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理论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3)04-0040-06
“代”指的是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年龄和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性。不同代人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存在差异。我们把这种差异称作“代差”或“代沟”。代际差异广泛地存在于人类历史、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巨变时代中。两代人之间对社会巨变所持的不同看法，导致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矛盾和冲突，这就是“代际冲突”。把描述和研究这一社会文化冲突现象的代际理论引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来，对于深入探讨近代中国巨变时代中的思想文化冲突现象，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和思维工具。
一、有关历史上代际问题的基本理论
“代”、“代沟”和“代际冲突”等问题是社会学、文化学中经常探讨的问题。其中，人类文化学家米德所著的《代沟》一书，就是论述代际理论较为经典的著作。
1.米德把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类文化传承方式分为“后象征文化”、“互象征文化”和“前象征文化”三个类型。
“后象征文化”是一种处在社会发展迟缓、生活封闭状态下的代际传承文化，其本质上是一种长辈主导的文化。“祖辈的人把刚出生的孙儿抱在怀里，除了他们往日的生活外，他们想不出孙儿们还会有什么别的未来。成年人的过去就是每个新生一代的未来，他们早已为新生一代的生活定下了基调。孩子们的祖先度过童年期以后的生活，就是孩子们长大后将要体验的生活；孩子的未来就是如此造就的。”[1](P20-21）在“后象征文化”中，父祖辈、年长者是绝对的权威。由于在变化缓慢的社会中，经验、知识都是长年积累起来或由传统继承下来的，长者往往成为知识和智慧的化身，而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足以解决青年们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因此，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代际之间的冲突是隐性的。因为象征性价值体系是同一的，所以年青一代几乎不存在认同危机。
“互象征文化”实质上是同辈文化。互象征性起初是对后象征系统的突破。米德设定了产生“互象征文化”的几种可能方式：“或是经过一场大动乱后，全体人民，尤其是对领导地位十分关键的老年人死伤惨重；或是新形式的技术发展的结果，老年人对这些新技术不在行；或是由于迁徙到一个永远把老年人视为移民和陌生人的新国度；或是一次军事征服的后果，屈服的人民不得不学习征服者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或是改变宗教信仰的结果，成年的皈依者试图培养儿童去体现新的观念，而他们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未曾有过这种经历；或是有目的地搞一次革命，为年轻人引进一种新的、不同的生活方式。”[1](P43-44）米德的语境中包含着描述社会巨变的深刻含义，即“互象征文化”是在社会迅速巨变、传统文化发生断裂或人们赖以依存的象征性价值体系受到破坏、受到怀疑的时代条件下才出现的。在“互象征文化”中，年轻一代的经验与他们的父母、祖辈和社会中年龄较大成员的经验有着极为显著的不同。由于年轻一代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环境已与父辈祖辈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他们的长辈不能向他们提供与其年龄相适应的生活模式或应付挑战的经验、智慧，于是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新的形式，并向同代人提供榜样。
必须强调的是，在互象征文化中，老年人仍然处于支配地位。他们树立典范，规定限制范围，年轻人的行为中所表现的互象征性不得超出这些范围。由老年人所主导的传统价值标准仍然具有决定意义。然而，年轻一代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或为了回应新时代的挑战，传统的经验已不足为训，为此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价值判断系统和行为方式并逐渐与老一代形成“代沟”。
“前象征文化”是晚辈文化。米德认为，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的变迁具有“不可逆性”。特别是上个世纪40至60年代以来，计算机的发明、原子裂变与聚变在军事和民用领域的成功应用、对行星表面的探险、知识爆炸以及无线电、电视的发展，促成了真正的“世界共同体”的出现。对新事物的接受与反应以及不同群体的自我认同，使老一辈越米越“边缘化”。同时新一代越来越处于新兴文化的主导地位。因此，前象征文化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在接受和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科技巨变中老一辈变得无能为力，而年青人却游刃有余，并挑战传统价值体系；二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反哺”，即老年人也向年轻一代学习，真正尝到了“落伍者”的滋味。
2.社会巨变是代沟以及代际冲突出现的前提条件。
“代”分为自然“代”和社会”代”两种类型。自然的“代”就是人的辈份关系，而社会的“代”则被赋予了社会和文化内涵。从自然属性上看，人类一代一代的延续、父辈子辈的形成是自然天成的，而社会的“代”则是时代和文化塑造而成的。每代人所处时代的不同，导致“代差”的形成。不过，严格意义上的“代沟”一般只出现在巨变的社会条件下。因为在变迁缓慢的社会中是不会或很少出现代沟的，更不会出现代际冲突。在停滞社会的时间流程中，人们可以预期的未来社会不过是过去社会的“复制”和自然流淌，一切伦理道德、文化习俗、社会规范、价值体系都是固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年轻一代只要通过学习就可以应付他们面对的一切。长辈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作为青年一代的榜样，其自身也是知识和智慧的化身。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是不会产生两代人的冲突的。
然而，在巨变的社会条件下，传统社会规范、价值体系受到冲击并发生断裂。当年轻人面临着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或是一个全新社会，而过去从父辈那里学来的经验又不足以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时，他们就不得不在同辈中寻找经验和认同，从而获取了与祖辈完全不同的知识和经验，形成“代差”或“代沟”。米德列举的不同辈人在移民国家中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
3.通过研究历史上“代沟”与“代际冲突”这种社会文化现象，可以借助于代际理论这一学术工具，更深入地解析社会，揭示其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
每一种历史文化现象都有其产生的深刻原因。“代沟”及“代际冲突”作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具有不可逆转性，也就是说，人类科学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持续进步，使每代人所置身的环境总是不同，由此，不同代人对社会变化的感受势必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尽管这种“代差”在不同国度、不同社会背景下所表现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代差”的普遍存在却是相同的。代际理论作为专门阐述“代”及“代际冲突”的形成机理和表现方式的一种理论学说，在解释近代社会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代沟”方面具有普遍适用性。就像阶级分析学说从人们的经济地位、占有并运作财富的情况来对人进行分类研究一样，代际理论则是从技术革命、社会急剧变迁给不同辈份的人群可能带来不同的感受、认识和选择方面的可能性进行分类研究。尽管有其自身理论局限性，但其针对性却是很强的。社会思潮往往是特定的时代趋向在思想上的集中反映，运用代际理论不仅能够分析并澄清在同一阶级阵营中不同辈份的人们之间在思想上存在的差异——“思想代沟”，而且还能找到产生这种“思想代沟”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根源。
二、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引入代际理论的有效性
1.中国近代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出现了代际理论所论述的从“后象征文化”时代进入“互象征文化”时代的历史趋向。
中国自晚清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封建制度偏安一隅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旋涡已不可避免。因此，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分界，如果说此前的中国社会处于相对封闭或停滞状态的话，那么以后的中国则为世界大潮所激荡，开始了急剧的社会变迁。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社会形象地描述为“后象征文化”时代。因为中国前近代社会具备了“后象征文化”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对中国封建社会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迟缓，梁启超曾有过较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者，世界中濡滞不进之国也，今日之思想，犹数千年前之思想；今日之风俗，犹数千年前之风俗；今日之文字，犹数千年前之文字；今日之器物，犹数千年前之器物。”[2](P59-60)他又说：“斯密亚丹《原富》，称元代时有意大利玛可波罗游支那，归而著书，述其国情，比较今人游记，殆无少异。吾以为岂惟玛氏之作，即史记汉书二千年旧籍，其所记载，与今日相去能几何哉？”[3](P55)近代的思想、风俗、文字、器物竟与二千多年前无多大差别；二千多年前成书的《史记》、《汉书》上记载的事物与二千年后的事物竟无多大变化，这不能不说进步太缓慢了。因此，在这种近乎停滞的社会中，是不会出现“代沟”和“代际冲突”的。封建专制制度、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价值观、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一切都被固定下来，成为整合社会的巨大力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只要习得并遵从这些圣训和祖上的教条，就可以适应社会、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
然而，打开国门以后，大举进入的西方近代生产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具体表现为新事物的大量出现和新思想的层出不穷。如西式服饰、西式娱乐、新闻报纸、新兴职业、新式学堂、留学运动、西式婚礼和文明结婚浪潮，尤其是西方的新兴科学和自由平等观念的流传，这些共同构成近代社会中与传统并行的另一类社会现象和文化景观。八股试贴与新式教育并行；皇袍马褂与西装革履同行；君主专制、三纲五常与民主、自由、人人平等观念共生；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并存。传统价值体系的单一性、整合性和神圣性不复存在，固有文化的板块出现了断裂，植入了新的外来的因素。由于时间浓缩、变动剧烈，所有这些都是老一代过去的经历中所不曾有的，两代人面临着全新的世界，而老一代过去的知识和经验不足以使青年一代应对巨变时代；同时两代人面对巨变时代、面对外来新生事物开始出现分歧；尤其是在中西文化的认识上出现了“思想代沟”。所有这些现象表明，中国近代社会已由“后象征文化”时代进入到“互象征文化”时代。因此，运用代际学说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层出不穷的中国近代思潮，非常适用。
2.在中国近代巨变历程中曾出现了很多“代”及“思想代沟”。
纵观百年近代思想史历程就会发现，其表现为鲜明的思想递进性。梁启超作为近代人曾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把他所经历的中国社会巨变分为三个时期，把洋务运动算作第一期，把维新变法运动算作第二期（由于认识上的原因，他没有提到辛亥革命），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算作第三期，并论述了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和思想特点。他概括地讲道：“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排。到了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躺一躺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4](P45)梁启超虽然没有明确用“代”的概念去分析晚清思想界的变迁，但他客观上却指出近代思想史上的“代沟”问题。
我们可以更明确地把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人物分为三“代”，即洋务派、维新派（含革命派）和新文化派。每一代人不仅有其代表性人物，而且每代人之间还存在着鲜明的思想差别即“思想代沟”。洋务派主要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他们承认西方器物层面的先进，主张设厂制造、购入引进。他们相对于老朽顽固、不思进取的封建遗老，算得上是开新的一代。其中最典型的是作为上述人物的幕僚或助手的一批人如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他们不仅大力主张向西方学习，还主张君民共主，赞赏西方的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度，积极倡导商战、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维新派则是更激进、更资产阶级化的一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是这一代的主要人物。他们不仅聚集起来要求政治上的权利，主张中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而且还批判洋务守旧派，广泛倡导社会变革，大兴移风易俗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是这一代中更激进的代表，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是这一代人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广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还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他们发动多次起义，力图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年轻一些的革命志士多为留学生或新式学堂的学生。
新文化派则是远较维新派及革命派更为激进的一代。他们大多是留日、留美、留欧学生，也有很多是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胡适、李大钊、鲁迅、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是其代表人物。他们沐浴过欧风美雨，盛赞近代欧美的科学文明，主张从文化上彻底改造中国。其中不仅有主张提着灯笼沿街寻找超人的反传统主义，更有主张全盘西化的言论。从思想史上看，五四新文化派与守旧派的辩论最能体现近代的代际冲突，而思想上的代沟也更加明显。
3.在近代思想史中既存在着共时性的文化冲突，也存在着历时性的文化冲突，例如，同时代不同辈份的人对于中国社会变迁、中西文化产生不同的看法，不同时期的人们由于经历上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思想差异和价值判断，对此，用阶级分析方法难以得出满意的答案，而用代际冲突理论就能给予很好的阐释。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方法论上的问题。如关于洋务派和维新派之间思想上的差别，我们应用阶级分析法去研究就比较有效。因为他们分属不同的阶级集团，洋务派是封建阶级阵营中的开明派或务实派，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器用文化，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制度；而维新派则是具有西学背景、在思想上接受近代价值观念、在阶级属性上已资产阶级化了的一代。因此他们的所思所想都是如何使中国走出中世纪，建设近代国家，挣断封建束缚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文化教育事业。不过，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维新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差别，恐怕就难以得出满意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运用代际理论对此进行分析就非常有效。顽固派和洋务派虽然都出自封建统治阶级阵营，但由于他们的经历不同或自身认识的角度不同，他们对中西文化、近代国际关系及国家前途命运的认识，自然有所差异。而这种差异绝对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而造成的。
同样地，维新派与新文化派同属于资产阶级范围，他们两代人之间的思想差别主要是由时代差别和自身认识上的时代局限性造成的。这方面只要详细地考察清末民初的社会背景就很容易理解。
更须强调的是，代际理论不仅能够用于同一阶级阵营中不同代人之间思想差异产生机理的分析，而且还能用于不同阶级不同代际之间的思想差异的分析。因为不同阶级的人产生相同的思想认识、同一阶级的人产生不同的思想认识，在逻辑上都是成立的。因此，在这种复杂境况下越发显现出代际理论的有效性。
三、关于近代中国代际差异及代际冲突之个案论证
从个案研究角度看，发生在曾国藩和曾纪泽父子之间、康有为与梁启超师生之间的认识差异和思想冲突，可以看成是近代思想史上代际冲突最典型的案例。
1.曾国藩、曾纪泽父子之间的代际差异。
曾国藩、曾纪泽父子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曾国藩是由传统士大夫向洋务派过渡的人物；曾纪泽则是由洋务派向维新派转化的人物。父子俩在家庭教育及个人修身、对西方的认识、对建设近代国家的思考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因此，发生在曾氏父子之间的这种“代差”可是看成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代际差异或代际冲突的一个典型个案。
第一，曾氏父子之间的代际差异具体表现在家庭教育及个人修身方面。曾国藩在家庭教育上主张“以耕读二字为本”。[5](P439)“曾国藩常常教育儿子继承父祖之业，恪守耕读家风”，“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5](P555)认为这是本家族维持家道不败长盛不衰的根本。曾国藩总结祖父的八字诀：“书、蔬、鱼、猪、早（起）、扫（屋）、考（祖先祭祀）、宝（亲族邻里，时时周旋）”，“拟即写屏上……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5](P338)并将其作为督责儿孙的座右铭。曾国藩提出的耕读教育是封建乡绅地主式的教育，也可以看成是为适应小农经济状态下的生存而提出的生产、谋生之道，与其所强调的修身如“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德”互为体用，其目的是使自己更好地适应封建社会，保全自己，避免灾祸。
曾纪泽作为曾国藩的长子不可避免地受到父亲相关思想的影响。但是他有很多与父亲不同之处。从修身及个人爱好角度看，曾纪泽不仅潜心西学研究，而且还收集西洋各种器具及新科技媒体，表现出崇尚现代科学的心情。此外，他通晓英语这一点也是乃父所不具备的。他的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文学、戏剧、音乐、美术、书法、篆刻、收藏、摄影、棋类，几乎样样皆通。他在弹琴奏乐之外，还通晓音律，经常自写曲子，教给子女，自娱自乐。同治八年在保定时，他还撰写出一部《音乐考》。他不仅研究中国古代音乐，还对西洋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欧洲，他学习五线谱，演奏洋琴、大风琴、钢琴等西洋乐器。他能用西乐谱成“华祝歌”，足见他对西洋乐理有一定研究。他还喜欢西方艺术，生活情趣丰富而广泛，他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此外，出使西欧总要入乡随俗，公使夫人也须遵循国际惯例的要求。因此，他还引导夫人学习西方社交礼仪，亲身示范，并教其日常英语会话。
他对子女已放弃耕读教育，主要施以西式教育，他的儿女在欧洲生活、读书，一如西人。他亲自教儿女们英语、数学、音乐、书法、诗文和经史典章。其女儿曾广珣能用钢琴演奏各种西洋曲目，有时自己患病休假，要女儿为他弹奏钢琴曲。回国后，在给儿子请塾师的同时，仍不放弃让其学习英语，特聘请教授得法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夫妇为师，期望下一代成长为中西合璧的现代人才。
第二，曾氏父子之间的代际差异还集中体现在对西方的认识上。鸦片战争刚刚发生时，曾国藩才开始他的京官生涯。与其他官员一样，他毫不怀疑清王朝“天朝上国”的地位与实力，对于制造麻烦的“逆夷”十分厌恶，盲目地认为如果英国人敢于北上，滋扰天津，必将落个“片帆不返”的结果。[6]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开始间接接触洋务，但仍摆脱不了“华夷之辩”思想的束缚，对外夷“嗤之以鼻”。1856年，曾国藩从郭嵩焘那里听说《瀛环志略》中介绍的英国种种情况时，颇不以为然，认为是徐继畬“张大英夷”。总之，从1840年曾国藩步入政坛到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曾国藩对于西方国家一直很蔑视，以谈“夷狄”为耻，不承认西方有优于中国的东西。
尽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身在江南“剿逆”的曾国藩亲眼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不得不承认西方船炮之利，以后逐渐改变了原有的对“夷狄”和“洋务”的蔑视态度，“以不知夷情为大虑”，开始认识西方、了解西方、学习西方，走上了“借法自强”学习西方的道路，成为最早的洋务派代表，但他最初提出的学习西方船坚利炮的思想就带有“剿发逆”、“勤远略”的双重目的。在他看来，中西之间确实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可这个差距并不大，中国完全能够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在他逝世前二年，又提出了“力保和局”的思想。虽说曾国藩对西方的认识不断发展，体现了他这一代人面对“变局”的困惑以及应对的思想轨迹，但总的来说，曾国藩学习西方只是应急性的，具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并没有从文化价值观层面上接受西方。在这一点上曾纪泽与乃父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
当然，曾纪泽作为曾国藩的长子在对外认识上不可能不受乃父的影响。他踏上仕途是在1877年，这时洋务思潮在开明官员中已很流行。因此，他一开始就达到了乃父的认识高度。他在1870年9月19日写给其父的信函中说：“男近年每思学问之道……将来欲拼弃一二年工夫，专学西语西文。学之既成，取其不传之秘书，悉译其精华，察其各国之强弱情伪而离合之，此于词章经济似皆有益也。”[7](P1019-1020)这说明他在这时就已决心通晓英文并向国内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然而，也许是由于时代的原因或者两代人认识上的差异，在对西方的认识上，曾纪泽比乃父更具有世界眼光，更加理性。当然长达八年多的出使生涯无疑使他的一些想法更加成熟。
他认为，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正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必须对此加以正视。他承认西方也是文明礼义之邦，不能因为文化差异而加以蔑视或否定，他说：“彼诸邦者，咸自命为礼义教化之国。平心而论，亦诚与岛夷社番、苗瑶僚倮情势判然，又安可因其礼义教化之不同，而遽援尊周攘夷之陈言以鄙之耶？”[8](P194)他在旅欧日记中尽管避免表露出对西方文明赞叹的感情色彩，怕重蹈郭嵩焘的覆辙，但从他的客观记载来看，他对西欧社会各个层面都进行了仔细考察。在他的笔下不仅有对巴黎之繁荣的描述，而且还有对人民的生活方式的介绍。他还关注英、法等国实业的发展。在英国时，曾纪泽专心考察访问了各种门类的工厂和公司，如伦敦的印刷厂、画报局、官办银行、乌里治炮局、阿模士庄军工厂、伯明翰的橡皮局、铸钱局等，对其优良设备、先进工艺均产生良好的印象。他还特别留心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为了调查西方的议会制度，他多次亲临英国上、下议院“坐听议事”。这些在他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都有记载。这说明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国民的权利与地位有相当了解，并且十分仰慕西方的政治制度。光绪六年（1880年）二月他在伦敦写给丁日昌的信中就曾说：“纪泽自履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羡之圾，愤懑随之，然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属而和者几人，只能向深山穷谷中一唱三叹耳！”[8](P171)“一唱三叹”说明他向往西方民主政治，深知在中国行不通，只能对着深山空谷呐喊，排遣胸中郁闷而已。总的来看，曾纪泽议论西方民主政治比较含蓄。论客观因素，他是出使大臣，公服朝珠代表清朝政府，不能像何启、胡礼垣那样公开提倡行立宪；加上宦海悠悠，有郭嵩焘因推崇西方民主制被搞得“声名狼藉”的先例，他本人也曾因仰慕西学、赞扬西方富强之术，被诋毁为背叛孔教，因而当然要小心为佳。再加上受父亲曾国藩影响，恪守着忠恕之道，要树立一个忠臣形象，就不能逾越政体雷池一步。这也是我们今天对曾纪泽在政治思想上较为含蓄的理解。不过，从总体上看，在对西方的认识上曾纪泽比曾国藩更全面也更深刻，对西方文明的接受程度也更进一步，如他支持修筑铁路，积极参与国内近代化事业等行为都可作为证明。他从洋务派逐渐迈向维新派的趋向已十分明显。
此外，从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和曾纪泽办理伊犁交涉事务相比较，可以看出，曾纪泽对近代国际关系的认识、对形势的判断和利用各国矛盾等方面都远较其父更为深刻。
从总体看，曾国藩与曾纪泽父子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这种代差不仅表现在个人修身及家庭教育上，也表现在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对中外关系以及具体事务的处理上。从曾国藩19世纪40年代开始京官生涯到1872年去世为止的这段时间正是近代中国大变局的时代，与此相适应，其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无论怎洋变，他维持封建专制制度、维持程朱理学之体的立场始终没变，他提倡西学，但强调封建纲常礼教永恒不变。他引进西洋先进工业技术，但却把它们纳入到封建官僚制度的体制中去运转。这些都与曾纪泽不同。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落后性是不言自明的。曾纪泽的政治生涯是从1877到1910年间，这是曾国藩不曾经历的时代，中外关系、中国社会都较曾国藩时代更加进步。再加上曾纪泽使西八年的经历，使他较父辈的认识更进一步。在曾纪泽那里，保存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是爱国的问题而不是体制上的问题。他主张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走中西合璧之路是他的最大理想。当然，曾纪泽没有像维新派那样，明确地举起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旗，他没有赶上那样的时代，但就他一生所经历、所从事的事业来看，已经处处表现出与其父辈的不同，体现了巨变时代对两代人的不同影响。
2.康有为、梁启超师生之间的代际冲突。
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因发动清末维新运动而知名，被时人称作“康梁”。他们之所以成为师生，不仅是因为他们之间有年龄上的差距（康有为长梁启超15岁），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对梁启超的思想、学识以及人生经历都产生过重要影响。1890年秋，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决然舍弃旧学”，走上了与康有为一起从事维新变法的道路。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前，梁启超基本上接受、传播、发挥老师的观点，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的许多言论也往往要比康有为激进。例如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期间就大讲特讲民权、民主问题。自从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鼓吹反满革命起，他就与乃师康有为存在着明显的“思想代沟”。康梁之间的冲突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代际冲突的又一典型个案。
第一，康梁之间思想上的代际冲突具体表现为保教保皇与非保教保皇的冲突。戊戌政变后，梁独树一帜，叛逆康师，高唱革命破坏主义，宣扬反满，与孙中山谋联合，甚至欲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与康有为发生激烈争论。康有为以保救光绪、反对慈禧和抵制革命为宗旨，而梁启超却不主张成立保皇会，梁启超的《清议报》也始终不刊登保皇会文字。十三太保与孙中山谋求联合并请康有为告退之事，标志着康梁冲突的公开化。
康有为主张保教尊孔，而梁启超却摆脱传统的儒教，反对尊孔保教。这种分歧自1895年左右就开始了，梁在时务学堂讲学后期就逐渐放弃托古改制之说。变法失败后，康坚持保皇、保教主张，梁则在政治思想及学术见解上与康发生公开分裂。1902年他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全面批驳康有为的尊孔保教言论。指责保教的最大罪过是妨害“思想自由”，认为这是“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2](P56)他在该文的结尾中还说：“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2](P59)表明了自己坚决的态度。他自己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由于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逐分。”[9]
第二，康梁之间思想上的代际冲突还表现在主张暴力与反对暴力的冲突。康认为应当开民智，不应当言民权，梁认为欲开民智，必须先给人民自由、民权；康主张服从，反对自由主义，梁则反对“奴隶性”，坚持自由、自主。梁启超认为面对清王朝的腐朽，即使“召吾党归而用之，而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10](P286-287)康有为接到梁启超倡言革命的信后，又接到欧榘甲等人倡言革命的信，认为自己的学生背叛了自己，忿恨地说：汝等“叛我”，“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11](P157)这表明康与弟子们的思想冲突非常激烈。梁启超也不否认自己与乃师的思想差异。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函札数万言。”[9]此外，梁康之间还存在着共和与君宪、开新与复古等方面的论争。
那么，康梁师生之间为什么会出现“思想代差”呢？是不是两人代表的阶级属性发生了变化？或者两人有什么历史恩怨？可以肯定地讲，这些都不是。对此只能从近代社会巨变中寻找答案。康梁思想发生重大分歧的时间发生在20世纪初年，当时中国正处于从数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向近代民主社会转型过渡时期。尽管戊戌变法被镇压，但资产阶级宪政思想已广为传播，社会中新生事物不断成长，同时，清王朝更加腐朽，封建大厦已摇摇欲坠。因此，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社会制度的改造，就成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思想家们所共同关心、共同选择的问题。仅就康梁来说，由于两人的经历不同，故而思维方式以及对新生事物的反映也有所不同，这就必然导致分歧。可以肯定，他们之间的分歧是两代人之间“代”的分歧，即表明师生二人存在着“思想代沟”。梁启超在论及自己与康师分歧的根本原因时说；“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时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9]他不拘旧说，经常“彷徨求索”新知识，他的认识及主张，在“求索”中发展变化，并以其特有的胆识，敢说敢做，这与“太有成见”的康有为，不能不发生分歧。
其实，若将其放到中国近代巨变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梁启超所表述的正是师生二人之间的代际冲突。作为年长者的康有为，其价值观早已定型，对风云变幻的晚清政局已有固定的认识，不为新时尚、新思潮所为；而年轻的梁启超思想活跃，喜欢接受新事物，对守旧腐朽的清王朝主张用激进的方式加以改变，思想变化快，常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启超这种风格恰恰体现了年轻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晚清巨变时代的价值选择倾向。
除了上述两例比较典型的案例外，在近代思想史中还存着群体形态表现的代际冲突。如维新派代群与洋务派代群的冲突；五四时期新文化派代群与维持封建纲常伦理的国学派代群的冲突；在革命派内部由年轻的留学生组成的欧化派代群与年长的国粹派代群之间的冲突……由此展开了近代思想史上各种思潮流行、交锋的动人景观。总之，在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变动剧烈，西方新式生产生活方式蜂拥而至，中外冲突，新旧冲突，各种矛盾全面展开。人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生存压力、文化认同压力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大。同时，人们的阶级、阶层分化加剧，生存目的、选择目标不一。这些现象既给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同时又给研究者在解释上、梳理上带来了困难。代际理论解释某些历史现象固然有效，但不是针对所有历史现象都有效。比如有些人尽管年轻但也保守，跟不上时代步伐；有些人年长者却很开明，其思想往往能与时代同步。但从总体上来看，年轻人总是趋向开新，年长者总是倾向保守的。只要看一看近代思想家的年龄与其思想轨迹的互动关系就一目了然。近代中国发生了几次大的社会变革，其阶段性十分明显，从而也相应地形成了几个大的代群。从时间流程上看，人们的思想总是不断地由保守走向开放、由守旧走向趋新，各代群之间既有思想上的继承性，也有思想上的创新性，从而推动了近代思想的进步和发展。研究、比较不同群体在巨变时代条件下的思想差异并探讨形成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代际理论自有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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