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拉美新自由主义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拉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自由主义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在拉美，它经历了从一个比较极端的经济学的解释，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体现，再到实践上的智利模式的演变。在21世纪初它会以比较缓和的形式左右拉美的改革，同时，新结构主义也将是替代范式之一。
一、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产生后的第三种自由主义。
第一种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存在的时间大约从17世纪到19世纪后期。这一思想和理论体系是由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共同创立和发展的，如英国的洛克(1632～1704)、休谟(1711～1776)和边沁(1748～1832)，法国的孟德斯鸠(1689～1755)和卢梭(1712～1778)，德国的莱辛(1729～1781)、席勒(1759～1805)和康德(1724～1781)等人，都曾提出并宣传过自由主义的一些主张。英国的斯密(1723～1790)和李嘉图(1772～1832)以及后来的J.S.穆勒(1806～1873)则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古典自由主义的特点是 ：“把自由强调为最后目标，而把个人强调为社会的最后实体。在国内，它支持自由放 任主义，……在国外，它支持自由贸易，……在政治事务中，它支持代议政体和议会制 度的发展，减少国家的无上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注：密尔顿·弗里德曼： 《资本主义与自由》，绪论，商务印书馆，1999。)
第二种自由主义是现代自由主义，又被称作“20世纪的自由主义”，它产生于19世纪后期，盛行于20世纪。弗里德曼对它是这样描述的：“从19世纪后期开始，尤其是美国在1930年以后，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中，自由主义这个术语逐渐同很不相同的主张联系在一起。逐渐同它相联系的是：主要依赖于国家，而不是依赖于私人自愿安排来达到目标被认为是较好的办法。它的主旨成为福利和平等而不是自由。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当作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和平等看作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以福利和平等的名义，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赞成恰恰是古典的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国家干涉和家长主义政策的再度出现。把时钟拨回到17世纪重商主义的行动中。”“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由于酷爱自由，惧怕不管在政府或私人手中的集权，所以他们赞成政治上的分权。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赞成中央集权的政府。”(注：密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绪论，商务印书馆，1999。)
而新自由主义则是高举古典自由主义的大旗、反对现代自由主义的一种思想和理论体系。乔治·索罗斯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它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被经济学界公认的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籍奥地利人冯·米瑟斯(1881～1973)和哈耶克(1931～1992)，美国人弗里德曼(1912～)和布坎南(1919～)。
米瑟斯在他的主要代表作《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注：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中明确无误、言简意赅地指出：私有制以及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互利互惠的商品交换是人类的道德伦理和经济繁荣以及人类幸福的基础；政府的惟一职能是保护私有财产、私人财产以及实行与此密不可分的市场经济，政府既不能干预和“纠正”市场上自然形成的人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和财产 分配关系，也不能干预和“纠正”国民教育以及教育事业，政府不应当拥有任何不受制 约的权力，随时并任意地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必须贯彻实行自由贸易的主张，在国 际范围内实行金本位制。
哈耶克是米瑟斯的学生，他在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中指出，具有自由民主传统的(英美)国家，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乃至计划经济，最终必走向国家权力的专制奴役之路。他在《自由秩序原理》(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1997。)一书中特别提出了“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的原理，并对西方的理 性主义作出了“进化的”和“建构的”二分法，并且进一步主张进化的理性主义，而坚 持反对建构的理性主义。他极力主张小范围试错的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的构成，而坚决 反对政府的任何刻意建构的和理性规划的社会秩序的构成，并且坚信前者才是通向自由 的秩序之路，而后者则必是通向奴役的秩序之路。他从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反对国 家宏观控制经济发展到反对一切所谓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建构的理性主 义，并自始至终维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经验主义以及渐进的进化论等英国近代的思 想传统。
弗里德曼在其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中阐述了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观点，认为自由竞争下的资本主义市场和价格制度几乎是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最好机制。他主张，国家应该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价格制度发挥最大的功能。对于他所承认的市场和价格制度的不足之处，他也赞同国家进行干预。但他又认为，一方面应把干预限制在最少的程度；另 一方面，最好还是要通过市场和价格制度来进行干预，以便取得最好的效果。另外，弗 里德曼让世界承认了他的“货币数量化理论”，即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 少的商品”。一旦政府接受了这一理论，就可以通过放慢货币增长率来达到控制通胀的 目的。由于在这一领域中的著作，使他成为流行于西方的“货币主义学派”的领袖。
布坎南的代表作是《自由、市场和国家》。(注：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他看到了政府干预的局限性，将经济分析扩大和应用到政治决策结构的分析上，创建了公共选择理论，批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决策理论。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同“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像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上追求着他们最大的利益(政治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同样，公民作为选民也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选举行为也是以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为基础的。由于普通选民无力支付了解政治的成本，他们作为有理性的人往往不参加投票，因而普通选民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制约作用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为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官僚等)所操纵，由此滋长了种种政治和经济弊端。因此，政府干预与市场制度一样是有局限性和缺陷的，现代西方社会面临的重重困难，与其说是市场制度的破产，不如说是政治制度的失败。
可见，新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观点并不一致，相对于凯恩斯主义来说，新自由主义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它与古典自由主义已经有所区别，即并不完全否认政府在特定领域中的有限干预。(注：关于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埃梅特里奥·戈麦斯认为，前者重视货币的复杂性，不否认国家在保障宏观经济平衡中的作用，主张通过市 场机制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创造公共福利，依靠国家制定宪法和法律来保障自由竞争。 (《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载《拉美问题译丛》1992年第1期))这在弗里德曼的观点中 体现得比较明显。
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则处于无人理睬的低潮时期。当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滞胀、福利国家面临严峻的困境之后，人们才想起了对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预提出过严厉批评的新自由主义学说。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改革的旗帜。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使英国政府成为发达国家中第一个公开宣布实行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政府。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1982年科尔击败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接着，一些北欧国家也纷纷向右转。这样，在80年代，人们目睹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可争辩的成功。
二、新自由主义在拉美“落户”
新自由主义理论对拉美来说是舶来品，是作为对结构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的替代进入拉美的，并且主要是以一系列经济调整政策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注：而墨西哥的萨利纳斯提出了“社会自由主义”，秘鲁的藤森提出了“新自由民众主义”，试图将新自由主义理论本土化。)70年代首先在智利(1973)和阿根廷(1976)进行试验；80年代债务危机发生后，其他一些拉美国家逐渐接受了外部强加的带有货币主义色彩的稳定计划；到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卡多佐上台之后领导的巴西转型，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整个拉美大陆居于支配地位。新自由主义范式在1989年被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森归纳为10条原则，(注：John Williamson(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Reform,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 DC.1994,p p.26—28.)即所谓“华盛顿共识”：紧缩财政和减少赤字，公益事业支出优先，税制改革，金融自由化，单一汇率，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公营企业私有化，放宽管制或取消竞争壁垒，保护产权。其中前3条与政府角色有关，中间4条涉及开放贸易，后3条讲的是市场和自由竞争。有人更简单地将之概括为自由化、私有化和国际化。这些内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西方国家为拉美摆脱经济危机而开的处方。
为什么新自由主义范式会在20世纪90年代在拉美占据了支配地位?除了在信息技术带动下的世界新旧经济转型的深层次原因外，还有其他主要原因。
从全球角度看，首先，IMF、世界银行和西方国家对拉美采纳新自由主义框架的一揽子改革计划给予了强大的外部支持，这些机构的技术官僚和遍布拉美的经济与政治顾问网络积极地推动改革。其次，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 的崩溃，以及一些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所焕发的活力，在一定程 度上刺激了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再次，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说明了市场经济的威力 。
从拉美自身的角度看，第一，由于80年代拉美获得外部资金的渠道突然中断后，新自由主义政策为拉美摆脱严重的债务危机提供了一种出路。第二，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可以被看作是对结构主义理论反思的结果，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债务危机实质上是在结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发展模式的危机，该模式存在两方面的主要问题，即对外出口的减少和通胀的加剧。1946～1975年整个拉美地区的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3.5%降至4.4%，这是由拉美国家币值高估的政策限制了出口、高关税政策限制了进口造成的，这种与世界市场的疏远意味着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潜力的降低。同时，拉美国家存在高通胀，物价指数年均上升10%～50%不等。1984～1993年秘鲁的通胀率高达1283%，玻利维亚的通胀率高达1051%，巴西的通胀率高达944%，阿根廷的通胀率高达811%，乌拉圭的通胀率高达75%，墨西哥的通胀率高达53%。(注：Robert N.Gwynne and Cristobal Kay(ed),Latin America Transformed: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9,p.74.)通胀带来了经济的不稳定和高消费低储蓄，经济发 展依赖外资。到80年代初，由于国际高利率、国内资本外流、国有企业开支庞大等原因 ，拉美国家的外债达到2230亿美元，比1970年的230亿美元增长了近10倍，终于导致了 债务危机的爆发。第三，新自由主义政策为拉美经济提供了增加对外贸易和吸引外国资 本的政策框架。20世纪的最后10年，随着资本的流动、贸易和投资的显著增加，拉美经 济在全球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第四，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与民主化浪潮紧密联 系在一起。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拉美发生了一种从威权主义政权向民主政府的重要转 变，在所有发生转变的国家，几乎都转向或保持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有些国家 ，向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转变并不是立即发生的。如在80年代中后期，非正统的稳定计划 曾被试图用于阿根廷(阿方辛的“奥斯特拉尔计划”)、巴西(“克鲁扎多计划”)和秘鲁 (加西亚的“因蒂计划”)，但这些计划遭到了失败。结果，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向人民 宣传，在抑制通胀的道路上除了休克疗法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以此来为它们转向新自由 主义的政策辩护。
同时，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也在不断扩大。
首先，技术官僚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大多数技术官僚是毕业于美国大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生，他们认识到进口替代模式的弊端，而欣赏自由市场模式及小国家和宏观经济稳定的理论。在债务危机之前，这些技术官僚曾提出过选择新自由主义的建议，但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政治支持，其建议并未付诸实施。债务危机之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们中的不少人被任命为政府经济部门的部长、官员或顾问，从而成了经济改革的主要代言人。(注：如墨西哥，不仅萨利纳斯总统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过，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而且其内阁中59%的部长或副部长也都拥有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智利艾尔文执政时，他的23位部长中，有18位在美国大学获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另有4人在西欧获得了学位。David E.Hojman,The Political Econmy of Recent Conversitons to Market Economics In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Latin America Studies,Number 1,1994.pp.198.)尽管有些国家的技术官僚上台较晚，但在 大多数拉美国家最终出现了这种新的技术官僚政府。在阿根廷和秘鲁一直拖延到90年代 初，在巴西拖延到90年代中期。秘鲁的藤森在1990年刚上台时坚持的是民众主义立场， 只是在向有影响力的国际机构和拉美的技术官僚进行了广泛的咨询之后，才转向了新自 由主义。这样，技术官僚成了推行新模式的有影响的代言人。
其次，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社会阶层经历了由少增多的过程。最初，也许除了少数与出口部门联系的企业家外，新自由主义模式几乎没有社会和政治基础。一般说来，在受保护的农业、金融和工业中的企业家并不支持更加外向的政策，因为这将带来不断增加的竞争，并改变他们在相对封闭的市场中的政治影响。但是，随着债务危机的冲击和经济政策被迫向出口生产部门继而向外国投资者的倾斜，这种模式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就逐渐地发展了起来。到90年代，随着重新出现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一些国家的中左联盟(如智利和巴西)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一些社会民主党派逐渐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尽管它们同时还强调，需要用社会政策和福利计划去分担转型过程中的痛苦。 在有些国家(如智利)，随着就业的增加，新自由主义框架甚至在那些逐渐找到工作的贫 穷团体中也赢得了社会支持。(注：David E.Hojm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cent Conversions to Market Economics In Latin America.pp.211—212.)这样， 新自由主义纲领获得了比较广泛的合法性。
可见，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落户”，是拉美内部要求和外部环境相结合的产物。
三、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成效和问题
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成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第一个方面是拉美在90年代基本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主要表现在：实现了经济增长，1991～2000年全地区平均增长率为3.2%，高于80年代的1.5%，使“失败的拉美”重见希望之光；降低了通胀率，地区平均通胀率由90年代初的3位数降至1999年的个位数；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地区平均关税率由改革前的41.6%降至13%左右；进出口的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1990～1999年整个地区的出口额年均增长率为7.9%，各主要国家的出口增长都大于经济增长的幅度。
第二个方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大加强。1990～1997年拉美地区内的出口贸易额增长了2倍多，由161亿美元增加到537亿美元。区内出口贸易的增长快于区外出口贸易的增长，1990～1996年前者扩大了160%，后者仅扩大44%。(注：Ricardo Ffrench Davis,Reforming The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Macmillan Press Itd 2000,pp.182—183.)
第三个方面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模式发生了转换。非传统产品出口的增长加快。所谓非传统产品出口包括基于可再生资源的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的出口两类。前者对小国很重要，从80年代中期开始，非传统农产品的出口在智利以222%的速度增长，在危地马拉为78%，在哥斯达黎加为348%。(注：Robert N.Gwynne and Cristobal kay(ed),Latin America Transformed: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9 p.20.)在墨西哥和巴西等较大的国家，已经拥有相对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在向非传统制成品出口的转型中，尽管有些企业因缺乏竞争力而倒闭，但也有一些企业经过调整，成功地培养起了国际竞争力，从而能够赢得资本、新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一些劳动技能。到1995年，拉美地区出口的制成品占整个出口品的比重已从1970～1974年的25.5%上升到49.8%，而区外出口的相应比重也从1970～1974年的12.4%上升到35.1%。(注：Ricardo Ffrench Davis,Reforming The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Macmillan Press,Itd 2000,p.186.)
但是，拉美国家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过程中，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时，过分贬低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在强调对外开放时，过分贬低循序渐进的重要性。因而随着改革的深入，不免出现了以下的问题。
一是失业的增加和非正规部门的扩大。由于没有竞争力的一些企业的破产、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府雇员的裁减、政府财政支出的急剧减少、外国直接投资以并购现有资产为主而新增生产能力和就业岗位不多等原因，都扩大了失业群体。这些人被边缘化到非正规部门。20世纪90年代以来，80%的新增就业机会是由非正规部门创造的，这一部门的就业人数占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的比重已超过60%。(注：Enrique Ghersi,The Informal Economy in Latin America,the CATO Journal Vol.17 NO.1(转引自《拉丁 美洲研究》2001年第5期第30页))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他们正处在资本积累的起点 上，应该自己解决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问题。在国家的默许或实际的积极支持下，劳 动者变得更容易受到伤害和不安全。而这种扭曲现象却被新自由主义正常化了。
二是分配日益不均，贫困人口增加。市场经济理论有利于强者，而加重了弱势群体的 贫困，最大利益的获得者是成功的企业家和私人部门的经理，尤其是在那些能够成功转 型的出口部门、金融部门和大的国内公司中的企业家，他们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受 益者。而下层劳动人民则是受损者。拉美经委会在题为《拉美社会全景》的报告中指出 ，1980年，拉美有40.5%的人口(1.36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到1990年增加到48.3%(2亿 人口)，到2002年虽然下降为43.4%，但人口总量仍上升为2.2亿。(注：CEPAL,Panorama Social De America Latina 2000/2001,p.38;Panorama Social De America Latina 2 002/2003,p.3.http://www.eclac.cl/publicaciones/desarrollosocial/9/)
三是经济的快速自由化和外向化加深了国民经济的脆弱性。新自由主义模式将拉美经济与全球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它更加依赖于世界市场和外国资本，同时也更加容易受到伤害。世界市场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仍影响着拉美，随着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出口产品的快速增加，它们潜在的受损性正在加强。同时，现在的拉美经济 更容易受到国际金融战略变化的伤害，如1990年以来拉美经济增长出现的3个低谷年份 ，即1995年(1.1%)、1999年(0.5%)和2001年(0.3%)，与在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爆发并 影响周边拉美国家的三次金融危机在时间上是吻合的，美国的“九一一”事件和世界经 济衰退则是拉美最近3年经济增长率低的重要原因。而拉美外债从1991年年底的4610亿 美元上升到2000年年底的7405亿美元，更进一步严重制约了拉美经济的发展。
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负面影响的显性化，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社会力量逐渐得到了发展和凝聚。它们包括部分传统工业资产阶级、国营企业的劳动者和公务员(希望保障就业机会)、一般工薪阶层(关心其实际工资水平)、民族主义阶层、武装力量中的爱国军人，以及各种社会运动(贫困地区的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宗教运动、绿色和平组织等)。它们纷纷起来抗争，推翻那些倡导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的总统。如厄瓜多尔总统哈米尔·马瓦德因下令推行美元化经济政策而导致当地农民群起抗争，他于2000年元月被迫去职。秘鲁总统藤森因涉嫌贪污丑闻而于2000年11月的全民抗议示威后下台。阿根廷前总统费尔南多·德拉鲁阿于2001年12月的人民暴动之后被迫下台。另外，玻利维亚、巴拉圭、哥斯达黎加等国的民众示威抗议也接连不断。2002年10月，巴西前工会领袖、劳工党主席卢拉在总统大选举中获胜，更是拉美反对新自由主 义高潮的标志。
四、从新自由主义到新结构主义?
债务危机宣布了传统结构主义理论的式微，苏东国家社会主义的崩溃和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也使依附理论失去了号召力，新自由主义理论虽然能够表明某种程度的成功，特别是它在政策制定者中成为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思想，但到目前为止，它还不能解决拉美外部脆弱性、社会排斥和贫困等问题，甚至扩大了这些问题。因此，目前急需要创造一种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新的发展理论和模式。
从80年代后期以来，一种试图替代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正在逐渐形成。 该理论是拉美土生土长的，是分别由不同的经济学家(巴西的富尔塔多、智利的阿尼瓦 尔·平托、奥斯瓦尔多·松克尔等人)和拉美经委会发表的文章和报告提出来的，它保 留了结构主义思想的一些内核，同时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成分。
新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有如下主要区别。一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上 仍坚持“中心—外围论”，仍把世界经济看作是一种对中心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有利 的、不对称的、分等级的权力体系。它怀疑过分的自由化，认为那将会扩大国家之间和 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发达国家的强权集团会按照它们的喜好来分配全球自由化的利益。 而新自由主义则认为，世界经济自由化的加强是必然的，这不仅有利于发达国家，也有 利于发展中国家。二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新结构主义强调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的作用，并非常关注在转型过程中被排斥的弱势群体问题。而新自由主义则弱化国家的作用，将市场置于中心地位，相信市场将是最有效的转型力量，对市场自由运行的限制越少，对民族经济、社会和政治就越有利。
但新结构主义同传统的结构主义已有所不同。(注：Osvaldo Sunkel(ed),Development From Within:Toward a Neostructuralist Approach For Latin America,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3 pp.45—58；奥斯瓦尔多·松克尔和古斯塔沃·苏莱塔 ：“90年代的新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载《拉美问题译丛》1992年第1期。)其主要 表现如下：
(1)强调“从内部发展”的方针，即建立一种来自内部的积累机制、产生技术进步的机制和改善生产率的机制。与进口替代时期“内向发展”不同，后者是把重心放在需求上，用当地产品替代原来进口的产品，重复中心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而“从内部发展”是将重心放在供给方面，放在生产(结构)模式上，通过技术进步和内源工业化，提高竞争力，满足内部市场和打入世界市场。
(2)赋予市场、私人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更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认为国家不应该放弃对市场的控制。但国家不再像进口替代时期那样扮演发展的轴心作用，不再是通过国营企业的所有权和其他途径从事直接的生产性活动，国家的任务是保持宏观经济平衡，提供诸如基础设施、健康和教育等方面的服务，以及通过制定法律，维持社会公正和减少贫困。
(3)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世界市场的看法，接受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倡导在内源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有选择的自由化、一体化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增长政策，在世界市场的一些关键的生产领域获取竞争性的利益。同时，拥护“开放的地区主义”，希望通过它来提高拉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同时，减轻其脆弱性和依附性。
新结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中和对传统结构主义理论的扬弃中发展了自己。
同样，新自由主义也在与新结构主义的辩论中和在改革实践中被锉钝了锋芒。在1996年泛美银行年会上，威廉森为了使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政策更具有吸引力，对“华盛顿共识”作了进一步补充：政府必须建立更为稳定的和专业化的机构，特别是独立的中央银行和强有力的预算部门；尽管需要坚持减少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直接开支，但增加政府在社会领域、特别是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公共开支是必要的。教育对发展、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中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异常重要，所以被认为应该优先增加开支；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说明，必须强化金融监管；除通过私有化和金融放宽的措施外，还要重视通过对制度和人力资源的投资来创造一种更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济。(注：Robert N.Gwynne and Cristobal kay(ed),Latin America Transformed:Globalization and Mod ern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99,p.83.)这些补充无疑是在总结拉美改革经 验的基础上做出的。
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乏成功的范例。如智利就能够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在坚持市场导向的前提下增加更多的社会关怀来扩大改革的社会基础，不断将改革推向深入。1973～1989年，智利在军人政府的强权压力下和技术官僚的鼎力支持下，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了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国际化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改革，尽管遇到了1974～1975年和1982～1983年两次经济衰退，但仍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期间，智利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近3%，到1989年，通胀率下降到19.9%，失业率也在逐步下降。但智利仍存在储蓄率和投资率低、外部脆弱性、收入分配不均和贫困人口多等问题。1990年后，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文人政府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将改 革目标转向了消灭贫困、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的平衡发展上。(注：Ricardo Ffrench Davis,Reforming The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Macmillan Press Itd 2000,pp.13; 153—177;Carmelo Mesa Lado and Katharina Muller,The Politics of Pension Reform in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Latin America Studies(34)2002.)随着改革的 深入，发展局面越来越好转。从1995年到2003年智利的复合增长率(compounded growth rate)为12%，而其他拉美国家平均为1%；国外直接投资从1974～1994年的127亿美元增 加到1995～2001年的359亿美元；外贸出口额从1974年的30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290亿 美元；通胀率从1974年的500%下降到2000年以来的2%～4%；到1998年，国营企业占GDP 的比重从1973年的39%下降到9%；银行信贷和储蓄在2000年分别达到占GDP的70%和61%； 养老金制度私营化后，养老基金不断增加，到2001年达到占GDP的50%；非正规部门经济 的规模仅占GDP的19.8%，是拉美国家最低的，甚至低于一些欧洲国家；贫困人口也从19 87年的45%下降到1998年的21%。智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已成为许多国家的样板。智利 的经验似乎表明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某种成功。(注：Ana I.Eiras,Chile:Ten Steps For Abandoning Aid Dependency For Prosperity,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latinamerica/bg1654.cfm)
通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包含着四个层面：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践。我们不排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工具，它的实质是要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地位而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但不能否认作为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有其合理的一面。同样应该看到，在运用新自由主义政 策进行改革的国家中，成功和失败的事例都有。为什么会出现改革效果的差异呢?从拉 美改革效果差的国家看，其表现是实行新自由主义措施过头了或曰走得太远了，实质是 与当地领导阶层和利益集团运用政策的能力和水平有关，同时也与这个国家的政治、文 化、历史、对外关系等非经济因素有关，而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
经过20年的改革，新自由主义模式已经重新改造了拉美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利益集团，特别在金融资本和出口公司方面，很明显的是，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政府操纵空间与全球规则有了一种密切的关系，对世界经济的开放使拉美的资本和劳动力均受到外部力量的约束。当国内政策被国际资本感到出错的时候，国内经济就会受到惩罚，如金融资本的快速撤走。尽管在一些国家，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中下层民众在大选中占有选票的优势，新的总统候选人在上台前会提出一些口号迎合这些人的要求，但大选过后仍然是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左右政府，这也使得一些总统上台以后不得不改变其竞选时的诺言。在拉美的大多数国家，总统上台之前的观点同其执政后所采取的发展战略往往有较大的差异。全球经济体系是资本主义体系，拉美是其中的一环，在全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只要原来促使新自由主义“落户”拉美的背景不发生根本改变，新自由主义今后仍将继续左右拉美的局势。但鉴于近两年拉美国家一些民众的反抗情绪，新自由主义改革要想继续在拉美推行下去，就必须修正其在政府调控作用和自由化、国际化程度方面的偏右措施，关注社会状况的改善，增加一点人情味。
同时，试图改造资本主义体系的新结构主义或许是另一种发展的选择，但到底能走多远还将拭目以待。
总之，新自由主义“落户”拉美是国内和国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鉴于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问题，新结构主义在批评新自由主义和扬弃传统的结构主义中应运而生，并试图替代新自由主义。但是，新自由主义的衰落不仅仅取决于拉美，更取决于世界资本 主义体系的“中心”，取决于新自由主义在“中心”国家的命运。只要大背景不发生根 本变化，新自由主义在今后一段时间还将继续影响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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