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维自由的维度与西方自由观的误区_决定论论文

论思维自由的维度与西方自由观的误区_决定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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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一个哲学难题。据说,它曾使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长期失眠,几乎精神崩溃。然而,对于各种思想体系来说,自由又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它“像斯芬克斯一样向每个这样的思想家说:请你解开我这谜,否则我便吃掉你的体系!”(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三联书店,1961,第87页)在二十世纪即将逝去的时候,我们看到,思想家们在本世纪仍然没能解开自由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一种能被人们公认的圆满的自由观仍旧是一种遥远的理想。因此,自由问题仍将在新世纪中继续困扰着思想家们的神经。然而我们也看到,人类思想的持续努力毕竟使自由问题的解答朝着最终解决的方向前进了几步。自由或许与其他许多哲学问题一样是永恒不解之谜,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永久的魅力。本文拟讨论思考自由的维度和西方自由观的误区。

自由就其本义来说,就是摆脱某种限制和束缚,求得解放。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人通过实践摆脱限制,争取解放的历史;而思想史上的各种自由观无论其理论形式多么抽象,都是对人的现实生活状态的反思和对人的未来的构想。在各种自由观的形成中,时代与现实的作用是重要的,但从理论构成的角度来看,它们又是思想家们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某种思维方式去思考自由问题的端点和层面的产物。因此,从思维方式角度考察一下西方自由观的误区不无益处。

无论何种自由观均有三个层面:(1)自由的主体;(2)主体所受的限制或束缚;(3)主体或客体的选择。在这三个层面中, 主体与限制是自由的两端,选择是两者之中介。自由的主体,即人,是多向度的,变化发展的;主体所受到的限制是多层次的,在时空中不断呈现的;主体或客体的选择是客观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把握了自由问题的层面和端点,就不难对斑驳陆离的各种自由观的理论类型作出分类。

思考自由的理论出发点有三类:(1)从自由的主体“人”出发,而无论这个主体是自然人、感性人、理性人、集体人亦或个人;(2 )从自由的主体所受的限制出发,而无论这种限制是宇宙、自然、客观世界、社会环境抑或其他客体;(3)从主体与限制的相互作用的机制, 即选择出发,而无论其是单向性选择还是双向性选择。不同的理论出发点引导着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分别称之为主体内向型、客体外向型、主客统一开放型。西方各种自由观可以分别归入这三类,但有程度和内容上的差别。

在西方思想史上,早在古希腊“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中已经反映出人类对自由的向往。可是,这个神话故事的真正底蕴不是一种自由观,而是一种“不自由观”。那个大力神面对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恶狠狠地宣称:除了宙斯,谁也没有自由。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用原子运动解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宣称“一切都由必然性而产生”(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7页)。这种彻底决定论的观点致力于用自然本身的原因来解释自然,但在肯定客体对人构成的限制时,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将人的自由化为乌有。他的后继者伊壁鸠鲁提出“原子偏斜说”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人的自由保留一席之地。他说:“与其成为自然主义者那种宿命的必然性的奴隶,毋宁接受那些关于神的学说。”(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第10卷,第134节,娄卜丛书版)

近代西方唯物主义的自由观带有明显的崇尚科学与理性的时代特征,但仍延续着德谟克利特的思路,用物的眼光看人,用必然性否定人的自由。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说:“一切现象都是必然的,自然界的一切存在物,都只能在特定的境况中依其特性活动,而决不能以任何别的方式活动。”“无论怎样思考,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人在全部行动中都服从于必然性,人的意志自由甚至在神学的体系中也是幻想。”(霍尔巴赫:《自然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39 页)这种机械决定论从根本上消除了上帝干预自然的可能性,也从根本上限制了各种人的主观随意性。但对自由问题来说,它的回答是:人没有自由。因此,把必然性绝对化事实上是把必然性降到偶然性的水平,其结局必然是宿命论。(参阅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81页)

在现代思想中,德谟克利特式的强决定论已不多见,但仍有人坚持严格决定论的观点。行为主义者斯金纳说:“自由与尊严的观念,无论在什么自主的内在精神的念头上来理解,也不如在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上理解更好些。‘为自由而斗争’,代表了动物想避免或逃离可恶环境的行为特征。在现代行为技术有效地发展的情况下,人已经进步得不再需要自由和尊严。”(引自舍伦伯格:《社会心理学的大师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1 页)这种现代科学决定论的观点同样走上了彻底否定人的自由的绝路。

应当看到,无论是古代的自然决定论、近代的机械决定论,还是现代的科学决定论,都蕴涵着人类以科学、理性、知识、技术为手段,通过把握客观规律来获取自由的意向。这些理论认为,只有当我们周围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规律性被揭开的时候,自由才能得到。因此,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是这种把自由定位于必然性的自由观若不辅之以人的主体性的思想,极易走向肯定人的自由的反面,滑入宿命论。许多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为了与唯心论的“意志自由观”划清界限而赞同严格决定论,结果是彻底否定人的自由。这是一条深刻的理论思维教训。

严格决定论在现代受到批判,大多数西方思想家信奉非决定论。本世纪初的现代物理学革命,证明了严格决定论的谬误和微观世界的无规律性。用物理定律作为根据去反对人类自由不再是合理的事。在现代物理学革命的影响下,非决定论的历史观占了上风,乃至取代了历史决定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其他领域情况亦与此相仿。由此可见信奉决定论危及人的自由,而信奉非决定论给人的自由留下了广阔的领域。以非决定论和几率性微观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理论可以包容决定论,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包容牛顿力学理论一样;反之,要用决定论去解释非决定论却是不可能的事。

从上可见,在自由问题上,若从由客体构成的对主体的限制出发,对客观世界作严格决定论的解释,那么这种理论越彻底,人就越没有自由。有许多西方哲学家正是看到了严格决定论与人的自由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哀叹说,人是被用许多冷酷无情的自然法则织成的蛛网所俘虏的奴隶,尽管他有认识和掌握自然法则的自由,但到头来仍然一定要被自然法则驱向死亡,这就是人的悲剧所在。把自由仅仅理解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无法给人的未来和前景指明道路。

那么,思考自由问题的另一条思路又如何呢?从主体这一端出发的主体内向型思维能给人指明前景吗?结果同样是否定的。

在西方思想中,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可能最先想到要从人出发思考问题。他说:“我寻找过我自己。”(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上引书,第28页)智者普罗泰戈拉确定了一个认识维度:“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同上,第138页)在他那里,“主体是能动的, 是规定者。”(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 1982年,第27页)苏格拉底醒悟到,用认识自然的方法不能理解人的本性,因而放弃了对自然的思考,转向“认识你自己”。而在亚里士多德说出“人是理性动物”这句名言以后,把理性视为人的本质,把人的自由与人的本性联系起来考虑就成为各种人本主义自由观的重要特征。晚期斯多亚学派肯定人的理性是自足、自主、自由的。客观世界并不能对人的判断力构成限制。新柏拉图主义肯定人的意志自由,把必然性排斥在自由问题之外。该派哲学家认为,如果一切都服从必然性,我们就不再是我们自己,就不再有什么行为是我们的了。然而这些学派肯定的自由均属于精神自由,这些自由观的基础都建筑在人与动物的某种区别,即人性上。一旦人们发现了人性的弱点,这种自由观就会动摇。爱庇克泰德说:“傲慢的人啊,当你醒悟过来时,你就会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狂人!你自身是卑贱的;理性是不起作用的。”(转引自巴斯卡:《沉思录》,英文版,第5章,第1节)

然而在古代和中世纪,绝对化的精神自由论并没有能够真正确立人是自由的主体的信念。期间虽不乏普罗泰戈拉式的对人的颂扬、伊壁鸠鲁式的对个体自由的肯定、托玛斯·阿奎那式的意志自由论,但人为主体的思想的真正确立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结果。近代西方思想家把自由与理性联系起来,卢梭提出,有无自由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天生是自由的。借助科学的冲力,掌握了科学知识的理性人被确立为自由的主体。然而科学的发展也使人的自由陷入窘境。在科学理性为整个世界作了天衣无缝的精确描述以后,人的自由还有什么地位呢?近代西方思想家大都肯定人的理性自由,都程度不同地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但并没有解决“理性自由观”的疑难:必然性在自由中的地位和理性的根源和限度。因此,在近代,有机械论与唯灵论之争,唯灵论处于劣势;而在现代,理性自由观的偏狭也暴露无遗。孔德指出,所谓人是理性动物这种经院哲学的定义是无意义的。(参阅孔德《实证哲学教程》导言)马尔库塞则说:把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这是荒谬不堪的和丑恶可耻的观念。(参阅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可见,理性自由观被非理性自由观所取代不仅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理论建构上的原因。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封闭的、主体内向型的思路仍在西方思想界延续。二十世纪的各种人本主义学派,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都把近代理性自由观当作靶子猛批,并用意志、生命、本能、人的心理存在作为人的自由的本体。然而有趣的是,由于在思考自由时只考虑主体这一端点,而忽略限制这一端点,把自由的主体视为封闭的,因此这些学派也没有能够弥补近代理性自由观的不足,最终走上了彻底否定人的自由的绝路。以弗洛伊德为例,他打破了传统理性主义的束缚,探讨无意识在人的行为中的作用,但他认为人的理性也受本能制约,人实际上是一个不自由的被决定者。他说:“精神分析学家以特别强烈地信仰精神生活的决定而著名。在任何一点上打破了自然现象的决定,就整个推翻了科学的世界观。”(转引自阿德勒:《西方的智慧》,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20页)

当然,并非所有现代人本主义自由观都走上了绝路。有些学派在新时代条件下强调对人的全面认识,在谈论人的精神自由时也没有将人的心灵封闭起来。例如,哲学人类学强调要探索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和超越的层次,探索“完整的人”的形象和发展历程。在批判各种单向度的人的过程中,重新确定了“人是自由的主体”的含义,把自由定义为实现和超越,定义为“每个人的全面丰富健康的发展”。(参阅舒尔兹:《成长心理学》,三联书店,1986年,第12页)莫里斯的“开放的自我”,杜威的“文化人”也都有这种倾向,把自由理解为现实的个人对各种限制的突破和超越。开放性的介入,使原先封闭式的主体内向型思维有了转机,也使自由两个端点的沟通有了可能。

上述两种思维方式的失败使许多西方学者进退维谷。在自由问题上固执一端,必然整个地或部分地否定人的自由。那么沟通和超越两面者的通道在哪里呢?要解决这个难题,必须在承认人是自由主体的前提下,寻找一座沟通主客体的桥梁。能够承担这一任务的是“选择”。这个范畴是联结自由问题两端点的中介。在各种现代自由观中,“自由选择”论最值得我们注意。

选择这个概念在西方思想中并不罕见,但只有到了现代,它才在自由理论中发挥核心作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必须对他自己的选择负责, 神是无辜的。 (参阅柏拉图《理想国》, 商务印书馆, 1996年,第423页)在基督教神学理论中,人有选择信仰的自由, 人也要对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负责。这些都是神学目的论之下的主体选择论。近代由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论”是对神学目的论的否定。斯宾塞和马尔萨斯把“自然选择论”从自然界推广到人类社会,社会环境选择和造就人。这是进化论之下的客体选择论,饥饿和战争都成了客体选择的手段。

到了本世纪,选择这个字眼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思想家们的著作中,说它是本世纪最有魅力的术语之一恐怕也不过份。当代思想家强调选择的重要性,首先是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生活就是面临抉择。人现在正面临着巨大的抉择。他忍受着一个新时代的早期阶段。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面临着在集中的奴役和不可衡量的自由之间进行极其重要的选择。”(莫里斯:《开放的自我》,英文版,第3 页)其次是现代量子力学给西方科学认识论提供了新内容,揭示了人类实践活动中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内在选择机制,给主客体统一的开放型思维方式提供了客观基础。玻恩说:“随着量子纪元的到来,关于主客体两极性的问题出现了一种新态度,它既不像古代和中世纪的学说那样,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态度,也不像牛顿以后的哲学那样完全是客观的态度。”(玻恩:《我这一代的物理学》,英文版,第28页)“任何实验结果都不能被解释为提供了和客体的独立性质相关的知识。”“并不能在客体本身的行动和测量仪器的相互作用之间画出任何的明确界线。”(《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9、68页)波普认为,即使在原子世界,选择的例子也非常丰富,从事科学活动,你无法说清是从纯主体出发还是从纯客体出发,而只能从主客体统一的境遇出发。他提出要把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中的决定论因素清除,代之以主客体的双向选择。“经验固然让我们自由选择,然而又支配我们的选择。”(彭加勒:《科学和假设》,英文版,第2页)对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观点, 必须补充一种关于相互作用的媒介的满意说明。

科学活动的本质一旦被阐明为是以工具为媒介的主客体双向选择,那么将此原理推广到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也就不难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也是主客体双向选择,即人与社会环境的双向选择。环境选择人,人也选择环境。人在选择中生活,人生活在选择之中。“选择是有生命东西的主要特征,没有选择的生活就会使生活停止下来。”(莫里斯:《开放的自我》,上引书,第3 页)自觉自主的选择是人的主体性活动的本质。然而这种主体性选择不应否认外部环境的存在。在强调主体选择的重要性时,既不能走上机械决定论的老路,把选择本身用规律、必然性加以界说,也不能走上唯灵论的老路,把主体选择界说为“任意妄为”。

“选择自由”论是西方自由观的最新形式。它的基本点是强调主客体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有选择的相互作用。没有主体的选择,主客体之间就不会发生作用。这种理论并不否认客体的存在,而强调没有主体的选择,它的存在不能构成对主体自由的限制。从思维方式角度考察,它优于近代“人性自由”论的地方在于打破了主体的封闭性,沟通了自由问题的两端,给自由问题的二律背反找到了出路。应当说,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西方现代自由选择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主体选择阶段,并经常有偏重主体选择,轻视客观条件的倾向,但我们也看到,双向选择正越来越多地占据现代自由观的中心。以杜威为例,他认为:“自由问题,同时是人性以内和人性以外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方式问题。”(杜威:《自由与文化》,英文版,第18页)自由既受制于文化构成诸因素,又受制于人本身的因素,这两个方面的诸多因素综合起来,决定着人的自由度。主体由于需要而创造文化,文化反过来丰富着人的本质,人以丰富了的本质再去创造新的文化。在经历了几千年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之争以后的西方思想,开始比较全面辩证地思考自由了。

在中国学术界,马克思的思想一般不被学者们纳入西方思想的源流,而是列为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因此我们把马克思关于自由的思考放到最后来讲。

最初,马克思像许多近代思想家一样,把自由定位于人的本性,把精神自由、思想自由当作人性之所在。(参阅《马恩全集》,第1卷, 第41,58,63,67页)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使马克思放弃对自由作抽象思辨的思考。他突破了封闭的“理性自我”,联系主体所受到的各种限制来思考自由。然而,思考自由的限制这一端并没有使马克思走上强决定论的道路。在1844年手稿中,他指出人的自由的实现取决于环境保护和自然、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矛盾的克服。他找到了沟通主体与限制的桥梁。这就是人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辩证地说明了主体与限制之间的相互作用。要获得自由,人首先要认识外部环境。“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类理性的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容许的范围内取得自由。”(《马恩全集》,第3卷,第507页)但是,对外部环境的认识本身又是人们自身实践活动的条件和结果。自由的获得不是盲目的必然性发展的结果,而是人类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的结果。人的自由度受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但人对环境的关系决不是消极被动的适应,而是积极主动的创造。“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马恩全集》,第2卷,第167页)

马克思的思路有效地避免了近代西方各种自由观的缺陷,在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辩证地说明了自由两端点的相互作用。因此,他能够对人的主体地位给予全面肯定,把人的自由进一步具体化为“人的全面发展”。自由王国是人类全面发展的时代。这个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马恩全集》,第23卷,第649 页)受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专门探讨选择问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马克思的自由观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主客体统一的开放型思维的典范,至今对我们思考自由问题仍有重要的意义。

自由的获得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自由的获得离不开对自由问题的严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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