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人口研究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0)06-0127-10
中国人口思想的萌生与发展可一直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春秋。主张人口众多以富国强兵，以增加社会财富，以承续后嗣，是三千年来中国社会人口观的主流。一直到清中后期，洪亮吉(1746-1809)的《意言》问世，提出“治平说”、“民数论”及“天地”、“君相”调剂之法，才标志着中国的思想家在面临社会人口增加的压力下，从实情出发，跳出了主张人口增殖的中国传统人口思想的窠臼，将人口问题研究引入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和高度。然而，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观，甚或比较系统的人口思想，从来就未曾形成过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潮流，除了手段和方法的不足外，理论底蕴也欠丰厚，与具现代社会科学特征的人口学研究其实是同源而异辙，并不能够完全相提并论。中国人口思想研究的滞后，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发生了一种质的改变，而导致改变的原因，从内因上看，显然与国势衰败、内忧外患加重、“人满之患”弊端日见暴露相关；外因上看，则与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近代西方人口学说在中国的传播直接相联系。客观地说，马氏的人口论，自1880年首次在中国面世，其后数十年间，几经重译再版，影响不断扩大，既是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人口情势研究的需要，也为中国思想界解释中国人口问题、构筑人口研究的理论框架铺垫下了基础。民国时代关于“人满之患”的论争、节育问题的讨论，并由此而引发的中国思想界首次人口问题研究热潮，大体上竟都与马氏的人口学说以及随后传入的新马尔萨斯主义息息相关。
民国时期人口研究空前活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随着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学术思想界涌现出了一批学贯中西、思想开通、进步、既具专业知识又富社会实践精神的知识分子。这些中国知识界的精英，怀抱一颗富国强民的爱国之心，在民国社会所特有的新旧、古今、中西思想相对立、撞击、并存、互通的学术气氛下，以人口问题为突破点，纷纷著书立说，从不同的视角提出自己的人口观和政策主张，一时间可谓观点纷呈，创见迭起，在中国人口研究史上留下了诸多值得后人思考、探究和学习的篇章。
本文根据掌握的资料，对民国时期刊行的人口类著作和文章作了数量上的统计和领域方面的归类，并着重就当时所争论的中心议题——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及相关对策以及人口所论及的其他问题作了探讨和评述，其意在于为民国时期的人口研究勾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有助于推动此项研究向更深层次的发展。受资料和水平所限，文中的不当和疏误处，尚祈有识者不吝指正。
一
民国成立之初，南京临时政府在颁布的临时约法中曾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当时全国范围内曾出现过一个短期的办报高潮，1912年前后全国报刊总数达到495种，为1901年的4倍。袁世凯掌权期间，许多进步报刊遭封禁，袁死，中国报刊和出版业始得复苏。民国时期学者们的人口著述就是在这样一种刊行背景下问世的。
据已故学者孙沐寒所撰《中国近代人口史料编目》[1]统计，民国年间(1912-1949)各类报刊所发表的各类人口方面的文章约在七百五十余篇，其中1919年新文化运动前后至1929年11年间刊发约二百九十余篇，占所刊人口类文章总数的约39%，1930年至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刊发的人口类文章为三百九十篇左右，约占总数的52%。两项合计，1919-1936年间刊发各类人口文章约计六百八十余篇，占到民国年间此类文章总数的91%。这一情况表明，二三十年代，特别是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两次大战的相对平静期间，中国学者通过自己的目光观察、调查、认识、分析、研究现实中国人口问题而形成的数以百篇计的著述，在国人面前集中昭示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的同时，从学术角度讲，确实构成了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人口研究的高潮期。
民国期间，刊登各类人口文章的报刊的面分布十分广泛，前后曾多达二百余种，其中20年代之前，文章集中在《东方杂志》（1901年创刊）、《新青年》、《地学杂志》和《时事新报·副刊》等少数几种报刊上，20年代之后，政论、社会、财经、金融、工商、农林、史地、卫生、妇女等类期刊及一些报纸的副刊都刊印过人口类的文章，其中重要者如《东方杂志》、《统计月报》（1929年创刊）、《社会学刊》、《清华学报》、《农林新报》、《食货半月刊》、《地理学报》、《北平晨报·人口副刊》等等，共约五十余种。
除了报刊上发表的各类零星文章，民国年间还陆续出版了（由1914年起）一批人口学图书。按《民国时期总书目·社会科学（总类部分）》[2]统计，其数共计194种，约占民国年间全部图书出版总数（十余万种）的0.2%弱，但倘若考虑到在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图书中事实上也有专门章节论及人口的各项研究，则民国年间出版的涉及人口研究的图书便增加到三百五十余种，占在此期间全部图书出版总数的0.4%弱。所出版的194种人口学图书，1919-1929年间出版的39种，1930-1936年间出版的有55种，分别占载明出版日期图书计174种的22%和32%。与报刊类人口文章不同的是，在1937-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仍出版了48种人口类图书，在1946-1948年间也有17种出版（其中大部分系人口—户口统计资料类书籍及户政管理类书籍），共计占37%。此外，1914-1918年间出版人口类书籍15种，占相应比例的近9%。
商务印书馆（上海、重庆、长沙）是出版人口类图书最多的一个出版社，民间年间共计出版人口学术著作20种，占了全部人口类学术著作出版数的27%。其他如上海的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南京和重庆的正中书局、以及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等也都出版过一定数量较有影响的人口学术著作。
二
按照欧美的学科体系，人口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以后，随着学科的发展，才从社会学中派生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民国时期，我国社会科学受欧美影响较大，各类社会学著作中一般均设有人口的独立章节。研究人口还必然涉及到统计。民国年间出版的各类统计学著作中也有许多专论人口统计的章节以及有关人口统计与调查的表式、步骤和方法。据笔者粗略统计，民国年间出版的统计学书籍中，涉及到人口方面的内容则以全国及相关地区人口—户口统计资料为最多，这些资料是了解民国时代社会经济状况及其变迁的基本数据。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民国年间印行的统计资料，有一些的统计纲目涉及面之广，资料搜集之完备，并不逊于今天我们的统计出版物。以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1月出版的《上海市统计》(Statistics of Shanghai)[3]为例，该统计全部表式均中英文对照，343页，统计内容包括土地、人口、行政、司法、财政、金融、商业、工业、劳工、农业、交通、公用事业、文化事业、教育、社会、卫生共16项，每项之下，罗列的细目少则12条（财政），多则61条（农业）。人口纲目计17条，分设17个表式详列。17个表式为：(1)上海全市人口统计表（十九年至二十一年）；(2)上海全市人口密度统计表（十九年至二十一年）；(3)上海市各区人口统计表（十九年至二十一年）；(4)上海市市民年龄统计表（十九年至二十一年）；(5)上海市市民籍贯统计表（十九年至二十一年）；(6)上海市市民职业统计表（十九年至二十一年）；(7)上海市市民迁入徙出人数月计表（十九年至二十一年）；(8)上海市市民男婚女嫁人数月计表（十九年至二十一年）；(9)上海市学龄儿童分区统计表；(10)上海公共租界中国居民籍贯统计表（九年至十九年）；(11)上海公共租界外国居民国籍统计表（九年至十九年）；(12)上海公共租界中国居民成人及儿童比较表（九年至十九年）；(13)上海公共租界中国成人居民性别统计表（九年至十九年）；(14)上海公共租界外国成人居民及儿童比较表（九年至十九年）；(15)上海公共租界外国成人居民及儿童性别人数统计表（九年至十九年）；(16)上海法租界居民性别分析统计表（十九年至二十一年）；(17)上海法租界外国居民国籍统计表（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另外，与人口相关的内容在工业、劳工、农业、教育、社会、卫生诸项目中也有相当充分的反映。以该《统计》中农业项的农村人口统计为例，所列细目包括分区分性别的农家户数与人口统计、男女壮丁人数统计、学龄儿童统计、村民识字人数统计、村民职业户数类别统计、分区人口密度、村民死亡与出生统计、男女村民最高年寿人数及平均最高年寿统计、男女村民平均婚嫁年龄统计等。其他，如有关上海市民出生与死亡等的详细数据则在卫生项目中尽数列出。
民国年间的社会学书籍，以人口调查的方法学著作和对人口实地调查与分析的著作数量居多，还另有一些论述人口原理和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人口问题的著作。社会学研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以其方法和技术，深入一个地区进行较长时间的考察、调查，然后对其获得的资料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方面予以研究分析。民国年间中国社会学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大量的农村乡土社会概况的调查，也有专门的关于居民家庭状况、家计，乃至关于昼民（水上居民）及对有关民族地区的调查。这类调查一般都要涉及人口状况的分析，其中在社会学界和人口学界影响较大者如1933年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李景汉编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4]，该书第四章人口，分有6节，依次为：人口总数与分布、人口年龄与性别之分配、家庭之大小与亲属关系、婚姻状况、职业、宗族。即或以今天的眼光看，该书不仅仅为我们提供、积累了宝贵的历史人口研究资料，而且其调查、研究和分析的手段也仍然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
至于民国年间出版的各类人口学专门书籍，其所涉及领域有如下表：
人口论与 人口思想史 人口统计 人口／户口
户籍管理、
人口问题
历史人口
生命统计
调查方法登记与行政
19(9.8)
9(4.6)
基中译著
4(2.1)其中译著
14(7.2) 39(20.1)
5(31.3)
1(6.3)
人口地理
节育研究
中国人口问题与 人口／户口统计 世界人口
总计
人口政策研究 调查(资料与个案)
4(2.1)8(4.1)16(8.2)7(3.6)
194(100.0)
其中译著 其中译著
其中译著
74(38.1)其中译著 其中译著
2(12.5)
4(25.0)
1(6.3)
4(25.0) 16(100.0)
资料来源：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社会科学（总类部分）[Z].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民国时期报刊上刊发的文章，则涉及到人口问题及其调查与研究、节制生育、移民实边、人口统计与调查及有关的人口资料、户籍行政、马尔萨斯人口论及其评述、人口与地理、健康与优生，以及历史人口、人口思想、外国人口研究等诸多方面。于此，我们作如下分析。
三
民国时期，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和提倡节育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进一步获得传播、且影响日益扩大的一个时期。特别是20年代初和30年代中，随着节制生育的积极倡导者、美国人M·桑格夫人的两度访华，节制生育(Birth Control)或曰“产儿制限”一词愈加为中国思想界所熟知。围绕节制生育，报刊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数度形成热潮。参加讨论的不仅有社会学界、人口学界的知名学者，也有文化新闻界、卫生界的代表人物。讨论也得到了妇女知识界的响应。从所出版的书籍和报刊所刊发的文章看，则大体可归为三类。一类是对马氏人口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介绍和评述，如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出版的马氏《人口论》译本（郭大力译）及其他几种于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出版的译介著作，传播较广者如柯克斯(H.Cox)的《人口问题》（武堉干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2月初版）、河上肇的《人口问题批评》（丁振一译，上海南强书局，1929年4月）等，以及报刊所刊发的十多篇有关新老马尔萨斯主义的评述与批评文章，如《驳马尔萨斯人口论》（《法政学报》第1卷第3期，1918年5月）、《马尔萨斯人口论之盛衰与资本主义》（《学艺》第3卷第1号，1921年5月）、《俄国人口问题与新马尔萨斯主义》（《银行月刊》第7卷第6期，1927年）、《马尔萨斯的中国人口观察》（《学生杂志》第17卷第3期，1930年）等等。各篇文章中最有影响者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所写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4号，1920年）一文。该文分析了马氏人口论产生的背景，驳斥了马氏关于人口增殖常有超过食物范围以上的倾向的论点，认为“中国人口问题，也不曾是马尔塞斯底学说可以解决的”，“中国人口过多底现象，不是和土地比例的人口过多，乃是不生产而消费的游惰人口过多”，“照现在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和‘游惰神圣’的社会制度，若不改造，就照现在的人口减去一半，恐怕仍然免不掉贫困的现象”。他认为，要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应当发展生产事业、发展交通事业、发达科学、发达生产技术、增加劳动底数量、分配平均、限制人口并举，且人口“限制底方面应该注重在游惰的上流社会，不限于贫苦的劳动者”[5](P18-20)。
二类是侧重讨论生育节制及其方法问题的，图书如安部矶雄的《产儿制限论》（李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10月）、M.桑格夫人的《节育主义》（陈海澄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7月）、《节制生育问题》（程浩，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6月）、《产儿调节之理论与实际》（缪端生，上海新亚书店，1933年）等；文章中较有影响者如《避妊问题之研究》（邵飘萍，《妇女杂志》第6卷第5号，1920年5月）、《婚姻问题与人口问题》（陈望道，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8期，1921年9月21日）、《产儿制限说》（周建人，《东方杂志》第19卷第7号，1922年4月）、《生育节制问题》（晓风，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39期，1922年5月3日）、《生育节制释疑》（邵力子，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39期，1922年5月3日）、《生育节制的先锋运动》（赵夔，《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4号，1930年）、《妇女与节制生育》（刘王立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关于生育节制》（克士，《东方杂志》第32卷第5号，1935年3月）、《生育节制的理论和实际》（董平美，《东方杂志》第33卷第7号，1936年4月）等。
三类是对现实一系列人口理论与实际问题，包括节育问题在内的深入探讨与研究，是民国时期人口研究的主流，当然其对后人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最大。现对有关学者及其代表论著进行简要介绍与评述。
陈长蘅为现代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先行者，其代表作《中国人口论》（上海商务印书馆），自1918年初版，至1928年连续八版，以其问世早、影响大而被推崇为中国现代人口学研究的开端。陈长蘅并另著有《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上海商务，1930年）一书，提出了适度人口及“生育革命和淑种运动”的政策主张，是为人口品质方面政策的先导。陈长蘅还在其多篇颇具影响的论文中鼓吹“强种之道”，为此，“限制生育殆为必要之一举”（《中国劳动问题讨论》，《清华学报》3卷1期，1926年）[6](P68、69)，而为“调剂人口过度之……根本政策，莫如实行相当之迟婚节育以提高国民程度”（《中国近百八十余年人口增加之徐速及民势之变迁》，《东方杂志》24卷18号，1927年）[6](P88)。陈长蘅认识到“近世的战争已大半资本化和科学化”，主张“改良民族的品质，在积极方面应鼓励优良品质的传播，在消极方面应取缔低能分子的繁衍”（《我国人口的三种压迫与其解救方法》，《申报月刊》1卷4号，1932年）[6](P129、130)。
民国时期另一部重要人口著作是陈达所著的《人口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8月初版，1935年3月再版）。全书分人口理论、人口数量、人口品质、人口与国际关系四编共22章。该书出版之后，以其理论认识水准和政策主张受到学术界高度推崇。作者在该书第十七章分析了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的关系，提出了“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成反比例，人口数量与人口品质处于反对地位”的理论假设。他说：“如果一人的精力，须为衣食住与安全等问题消磨净尽，那么成绩竞争便谈不到；因此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成反比例，要文化有进步，必须减少生存竞争的苦痛，增加成绩竞争的机会。”“生存竞争的减少，其方法当然甚多，但人口数量的减少是最重要的。不论人民的职业是农业或工商业，人口数量减少之后，各人谋生的机会必增多，生命的危险必减少；因此才智之士可以匀出适当的时间来努力于文化事业。”在第二十二章中，作者列举了中国采用人口限制政策的五点理由，即：人口数量、人口品质、生活程度、社会环境、国家患难。难能可贵的是，陈达在书中明确提出了“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这一政策主张，而且认为人口品质不仅仅是优生，更重要在于教育，显然比陈长蘅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陈达说：“……我国有高生育率与高死亡率，其结果则自然增加率减低，因此于人口的数量实际并未有大量的增加。多生则多死，于个人家庭及社会俱有损而无益……，我国如欲保存现在的自然增加率，同时要减少上述的损失，其最简捷的方法是生育率与死亡率的减低；要想贯彻这种主张，节育是必要的。”在论及人口品质与教育的关系时，陈达断言：“教育愈普遍，品质当然愈优。”在比较了中国与美英两国学生入学情况的差别，分析了中国学生的来源后，陈达强调：“我们必须推广教育于农界及工界”，“我国的工人与农人占人口重要部分，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是改善人口品质的急务”，同时，他也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农界与工界，其大多数不能供给儿女们的教育费；这是改良人口品质一个困难问题”。陈达并强调，在“国土日蹙，外患日急”的内外环境下，“人口的数量务求减少，人民的知识务求提高，人民的体力务求强健。易辞言之，我国立国的基础，要建设在有职业、有教育、有爱国心的民众之上，即必须要改良人口的品质”[6](P158、157、167、159、160、163、164、165、167)。陈达的上述人口思想及其理论依据，是他对我国人口研究和人口控制思想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顺便还可提及，陈达在抗战期间曾于云南呈贡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负责进行人口实地调查与研究；尔后，陈达据调查材料写成《现代中国人口》（英文）一书，先由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杂志于1946年7月用专题报告形式发表，再由芝加哥大学印成专书在美国和欧洲发行。我国社会学和人口学恢复研究后，鉴于此书的学术和资料价值，又将其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发行[7]。
关于人口数量与人口品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许仕廉的论著中也有充分的表述。许仕廉认为，“且中国危险，不在人口数目减少之可能，而在与西洋民族品质比较之相形见绌。质言之，中国人口，不是数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在今日人口分配未均，生产效率低微时代，必须节制生产，以减少生存竞争，使已生育的幼孩，有较好的发展机会”（《民族主义下的人口问题》，《东方杂志》第23卷，第16号，1926年8月）[6](P76)。1930年，许仕廉又在《中国人口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一书中，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治标和治本办法，并将“提倡迟婚运动”、“提倡平民教育”、“提倡全世界的生产节制运动”等归为治理人口的“治本办法”[6](P105)。
吴景超人口研究的着眼点也是力主控制人口。他的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中国人口问题》（《独立评论》第225期，1936年）在一开始就鲜明地指出：“关于节制人口的需要……国内人士……同情的固然不少，但是反对的也很多。最不幸的就是反对中国现在采取节制人口政策的人，在社会上还握有很大的势力与威权，他们的态度，是使中国现在不能用合理的方法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最大阻碍。”接着，他对“从战争的立场”、“从生产的立场”、“从土地利用方面”、“从工业化方面”反对节制人口的主张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随之提出了为何应当采取节制人口的政策理由：“第一，中国人口的庞大，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第二，中国人口的庞大，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第三，为救济一般产妇、婴儿、及在经济压迫下的家长等起见，我们主张节制人口”，“第四，……有两种新的势力，使中国的人口膨胀……工业化的结果，可使人的享受增加，早夭等不幸事业减少。卫生事业的最大目的，就是要减少死亡率……假如在死亡率减低的现状之下，不设法使生育率也同样或更快的下降，那么不久就可由四亿五千万的人口到五亿或六亿以上”。[6](P202-207)吴景超还在另一篇文章中，从国力强弱的角度，指出“一个国家要这样多的人口，有何用处？打仗么？现在国际的战争，其胜负不以人的多寡而定。……生产么？现在生产力，大部分已不靠人的力量，而是靠煤、油及水等等天然的力量。……人力在世界各国所有的生产力中，不过占八分之一，……中国的财富本是有限的，现在却要供给这许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贫困衰弱的路上去。”（《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6年）[6](P208)吴景超60年前的上述观点，现在看来，也是深刻和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
乔启明主张节育更多的是基于其对中国人口现状的分析和与世界相关国家对比的基础之上，他分析了中国的人均耕地状况，研究了中国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自然增长，以及年龄结构和平均预期寿命，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目前重大之问题，莫如人口问题，而人口问题之重心，端在人民之早婚繁育。”“今日中国如欲解决人口问题，首应采取人口限制政策，效法英美各国调节与限制生育。”乔启明并依据调查资料，提出男子结婚年龄至少为25岁，女子为20岁，同时要“厉行节育，以期改良人口品质”，“注意医药设备，灌输医药知识，降低婴儿及普通死亡率，而增长希望寿数，使人口现象日趋健全”。针对一些人自诩中国地大物博，赞成人口膨胀的政策，乔启明甚至警告说：“而限制人口之方法，莫如迟婚节育最为和平，最为安全，最为经济。在今日情形之下，若中国盲从少数与中国情形不同之国家，奖励生育，采行人口膨胀政策，则中国必为马尔萨斯所谓天然限制实验之场。”（《中国今日应采之人口政策之商榷》，《农村新报》，第14卷，第5期，1937年）[5](P353-355)
经济学家马寅初研究人口的文章最早见于《新青年》第7卷第4期（1920年4月）的《计算人口的数学》一文，文中演算了用数学的级数和几何的级数计算人口的法则和校正的方法[8](P9-14、22-24)。1928年3月，马寅初又在“现代之新经济政策”的演说中从经济的角度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四种办法：节制生育，减少人口；移民；教育；增加需求。[8](P15-16)马寅初还对中国农村经济和家庭、家族观念对人口发展的影响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指出，“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实在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太厚，民族思想太薄”。“因为家庭思想太重，便喜欢生儿子，子女愈多，人口愈加，农村经济必愈破产。”[8](P22)马寅初还提到了由于“中国人固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古训，常以多子多孙，传为美谈。生育漫无节制，人口因以大增，且过于常度，结果人口过多”，导致田地分散，经济破产的教训。[8](P24)后来，他又在《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一书中对人类进化的两个主要动因：生殖、生产作了分析，深刻指出：“从人类生殖的活动上，我们可以确立人类递嬗进化的程序；从人类生产的活动上，我们可以把握人类生活水准发展的动向。但生产之为物，至少必须求其与生殖平衡地发展。生产超出生殖，固可以促人类文化向上开展；反之，生殖超过生产，则社会快乐的生活绝望，兵祸连结，永无宁日。”[6](P211-212)应当说，正是上述人口思想，为他1957年发表著名的《新人口论》形成了思想和理论准备。
民国时期的其他一些学者，也在各自的著述中表达了节制人口的主张。较有代表性的如易家钺认为的“中国……如果要进为文明国，只有——把高生产率与高死亡率降到低生产率与低死亡率之一法”。而为“能得着低生产率”，“最好的方法，莫如避妊”，“即所谓产儿制限(Birth Control)”（《中国人口问题》，《民铎》4卷2号，1923年）[6](P56-57、59-60)。董时进认为，“经济问题与人口问题为一物之两面，食料问题为经济与人口两问题之症结”。“地面虽大，早晚必有人满之一日。故人口终须受土地之支配，不能尽其孳生。”（《民食困难之解释与解决》，《东方杂志》，23卷17号，1926年9月）[6](P77-78)在另一篇文章中，董时进针对节制生育的怀疑论者，尖锐地指出，“在中国节制生育的问题，本不是‘何以必须’，乃是‘如何实行’”，并说，“我们也主张荒地应开发，农业应改良，水利应振兴，但是我们同时主张人口要限制”。（《在中国何以须节制生育》，《东方杂志》33卷5号，1936年3月）[5](P312)。罗宏顺则在分析了中国高生殖率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之后说：“高生殖率既不适于民族的进步，我们第一着，自然要把高生殖率引到低生殖率那条路上去，换言之，我们现世应提倡和实行‘生育限制’。”（《高生殖率的中国人口问题与民族前途》，《东方杂志》23卷23号，1926年12月）[6](P87)社会学家孙本文也在《人口论ABC》（ABC丛书社，1928年）一书中，专辟一章“生育限制”，从历史和一些国家的背景上予以说明，并确认生育限制是“一种限制人口增加的有效方法”[5](P142-147)。以研究农村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著称的李景汉根据其亲身调查和体验，认为“农村今日愚贫弱私的现象，有的实在是人口过庶的产物，有的为人口过庶所促成，有的至少受人口过庶的影响”，而为“免除人口过庶之压迫，不外三途：(1)增加田地之生产；(2)移民；(3)减低出生率”。他进而指出：“实行节育，移民，增加生产，这三样都是解决农村人口过密的根本问题。若单独在一方面努力，而忽略其他方面，则效力较缓。若能双管齐下，或三面并进，则收效较速而彻底。只移民与增产而不节育，终有不能移增之一日。可是若能节育，虽无地可移，无产可增，亦终有人地适可之一日。故三者之中以节育为最有把握。”（《定县农村人口的分析与问题》，《民间》第1卷第2期，1934年2月）[6](P144-145)然而，关于节制生育的讨论直到民国后期仍然是“归纳下来，主张增加人口者较多，主张少生少死维持过去我国的自然增加率者次之，主张人口减少的最少；甚焉者且认为减少人口论为大逆不道，荒谬绝伦的意见”，为此，戴世光在分析了人口数量与经济生产关系、与资源的关系后认为，为了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仅主张工业化和社会改革是不够的，何况工业化本身又受人口过剩的压力，成为恶性的循环。我们必须‘釜底抽薪’减少人口，我们的经济发展才有出路，人民生活程度才能真正的提高”。戴世光提出，为着重减少人口工作的重要性，“不妨称之为‘人口革命’，与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并列为我国三种必须变革的基本国策”。而“减少人口的原则如能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惟一的方法自然是节制生育。在节制生育的原则和方法上，有两点须加以论列：第一，我们希望我国人口按什么速度减低，和人口总数减低到什么理想数量……第二，推进生育节制的方案……应该至少包括下列各点：（二）特别着重农村中的节育运动……（二）实施教育、卫生、节育联合推进的制度……（三）国家对节育方案的执行须具有相当的强制性……（四）普遍的实施老年恤金制度或设立老人院，庶免‘养儿防老’的顾虑，和解除老年无依的寂苦”。（《论我国今后的人口政策》，《新路》第1卷第5期，1948年6月）[6](P)219、225、226、230、227）戴世光40年代提出的上述主张的预见性和重要性，已为今日我国实行的人口政策所充分证实。
受时代的局限，民国时期许多学者的人口思想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就一些问题作出不合科学的理解和解释，是不足为怪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接受马氏断言的人口增长有一种必然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自然趋势”的观点，如认为“人口之增加，必远速于物力之增加，一速一徐，则财恒不足。财不足，则人民无衣食住以为养。无衣食住以为养，则民贫而国瘠。民贫则疾疫灾荒并做，国瘠则战争祸乱横行”，“是以吾今日之黑暗现象多以贫字为其胚胎。我国同胞贫穷之原因甚多，生育太繁乃其最大之一因。故迟婚减育，实救贫最要之一术也”。[9]其二，受马尔萨斯“道德的抑制”的思想的影响，提出“生育节制是用理智的方法来限制人口”，一个家庭“儿女的多少是用理智来断定的”。（陈达：“《人口副刊》引言”，《北平晨报·人口副刊》，1932年4月3日）[5](P188)“生活宽裕之人，可酌量多养子女，生活困难之人，可酌量少养子女”（乔启明：《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东方杂志》，第25卷，第21号，1928年11月）[6](P95)。更甚者，不少力主节育的学者往往抛开了当时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谈人口问题，以致将当时社会所发生的“两种恶果，即‘穷’与‘愚’”，都归因于“人口太多”。（陈达：“《人口副刊》引言”，《北平晨报·人口副刊》，1932年4月3日）[5](P188)如说：“中国的贫弱……各种内因之最大者莫如‘无教无养的小孩子的哭声比别的国家独多’。这种哭声是比帝国主义的军舰在我们的领海内河所发出的炮声，尤令人感觉不安。”（陈长蘅：《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6](P119)又说：“社会上许多痛苦和罪恶，都是从人口太多出来的。人太多，生活太困难，大家备受生计的压迫，常处于捉襟见肘，朝不保夕之情况中，怕穷、怕饿，已经成了天性。他们往往不顾一切，以求维持生命的安全，贪婪、盘剥、吝啬、欺诈以及许多残忍的事体，都从此发生，礼义廉耻全管不着。”（董时进：《在中国何以须节制生育》，《东方杂志》，第33卷，第5号，1936年3月）[5](P315)
四
除了研讨人口和节育问题的文章，民国年间报刊上还刊发了一百多篇关于移民实边的文章，数量之多，说明讨论之热烈、关心之深切，故在此也有必要予以简要评述。
主张移民实边，在民国成立之前，就有人发文议论的。1906年6月，《东方杂志》第3卷第5号便载文论述此事，题目就叫“论中国宜注意移民满洲主义”。1908年2月，《东方杂志》第5卷第1号刊出影蓉文《徙民实边私议》，提出了“募豪俊”、“来商旅”、“遣罪囚”的移民实边之策。到了民国，主张移民实边的文章几乎成了一股文字潮流，自1911年《地学杂志》载“调查东三省拓殖事宜之报告”起，便有“移民垦殖足以弭乱固边说”（《农林公报》第2卷第14期，1913年7月）、“殖边救国”（《社会学杂志》第1卷第5期，1923年5月）、“中国边地之现况与移民”（《钱业月报》第7卷第11号，1927年11月）、“新中国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内殖民”（《中大半月刊》第2卷第3、4期，1930年）、“移民东北的理论及实施”（《平等杂志》第1卷第2期，1931年4月）、“怎样去开发西北”（《民鸣》第3卷第3、4期，1931年4月）、“热察蒙之移民问题”（《建设季刊》第12期，1931年9月）等等文章出现在各类报刊上；不仅如此，当时不少论及人口问题的文章，也多有主张殖边救急的。如说：“但中国人满之患，决不在中国地方太小，而在人口分配不得法，与经济生产的效率太低……一国内人口分布之不平均，莫中国若。这是中国第一个人口问题。”“……故目前救急方法，是提倡殖边，发达交通；改良农业，振兴工商；使人口渐就平均，增加生产效率。”（许仕廉：《民族主义下的人口问题》，《东方杂志》第23卷，第16号，1926年8月）[6](P72、76)有的作者并把移民实边归入解决人口问题的治标之法。如说：“（一）在治标的方法中，可以调剂人口问题的，有三件事情：第一就是移民问题……”（乔启明：《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东方杂志》第25卷，第21号，1928年11月）[6](P93)。“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一）为治标的方法；（二）为治本的方法。所谓治标的方法都不外移民垦荒。所谓治本的方法即在节育。前者为经济地理问题，而后者乃为一社会问题。”（张印堂：《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地理学报》创刊号，1934年9月）[6](P155)也有作者对上述主张提出异议，认为“所以中国土地虽广，但人口迫压已到世界少见的严重，要减少这种迫压似乎只有两条路。……第二条路是和平的，将人口太密地方的人，有计划地移殖于人口稀少的区域，去开辟尚未开辟的地方。中国土地面积既如此之大，人口分布又如此不平均，似乎这条路是应该走的大路。但可惜究竟移民的可能限度占到若干，移民的方向应在哪里，往往毫无研究。只是凭空冥想，或是任意空谈，如何能有结果”（翁文灏：《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6](P139)。所以，有的作者索性得出结论：“……这正犹如江苏不能和新疆……比较，否则江苏每方哩既可以养活八百余人，……新疆的人口岂不还可以增加数百倍，这是不可能的。”（董时进：《在中国何以须节制生育》，《东方杂志》第33卷，第5号，1936年3月）[5](P314)
在百多篇讨论移民的文章中，还有若干篇颇具史料价值的、揭示和研究日本向我东北地区殖民侵略扩张及关于朝鲜、苏俄等民族在该地区移居的文章。按文章刊发时间，依次为：“日本之海上政策与殖民政策”（《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1922年）、“向满洲里迁移的日本人和朝鲜人”（《中国评论家》第2卷，1929年10月31日）、“东三省人口及朝鲜日本苏俄白俄人所占之地位”（《中东经济月刊》第6期，1931年3月）、“日人对韩民移殖满蒙之史的观察”（译文，《新北方》第1卷第4期，1931年4月）、“满洲里的朝鲜移民”（《中华民族》第2卷，1931年7月22日）、“向满洲里移民的日本人”（《中国经济杂志》第9卷，1931年11月）、“日本的人口压力与移民”（《北平晨报·人口副刊》，1932年4月3日）、“东北日本移民的将来”（《新亚细亚》第9卷第5期，1935年5月1日）。对上述文献，不妨可联系抗战史作专门的深入研究与发掘。
民国时期的学者对乡村人口问题以及人口与土地、粮食等人口经济类问题也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和重视，留下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研究和调查报告。除上文已涉及到的外，主要还有：《中国农村的人口问题》（冯和法，《中华农学会报》第89-90期，1931年6-7月）、《定县大王耨村人口调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界》第5期，1931年6月）、《我国农村人口问题的研究》（言心哲，《村治》第2卷第9期，1932年5月）、《中国农业人口与耕地》（汪馥泉《读书杂志》第2卷第9期，1932年9月）、《一个乡村的人口和土地的变迁》（乔启明、蒋杰，《农林新报》第13卷第1期，1936年1月）、《樊家寨村人口土地及经济调查》（王联奎，山东《乡村建设半月刊》，第5卷第13、14期，1936年3月）、《中国的土地与人口问题》（萧铮，《地政月刊》第4卷第4、5期合刊，1936年5月）、《从定县人口总调查所发见之人口调查技术》（李景汉，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2卷第3期，1937年4月）等。
地理学家们则从迁移、分布、密度、容量的角度观察和研究人口问题，计约二十余篇，最著者有《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翁文灏《独立评论》第3、4号，1932年6月）和《中国人口之分布》（胡焕庸，《地理学报》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后一篇文章创制了全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提出了著名的瑷珲（今爱辉）—腾冲分界线，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推崇。
民国时期有关优生的观念和学说也开始得到传播，特别是一些讨论节育的文章都谈到了优生的问题。（注：如：邵飘萍：《避妊问题之研究》，《妇女杂志》第6卷第5号，1920年5月；夏丐尊：《生殖的节制》，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1922年4月26日；源萍：《中国应否实行生育节制的商榷》，《清华周刊》1935年第38卷第6期，等。）潘光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优生学家和社会学家，为宣传优生理论发表了许多著作和文章（注：如《中国之优生问题》，《东方杂志》1924年11月第21卷第22号、《二十年来世界之优生运动》，《东方杂志》1925年11月第22卷第22号，等。），尽管其中许多认识和观点多有片面和错误，在当时就受到节制生育的积极倡导者周建人的批评（注：周建人：《读〈中国之优生问题〉》，《东方杂志》1925年4月第22卷第8号。），但他积极介绍优生、并促成在民众中日渐形成“优生”意识的影响方面所起的作用，无疑都是应予肯定的。
民国时期已有对人口学核心问题——出生、死亡、性别比、年龄结构的专门著作和研究文章，如《华侨在美国、小吕宋、檀香山三处死亡率之比较》（葛成慧，《科学》第9卷，1924年12月）、《中国小孩生产时的性率》（译文）（《自然界》第1卷第9期，1926年10月）、《解释中国男多于女的几种假设》（吴景超，《社会学刊》第1卷第4期，1929年）、《中国北部人口的结构研究举例》（许仕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出版，1931年6月）、《我国各种职业之差别生育率》（陈华寅，《统计月报》1931年10、11月）、《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及其增长》（乔启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期，1935年1月）、《婴儿死亡率的研究》（日京，《北平晨报·人口副刊》第41期，1935年8月4日）等。有关生命统计的著作和文章也渐次问世，如《生命表编制法》（罗志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8月）、《生命统计学概论》（〔美〕G·C·Whipple著，张世文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1月）等。以上著作和文章虽然数量不多，却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的人口研究动向及其学术发展提供了足资参考与可利用的资料。
民国期间关于人口／户口统计与调查资料及户政管理等类著作和文章论数量非常之多，其原因，显然与民国政府强化对内统治、需加强户政管理、户口清查等直接相关。此类书籍中不少为训练教材和手册，学术价值不高，另有个别几种系由学术团体进行的实地人口调查，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如中华书局1937年7月出版的《邹平实验县户口调查报告》）；另一部分统计与调查资料则可提供资料参考与查询，有一定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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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全文，恐已不难证明民国时期人口研究实为中国现代人口研究的开端这一事实。先是由于战争，后来又由于制度的更替，这一研究自30年代之后长期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直到50年代中期，有关节育和人口问题的讨论才再度兴起，但很快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而夭折。以后，随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口学和社会学在中国的复苏和发展，各项人口研究，包括对民国时期人口研究的回顾与评述才逐渐地被提上议事日程。各项研究中，有关民国人口问题的探讨相对说来恐是最薄弱的，研究者为数寥寥，而贡献最著者孙沐寒惜乎去世太早，他所遗下的文字和资料因而也就弥足珍贵。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笔者脑海中不时浮起这样的念头：倘使民国时期学者的一些观点和论述能早早得到发掘、整理、研究和重视，哪怕这些观点和论述中有许多非科学的、片面的和错误的东西，但我们倘能抱以历史的、时代的眼光，以宽容的、发展的态度去检阅、去验证，则定能学习到、吸收到其中许多有用的东西，并因之而有益于我们的事业，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最主要者，关于人口数量的控制，关于以优生和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人口品质的改善，以及关于中国人口国情问题的认识，包括对中国“地大物博”的理解（注：如陈长蘅在《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一书第十章中说：“只有我们‘地大物博’的中国学者大半还是因袭宗法社会的旧思想。但是如果问道：中国的地如何的大？物如何的博？土地与人口比例如何？可耕之地约有若干？如何使国富的增加速于人口的增加？如何使各种的富源能够樽节利用？以及人口已否超过最适宜的限度？恐怕大家都莫明其妙。”[6](P119)陈长蘅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指出：“我们常听国人开口便说，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实则对于所谓地大物博之真相，究竟如何，大都并不过问。殊不知我们中国的人口约占全世界四分之一，而领土则仅占地球面积十二分之一，况有种种的天然限制，实难维持更大之人口。”（《我国人口的三种压迫与其解救方法》，《申报月刊》第1卷第4号，1932年10月）[6](P125)。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作者又引述了地理学家翁文灏在《中国地理区域与其人生意义》中的一段话：“我们常常听说中国地大物博，地大地小是一个问题；地好地坏又是一个问题。如果是石田，虽大也没有用处。”[6](P126)又如董时进也说：“我们再不要迷信中国地大物博的话，中国的地虽大，……内地各省固然也有不少荒地，但是大抵不外两种，一种是土质瘠薄，不堪耕种，一种是地势卑下，易遭水淹。”（《在中国何以须节制生育》，《东方杂志》第33卷第5号，1936年3月）[6](P194)。又如洪瑞坚在《我国是否需要节制生育》（《政问周刊》第20-21号合刊，1936年）中也明确指出：“中国地大物博，这只是大家一句口头话，到底地多少大，物怎样博，可以养活了多少人口，还是需要研究的问题。何况有人说中国地大而物不博，如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他曾经说过：‘我国包罗戈壁沙漠，囊括世界最高的高原，西藏大部皆为不毛之地，而欧洲则为无雨量过少之区，崇山峻岭，占地亦不多，故欧洲人口问题，遂不若我国之严重。’”（见《东方杂志》第23卷第1号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6](P199)。）（直到70-80年代，不少人对此问题的认识还很模糊），民国时期学者的研究，其主流无疑是应予充分肯定的，其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民国时期的人口和社会学者也留下了一些堪称传世的经典之作，80年代之后一些人口和社会学者以这些著作作为比较基线再次调查和研究，（注：如戴世光、陈旭光所编著的《1942-1982年昆明环湖县区人口的变动与发展》一书（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便利用了陈达所著《现代中国人口》的许多历史资料；李景汉所撰《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也另有续编问世。）便是对这些著作所具的学术、资料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很好说明。
收稿日期：2000-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