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差距的测度与演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差距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6）05—0142—07
地区差距问题一直是区域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命题，它影响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寻求地区发展的均衡，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也是困扰世界各国政府的一个难题。本文针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差距的测度、差距的演变趋势、矫正差距等问题，在综述国内外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度控制差距的必要性及相应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一、地区差距的提出与界定
一个国家（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加之为了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势必将稀有资源配置到那些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由此而产生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1]。或是说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一些区域比另一些区域有更快的增长速度、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更强的经济实力，致使空间上呈现出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并存的格局，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2]。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是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首次提出收入分配的“倒U”假设，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稳定，在增长的后期阶段则逐渐缩小。1965年威廉姆森（J.G.Williamson）将其应用于区域经济研究，得出“倒U型规律”的威廉姆森曲线。其后不少学者（Adelman、Morris、Paukert等）利用截面或历史资料对其理论做了进一步支持和论证，但也受到另一些学者（W.R.Cline、G.S.Feilds、Anand等）的质疑和批评。也有许多经验和事实与模型明显相悖，目前还没有得出认可的关于收入增长与不平等关系的一般性结论。
我国当今学界也认为区域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一种常态。由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使区域差异呈现出客观性、长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一是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外部条件等因素的不同，决定了区域差异产生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既不能过于敏感，同时也不能过于麻木；二是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外部条件等因素对于同一个地区来说，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所以区域差异将长期存在；三是由于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等因素处于变化之中，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区域经济发展对要素的依赖性会发生改变，所以，区域差异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尽管区域差异存在客观性和长期性，但是区域差异应在一个适度的区间之内，适度的差异会产生势能，加速要素在不同区域间流动的速度，以实现最优的配置。区域差异一旦超过了临界值，不但会使欠发达区域处于被动和依附状态，很难摆脱落后局面，而且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所以，区域差异过于悬殊是人们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人们很难容忍的，因为，尽管同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但是由于出生地不同而使他们不能和发达地区的居民同等地享受现代文明；同时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决策、区际经济关系、国家经济整体运行，乃至社会发展等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测度地区差距的指标及方法的选择
如何衡量和测定差距的大小，如何界定差距的合理度，将直接影响人们对差距的认识，影响研究的结论及相关的政策制定。纵观学术界，研究结论及方法可谓五花八门。单就差异指标而言，就没有统一的选取标准，这也正是区域经济差异问题的研究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
（一）指标分类方法
根据不同的划分原则，区域经济差异指标可以有四种分类方法。
1.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经济指标反映国家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GDP、人均GNP、人均NI（国民可支配收入）等；社会指标主要反映国家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如失业率，人文发展指数（HDI），生活质量指数（PQLI）等指标。
2.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静态指标反映一个国家在一个时点或一段时间内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化情况，包括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动态指标反映一个国家区域发展速度的不均衡性（即差异性）。
3.单一指标和综合指标。单一指标通常是采用人均收入、人均GDP、消费支出，以及经济增长率、就业率或失业率等，仅使用单一指衡量地区差距有很大的局限性，它还无法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和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综合指标则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如人均GDP、人文发展指数（HDI），生活质量指数（PQLI）、总产出值（GVO）、物质产品（MP）等综合指标。
4.相对差异指标和绝对差异指标。区域差异可以分为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绝对差异是区域间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绝对量的非均等化现象，反映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一种量的等级水平差异。相对差异是指区域之间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变化速度的非均等化现象，它反映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速度差异，一般用某指标的变动率来衡量区域相对差异[3]。评价区域经济差异的指标也可分为绝对差异指标和相对差异指标。
（1）绝对差异指标
（a）极差和极均差。极差是样本中的极大值和极小值之间的差额，极均差则是极大值或极小值偏离平均值的差额。
这两个指标的特点是较适合于分析两个区域之间或某个区域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绝对差异。对于分析多个区域时，这两个指标易受两个极端值的影响，因而这两个指标不能全面地反映各区域之间的绝对差异，但若需要反映极端值的分布情况，也可采用这两个指标。
（b）平均差和标准差。平均差是样本中各变量值与其均值的绝对离差的平均值。标准差则是样本中的各变量与其均值的离差平方的平均值的算术平方根。
这两个指标在计算上稍微复杂些，但它们相对于前一组指标有一个明显的优点，当考察的区域较多时，这两个指标能够全面的反映区域之间的绝对差异。
（2）相对差异指标
（a）极值比率和极均值比率。极值比率就是极大值与极小值之比，极均值比率则是极大值或极小值与平均值之比。
极值比率和极均值比率同极差和极均差相似，它们的特点是适合比较两个区域之间或某个区域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相对差异，同样，当比较的区域较多时，这两个指标的大小很容易受极值的影响，不能够全面反映各区域间的相对差异。
（b）平均差系数和变异系数（CV）。平均差系数是由样本的平均差除以样本的均值所得。变异系数（即标准差系数）是用样本的标准差除以样本的均值来计算的。
平均差系数和变异系数相对于极值比率和极均值比率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它们能够全面的反映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异程度，从而有效的克服了极值比率和极均值比率的不足。并且，同平均差和标准差相比，这两个指标反映的是各区域间经济的相对差异，使得指标更具可比性。学术界用变异系数考察我国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有助于人们全面、客观地认识我国的区域差异状况。
（c）基尼系数（Gini cofficient）。这是国际上最常用的分析国民收入规模分配格局的指标。各区域间的基尼系数越大，表示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反之，则越小。
据测算，世界上大多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0.6之间，据此经济学家对基尼系数的区间范围作了如下判断：G＜0.2，表明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G＜0.3为相对平均；0.3≤G＜0.4收入分配差距大致合理；0.4≤G＜0.6收入分配差距过大；G≥0.6时表明收入分配严重向一部分人倾斜（注：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0.5以上为差距悬殊）。
统计上一般从集中程度和离散程度两个方面来测度某指标的分布情况。基尼系数法是将这两个方面融合到一起去考虑收入分配格局的。它基于这样的考虑：收入分配的集中度大，则个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就大，反之亦然，但实际计算基尼系数时，不可能取得区域内所有的家庭户收入数据，样本量的大小及抽样方法的选择都将影响洛伦兹曲线的形状，进而影响基尼系数的准确性；我们不仅要测度某一时点上收入分配的格局，更需要掌握收入分配格局的趋势变动情况，而基尼系数仅反映了一个笼统的时点变化，不能说明各个收入层次的家庭户的收入状况在一个时期内的详细变动情况。以此来反映收入分配离散程度是不尽合理，有失偏颇的[4]。
（d）锡尔系数（Theil熵）。锡尔系数最早是由Theil于1967年研究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时首先提出来的[5]。以锡尔系数表示的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总水平等于各个国家收入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的对数的加权总和，权数为各国的收入份额。以公式表示为：
在这里只需将国家换成区域，则可用它来研究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且锡尔系数可以直接将区域间的总差异分解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两部分，从而为观察和揭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各自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以及各自在总差异中重要性及其影响提供了方便。如以我国31个省级区域之间的总差异为例，利用锡尔系数就可以将它分解为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异和三大地带内各区域之间的差异两部分，公式表示为：
（二）指标及研究方法的选择
1.区域差异指标的选择
究竟哪一个指标最优，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人均GDP这一指标，具有：一是从指标本身的内涵来看，由于人均GDP是一个反映人均经济总量的指标，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区域差异的内涵；二是从技术层面上来看，GDP从现行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容易获取，数据可信性和完整性较好。GDP指标包含了服务，虽然它不是生活水准的最好指标。但经过比较，较长一段时期的人均GDP是测验地区间收入差距演变趋势的较好指标，总产出值（GVO）指标包括了中间投入，在工业部门可能存在双重计算问题。人均国民可支配收入（NI）、总产出值（GVO）、物质产品（MP）不能准确反映各地之间生活水准的不同（Kanbur and Zhang,1999；刘夏明，2004）。消费支出，及经济增长率、就业率或失业率等单一指标是生活水准的一个近似反映，但家庭调查的样本太少，以至于它可能不完全代表中国地区的整体状况，另外，该指标数据因跨越的年份太少而使动态分析难以实现（刘夏明，李国平2004）。
2.区域差异研究方法的选择
测度区域差异的方法较多，统计方法主要有标准差、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等总量差异测定方法，以及极差和比率等用于测度极端差异情况的方法，同时还用到基尼指数和锡尔指数等方法。在这些方法中，最常见的是有权重或无权重的变异系数（CV）法、基尼系数法和GE（Generalized Entrophy）指标分类法，特别是Theil指标法。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这些方法的选择。
（1）考虑指标的可分解性。即它能否在子样本内或子样本间进行分解。 在上述的几种方法中， CV方法不能进行分解，Theil指标的分解仅考虑了子样本的不同而没有考虑子样本的分布状况（Dagum，1997），基尼系数在子样本的超变密度（intensity of transvariation）未知时认为是不能分解的。直到 1997年，Dagum提出了一种新方法，解决了基尼系数的分解问题。余期望指数可以分解，但正处于尝试使用阶段。如岳洪江等人[7] 利用锡尔系数及其分解，并用变异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进行验证，对我国90年代东、中、西三大地带间和各地带内省区间科技指标差距及变动趋势进行了研究。反映三大地带间及其内部差异的特性。
（2）根据具体情形选择不同方法。依据指标的特殊性质， 根据具体问题采用特定指标。学者们[8] 在研究省际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差异时采用了极值比、变异系数、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均衡度、均值对数离差、基尼系数、锡尔系数和Atkinson指数这些指标。其中变异系数和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波动很大，由此反映出中国省际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大，而均衡度这一指标却基本上都介于0.9与 0.95之间，这意味着省际间的经济差异较小，但由于经济大起大落现象时有发生，均衡度对省际经济差异的反映并不敏感。这三个指标对省际经济差异的反映也就存在直接的矛盾，相比而言变异系数更能直观反映省际经济的差异，同时也说明了指标选取的不同对研究结论的影响。
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均值对数离差、基尼系数、锡尔系数、Atkinson指数描述省际经济差异变化趋势几乎相同。对于描述结果相同的指标不需重复采用。
（3）考虑指标的适用条件。对于指标的适用条件， 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有学者[9] 认为从相对意义上测度区域间经济差距的方法可以使用极差指数和标准差指数，从绝对意义上可以使用极比指数、变异指数和锡尔指数。在一般情况下，使用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可以同时从相对及绝对意义上测度出区域间的经济差距状况。而对于基尼系数，由于其在计算过程中要采用累积法，如果所选用的指标带有人均性质，则用基尼系数来测度区域间经济差距是有缺陷的。
上述各项指标和方法的优劣，区域差异的合理度及公平与否不单纯是统计学的问题。一定数值的差异程度指标所反映的地区差异状况，对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社会价值观来说，可能是公平的，也可能是不公平的。因此，统计方法的测度仅仅是研究问题的一种技术手段，是否合理、公平与否还需要我们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理论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综合分析。
三、地区差距的演变
（一）地区差距演变趋势—收敛与发散（或趋同与趋异）
考察差距的变动趋势一般根据（绝对和条件）β收敛和σ收敛情况来判定。
β收敛—主要是考虑初始禀赋的情况下利用增长速度的比较来分析两个时点国家或地区间的差距的变化。如果初始落后的地区比发达地区的增长得更快，则落后地区就会在人均收入或产量水平的意义上赶上发达地区，即意味着存在β收敛。β收敛也可细分为绝对与条件β收敛。
（二）地区差距演变趋势的相关结论
从实证的角度看，我国目前主要采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Theil指数、Barro回归方程等刻画我国省区差异的变动态势[10—11]、是否存在趋同，进而考察其形成原因[12—13]，近年来，学者们基于不同指标及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关于中国三大地带（东、中、西）和省际差距变化的研究成果和一般性的结论[14—15] （见表1，图1）。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图1 1978—2002年中国省域基尼、锡尔、变异、熵系数变化趋势图
第一，通过使用不同的方法（截面数据，时序数据或面板数据），大多数研究发现了在中国大范围内不存在绝对收敛，只存在条件收敛，只有OECD国家间呈现典型的俱乐部收敛现象（Barro，1991；Mankiw，Romer和Weil，1992；Islam，1995）。绝对收敛的不存在表明地区差距在中国仍旧存在。
第二，省区间不存在收敛。改革开放后，我国省区间人均GDP的差距呈“V”字型变动（Tsui，1999；刘树成等，1994；Jian，Sachs和Warner，1996；林毅夫等，1998；Kanbur和zhang，1999；蔡昉，2002）。
第三，改革开放后，省区间几乎不存在绝对β收敛，但存在条件β收敛（Jian、Sachs、Warner、1996；Chen、Fleisher，1996；魏后凯，1998；Dayal-Gulati、Husain，2000；蔡昉等，2000；林毅夫等，2003；彭国华，2005；姚波，2005）。从表1看出，1978—1990，β系数显著大于0，说明该时期地区差距有缩小的趋势。1990—2002年，β系数小于0，说明该时期地区差距有扩大趋势。1978—2002，β系数大于0，但其值很小，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地区不存在明显的缩小趋势（刘树成，1994，杨开忠，1994，林毅夫，1998等）。
第四，通过考察1978—2002年间中国省域基尼、锡尔、变异、熵系数变化趋势（见图1），表明中国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在90 年代以后却呈上升趋势，近年来有加大的态势。
第五，在三大地区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上，存在一定的分歧。有支持仅东部地区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绝对收敛速度每年1.2％）（彭国华，2005），有些学者认为各地区内部不存在所谓的俱乐部收敛（刘夏明，李国平，2004）。也有通过在Barro回归方程里引入刻画地理因素的虚拟变量发现，得出我国省区间还存在三俱乐部收敛，即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省区分别向不同的稳定状态收敛（Yao、Zhang， 2001；沈坤荣等，2002，姚波，2005）。
第六，从趋势上看，中国省区差距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还会继续扩大（王绍光、胡鞍钢，1999；蔡昉、都阳，2000；林毅夫、刘培林，2003；彭国华， 2005）。到2020年，中国地区差距也难以缩小，此时中国人均GDP仅3500美元（多数学者认为），离5000美元（此时的基尼系数一般低于0.4，处于合理差距范围）还差1500美元，库兹涅茨（Kuznets）的“倒U模型”的拐点还未形成。
四、差距的因素构成
地区差距的形成原因是近年来人们关注的另一重要话题。经济、地理、历史、政府政策、宏观经济因素、相异的资源禀赋、地区特定因素、地区发展战略、累积因果循环、要素市场扭曲、要素流动性的不足、城市化水平以及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对地区差距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夏明，李国平，2004；王晓鲁、樊钢，2004；刘树成，1994；彭国华，2005等）。
（一）地区差距的构成与分解
近些年来，学术界运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对地区差异的构成与来源进行分解，以揭示出引起地区差异变动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采用费景汉等人提出的方法，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二是采用加权变异系数方法，对地区差异的产业或部门构成进行分解；三是采用锡尔系数和广义熵系数，对地区差异的地理构成进行分解。
（二）差距因素的构成与分析
除了常规利用经济理论、数理模型、计量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其差距的形成因素，近几年也有学者从人文的角度（社会资本）和市场二元化的空间结构宏观地分析差距形成的机理。
1.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对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影响。不少经济学家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文化资本或者说文化，在此定义为一种共同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是一种纯粹的主观概念，即人的意识。这种文化是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理所当然地认同并不知不觉地指导着人们的行为。温州的文化资本就是温州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开拓创新、重商重利和功利主义思想”，苏南文化属于一种“吴文化”，特征是“崇尚权威、共有思想、官本位”，结果孕育出苏南模式。而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又有所不同。不同的文化资本对于经济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关于用文化分析经济增长，的确能解释许多经济现象。但是，像如何量化社会资本那样，如何量化文化资本，对于分析文化之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2.应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下区域竞争的两极分化机制来分析我国东中西部发展差距。由于西部地区市场落后，投入要素更加稀缺，更加稀缺的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收缩机制粘合在一起，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就会出现乘数式收缩。与此相反，东部地区市场发达，在这种已经存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中，相比较而言，东部的资源配置具有相对效率，可以支配的投入要素更加充裕，更加充裕的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扩张机制的结合，使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乘数式扩张。
在这种情况下，东部地区可以获得西部地区根本不可能与之相比的累积竞争优势，同时进一步遏制西部地区的发展，使其在经济增长中不断累积起愈益恶化其自身的各种因素。这种差距的加大对我国经济整体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这种优势与劣势最终导致东西部发展的巨大差距，并以经济增长乘数式扩张和乘数式收缩、累积竞争优势和累积竞争劣势等形式表现出区域两极分化而不是共同富裕[16]。
五、政策建议
从我国及世界各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看，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问题在于如何使不平衡处在适度范围？只有在一定限度内的不平衡发展，才有可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状态。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地区差距是由历史、地理和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所造成，其中地理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几乎不可被矫正。在按照市场规律促进发达地区形成“扩散效应”的同时，也要培育不发达区域自身的产业，从而更好地增强梯度转移效应。一旦先进地区的生产成本上升到其它地区能有效与其竞争的时候，地区差距将有可能被矫正。
2.不同形式的收敛对应着不同的政策含义。绝对收敛意味着差异的自行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制定者所要担心的，仅仅是收敛速度缓慢的问题。而条件收敛是与区域结构性因素的差别密切相关的，这些结构性因素包括人力资本、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这就为政策制订者实施恰当的区域政策以改善贫穷地区落后的经济基础结构，留有一定的空间。
3.在市场调节失去作用后，政府干预将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国政府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寻求地区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均衡发展。这也正是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东北大振兴、中部崛起、重点区域的开放与开发、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原因之一。
4.地区差距的缩小是一个长期任务，政府在抑制地区差距扩大方面存在一定的政策选择空间。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公平的程度与决策当局对于公平的偏好有关。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优先选择公平目标，则社会不公平程度要小一些，反之亦然；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政府必须重视公平问题，可能也更有能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将同时面临经济高速发展与地区差距缩小的两难选择。如何将差距调控到适度的范围，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收稿日期：2006—07—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0271051），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资助项目（05w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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