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晋国尊贤尚功与世卿世禄制度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晋国论文,探析论文,春秋论文,制度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秋前期，晋国发生了以庶支代替正宗的“曲沃代翼”事件。为了加强国君的权力，避免旁系庶支的威胁，晋国摒弃了自西周以来的“亲亲尚恩”制度，实行了任贤尚功的政策。晋国任人制度的革新，促进了晋国的发展与强大，晋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华夏霸主国。春秋后期，晋国不能及时调整尚军功的政策，军功贵族发展成为世袭大族，致使公室卑弱、政在家门，最终导致江山改易、三家分晋结局的发生。这些历史现象与晋国的任贤尚功、世卿世禄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一、晋国的“曲沃代翼”与“灭公族”政治事件的发生
晋是周成王弟叔虞的封国，因封在古唐国之墟，故晋始封君又称为唐叔虞。晋的国都在翼(今山西翼城县南)。晋初封时不过百里之地，“戎狄实环之”，故西周时期有关晋国的记载不多。春秋初年，周平王东迁，“晋、郑是依”[1]。周天子是依靠晋国和郑国的支持才东迁的，故《尚书·文侯之命》有周平王对晋文侯的嘉奖之辞。晋国因护送周平王有功，才得以逐渐发展起来。
晋文侯的弟弟名成师。晋文侯死后，其子昭侯即位，将叔父成师封在曲沃(今山西曲沃县)，成师被称为曲沃桓叔。桓叔在曲沃发展壮大，其势力逐渐大于翼(晋昭侯的国都)。《史记·晋世家》云：“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桓叔是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桓叔因而产生了代翼为君的觊觎。经曲沃桓叔、曲沃庄伯、曲沃武公三代共63年的发展，曲沃采邑主对晋国国君采取了威逼、弑杀的手段削弱晋君的势力，共杀害了昭侯、孝侯、哀侯、小子侯、晋侯缗5个国君。只有孝侯之子鄂侯执政6年而死。当曲沃武公杀了晋国的最后两个国君小子侯、晋侯缗之后，掌握了晋国大权，尽以晋国宝器贿赂了周釐王。周天子乃任命曲沃武公为晋君，拥有晋国。曲沃采邑主武公终于以旁系灭掉正宗，成为晋国的国君，完成了“曲沃代翼”的过程。《史记·晋世家》云：“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尽并晋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号曰晋武公。晋武公始都晋国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曲沃武公更号为晋武公。
“曲沃代翼”以后，自晋献公就开始了打击公室贵族的政策。晋武公即晋君之位两年多死去，其子诡诸即位，是为晋献公，晋献公是曲沃代翼后的第二代国君。晋献公亲见旁系势力因强大而代替正宗即位，因此他最担心的是他的同宗旁系兄弟，即曲沃桓叔、曲沃庄伯之后裔(除即位为国君之外的庶子)对他的威胁。晋献公认为，如果想保住国君的地位，就必须加强国君的权力，于是他蓄意削弱或灭掉同宗的庶支兄弟。
晋国大臣士
很有政治眼光。他看准了晋献公的心思，对晋献公说：“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2]《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晋桓、庄之族，献公患之。士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公曰：‘尔试其事。’士与群公子谋，潜富子而去之。”富子，杜预注曰：“二族之富强者”。士出谋划策，首先利用欺骗晋国群公子赶走富子。次年，士又煽动群公子，使杀游氏二子。游氏二子亦桓、庄子族。士对晋献公说：“可矣，不过二年，君必无患。”[3] (庄公二十八年)
士又为晋国群公子筑大城聚(今山西省绛县东南十里之车厢城)，哄骗群公子全部居于聚城。公元前669年，“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3] (庄公二十五年)从此，晋国公族尽灭。《左传·僖公五年》虞国贤臣宫之奇云：“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偪乎？”《国语·晋语一》骊姬云：“自桓叔以来，孰能爱亲？惟无亲，故能兼翼。”即自曲沃桓叔以来，晋国公室贵族不顾亲情，曲沃才能代翼成为晋之正宗。
“曲沃代翼”事件使曲沃采邑主以旁系庶支代替晋国的正宗，给晋国以强大的震撼。晋献公即位之后，实行灭公族、“尽灭群公子”的政策，从而清除了公室同宗贵族对晋君的威胁。晋国“灭公族”的政策实际是对“亲亲尚恩”世袭制度的重大打击，也废弃了近亲血缘贵族对政权的把持。
晋国第二次对公族的打击是晋献公晚年的骊姬之乱。《左传·宣公二年》云：“骊姬之乱，诅无蓄群公子。”又《国语·晋语二》：“骊姬既杀太子申生……尽逐群公子，乃立奚齐焉。始为令，国无公族焉。”韦昭注：“群公子，献公之庶孽及先君之支庶也。”晋国发生的骊姬杀太子申生、逼走群公子的事件，更进一步打击了公室的势力。从此，晋国除太子在晋国即位为国君外，其他诸公子皆走他国。如《左传·文公六年》载：文公之子雍在秦，公子乐在陈。《左传·宣公二年》载：文公少子、襄公之弟黑臀在周都雒邑。《左传·成公十八年》载：襄公之少子捷的孙子周在周都雒邑。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说：“文、襄之子俱在他国，则是自献公、骊姬以迄惠、怀、文襄、灵，晋国踵行此令，而未改复。”晋国公子皆远走他国，只有在国君死后且没有太子即位时，才把流亡在其他诸侯国的晋国公子迎回，立为国君。如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死，“迎(晋)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为成公”。又公元前573年，“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厉公，葬之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使荀
、士鲂迎周子于京师而立之，生十四年矣。”[3] (成公十八年)也就是说晋襄公的少子捷的孙子周自出生14年之后，才从京师回到晋国即位为悼公。
晋国打击公族的目的是害怕同宗族势力的发展壮大，给晋国君带来威胁。西周至春秋时期，由于西周王朝奉行“亲亲尊尊”的任人制度，只有同姓贵族的子弟才能受封封国或封邑的权力。晋国曲沃采邑主桓叔是晋文侯之弟，其公开取代国君地位的情况，周天子及其他诸侯国皆未表现出异议。晋献公自“曲沃代翼”之后所开始的“灭公族”、“尽灭群公子”行动，及其晚年的骊姬之乱更进一步对公子进行打击迫害等，旨在杜绝公室贵族发展的可能，其本意即在于加强国君的势力。
二、晋国尊贤尚功的任人制度
晋国逐群公子、灭公族的政策，实际是夺去了公室贵族的权力。在当时的情况下，异姓贵族是不可能取代国君之位的。于是晋国开始把一些亲信或建立过功勋的异姓贵族吸收到国家政治集团中，以协助国君执掌政权。晋国在废除亲亲尚恩制度的同时，在国家政治军事的管理方面，建立起尊贤尚功、以军功事功为标准的任人制度。
晋献公首开任用异姓军功贵族之先例。前已述及，晋国大夫士出谋划策，“尽杀群公子”，为晋献公立了一大功。《左传·庄公二十六年》：“春，晋士为大司空。”郑玄注曰：“大司空，卿官。”士从一般的大夫被提升为卿官。《左传·闵公元年》：“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赵夙、毕万并非晋公室贵族。
晋献公十九年(公元前628年)，他怀着扩张的野心，欲灭虞(今山西平陆县东北)、虢(平陆之南)二小国。晋献公说：“昔我先君庄伯、武公诛晋乱，而虢常助晋伐我，又匿晋亡公子，果为乱，弗诛，后遗子孙忧。”[2] 晋派大夫荀息假道虞以伐虢。公元前655年，“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晋献公因荀息灭虞、灭虢有功，任命其为太傅，并在自己临终前托孤于荀息。荀息成为顾命大臣。晋献公提拔和封赐的士、赵夙、毕万、荀息，是春秋时期晋国最早任用的军功、事功贵族。
春秋时期，晋国第二次大批任用异姓军功贵族是在晋文公时期。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庶子，在骊姬之乱中逃亡在外19年。流亡期间，跟随重耳的有赵衰、狐偃、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等数十人。这些人在流亡中为重耳出谋划策、同甘共苦，历尽千辛万苦，重耳终于回到晋国即位，是为晋文公。
晋文公即位后，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晋文公说：“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2] 在以上这种赏赐标准下，晋文公封赐了却谷、赵衰、栾枝、先轸、胥臣、狐偃、狐毛、箕郑、胥婴、先都等。自晋文公开始，赵氏、却氏、狐氏、先氏、栾氏、胥氏、箕氏、魏氏、士氏、荀氏、知氏、韩氏、庆氏、伯氏、续氏等家族在晋国崛起，成为晋国新的贵族。这些家族或是晋国公室的异姓贵族，或是血缘较远的同姓。如栾氏是晋靖侯孙栾宾之后，晋靖侯是曲沃代翼前的晋国君主，范氏是陶唐氏之后裔等。
晋国在晋献公、晋文公时期开始了奖励军功的政策，凡在战争中建立军功或对晋国有贡献的人皆处在高位，掌握军队，拥有封邑。他们都是晋国的贤能之士，为晋国的霸业立下了赫赫战功。
晋国任用异姓的军功、事功贵族，给晋国的政治带来勃勃生机。春秋时期，诸侯各国基本上都实行亲亲尚恩的国策，异姓贵族很少能够委以重任，即使有一二例被委以重任的，但在整个执政集团中也不占优势。晋国采取的灭公族、任军功政策，使大批异姓军功贵族登上政治舞台，从而使晋国政治呈现出空前的清明与团结，经济上出现了活跃与繁荣，军事上也呈现出所向无敌的信心和力量。《国语·晋语四》记载赵衰三让帅的故事，即是明证。晋文公明察善任，大臣荐贤不妒，君明臣和，同心协力，可谓人才济济，晋国出现振兴图强的局面。
公元前636年，狄师伐周王室，周襄王逃亡到郑。晋文公率师勤王，败狄师，周襄王得以返回京师雒邑。为了感谢晋文公，周襄王“与之阳樊、温、原、槽茅之田。晋于是乎启南阳”[3] (僖公二十五年)。晋国打开了从太行山口通往中原的道路，占据了“表里山河”、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势。公元前632年，晋、楚双方在城濮(今山东旧濮县有临濮城，1956年并入河南省范县)会战。晋国将帅同心同德，士气旺盛，一举打败了楚国，“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3] (僖公二十八年)。同年五月，晋文公召集齐、鲁、陈、郑、菖及周天子主持温之盟会。晋文公继齐桓公之后，成为中原诸侯国的霸主。
晋国任军功政策的同时，其他诸侯国特别是楚国还奉行着任人唯亲的政策。楚以王室公子执政，对其他大族进行残酷打击，迫使这些大族中的贤能之士逃奔晋国。春秋中期以后，晋、楚两大诸侯国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争霸战争。楚国贤能之士奔晋，极大地支持了晋在中原地区的霸业。《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云：“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公元前585年，晋楚有绕角(今河南鲁山县东南)之役。奔晋的楚大夫析公为晋谋划，使得“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于是不敢南面。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公元前573年，晋楚有彭城之役，奔晋的楚大夫雍子为晋出谋划策，使“楚师宵溃，晋降彭城而归诸宋”。公元前605年，若敖氏之族在楚国被灭，斗椒被杀，其子贲皇奔晋。晋以苗邑封贲皇，故又称之为苗贲皇。公元前575年，晋楚有鄢陵之役。苗贲皇为晋军谋，大败楚师。晋将吕锜射楚共王目，楚国“王夷师火替，子反死之。郑叛，吴兴，楚失诸侯，则苗贲皇之为也”。
楚大夫申公巫臣奔晋，为晋通吴，教吴叛楚，教之乘车、战阵，使吴掌握了当时先进的军事知识和技术，在楚的背后崛起。楚国从此疆场日骇，疲于奔命，从而使晋国在争霸战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晋国任用军功的政策使大批贤能之士涌现出来。这些贤能之士不仅出于晋国，而且也有来自楚及其他诸侯国者。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广泛施展自己的才能，为晋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致使春秋霸主常在晋国。晋国一直保持霸主的强势地位，与晋国任贤尚功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三、晋国军功贵族向世袭贵族的嬗变
尊贤尚功政策为晋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使晋国在与楚争霸战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而且也使晋在华夏诸侯国中的霸主地位得以巩固。晋国尊贤尚功政策使一些军功大族在战争中得以发展，最终成为世袭大族，并导致了公室卑弱、政在家门的局面。春秋后期，晋国出现江山改易、三家分晋的结局。
采邑制度是晋国军功贵族向世袭贵族嬗变的重要原因，也是晋国世袭大族形成的经济基础。西周春秋时期，晋国与诸侯各国一样实行对大臣分封采邑的制度。诸侯国君把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子弟或军功贵族来管理，希望自己的子弟或军功贵族辅助国君进行统治。由于春秋初年晋国实行灭公族、尚军功的政策，晋国君的子弟基本流亡到其他诸侯国，而晋国的采邑一般都分给异姓军功、事功贵族。采邑一旦分封，就永远不再收回。采邑上的土地、人民、军队全部归采邑主所有。采邑实际就是采邑主的私家产业。如《尚书大传》所云，受封者“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孙之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当军功贵族变成采邑贵族之后，就成为世袭的贵族。
晋国采邑主皆有自己的私卒家兵，而且其势力不断扩大。《左传·昭公五年》记载：楚国大臣启疆议论晋国的韩氏、羊舌氏二大族时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羊舌)肸、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起武怒，以报其大耻。”杜预注曰：“县，赋百乘也。”《国语·齐语》韦昭引贾逵注曰：“乘，七十五人。”如此说来，韩赋七邑，每邑百乘，则韩氏的私兵有700乘、52500人，说明韩氏的强大。羊舌氏在晋国不算太大的家族，但亦有2个邑、200乘的私兵。
另外，采邑上的一切赋税收入也归采邑主所有。《国语·晋语八》云：“夫却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夫八却、五大夫三卿，其庞大矣。”却氏家族在晋国政权集团中有五大夫三卿，其财富可比公室之半，其私兵家卒可比晋国三军之半。可见却氏家族在政权、军权方面的势力之大及其财富之多。
春秋初年的晋国虽然采取了尚军功政策，使大批军功、事功贵族掌握了政治、军事、经济大权。但这些掌握大权者基本上都是晋献公、晋文公所封赐的贵族。后来虽亦有异姓贵族逃往晋国，如楚国的析公、雍子、苗贲皇等，晋国予其封邑，并利用其才能在战争中为晋国出谋划策，但整个春秋时期，并未见到他们在晋掌握军政大权的记载。春秋时期，晋献公、晋文公所封赐的贵族，始终处于晋国政权的核心地位。这些军功大族轮流登台，掌管晋国的军政大权，形成一个稳定的世卿集团。虽然他们中有些大族在相互的权力斗争中被打击削弱或被族灭，但胜利的家族亦是晋文公时期封赐的家族。如赵氏家族在斗争中几乎被灭，但仍不愿离开晋国，因晋国是最适合他们生存发展的土壤。春秋末年，赵氏终于崛起，成为瓜分晋国的大族。
春秋时期，晋国以军事组织构筑了国家统治集团的核心与框架。军队是晋国赖以统治的基础。根据《周礼·夏官》记载：“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晋国初为小国，仅一军。如《左传·庄公十六年》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以一军为诸侯。”晋国君亲自掌握军权。随着晋国军事力量的壮大，晋国的军队由一军而发展至二军、三军、六军等。晋君把军权交给军功贵族掌管，统帅中军的将军叫中军将。晋国尚武，中军将就是晋国执政的正卿，相当于其他诸侯国的相。晋国的中军将不仅掌握晋国的军事大权，还主管政治、外交与断讼等。春秋时期，晋国作为霸主国可以处理周王室或其他诸侯国之间的纠纷。这些纠纷皆由晋国的执政官听讼评判。《左传·文公十四年》云：“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王叛王孙苏，而使尹氏与聃启诉周公于周，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左传·宣公十六年》：“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左传·成公元年》：“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
晋国执政卿对诸侯小国拥有号令、平讼、召集征伐之大权。《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邾人、莒人诉于晋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我之不共，鲁故之也。’”晋叔向威胁鲁国，不准伐邾、莒。鲁人惧而听命。晋国的执政大臣可以调和周王室诸卿士的矛盾，亦可断诸侯国之间的诉讼，这无疑提高了晋国执政大臣的地位。
春秋时期的晋国史上，中军将是最活跃的人物。晋是一个军事集权国家，中军将几乎拥有晋国的一切大权。根据《左传》不完全的统计，春秋时期，历任晋国中军将者有却谷、原轸、先且居、赵衰、却缺、却克、栾书、韩厥、知、荀偃、士匄、赵武、韩起、魏舒、范鞅、赵鞅、知瑶等。晋国的政权、军权不可避免地集中在这些大贵族的手中。晋国的中军将虽然不是世袭的，但却主要在晋献公、晋文公时所封赏的军功贵族中循环，使这些贵族世代把持着晋国的军、政大权。晋国尚军功政策不能及时调整，形成了一世有功、后世皆荣的局面。晋国的政治集团不能吸收新的贤能之士参与国家的管理，从而造成了军功贵族向世袭大族的嬗变。
晋国公室的卑弱也为军功贵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晋国军功贵族逐渐发展壮大，并且有了废立国君的权力。如赵盾弑晋灵公，迎立晋文公的少子黑臀即位为晋成公。栾书弑晋厉公，迎立晋襄公的少子捷的孙子周为晋悼公。军功大臣根据自己的需要废立国君，特别是在晋灵公、晋厉公被杀之后，军功大族完全控制了晋国的政权。他们拥立的国君，其实就是他们的傀儡，军功大族逐渐垄断了晋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大权。
晋国公室打击公室公子的目的，本是为了加强国君的权力，但却使公室势力大大削弱，为军功贵族的发展壮大并成为世袭大族提供了条件。军功大族逐渐发展成为威胁晋君权力的强大力量，这种现象是晋献公、晋文公等有为国君所没有预料到的。
晋国国君在国内势单力孤，而晋国的军功大族世代掌握着政权和军权。晋国在赶走公室公子之后，军功大臣开始把自己的族人立为公族，享受公室公族的一切特权。在晋国军功大族的权力炙手可热时，出现了君权与族权、族权与族权的斗争。《史记·晋世家》载，因厉公“欲尽去群大夫，而立诸姬兄弟”，结果导致晋厉公被栾书所弑杀。晋厉公的被杀表明晋国军功大族的势力远远强于晋国国君。与此同时，晋国族权的斗争也日益激烈。晋国的强宗大族经过数次较量，一些大族被灭。如《左传·昭公三年》云：“栾、却、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而一些获胜的大族，如范氏、智行、中行氏、赵氏、韩氏、魏氏，即晋国六卿的权力日益膨胀。晋国六卿经过火并，范氏、中行氏、智氏相继被灭，只剩韩、赵、魏三家，终于“灭晋后而三分其地。(晋)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2]。晋国的军功贵族完成了向世袭大族的嬗变，并三分晋国，发展成为战国时期的三个强大的诸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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