经济对家庭的冲击”。）。
与失业问题同样严重的是女性就业问题。这一问题已通过近几年一直在报道的女大学生就业难充分反映出来。很多企业表面上说公平竞争，实际上却变相拒绝招收女职工。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某汽车制造厂新建一个机械加工分厂，但在招工考试划定录用分数时，却规定男性录取分数为260分，女性录取分数为320分（满分为400分）（注：《工运参考资料》1996年第4期，案例31：“企业不能变相拒绝收女职工就业”。）。
即使已就业的女工也面临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职业危害严重。成都市调查的132家企业显示，有50%的企业劳动环境存在重度危害，有38家企业的一线职工程度不等地接触到尘毒、噪音、高温的危害，其中大多数为女工（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关于维护“三资”、乡镇、集体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的提案》，《劳动保护》1997年第5期，劳动部办公厅主办；“乡企，女工保护死角犹存”，《工人日报》1997年6月30日。）。近年来见诸传媒的中毒事故不少，其中最有名的是《中国妇女报》记者陈勇辉就福建省莆田市部分三资企业鞋厂“三苯”毒害7万名女工一事所做的“妈祖有泪”“沉默的羔羊”“倾斜的天平”等连续报道（注：《中国妇女报》1996年1月15日～17日。）。
压力之二：工作中的性骚扰。妇女在工作环境中受到的性骚扰对她们构成了极大的压力。
对于性骚扰的定义，一般认为美国联邦政府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在1980年公布的文件《性别歧视指引》的定义比较权威：
“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向对方作出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行动或要求，及其他语言举动，均会构成性骚扰：
1.迫使他人接受有关行为，作为受雇或就学的明显或隐蔽的要求或条件；
2.对方接受有关行为与否，将成为影响个人升迁或学业成绩的先决条件；
3.有关行为具有以下目的或导致以下后果：
a.不合理地干扰个人工作或学业；
b.制造一个令人不安、不友善或令人反感的工作或学习环境。”
这一标准现为国际社会所公认。按照此标准衡量，中国现有的性骚扰问题其实已很严重。沿海地区的一些商业机构等企业招聘女员工时，大都具有这样的条款：未婚，23岁（或25岁）以下，身高1.60米以上，相貌靓丽。这些条款毫不掩饰招聘者对女员工性魅力的要求，究其实是这些企业单位的负责人在为自己挑选情妇后备队伍。笔者就曾了解到数十例此类事例，据不少在企业工作的人士反映，女员工受到性骚扰的现象极其普遍，甚至部分事业单位也如此。
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关于维护“三资”、乡镇、集体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的提案》的第四条就谈到女职工的人格尊严和人身权利受到侵犯，一些外商投资企业的厂规厂纪名目繁多，十分苛刻，严重侵犯人权。体罚、打骂、搜身、性骚扰等无奇不有（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关于维护“三资”、乡镇、集体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的提案》，《劳动保护》1997年第5期，劳动部办公厅主办；“乡企，女工保护死角犹存”，《工人日报》1997年6月30日。）。这种性骚扰制造了一种威胁性的、敌对的甚至是侮辱性的工作环境。我国一家权威妇女研究所接到的热线电话中，性骚扰报告最多的对象是来自一些单位的上司，占总数的34.4%，其次是同事，占21.3%。该研究所在分析了大量个案后提出了一个分析报告，指出凡是性骚扰的施行者通常都会走如下三步曲：首先，他们会利用工作之便对受害对象表示自己的赏识和好感，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姑娘或单身女性，对此常常会感到激动与鼓舞。第二步就是向受害者讲述自己的身世如何不幸、婚姻如何不幸福、感情如何空虚等等，以此来博取对方同情与好感。第三步是行动的关键，他们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受害者安排一些“特殊”的工作环境，如夜间单独值班等等，然后就提出自己直接的要求，如果不从，不是被解雇，就是受到周围舆论的伤害（注：《家庭报》1999年9月25日。）。该报告还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受性骚扰的女性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声张。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登记的所有律师事务所的统计中，找不到任何一例有关性骚扰的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灿女士早在1994年曾专门就此事作过调查，写过一篇“性骚扰：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岐视”（注：《社会学研究》1996年4月。）。文中谈到有36.8%的打工妹承认遭遇过性骚扰。唐灿指出，从女性在黑暗中以出卖肉体作交换，到流行在外企白领中“如何博得上司欢心”的“办公室秘籍”，性骚扰问题现在只是中国女性问题浮出水面的一部分。当时这篇文章由香港报纸转载后，曾被有关部门当作是“有损社会安定团结”与“国家形象”的“毒草”，唐灿因此被迫写了四五份检查。这个问题作为有关政策建议，是迟至1998年的事情。这一年，江西省人大副主任陈癸尊在参加九届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时指出，医生以看病为名对女病人进行性骚扰已成为当前日益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由于中国人历来在受到性骚扰后不敢声张”，因此，陈癸尊建议在《医师法》中增加“利用职务之便对异性进行调戏、性骚扰、侮辱病人行为”的条款。陈癸尊还说，性骚扰的问题不仅发生在医疗过程中，还广泛地存在于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事实上，利用职权来猥亵女性或对异性举止放肆都属于犯罪，应该受到惩罚。有关立法既可以在不同领域的不同法律里增加相应的反性骚扰条款，也可以单独制订一部《反性骚扰法》。据陈癸尊介绍，他的提议当时就得到了许多在场的人大常委的支持与赞同（注：高星：“男权社会与性骚扰”，《三联生活周刊》1998年第17期。）。
据笔者调查，一些女记者在外出采访时，都受到过一些自以为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的无耻经理们的骚扰。在这种不良社会环境中，久而久之，部分受骚扰女性还会把为上司提供性服务作为自己找工作、升迁的筹码，少数无耻者干脆在单位里以“准总经理太太”自居，作威作福。
压力之三：婚姻家庭的脆化。女性遭遇到的社会压力使她们没有安全感，于是她们将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到了90年代，不少女性为了让自己在婚姻市场中稳操胜券，已将理想的女性塑型成这样：入得厨房，进得厅堂。更有男人与女人共同认可的形象：在客厅里像贵妇，在厨房里像仆妇，在卧室里像荡妇，在其他男人面前像贞妇。随着这种所谓“完美女性”意念在媒体上的广泛宣传，这四种形象合一的女性形象，已成为部分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在一家著名卫视的“速配”节目中，就曾有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在陈述自己的求偶条件时，以这样的语言表述自己的“美德”，认为自己同时兼具“完美女性”的四种素质。这种塑型其实是中国传统社会一夫一妻多妾制下男性对妻妾不同要求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变种。
中国传统社会里男人对女人的要求有两套标准，这两套标准充分体现了中国性文化的矛盾性与虚伪性，“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就是这套标准的简要表述。正如张敏杰在题为“徘徊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文章中精彩表述的那样：“一方面人们可以赞美母性的纯洁与高尚，另一方面又将美的赞赏对象沦为淫欲的猎物和供人玩乐的商品；一方面人们可以赞叹女性的柔弱与娇嫩，另一方面又用无穷无尽的繁琐而沉重的家务使其变得异常粗糙和丑陋；一方面人们可以称颂女性创造生命的伟大与神圣，另一方面又极力压抑着创造生命者的创造力的发挥；一方面人们可以规定种种以‘礼’对待女性的繁文缛节，另一方面又剥夺其起码的人格尊严和权利。”因为这样一套完全矛盾的标准不可能在一个女人身上得到体现，于是妻与妾的标准就起了一种互补的作用。所谓“仆妇”“贵妇”是对妻子的要求，“荡妇”则是对妾的要求，在其他男人面前像“贞妇”则是对妻和妾的共同要求。男人认同这一标准，是利用他们的性别优势对女性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而女性之所以认同这一标准，则完全是在各种社会压力下一种不由自主的退让。
广东沿海地区是富裕者相对集中的地方，因此也是传统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最严重挑战的地方。这一现象引起了广东妇联的深深忧虑，曾为此作为几次调查，结果认为“包二奶”现象比较普遍，而养妾者大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企业负责人、个体商人以及部分干部，少部分“二奶”还受过高等教育。由于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始终没有纳入国家课题，因此没有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但从各地曝光的大案要案中可以发现，98%以上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主角都拥有一位甚至同时拥有数位“情人”，而且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用公款进行嫖娼、异性按摩等各种性消费。这一类以谋利或者将性服务当作谋生手段而成为男人情妇者可列为“灰色女性”，因为她们不属于正常社会。官场、商场与“三陪女”等“灰色女性”那种极为混乱的性乱交状态，在近年来沿海地区崛起的新生代女作家的作品中有真实的反映，如《野兰花》《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半岛狂响》以及男作家梅毅的《城市碎片》等，都真实地反映了转型期的性混乱状态与性道德观的极端扭曲。一篇关于我国婚姻情况的调查中谈到，从80年代开始，离婚率上升了近3倍，离婚的一些新特点是：中老年离婚高于任何其他年龄段的人。离婚最集中的三个年龄段依次是40岁至44岁、50岁至54岁、60岁以上。这一情况正好和现实社会中这三个年龄段的人经济地位的变动有关（注：《北京晚报》1999年6月17日。）。西方国家有关专家曾有对自二战以来的离婚统计作过分析，认为经济发展状况与离婚率成正比：经济萎缩时，离婚率下降；经济繁荣时，离婚率上升。我国的情况其实验证了这一点。改革以来经济发展加速，离婚也最容易在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中发生。而且这三个年龄段，正是婚姻关系中的男女双方的“资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的时期。由于婚姻永远是成功男人与靓丽女人展示自己魅力的舞台，《家庭论》的著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曾总结过婚姻市场的规律：男人在婚姻市场上的资源是财富与地位，女人在婚姻市场上的资源是青春与美貌；男人的资源随着年龄的递增而递增，女人的资源随着年龄的递增而递减。一旦进入中年以后，男女双方的资源失去平衡，男人往往成了“有效率的寻觅者”，女人则成了婚姻市场中“没有效率的寻觅者”，拥有更多资源的男方大多开始见异思迁。而这类事情越来越少受到社会的指责，慢慢地视作理所当然之事加以接受。传统的贤妻良母型女人，已不能满足丈夫的多重需要，现实中经常出现“第三者”打上门去找第二者（妻子）宣称“你的丈夫爱的是我，不是你，你应该退出”这样的事例，这表明社会风气已暗示“第三者”：争夺人家的丈夫已经是可以理直气壮并荣登大雅之堂的事情。同一调查中另外一组数据表明，夫妻年龄差距拉大，男大女10岁的比例大幅度上升，男大女10岁以上的比1987年增加了14.52%。这种大男小女的婚配状况一般是男子富裕以后与原配偶离婚后再婚的婚姻模式。女子青春易逝，这一点任何女人都没有办法，即便她年轻时光艳照人，进入30岁以后天天泡在美容院里，也无法抵御上帝给女人的大限，她最后总是要渐渐衰老。而成功男人则拥有永远的青春，拥有无数美女的芳心，只要有金钱的支撑，他就永不衰老。他们挥舞着黄金铸就的矛与盾，驰骋于大千世界，最后总是抱得美人妇。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故事。每一代妇女们都有属于自己那个时代的不幸故事。男人的有效资源（财富与地位）与女人们的有效资源（青春与美貌）相结合，老故事，新演绎，天长地久，盛传不衰。多少美丽少女都在梦想自己成为现代“灰姑娘”，只是那“王子”变成了现代商界的商人而已。一些有钱男人干脆宣称：人的一生要想完美，需要结三次婚，30岁、40岁、50岁各娶一个靓女，这样就能保证人生的完美与婚姻的高质量。
目前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一种尚不知该如何定义的男女性关系。一些男人害怕蔓延的性病，又不愿意花高昂成本包“二奶”，找情人又害怕卷入麻烦极大的感情漩涡，于是在周边地区的工厂里找一个相貌不错的打工妹，给其配一个传呼机，在男人方便时幽会，每次给女方几百元钱，这种关系既非情人，也非“二奶”，但也与妓女的专业卖淫有所区别，是一些男人们在长期积累的性消费经验基础上发明的新模式。据说这些打工妹也心甘情愿，一是在她们生活的天地里，性比例严重失调；二则她们认为这些男人有钱，“威”得很，能看上她们是她们的幸运。因为打工姐妹中与主管们搞婚外恋的，处境往往比她们差，名声还不太好，弄不好还被扫地出门。第三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男人们给的钱比她们打工挣的辛苦钱要高得多。
现实的婚姻模式已经突破了一夫一妻制的单一模式，出现了一夫一妻多临时性伙伴制、一夫一妻“多妾”制。当年国学大师辜鸿铭面对西方文明时有种骄傲感，认为西方社会中，女子只在自己年轻貌美时得宠有保障，一旦年老色衰就被弃若敝履，以离弃告终，因此反不如中国的纳妾制人道，至少保证作妾的女子终身有靠。辜先生如果活到现在，面对这种女人在黄金年龄段为男人提供性服务的“阶段性二奶制”，不知该作何感想？
婚姻的实用化与性的商品化
在上述种种压力下，强化了女人依附男人的心理，于是出现了婚姻的实用化与性的商品化趋势。
妇女们选择自强自立既然面临那么大的风险，就只好把未来寄望于婚姻。于是女子择偶出现了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几乎成为许多妇女的共识。
闵冬潮曾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及天津师范大学作过调查，根据调查写了一篇《浅议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女性观》。他谈到现在敢于参加激烈的社会竞争、大胆追求事业成功的女大学生只有极少数。大多数女生对事业的理解是找到一份好工作，并尽职尽责地做好本职工作。为数众多的女大学生们对女性传统角色的回归则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她们认为，以往妇女解放所提倡的男女平等，是在生存竞争中设有保护与照顾的平等，这种解放，是以婚姻家庭的松散、女性风度魅力的丧失为沉重代价的。现在她们不愿意再付出这种代价，转而追求一种更为实际的生活道路。这一特点在北京大学这类重点学府中显得更为明显。一般来说，这种学校中男生比女生多，素质比女生强，于是形成一种男生占有绝对优势的竞争形势，给女生造成了较大心理压力，有的人还没有开始竞争就已经败下阵来，开始为自己寻找另外的人生道路。一些女生一进校门就开始考虑把自己培养成家庭主妇。她们以日本妇女为楷模，学习化妆、裁剪、烹调等等，而对专业课程不感兴趣。某校的女生部长就宣称：“女生部的宗旨就是要把女生培养成为未来的贤妻良母。”该校外语系一位女生说得更为明白：“为丈夫补袜子的妻子，她的价值决不亚于一个女总统！”这些女生之所以这样，其实也是社会潜在压力造成的，因为许多的男生表示不能容忍女孩子与他们并驾齐驱。为了得到一个具体的男人的承认，女生们进行了如此自我塑型。也许她们涉世未深，并不知道那些牺牲了自己的贤妻良母们在婚姻生活中的困境，如果她们看到深圳等地的贤妻良母不少都经历了“与丈夫共渡艰难，含辛茹苦地相夫教子——放弃尊严，忍受已跻身‘成功男人’队伍的丈夫找情人、包‘二奶’、嫖娼——最终在人老珠黄之时被弃”这三部曲，肯定在选择这条道路的时候会比较犹豫。记得曾与几位“成功人士”讨论过这一问题。他们倒爽快得很，告诉我，每天在外面见到的都是充满青春活力的靓女，回到家见到已成“黄脸婆”的太太，哪有什么兴趣。太太“识做”的，这把“太座”的椅子为了孩子给她留着，不“识做”，就只好挥手“拜拜”。男人们潇洒得很，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只留下一群为男人成功付出过代价的中年怨妇在孤独地哭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社会负责从为家庭负责开始，如果社会上弃斥着连家庭责任感都没有的男人，又怎能指望他们对国家与社会负责？
在男人们反复训练下开始成熟的年轻一代女性，在婚姻的选择上非常现实。社会上少数富人及在权力部门中工作的男人成了大家趋之若鹜的对象。如1999年在中国被爆炒的武汉市千万富翁方忠征婚一事，成为传媒的聚集点。征婚的千万富翁方忠在与黄脸婆离婚后，成了婚姻市场上“有效率的寻觅者”，过了几年自由自在的单身贵族生活后，终于想再次结婚，于是打扫战场，了清感情债，将过去那些女友全部扫地出门，如孔雀开屏般展示自己的财富以及由财富作底蕴的魅力。虽然只是个素质不高的包工头，但因有光灿灿的黄金铠甲包装，倒也赚来了传媒那种声势浩大的报道与1500余名美女的竞相追逐，大大饱了一下眼福，满足了一下有钱人的虚荣心。这是一起典型的财富加美貌的现代“爱情”。中选者是幸运的，这比为了钱作“情人”“二奶”“三奶”得好，毕竟这是名正言顺的婚姻。
这件事情牵动的不仅仅是数千佳丽的心，还非常直截了当地折射了当代人的爱情观。由于1500余名佳丽奔这次征婚而来，要夺取的“标的”是什么几乎不言自明，更兼其中有在外见过些世面的留学人员，受教育程度不低的博士生、在校大学生等等，更使得这件事情具有“新闻价值”，终被炒得沸沸扬扬，方忠一夜之间，名满天下，这五万元征婚广告实在值得——改革20年，价值层面颠覆得最彻底的就是婚姻与恋爱观。漂亮小姐们并不计较成功男人们的性经历与婚史，在用钞票从头到尾武装起来的“成功男人”面前，计较那些又有什么用呢？找一个年轻男子，算是做了一笔风险极大的“期货”生意。与他同甘共苦地打天下，就算运气不错，到后来男人发达了，成了百万或者千万富翁，但那男人又往往被众多年轻靓女层层包围，在这场争夺战中，夫妻同甘共苦的那些经历在美貌面前显得如此虚浮、如此没有分量。
男人只要有钱，就算是“别人的丈夫”，在现代女子面前，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与已成“黄脸婆”的妻子们竞争，年轻美女们有充分信心，“第三者”插足使得婚床摇摆不定。到了90年代，隐私、外遇的书籍出版成风，银屏火爆“第三者”的故事，由80年代的谴责转而成了同情兼隐隐的赞美，有的电视剧干脆将妻子描述成非常讨厌、毫无可取的庸俗妇人，而第三者却靓丽、善解人意，几乎成了将男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天使。这其实只不过是中国男人将自己的潜意识化为银幕（或文学）语言罢了。更有无耻文人撰文批评梁晓声，认为他谴责第三者现象是观念落后、思想陈旧的表现，并声称第三者对当代中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于是在中国现阶段出现了一个让人很不理解的趋势：受教育是提高女性自强自立精神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最后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受了教育的妇女未必就选择自强自立的道路。在婚姻市场上，受教育程度反而成了部分女子加强性商品资本的筹码。部分素质不高的富人选择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为妻，完全是为了向社会证实自己的价值。更由于在这种“性战争”中，奉行优胜劣汰的标准，年老色衰者往往面临淘汰出局的危险，于是年轻女子在择偶的问题上空前现实。我曾听到过几位年轻女子关于择偶的“精彩对话”，她们认为选婿如选股，事业有成、钱袋饱满的男子是“绩优股”，在婚姻市场上牛气冲天，是“女股民”竞相追捧的对象。但这样的“绩优股”因其多值壮年，早已成家，由“内部人”控制。“绩优股”穿跃于花丛之中，活得潇潇洒洒，但“内部人”却活得很累，因为她们的“控股”地位并不稳定，经常面临“第三者”的恶意收购，要与不断更替的“第三者”们进行殊死战争。对于作“第三者”，她们倒也没将其视为畏途，认为反正都是“公平竞争”，两个（或多个）女人比赛性魅力，先做债券（第三者），再争取债转股（由情妇成妻子），过程虽然艰难了一些，但比嫁一只前途未卜的“原始股”好。更何况，辛辛苦苦将发展前途不明的“原始股”培育成“绩优股”，也还得面临“第三者”们要求“债权转股权”、争夺“控股权”的严重威胁，以往同甘共苦的经历在这种“性战争”中未必有用。
如果说上述行为还只是性商品化的一种间接表现，那么娼妓业则是性商品化的直接表现。鉴于娼妓业要另作专题研究，本文只提出一项：由于男人们嫖娼的要求越来越高，高学历的坐台女应运而生（注：邹芸：“女大学生为什么选择坐台”，《特区青年报》1999年8月10日。）。我曾问过一位自称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坐台女，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她竟然回答，在这种场合认识成功人士的机会比她在工厂里工作的机会多。学历在这一行业中体现“价值”，应算是性商品化潮流中的一种特殊产物吧。
妇女生存状态对社会的影响
妇女地位的变化绝对不是小事，因为它在方方面面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现在与未来。
首先，婚姻家庭的脆化导致女性犯罪率上升。在这种脆化的婚姻关系中，受伤害者往往是妇女与孩子。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作过一项调查，指出家庭破裂对女性心理打击严重，促使一部分人走上犯罪道路。近年来，该市法院受理离婚案件近两万件，判决近七成为离婚，一些迫不得已离婚的妇女采取了极端的报复行动。另一些妇女陷入婚姻失败的阴影中不能自拔，又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自暴自弃，被人唆使、摆布，跟随不法分子犯罪。该报告还指出，近年来女性犯罪以盗窃、吸毒和抢劫为主，其中以盗窃案件最多，毒品案件大有赶超势头。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女性参与诈骗、制黄贩黄、拐卖绑架儿童、运输出售假币的案件也有增长趋势。女性利用职务进行经济犯罪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注：“婚姻不幸导致女性犯罪上升”，《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6月16日。）。
其次，婚姻家庭问题直接催化了未成年人犯罪率的攀升。余长秀曾对婚姻家庭问题日益突出的深圳市200名犯罪青少年的家庭背景作过调查，发现家庭结构严重残缺的青少年罪犯共计78人，占39%。其中未成年的父母离婚、分居有67人，父亡母在或母亡父在、父或母不详、父母双亡共为11人；家庭暴力现象突出的占44%（注：余长秀：“婚姻家庭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深圳法制报》2000年2月15日。）。
其他类似调查也证明了同样的事实。
前面两点证明了一些专家认为社会安定与否同离婚率高低无关的论证是一种想当然的错误估计。（注：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第57页，中译本。）。
第三，妇女问题不但关系到一个国家当前二分之一人力资源的素质，还关系到将来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明：①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其中女性的人力资本的收益率高于男性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这一点体现在下列几方面：首先，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方式是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据研究，劳动者每提高一年的教育水平所带来的工资增长率，女性高于男性，这意味着女性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大于男性，因此增加对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注：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第152～153页，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其次，在收益相等的情况下，女性人力资本的收益会发挥更大效果。据对拉丁美洲的危地马拉调查，要使儿童的营养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当收入来自父亲时，所需开支是收入来自母亲的15倍。这是因为男性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无效益甚至负效益的消费，如抽烟、喝酒、嫖娼等等。②女性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尤其是母亲的教育水平对后代的发育成长的影响，比家庭中任何其他因素，如家庭结构、规模、收入、民族、父亲教育程度等都要大。13个非洲国家在1975～1985年间的数据表明，妇女识字率提高10%，儿童死亡率下降10%，而男子识字率的提高对此影响甚微。对25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健康调查表明，若其他条件相同，母亲甚至只要受1～3年的教育，就足以使儿童死亡率下降6%（注：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第156页，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拿破仑说过：“法国的未来在母亲们身上。”还有一句西谚：“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世界的手。”如果中国的社会环境迫使女性在解放的道路上倒退，并剥夺她们的人格尊严，将来受到惩罚的绝对不只是妇女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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