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专题讨论）——3.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政治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是一种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5—0001—08
当我们探询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什么，或其研究对象是什么的时候，将传统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加以区别，是十分必要的。笼统地谈论政治哲学很可能将正在发育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弄成一个既无所不包而又脱离现实政治生活的空洞的理论大杂烩。在此，笔者想表明的思想很简单，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应当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而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为此，必须首先对传统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加以区分。
我们可以一般地把政治哲学定义为对于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但这一定义太一般了，以至于不能使我们对政治哲学的实质有多少了解。而要想对政治哲学有一个较深入的理解，便必须进一步考察传统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对于政治生活的不同理解。政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特殊构成部分。一般而言，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是介于神灵与普通动物之间，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能动性表明人的活动是受其目的观念引导的，而受动性则表明人的目的只能在一种限定的条件下得到实现。人的目的的形成又是为其价值观念所引导的，因而，活动的目的性可归结为价值性。若把限定人的目的实现的种种外部与内部条件归结为事实性，则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便可表述为事实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政治生活作为人类生活之一的领域，自然亦不例外。但政治生活作为一种超越于个人间自然血缘联系的群体生活，其价值性亦必指向一种群体性或社会性的价值，这使得政治价值与其他价值，从而政治生活与其他人类生活区别了开来。就此而言，政治生活的基本结构也就是政治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
政治哲学作为对于政治生活的反思，是要说明政治生活何以可能，而既然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构成了政治生活的基本结构，那么，政治哲学也就是要说明政治生活中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何以可能。如果说，合乎价值性之事是可欲之事，而合乎事实性之事是可行之事；那么，政治哲学不仅要考察可欲之事，同时亦必须考察可行之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考察可欲之事与可行之事的结合。如果政治哲学只是关注可欲之事，只是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行动；那么，政治哲学就只是一种规范理论。但政治哲学还关注可行之事，关注可行之事对于可欲之事的限制，因而，政治哲学就决不是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规范理论，而是一种受到事实性或可行性限制的规范理论。这意味着，如何说明政治生活中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有两种可能的基本模式：一种是内在的统一，一种则是外在的统一。前者是说在政治生活中，价值性与事实性内在地为同一之物，即由事实可直接地引申出价值来，从“是”引出“应该”来；后者是说在政治生活中，价值与事实不再直接地同一，不再能够从事实引申出价值来，不再能够从“是”引出“应该”来。显然，能够满足价值性与事实性内在统一的社会条件是传统的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在共同体本位的社会中，一方面，一个共同体存在的条件事实上已经预设了某种能使共同体存在的价值规范的存在，这些价值规范着共同体成员的行为，使之能够保证共同体的存在；另一方面，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个人是从属于共同体的，而共同体与社会是直接同一的，这意味着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同时既是社会的价值取向也是个人的价值取向，或者说，这两种价值的主体是同一的。既然这些价值规范构成了共同体存在的条件，而且价值的主体乃是共同体而非个人，那么，该共同体存在的事实便与这些价值规范是内在同一的。然而在市场经济导致传统共同体解体的现代社会中，共同体本位让位于个人本位，同一的价值主体不再存在，而是分裂为个人与社会两种价值主体以及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两种价值。这样，从个人的角度看社会，社会便表现为一种外在的事实性，而不再与个人的价值相同一；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个人，个人也表现为一种外在的事实性，而不再与社会的价值相同一。在这种情况下，价值性与事实性便只能达成一种外部的统一，即表现为事实性对价值性的外在限制。
正是政治生活在现代发生的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使得作为对于政治生活之反思的政治哲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传统的政治哲学一变而为现代政治哲学。传统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当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先哲的政治哲学基于其目的论的形而上学，其中，事物的存在内在地包含着目的性，从而可由之导出价值性与事实性的内在统一。从古代政治哲学向现代政治哲学转变的标志性人物是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马基雅弗利第一次将政治生活作了一种事实性的研究，霍布斯则提供了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外在统一的政治哲学的范本，而休谟则第一次从一般哲学理论上辨析了从“是”不能引出“应该”来。现代政治哲学虽然流派繁多，但不外乎在严格区分“是”与“应该”的前提下，以不同方式构造价值性与事实性的外在统一。
古代政治生活所显示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的内在统一，使得人们易于忘记价值性与事实性的不一致，往往以为能够突破内部人性事实和外部物质事实的限制而达成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理想的统一，将人类社会提升到人性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在大地上建立起天使的社会即理想的天堂。这种政治哲学当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典范。在那里，柏拉图设计了一个通过教育改造人的内部事实性而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统一的理想国度。其他古代政治哲学也多倾向于不顾事实性的限制，因而可以说，古代政治哲学一般地是一种理想性的政治哲学。自马基雅弗利以来的现代政治哲学将人的本性看成是一种难以改变的事实性，一般只倾向于达成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现实统一。因而，现代政治哲学一般地是一种现实性的政治哲学。如果把人类的政治生活划分为理想的、良好的、正常的和不良的四种的话，那么，古代政治哲学所追求的是如何构造一个理想的社会，现代政治哲学则不再追求理想的目标，而只是试图说明一个正常社会的条件，至多也只是以良好的社会为目标。
政治哲学作为对于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在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自20世纪后期以来，无论是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生活都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范围政治生活的变化当以全球化的迅猛进展为标志，而国内政治生活最根本性的变化便是市场经济所推动的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使得政治哲学在国内外都成为显学。但目下国内政治哲学的研究中，与其他各种流派的政治哲学研究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系列事关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之根本的问题上却往往缺乏系统而有力的话语。笔者以为，这种情况所表明的，正是由于种种理论上的和历史上的原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尚未找到自己的现实位置，未理解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的意义，仍然徘徊在一种传统政治哲学所追求的理想世界之中。君不见，在当今学术界，马克思的形象已在现代性批判话语的潮流之中被描画成现代性批判之先驱，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已被纳入了后现代主义话语的众声喧哗之中。在这样一种话语系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还有可能成为现实政治生活中一种建设性的话语？但是，建构起一种适应现今政治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确已是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迫切需要，而适合现今政治生活的政治哲学必定首先是一种现实性的政治哲学，而不可能首先是一种理想性的政治哲学。因为只有一种现实性的政治哲学，才可能对现实的政治生活产生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言说，而一种理想性的政治哲学却至多只能提供一种批判性的话语。因此，关注现实性维度，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归属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论域中，即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解为首先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比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性、批判性，在现今有着更为紧迫、更为实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