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藏佛教异同辨析 *
苏鲁格*
(内蒙古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8)
[内容提要]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蒙古佛教就是藏传佛教，蒙文《大藏经》即为藏文《大藏经》原封不动的译本。这种说法似乎已成定论。其实，佛教传入蒙古之后，即在特定的草原气候环境、萨满教思想文化氛围中孕育成长起来，融摄了萨满教的名词概念、祭祀仪轨、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这就决定了蒙古佛教从内容到形式都迥异于藏传佛教。自十三世纪伊始，古印度佛教、回鹘佛教、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先后传入蒙古。构成了蒙古佛教的多元文化奇观。蒙文《大藏经》中不仅有译自藏文的经卷，还收纳了直接译自梵文、回鹘文和汉文的佛经。这些佛经的跋文中有详细介绍，与史籍记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蒙文《大藏经》绝非藏文《大藏经》原封不动的译本。
[关键词] 蒙藏佛教 异同辨析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蒙古佛教就是藏传佛教，蒙文《大藏经》即为藏文《大藏经》原封不动的译本。这种说法似乎已成定论。
其实，任何宗教在异质文化区域中传播，必然导致两种文化在深层次上的冲突与交融，异族文化区的人会抵制同它的民族宗教或传统文化相抵触的宗教。为了克服对方的抵制，传教者总是寻找文化上的认同及宗教观念上的相似点，加以比附，使对方易于接受外来的宗教，这样就由吸取本土文化导致外来宗教的变异。
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指出，佛学有两种，一种是中国的佛学，另一种是在中国的佛学。前者是指由中国人发展和创造起来的佛学；而后者则是中国人译传过来的印度佛学。同样，所谓蒙古佛教，是指由蒙古民族发展、改造和创新佛教，而非翻译过来的藏传佛教。
互联网金融面临着传统金融具有的业务风险。一方面是流动性风险，资金的流动性决定了金融业务能否平稳有序地开展，传统金融通过准备金制度等来保证资金的流动性，而互联网金融由于针对资金外流没有有效地规制方法，使得资金的流动性缺乏保障，近年来大量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由于资金链断裂而倒闭，导致流动性不足的原因包括期限错配、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不符和违规建立资金池等。另一方面是市场性风险，由于互联网金融采取线上信息披露，容易产生投融资各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加之部分投融资主体利用平台发布违规信息，缺乏道德素养进行诈骗，使得平台内的金融项目可靠性大打折扣。
一、蒙古佛教的萨满教化
蒙文佛经中将“帝释天”译作“霍尔穆兹达”。这个“霍尔穆兹达”是蒙古萨满教的善界最高神。在蒙古萨满教的祝赞词词中不断出现“西方的55尊天神之首领霍尔穆兹达”，“西方的五十五尊腾格里天神为善神，他们的首领是霍尔穆兹德。东方的四十四尊腾格里天神为恶神，他们的首领为阿达·乌兰。”
“霍尔穆兹达”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善界最高神、光明世界的主宰。
琐罗亚斯德教于公元前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在波斯东部创建，3世纪中叶被波斯萨珊王朝奉为国教，并在中亚和西亚一带广为传播。6世纪传入中国，隋唐时期较为流行。史籍中称：“祆教”、“火祆教”、“拜火教”。
琐罗亚斯德教认为：原始之初，宇宙间就存在着善与恶，亦即光明与黑暗两大本原。二者“孪生并存”，原本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光明世界的主宰是霍尔莫兹达，黑暗世界的魔王是阿赫里曼。
学霸寝室是高校学风建设中的稀有资源，对高校学风建设弥足珍贵，经过充分开发应用，可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学风建设中，要将学霸寝室的发掘、打造和宣传融为一体，让学霸寝室成为学风建设的启明星。同时，学霸寝室也要有高度责任感，主动帮助后进寝室，在帮扶中提升自我政治素质，成长为政治修养高、综合素质强的寝室。
苏联学者谢·亚·托卡列夫认为：琐罗亚斯德教“是种种古代宗教中极为罕见的现象。综观中国、日本、印度三国的宗教，这种二元论无迹可寻；而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宗教中，也无非是微露端倪。二元论如此引人注目，堪称伊朗宗教几乎有异于世界一切宗教的特征。”(1) [苏]谢·亚·托卡列夫著，魏庆征译：《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第374页。
由于琐罗亚斯德教的传入，二元论被引入蒙古萨满教。蒙古萨满教的众多神灵，分为西方的五十五尊天神为善神和东方的四十四尊天神为恶神，琐罗亚斯德教光明世界的主宰霍尔莫兹达被原封不动地请进了蒙古萨满教的万神殿，成为蒙古萨满教的善界最高神。
东方的四十四尊腾格里天神为恶神，他们的首领为阿达·乌兰。在九十九尊腾格里天神属下还有一大群被称为“哈特”的僚神，随着众腾格里天神的分裂，众哈特也被归属到两大对立的营垒之中。以霍尔穆兹达为首的西方55尊天神代表着光明、善良、正义、正直、洁净。以阿达·乌兰为首的东方44尊天神代表着黑暗、邪恶、虚伪、狂惑、污浊。(2) 佟德富、乌兰察夫、苏鲁格主编：《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蒙古族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625页。 ”
唐代段成式撰《酉阳杂俎》云：“突厥事袄神，无祠庙，刻毡为形，盛于皮袋，行动之处，以脂苏涂之；或系之竿上，四时祀之。”(3)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 可见突厥人唐朝时期已信奉琐罗亚斯德教。而且，这与蒙古人“用毛毡作成人形偶像…用从畜群和母马身上初次挤下来的奶供奉这些偶像。”(4) 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31—32页。 及“以竿悬肉祭天。”(5)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蒙古秘史》校勘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212页。 的蒙古萨满教祭祀形式如出一辙。
琐罗亚斯德教何时传入蒙古已无从考证，与蒙古交往频繁的突厥人很可能是这种外来宗教传播的重要媒介。我们从现存的蒙古萨满教资料中看到，蒙古萨满教由早期的多神崇拜发展为“二元神”观念，与琐罗亚斯德教的传入不无关系。
恩格斯说：“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5—66页。
随着蒙古诸部的统一，蒙古萨满教中出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蒙客·腾格里”(长生天)。在产生和存在二元论观念的社会历史原因消失以后，“霍尔穆兹达”并没有随着二元论观念的消失而消失。它不但长期存在下来，而且对人们的精神生活继续产生着影响。
总之，不管是党委还是政府，也不管是哪个地方哪个部门，都要把着眼点放在经常性工作方面，都要找到自己“应该经常死死抓住不放的事情”。每个部门、每个人的经常性工作都“到位”了，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兴旺发达。
更为重要的是，“霍尔穆兹达”又以“帝释天”的名分被请进了佛教的万神殿。这是蒙古佛教萨满教化的重要标志。
“帝释天”，音译“释迦提桓因陀罗”，本为印度教之神，被纳入佛教后，成为保护佛陀、佛法和僧伽的守护神。
斋牙答思，畏兀儿人，通显密教讲经律论沙门即三藏法师。任证西天语，即核对梵文。(30) 黄明信著：《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 《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第7页。
据藏文古籍《萨迦世系谱》记载：“贡噶坚赞在原先回鹘诸善知识大德给阔端讲解佛法的基础上，使阔端圆满地领悟了佛教教义。”(24) 昂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谱》，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藏文版)，第126页。 可见，回鹘佛教传入蒙古早于藏传佛教。
总之，学术论文摘要作为信息来源，是论文学术质量的反映，成为介绍或了解国内外学术成就非常有效的途径。学术论文摘要的翻译应遵循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应按照英文摘要的普遍标准和特征来进行翻译。
“愿获得至高无上的伐折罗陀罗的神圣地位、成为众生的永恒的救主和一切美德的赐与者，揭示万物义蕴者中的唯一光荣的至尊的释迦牟尼保佑这三个世界。(7) 三个世界：佛教所说的“三世间”。
我谨顶礼膜拜大腾格里，(8) 大腾格里：蒙古萨满教之天神。 ………。
我以对三门的异常恭敬的礼仪，向我至高无上的喇嘛跪拜。他的法力无边，甚至他的脚扬起的尘埃也可以作为许多智者前额上的装饰；他的业绩……增光，他的惊人的建树使那些最强大的智者陷于痛苦之境；他为众人巧妙地画出胜利者的古老的金色图画……从事说法、辩论和撰述的活动，和所有的胜利者完全相似。愿他保佑今世的一切生灵！
以致于，阿勒坦汗为了排除蒙古官民对佛教的抵触，不得不制定一部法典，为佛教的传播保驾护航。
愿命运从长生天(9) 长生天：蒙古萨满教之最高神。 派遣下凡的岱明成吉思车臣汗君临所有的腾格里和一切生灵之上，他虔诚地祭祀和礼拜了尽善尽美的佛祖、圣教和主持圣教的高贵的呼瓦拉克们，特别是释教大喇嘛们的支柱、有凡人之身的曼殊师利。
回归践行以人生为中心的教育本源是我们作为教师应有的追求与担当，在现实的压力与迷茫中，要坚持这样的追求无疑是一种考验。我们需要修炼自己的内心之魂，用坚定的行为追寻理想，做一名不仅能钻研教法技术，更能研究人和育人的优秀历史教师，让我们的教学能造就时代需要的“人”。
2.3 Hsp90α对肺癌诊断价值评估 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浆Hsp90α在肺癌诊断中的最佳临界值为61.37 ng/mL，当以最佳临界值作为cut-off值时，其灵敏度为93.10%，特异度为62.50%，ROC曲线下面积为0.857。表明Hsp90α检测在肺癌诊断中具有较高的灵敏性，在肺癌早期诊断中具有一定临床意义，见图3。
我合掌祈祷，向具有十大本领的能者撒上赞颂的花朵。他的脚指甲作为珍宝装饰在一百个腾格里的冠冕上。
因此，为了传播最纯洁的德行的精华和引起智者的欢悦，我以赞辞的花朵作最隆重的言词的献祭。”(10) 〔俄〕啊·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张梦玲、郑德林、卢龙、孟苏荣、刘汉明译：《蒙古及蒙古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第二卷，第460—463页。
由此可见，蒙古佛教将蒙古萨满教的霍尔穆兹达、长生天、大腾格里统统纳入了佛教的万神殿。
十六世纪后期，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同样遇到巨大的阻力。据《蒙古源流》记载：“阿勒坦汗年七十六岁，身患重病，外形体消减，内气尚未绝之际，蒙古勒津、土默特之众诺延官员等私相商议：‘此经教(指佛教)所谓之益何在？既无益于大汗之金命，此后又有何利益？皆此等喇嘛欺诳也，今当弃除之。’”(11)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出版(蒙文版)，第461—467页。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首起于泰铢大幅贬值，之后迅速蔓延至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中国香港等地，造成各主要货币大幅贬值，同时各地股市恐慌性下跌，继而冲击实体经济，造成大量失业甚至是政治动荡。其中，香港虽有波及，但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支撑，最终顶住压力，香港金融市场得以稳定。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作出人民币不贬值承诺，提振了东南亚各地区的信心，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在本次危机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阿勒坦汗法典》明确规定：一切大、小官员和民众都必须拥护佛教，“佛教戒规之帛结如不坏金刚，世间法律如牛轭大金山(12) 牛轭大金山：佛教传说中的七金山之一，形如牛轭，故称“牛轭金山”，亦称“第二金山”。 ，遍及广大国土的政教二法规之中，法律系统中之大小法律条款都是按照怎样妥当就怎样制订的。汝等作了蒙古四十部落之首领，尔等五首领及一切大、小鄂托克[之官员和民众]应铭记于心，倘若不铭记或排斥、藐视之，则必将按照阎魔狱主之指令，以政教二法规严厉制裁。”(13) 苏鲁格：《蒙古族宗教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27—128页。 “勃(14) 勃：蒙古萨满教之男萨满。 、额秃根(15) 额秃根：蒙古萨满教之女萨满。 占卜、作法者，[被占卜或作法之人]死，杖一，罚牲畜九九；未死，免杖，罚牲畜九九。”(16) 苏鲁格：《蒙古族宗教史》，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31页。
本文主要利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从“策略主义”视角对地方政府应对钉子户抗争的行动逻辑进行实证分析与理论解读。通过对江苏省A市J、X、S社区三种类型钉子户的实践考察，研究发现，在新时代社会转型发展期，地方政府更多是应用一系列“软手段”回应钉子户的抗争行为，包括：妥协让步、间接动员、参与调解。这种“软手段”本质上是一种“不问过程只求结果”的“非正式策略”，体现的是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地方政府“避免出事”的治理理念，以此为准则，由此形成了一套地方政府在新时代基于“不出事”的治理术。
另据藏文古籍《蒙古政教史》记载：“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阿勒坦汗、苏密尔洪台吉、顾实巴克什等人一同来到大集会中央，洪台吉讲话，顾实巴克什作翻译，宣布：“汉、藏、蒙均须依止十善法。(17) 十善法：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和不邪见。 不许为死者杀生。不许殴辱着僧伽装束者。火焚‘翁公’(18) 翁公：用毛毡、丝绸、木块或青铜等制成各种形态的偶像，这就是蒙古萨满教独具特色的翁衷崇拜。 偶像及年、月之祀奉，不得为之杀生，以六臂护法身像代替翁公”(19) 〔清〕耶喜巴勒登著，苏鲁格译注：《蒙古政教史》，民族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第57页。
藏传佛教靠着蒙古汗王的庇护在蒙古立住了脚，但是，藏传佛教为了顺应蒙古传统思想文化氛围，不得不以佛教的教义巧妙地统驭萨满的轨仪，以佛教的六臂护法身像代替萨满教的“翁贡”，以佛教的观念附丽萨满教的祝词，随着时间的稚移，一代一代的蒙古族僧人和译师逐渐给蒙古佛教增添上了一些萨满教的东西，例如，蒙文《甘珠尔》中，一般在篇、卷之末，附有蒙译者题记或跋诗，在这些跋诗中，称成吉思汗为帝释天的转世，亦称俺答汗为转轮王化身，还将那木岱彻辰汗的哈屯说成是绿度母化身等等，这样便将蒙古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纳进佛教的万神殿之中。也就是说，蒙古佛教融摄了萨满教的名词概念、祭祀仪轨、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
佛教原本主张“诸法皆空”，宇宙间既无创造者，也无主宰者，万物万事皆由因缘和合而生。佛说：“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佛者，觉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故号佛陀”(20) 《至元辨伪录》卷六。 佛教虽能在蒙古一直延续至今，但却失去了释迦牟尼原有的本意，而变成了神佛不分的萨满教化的蒙古佛教。
二、蒙古佛教之诸源流
早在太宗时期，印度佛教就直接传入蒙古，《元史·铁哥传》云：“铁哥,姓伽乃氏,迦叶弥儿人。迦叶弥儿者，西域筑乾国也。父斡脱赤与叔父那摩俱学浮图氏。斡脱赤兄弟相谓曰：‘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盍往归之。’乃偕人见，太宗礼遇之。定宗师事那摩，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21) 《至元辨伪录》卷六。
自十三世纪伊始，古印度佛教、回鹘佛教、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先后传入蒙古。换言之，蒙古佛教是多元的。所谓“蒙古佛教就是藏传佛教”者，只知其一不知有二。
据《大朝国师南无大士重修真定府大龙兴寺功德记》碑记载：“国师南无大士，北印土加湿弥罗国人。”碑文中“‘南无’即那摩，亦称‘兰麻’。北印土”即北印度，“加湿弥罗”即《元史》中的迦叶弥儿。(22) 刘友恒：《一通记录那摩国师行状的重要佛教碑刻》，载《文物春秋》2010年第3期。
单单依靠课堂教学掌握到阅读知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教师可鼓励学生积极掌握课外知识，从而丰富自己的阅读技能。久而久之，学生的思维结构性便会得到及时的锻炼，甚至可借此提升自己的发散性思维等。就写作而言，学生只有掌握了一定的阅读知识之后，继而将其内化方可为写作服务。多样化的阅读题材会增加学生的知识储备量，因此文章内容则会更具新颖度。为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可为学生推荐更多的阅读渠道，借此获得更多方面的内容。
那摩“偕人见，太宗礼遇之”后，定宗贵由汗师从那摩学习佛法，宪宗蒙哥汗对那摩更是恩宠异常，不时宣诏其进宫讲法，并给予大量赏赐。。宪宗元年(1251年)冬，蒙哥尊那摩为国师，总领天下释教，三年春奉诏南下传法布教。1255年及1258年发生过两次佛、道之间的辩论，其起因即因那摩国师与少林长老、金灯长老等就道教强占佛寺、毁坏佛经佛像、扩大教势之事上奏蒙哥汗。(23) 刘友恒：《一通记录那摩国师行状的重要佛教碑刻》，载《文物春秋》2010年第3期。
据俄国的波兹德涅耶夫从内蒙古察罕苏布尔嘎拓印的用藏文和蒙文刻写的碑文(蒙文碑文是从藏文碑文逐字翻译的)记载：
我向佛祖再三跪拜！由于灵验的圣水下降到他的思虑之境，他平息了尘世的苦难之火。
情况还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回鹘僧人一直在蒙古宫廷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元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戊寅，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廷春阁。(25) 《元史》卷三十二〈文宗纪〉一，第711页。
元天历元年十二月辛丑，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宝慈殿。(26) 《元史》卷三十二〈文宗纪〉一，第722页。
实施项目每亩稻田综合产值目标6000余元，其中稻田生产优质稻500公斤/亩，产值3000元；鱼（虾）产量100公斤/亩，产值2000元；每亩放养鸭苗25只，50公斤/亩，产值1000元。
元天历二年(1329年)十月甲辰，畏兀僧百八人作佛事于兴圣殿。(27) 《元史》卷三十三〈文宗纪〉二，第743页。
有元一代，畏兀儿僧人地位显赫，元世祖召集畏兀儿、藏、汉族高僧编定《至元法宝勘同总录》，领衔的畏兀儿僧人就有四人。即：
安藏，《元史》又作扎牙答思，畏兀儿别石八里人。自幼有惊人的记忆力，十三岁能默诵《俱舍论》三十卷，雅好佛乘、兼习梵文、儒释皆通。担任《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译语证义工作。(28) 黄明信著：《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第6页。
合台萨里，《元史》又作乞台萨里，畏兀儿人。曾参加把八思巴所译《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译成汉文的工作的该书的序里说他“解二种音、法辞通辩”。本书的前言里说：”逾释教总统合台萨里．召……等，集于大都”进行此项工作，可见他是此项工作的召集人、组织者。本书开始编辑的前十年，“为释教都总统、拜正议大夫，同知总制院事，加资德大夫．统制使”此时，任《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译语证义工作。(29) 黄明信著：《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 《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第6页。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蒙文佛经中将“帝释天”译为“霍尔穆兹达”的语言流变的文本诠释中，而是要进一步研究这一语言流变蕴含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即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情景语境”。“情景语境”与特定人群的传统信仰和思想情感紧密相关，从“帝释天”到“霍尔穆兹达”的转换，暗含着传统的萨满教与外来宗教的激烈角逐。佛教为了获得蒙古人的认同感，不得不将蒙古萨满教的至上神“霍尔穆兹达”请进佛教的万神殿。
迦鲁拿答思，畏兀儿人。《元史》有其本传，“通天竺教及诸国语。翰林学士承旨安藏斋牙答思荐于世祖，召入朝．命与国师讲法。国师西蕃人，言语不相通，帝因命迦鲁拿答思从国师习其法及与字，期年皆通。以畏兀儿字译西天、西蕃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按：国师即指八思巴，其时尚未封为帝师，故称国师。迦鲁拿答思从之学，则是八思巴的弟子。在编修此书的工作中的地位和任务是通二国音言(梵文、蕃文)解显密教，译西蕃语。(31) 黄明信著：《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 《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第8页。
另外还有蒙古人托印都统，此时为翰林学士，嘉议大夫。译畏兀儿语。此人后于文宗至顺二年(1331)封宣政院使、蓟国公。(32) 黄明信著：《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 《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第8页。
蒙古人最初接触到汉地佛教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当时，成吉思汗股肱之臣木华黎率军征金，在乱军中遇到临济宗中兴名僧海云印简，不仅给以礼遇，还把他的情况上奏可汗，并由可汗赐予“告天人”的称号。
海云印简受太宗、定宗、宪宗、世祖四代之重用。并曾为元世祖忽必烈传戒说法。忽必烈之太子降世，亦诏海云摩顶立名，奏云：“世间最珍贵，无越于真金”。(33)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于是太子取名“真金”，开蒙古王子取汉名之先河。
成吉思汗的得力辅弼、随成吉思汗西征的开国元勋耶律楚材，是曹洞宗名僧万松行秀的弟子。“帝重其言，处之左右。”(34)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 他向朝廷介绍了曹洞宗，推荐了师父万松行秀和师兄雪庭福裕等人，从而使曹洞宗得庇于皇权。
本研究报道了从广西产三宝木属植物黄花三宝木的枝叶95%乙醇提取物的醋酸乙酯萃取部分分离得到的11个化合物，所有化合物均为首次从该属植物分离得到。化合物1～7为香豆素类，化合物8、9为苯丙素糖苷类，丰富了三宝木属化学成分的类别，为进一步开发和利用三宝木属植物资源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科学依据。
耶律楚材常伴成吉思汗身边，常劝成吉思汗“得天下者，必先得人心”。成吉思汗去世后，楚材又深受窝阔台器重，封为中书令。他极力提倡“以佛治心，以儒治国”
蚊媒吸血行为涉及受蚊媒本身因素、环境因素以及宿主因素的综合影响，本研究可为预防蚊虫叮咬和控制按蚊传染病传播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国内外学术界一般认为，蒙文《大藏经》即为藏文《大藏经》原封不动的译本。其实并非如此。
据蒙、藏文史料记载，第十一饶迥土龙年(1628年)，察哈尔林丹汗降旨，召集蒙古右翼三万户33位译师，仅用半年的时间把藏文《甘珠尔》全部译成蒙古文(35) 〔清〕耶喜巴勒登著，苏鲁格译注：《蒙古政教史》，民族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第58页。 。并用金字抄写在蓝纸上，这就是享誉国内外的林丹汗金字《甘珠尔》。这样的翻译速度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林丹汗金字《甘珠尔》应该收纳了元代翻译的佛经，例如：元代畏兀儿人迦鲁拿答思“以畏兀儿字译西天、西蕃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
这里的畏兀儿字，专指回鹘式蒙古文。例如：忽必烈又命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八思巴仿照藏文字制成“蒙古新字”，此即学术界通称之“八思巴文”。忽必烈立刻下诏颁行于天下，诏曰：“联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36) 《元史》，卷二○二，第4518页。 此处之畏吾字即指回鹘式蒙古文。
蒙文《大藏经》中，也有译自汉文佛经的。例如：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龙年十月初一刊印的《北斗七星经》，该经的跋文中详细介绍说“此经为印度一小沙弥和一有学问的唐三藏将此经带到汉地，并翻译之。回鹘人必兰纳识里用蒙古文字翻译之并印刷二千册，阿邻帖木兒用回鹘语翻译之并印刷一千册作为布施在蒙古和回鹘中散布。太后亲自执掌蒙古的教权后，将此经归入佛经。后来在丑年，由马哈巴拉通事和锡里阿难达巴扎尔将此经编译为藏文。”(37) 现存的蒙文《北斗七星经》有：朱砂版蒙古《甘珠尔》中之抄本；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手抄本。 《北斗七星经》的蒙译者必兰纳识里和回鹘文译者阿邻帖木兒皆为元代著名翻译家和佛学家，《元史》中有此二人的详细介绍。(38) 《元史》卷二○二，列传第八十九。和《元史》卷一二四，列传第十一。
总之，蒙文《大藏经》中不仅有译自汉文的经卷，还有译自梵文和回鹘文的。许多译者亦留下了有据可查的传记史料。于此姑举其数例，以证明蒙文《大藏经》绝非藏文《大藏经》原封不动的译本。
1．2 方法 确定调查对象后，采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家长用）［1］及自制儿童心理卫生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其中自制问卷包括儿童基本情况、家庭情况、教育方式等共50个项目。调查人员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心理医生负责，由幼儿园、学校组织召开家长会，现场讲解表格填写要求并指导家长填写，当场收回表格。
[中图分类号] B9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067(2019)04-0027-06
*本文为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特别项目“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2014TB001)，《蒙古族宗教概论》(批准号：MZWH201403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苏鲁格(1949-)，男(蒙古族)，内蒙古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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