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及其动态演化：基于国际产业关联的研究_全球价值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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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产品价值链的生产环节（或阶段）分工已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在这样的分工下，“世界制造（made in the world）”成为当前生产全球化的典型写照，各国/地区、各产业已然融入到庞大的全球价值链中，这一点Tempest（1996）①、Feenstra（1998）②所述关于芭比娃娃的制造和Linden et al.（2009）③、Dedrick et al.（2010）④所述关于iPod的生产均是典型的例子。在这样的背景下，生产和贸易越来越多地围绕全球价值链视角来分析和讨论，如分析生产分割下的分工、贸易、竞争力及收益等。而全面剖析全球价值链的布局和动态演变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进而更好地分析国际生产、贸易及利益分配。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一直被看作是“世界工厂”和“加工基地”。本文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的勾画也可以帮助剖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演变及同其他国家或地区间的关系。

      对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和研究，Gereffi和Fernandez-Stark（2011）认为在方法上一般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1）投入产出结构；（2）地理分布；（3）治理和协调；（4）制度背景。Fally（2012）对生产环节的计算、De Backer和Miroudot（2012）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长度的计算、Antràs等（2012）对产业上游的衡量和计算，均是利用投入产出方法研究全球价值链的不同方面。Baldwin和Lopez-Gonzalez（2013）从供应链贸易及贸易增值角度对供应链、价值链动态演进进行了研究，其计算中也利用了投入产出方法，但这些研究并没有侧重国家间产业影响力的分析。本文也是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在分析国际产业关联基础上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进行勾画。对于产业关联的研究，Rasmussen（1956）建立了产业关联研究的理论模型，奠定了产业关联研究的理论基础；Hirschman（1958）从投入推动和产出使用两个角度阐述了产业关联的内涵，提出产业关联有两层含义——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Jones（1976）对Rasmussen（1956）的研究做了进一步推进，提出分别用投入产出系数和分配系数衡量产业关联的方案。他们的研究为实证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但是受到数据和计算机运行能力的限制，过往的文献对产业关联的研究多数是建立在国家层面的，如Chenery和Watanabe（1958）对4个工业化国家的研究和对比，Dietzenbacher（1992）对荷兰产业关联和主导部门的分析，而对国际或国家间产业关联的研究相对比较少。在实证上，Dietzenbacher和Romero（2007）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们考察了6个欧洲国家的产业间关联并勾画了六国经济的主要生产链条。在他们的分析中主要借助两个指标的考察：产业关联强度和产业间距离。利用这两项指标，WTO和IDE-JETRO（2011）联合分析了“亚—美”区域生产网络的演进，但该项研究是基于5个年份亚洲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分析，仍是区域性的和非连续的。本文的分析在借鉴Dietzenbacher和Romero（2007）方法的基础上，考虑到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和中间使用结构，进一步构造了制造业总体产业关联和产业间距离的衡量指标，经过调整后的指标综合了行业重要性和产业关联两方面的因素。同时，本文利用了国际投入产出表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国家范围均有所扩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动态演进作了全面、直观的刻画，进一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主要关联进行分析和对比，并分析了中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的影响力。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

      1.研究方法、模型和指标

      （1）国际投入产出表及模型

      

      

      其中，

为分配系数逆矩阵，也称戈什逆矩阵。

      （2）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模型的产业关联度量

      

      

      （3）式和（4）式计算的是两国在某一行业上的前后向关联系数，在计算两个国家制造业的关联时需要将制造业各行业关联进行加总。不同于国内学者张亚雄和赵坤（2006）的简单平均加总方法，笔者在计算总体制造业国家间关联时考虑了国内行业结构，即考虑到了各行业在一国内的重要程度。以β国同α国的后联系数为例，在计算了β国j制造业行业同α国后联系数

的基础上，用各制造业行业产出占制造业总体的比重为权重进行加权，将各制造业行业合并为制造业总体。用

表示β国制造业总体同α国的后联系数，

分别表示β国j制造业行业及制造业总体的产出，则其公式为：

      

      同理，α国制造业总体同β国的前联系数可由下式计算而得：

      

      （3）基于国际投入产出模型的产业间距离度量

      产业间距离描述的是某一行业（部门）生产活动发生变化影响到另一行业中间所经历的环节或阶段的数目。借鉴Dietzenbacher（2007）的研究，在此利用平均产业链长度反映各国产业间的距离。

      

      

      

      

      其中，

分别为矩阵

的元素。该指标衡量的是α国i行业的产品被β国j行业消费/吸收所经过的平均环节，反映了在“α国i行业→β国j行业”产品流向上两国两产业间的平均距离。

      

      其中，

表示α国i行业的中间品用于β国j行业生产的部分。利用（8）式选择不同的i可以得到任何i行业加总的国家间平均产业链长度，若i选取制造业各行业，则可以得到制造业行业总体任意国家间平均产业链长度。

      （4）基于产业关联的价值链勾画

      

      对于制造业来说，具体而言，从α国到β国方向上两国制造业间的总关联度可以由下式计算而得：

      

      其中，

和

分别表示α→β方向制造业总体的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可分别由（5）式和（6）式求得。

      利用公式（11）和（12）在计算了各经济体间制造业总体的平均产业链长度和产业关联系数的基础上，保留较大的制造业国家间关联，对应于相应的平均产业链长度，按照产品的流向进行勾画即可描绘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2.数据说明和处理

      本文利用的国际投入产出表来源于由欧盟委员会资助、多个机构合作共同研究开发的WIOD数据库⑤，包含全球40个主要经济体，各经济体GDP之和占全球GDP总额的85%以上，从而可以反映国际化生产中的主要经济活动。表的编制是按照欧盟经济活动分类统计标准第一版（NACE 1）进行分类统计的，包含35个行业和部门，其中制造业部门14个。而且，WIOD数据库提供了1995-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故可以通过勾画历年全球价值链分析其动态演变。分析中，考虑到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整体性，笔者将27个欧盟成员国合并为一个经济体，这样共得到14个相互关联的经济体⑥。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1.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及动态演变

      图1～图2是笔者在计算了历年来14个经济体的制造业总体间平均产业链长度和产业关联系数的基础上，保留关联系数大于0.07的经济体间制造业产业关联和相对应的平均产业链长度⑦，按照产品流向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进行的勾画。

      图1是1995年和2011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对照，其中，箭头的方向表示产品的流向，箭头的大小表示关联强度的大小，在此是以0.15为标准划分，若关联度大于0.15，箭头较大，若关联度小于0.15大于0.07，则箭头较小；虚、实线分别表示平均产业链的长短，若APL大于2则用虚线，反映产业间距离较长，若大于1小于2则用实线，反映产业间距离较短。若一国/地区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和多个经济体（不少于3个）发生了价值流量往来，反映出该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的活跃程度较高，从而是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在图中用圆圈将其圈出，可以将其看作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一个重要节点或中心。分析图1所展示两年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可以发现，和1995年相比，2011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参与国家/地区增多，出现了多个中心，而这些中心均属于东亚经济体，反映了东亚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第二，中国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关联最多的中心国，也是除台湾地区外沟通东亚地区和其他区域经济体的另一架桥梁。可见，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是在不断变化的，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各国/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细化和深化，各经济体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地位也呈现出动态的变化。

      图2展示了1995-2011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变，在这个过程中，本主要挖掘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演变中的重要变化和关键特征，故不再区分超出“门槛值”（o.07）的关联强度和产业链长度的大小。从图2中可以看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变基本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5-1999年的动荡探寻阶段；第二阶段是2000-2003年的相对稳定阶段；第三个阶段是进一步深化阶段（2004-2007年）；第四个阶段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新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有三个中心：中国台湾、欧盟和美国。围绕这三个中心，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在范围和广度上不断扩张，出现了很多不稳定的关联。在第二阶段，较为稳定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基本形成，中国台湾、欧盟和美国仍然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稳固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日本→中国”关联在持续增加，从2000年的0.056增加到2003年的0.079，中国和日本的中心地位也逐步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显现。在第三阶段，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在广度上继续扩张，在原来的三个中心（中国台湾、欧盟和美国）基础上又增加了日本、韩国和中国三个稳固的中心，同时中国台湾和欧盟、中国和欧盟之间关联的重要性也逐步显现。在第四阶段，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新增一个稳定的关联——“澳大利亚→中国”关联，而“欧盟→美国”和“欧盟→中国台湾”的关联则逐渐减弱；另外，“中国→欧美”关联也逐步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的重要关联环节。

      

      总结图1和图2可以发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其中也具有一定的共性：第一，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基本上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可以分为三大区块——东亚、欧洲和北美区块（这与Baldwin和Lopez-Gonzalez（2013）的研究一致）。其中，欧盟是欧洲区块的核心，土耳其和俄罗斯由于地缘和政治因素，和欧盟保持较为稳定的联系；美国是北美区块的核心，墨西哥、加拿大一直和其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在东亚区块内，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东亚区域价值链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区域内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从最初仅中国台湾一个中心，发展到中国台湾、日本、中国、韩国四个中心，体现出东亚经济体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活跃和融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加深。第二，各区块间主要由各区块内主要经济体的关联而联系起来，如中国台湾和欧美、中国和欧美的关联将东亚和欧洲、北美区块联系起来。第三，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全球价值链上各区块间的关联出现短暂的减少（2009年），但自2010年起有所改观，且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中国的中心环节位置更为突出，反映了金融危机后国际分工格局的新变化。第四，从动态角度看，总体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经济体在增多，区块间的联系也在逐步增强。

      

      2.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变

      图1～图2展示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动态演变过程显示，中国在其中的重要性逐步提升，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也在逐步稳固。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关联最多的中心国。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是从融入东亚区域价值链开始的，1995-1998年期间，中国和东亚经济体的关联从中国台湾扩展到韩国，在东亚区块内形成“日本→中国台湾→中国”这样的“不完全三角”模式⑧。随着“日本→韩国”关联和“韩国→中国”关联的逐步稳固，自1999年起东亚区域内价值链形成以日本为上游、韩国和中国台湾居中游、中国为下游这样的“稳定三角”模式，而自2003年起“日本→中国”关联愈加重要，东亚区域价值链也随之演变为“加固三角”模式，中国也成为全球价值链上一个中心环节。2004-2007年期间，中国一方面稳固和东亚经济体的关联，通过新增“中国→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关联，东亚区域价值链这种“加固三角”模式更为稳固；另一方面，逐步加强和欧洲区块的关联，这期间新增了中国和欧盟间的不稳定关联。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心环节位置尤为突出，自2010年起，以中国为中心，东联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西联欧盟，南联澳大利亚，并通过“中国→美国”、“中国→墨西哥”关联将西半球的北美连接起来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布局基本形成，至此，中国成为连接东亚、欧洲和北美的稳固桥梁和枢纽。

      3.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的主要关联：对2011年的分析

      

      分析2011年14个经济体的最大关联（见表2）可以发现，无论是前向关联还是后向关联都集中于同中国、欧盟和美国三大经济体的关联上。而且，这三大经济体之间的制造业产业关联也非常重要：如欧盟最大前后向关联经济体都是中国，中国最大前后联经济体均是欧盟，美国最大后联经济体是欧盟、最大前联经济体是中国。可见这三大经济体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链接欧美的纽带作用。表2也显示，在所有最大关联中，区块内中国经济体关联程度大多高于区块间经济体的关联。如东亚区块内台湾和韩国最大的前向关联国均为中国，关联度分别高达0.781和0.403；美洲区块内加拿大最大前向关联国是美国，关联度为0.319。区块间最大关联是“澳大利亚→中国”方向上的前向关联，关联度也仅为0.139，其他区块间经济体关联均低于0.1。

      从后向关联看，澳大利亚、欧盟、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最大后联经济体均为中国，即在需求拉动作用上这些经济体制造业最终需求的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产出影响最大，其中欧盟的影响最小（0.078），中国台湾的影响最大（0.218）；巴西、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美国的最大后联经济体均为欧盟，其中中国的影响最小（0.077），土耳其的影响最大（0.203）；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最大后联经济体是美国，关联度均超过0.2。

      从前向关联看，澳大利亚、欧盟、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美国的最大前联经济体均为中国，即在投入推动作用上，这些经济体制造业投入的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产出的变动影响最大，其中美国的影响最小（0.073），中国台湾的影响最大（0.781）；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的最大前联经济体均为欧盟，其中，巴西的影响最小（0.067），俄罗斯的影响最大（0.224）；而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最大前联经济体是美国。

      为反映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通过分析2011年中国制造业的前后向关联（表3）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后向关联最大的经济体是欧盟，但关联度仅为0.077，由前述分析可知，这种影响在所有最大后联经济体为欧盟的成员中居于末位；中国制造业前向关联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欧盟，关联度为0.080，结合前述分析，和所有最大前联经济体为欧盟的其他成员相比，这种影响略高于巴西和印度，但远低于俄罗斯和土耳其。

      结合表2和表3的分析可以看出，2011年中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居于重要地位，已经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关联最多的国家，是联系东亚和欧美的主要纽带。但是，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其他经济体通过前后向关联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较大，而中国制造业无论是通过需求拉动作用还是投入推动作用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并不大。这反映出中国尽管已经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的中心，但本国制造业的影响力较小，一般处于受影响的被动地位。

      四、结论和启示

      当今，国际分工在不断地深化和细化，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已经形成。通过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勾画发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呈明显的区块分布；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不断的演变过程中，中国已然融入其中并成为重要的中心国之一，但中国制造过多地依赖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的其他经济体；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分布产生较大的影响。

      

      本文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中国在积极融入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一方面应注重和其他经济体联系，巩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中心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的影响力，通过参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来获取更多的利益和更好的发展。毫无疑问，如果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获取技术的更新和在价值链环节上的升级，从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影响力，那么该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无疑是成功的。因此，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演化过程中，中国一方面应关注分工格局背后的利益分配；另一方面，也应重视技术创新，在后危机时代抓住国际分工格局调整的新机遇，实施恰当的产业政策激励技术升级和创造，以技术构筑制造业强国地位，提升中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的影响力。

      ①Tempest,Rone.Barbie and the World Economy.Los Angeles Times,September 22,1996,A1 and A12.

      ②Feenstra 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8,12(4):35.

      ③Linden,G,J.Dedrick,K L.Kraemer.Innovation and Job Creation in a Global Economy:The Case of Apple's iPod.Working Paper,Personal Computing Industry Center,UC Irvine,2009.

      ④Dedrick,J,K L Kraemer,G.Linden.Who Profits from Innov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A Study of the iPod and Notebook PCs.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10,19(1):81-116.

      ⑤数据来源参见：http://www.wiod.org/database/iot.htm。

      ⑥这14个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欧盟、巴西、加拿大、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台湾、美国。

      ⑦因计算结果所得数据比较庞大，所以无法在文中显示，读者如有需要请向笔者索要。

      ⑧图2中（1996-1999年）全球价值链显示，1996-1999年期间，“日本→韩国”和“韩国→中国”关联是不稳定的，从而东亚区域价值链呈现“不完全三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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