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序问题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序论文,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引言
语序是一种重要的语法形式或语法手段，不仅是表示语法结构的语法意义的形式，也是语言表达或修辞的手段。有些语言(如印欧语)由于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很多语法意义不是通过语序来表示，因此语序相对比较自由。汉语由于缺乏形态变化，很多语法意义和句子类型往往要通过语序来表示，所以语序在汉语语法里显得特别重要。张世禄(1939)提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把语序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极高的地位。
语法现象里实际存在着两种序列：各种语法单位(如语素、词、短语、分句等)的排列次序，简称“单位序”(word order)，可以认为是广义的词序；另一种是语法结构体(主要指短语或句子)内部的各种结构成分的排列次序，简称“成分序”(constituent order)，也叫语序。任何语法结构的结构成分都存在着排列次序问题。范晓(2002)详细论述了语序和词序异同。
以往的研究注重描写语法结构的语序规则，归纳静态的句子的基本类型和动态的句子的语序变化特点，注意区分静态的语序和动态的语序，注意区分句法、语义和语用的语序。近几年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不断引进新的理论和方法。本综述仅限于介绍功能认知方面的研究。
§1语序类型学的研究视角
1.1结构主义前的汉语语序观。《马氏文通》大致上以SVO的框架来描写古汉语，把马氏的分析用类型学的思路来表述，就是承认古代汉语除了SVO和有条件的SOV外，还有大量没有明确条件的OiSVOi、OV、OiOiV等语序类型。这种分析的最大问题是与不带标记的被动句相矛盾。现代汉语小句类型和古代汉语的差别突出表现为两点：(1)借助前置词“把”的受事前置句；(2)没有古代汉语那种明确的代词宾语前置。黎锦熙以“变式的宾位”为题系统提出了“提宾”说。提宾位到V前，主要包括“把”字句、“连”字句、不用任何虚词的“提宾”、“提宾”的同时动词后用代词复指等。实际是承认现代汉语有大量的没有明确条件限制的SOV和OSV句式。马、黎基于语义的分析有主观任意性，对主语；宾语的认定都较随意。以此为基础难以讨论汉语的语序。20世纪50年代以前，汉语语法学界普遍以语义为标准确定主语、宾语，采用“提宾”、“倒装”的说法。
1.2结构主义的汉语语序观。赵元任认为汉语主语就是一种话题，应根据位置来确定宾语和主语。唯位置论的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国内语法学的主流，可以避免“倒装”、“提宾”造成的明显的矛盾及主观随意性。缺点是：(1)使汉语的主语成为很空洞的概念，没有任何语义基础、句法属性；(2)难以据此发现小句结构和论元结构；(3)机械地增加了主语的数目，掩盖了汉语实际存在的语序变化及内在规律；(4)没有跨语言的可比性。
1.3类型学观念下的语序研究。学界凭借类型学说发现汉语不同结构在语序上的相关性。语序遵循这样一条规律：语法单位所在的层次越高，其语序越自由，反之，则越固定。各级语言单位按语序从固定到自由的大致顺序是：词内的语素＜短语内的词＜小句内的短语＜复句内的分句＜篇章或句群的句子。动源介词的位置跟动宾语序有关，名源介词跟领属结构的语序有关。Dryer发现差比句中基准和形容词的相对语序分别高度对应于动词和宾语的语序。连词与介词有最密切的语序和谐关系，在历史来源上的相关性可能是原因之一。
1.3.1话题与汉语小句语序。Shibatani(1991)认为虽然有些语言的主语有时兼有话题的功能，但本质上主语来自施事这一语义角色的泛化和语法化，而句法上的话题来自话语话题的语法化。句法化的话题不一定是话题语法化的唯一结果或最终结果。在典型的主语—话题并重型语言(如日语)中，话题成为与主语并存的句法成分，可以凭句法标准区分开，如日语主语后带主格标记が(ga)，话题后带话题标记は(wa)。不同语言的话题可能优先选择不同的题元，造成不同的历时结果。假如一种语言的话题优先选择施事论元充当，则比较容易语法化为主语，所以主语就以施事为原型；如优先选择受事为话题，语法化的话题就会和施事主语竞争句法的基本性，如受事话题最后获胜，可能导致向作格语言的类型发展。
1.3.2汉语是SVO型语言还是SOV型语言？以戴浩一(1973,1976)及李讷、汤姗迪(1974b)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汉语基本词序由SVO变成SOV，虽然此过程尚未完成。戴浩一(1973)是汉语是SOV语序论的初创者。他根据Greenberg(1963)所提出的一些普遍原则引申出自己的观点，下面(1)至(7)项为判断汉语是SVO型语言的证据：
(1)“形容＋被形容”语序(3)数词＋量词＋名词：一本书
形容词＋名词：好人 (4)动词＋词尾：我买了笔
副语＋动词：明天去 (5)句尾疑问标记：你昨天去看电影了吗
前置词片语＋动词：在这儿上学
(6)“把”字句：你怎么把钱掉了呢
关系子句＋名词：昨天买的书 (7)后置词：睡在床上
(2)比较句型：你比他高
除了(6)以外，其实都不是基本语序，而仅仅在统计上与基本语序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根据Greenberg(1963)的说法，这些特征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认为与基本语序有共同出现的趋势。可是，人们常常都忽略这种共同出现的条件，而将其视为基本语序的铁证。
戴浩一(1976)认为，汉语的语序由SVO变为SOV，主要原因是受北方阿尔泰语的影响。他发现北方方言有很多SOV特征，而在南方方言(如闽南语、粤语)里没有。例如：
北方：公牛／母猪
南方：牛公／猪母
北方：你比他高／*你高比他 粤方言：我比较你高／我高过你
戴认为汉语由SVO向SOV的演变，由北方开始，然后向南方扩散，并提出了语序变迁的过程：a汉语从北方开始，先采用“修饰词在被修饰词之前”；b这个原则，最先影响了名词组，然后又影响了动词组；c由于副词必须出现在动词前，所以前置词片语也移到动词前。
以李讷等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认为汉语复合句
，
渐渐由变成格标记小品词，使这种句子就具有SOV形式了。其他简单句受到了这种新句型影响渐变成SOV。例如：
①王婆收拾屋里干净了。(《水浒传》)
戴对李的看法提出疑问：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这一段时间内，究竟有哪一个动词可以放在下列公式的位置，同时又变成格标记：
1.3.3刘丹青的介词理论。一种语言要素要成为语种覆盖面很广的类型学参项，条件之一是该要素体现的范畴本身具有较强的语言普遍性。介词能成为类型学参项与它在小句语义结构中的赋元作用有关。Dik认为连词、介词、格标记、各种从属小句引导词(subordinators)修饰语标记(属于形容词标记，如traditional中的al，-ly，领属标记’s)等都是“联系项”(relator)大家族的成员，其共同作用是将两个有并列或从属关系的成分连接成一个更大的单位，并表明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联系项的语序原则为：(1)联系项在两个被联系成分之间；(2)如果联系项位于某个被联系成分上，则它会在该被联系成分的边缘位置。
据孙朝奋(1998)的考察，两千年来语序稳定的唯一重要例外就是前置词短语由动词后移到动词前。张赬(2002)认为这一过程到元明时期最后完成。上古汉语介词短语作状语有后置于动词核心的倾向，使用前置词。语序改变后，介词短语位于动词前，出现了后置词。联系项居中原则在这里起了显著作用。刘丹青认为前置词用为后置词的基本动因是维持介词的中介位置。介词位于中介位置最符合相似性，核心相近原则、直接成分尽早确认原则。
§2从语义的角度进行研究
李英哲(1983)讨论语义单位的排列次序主要是看名词和动词的概念顺序，这种顺序可能不同于句子表面的排列次序，但它制约着某种可能出现的格式。
陈平(1994)认为最基本的语义角色是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他总结原型施事的语义特征：自主性、感知性、使动性、位移性、自主性；原型受事的语义特征：变化性、渐成性、受动性、静态性、附庸性，并给出语义角色优先序列：
充任主语和宾语的语义角色优先序列：施事＞感事＞工具＞系事＞地点＞对象＞受事
充任主题的语义角色优先序列：系事＞地点＞工具＞对象＞感事＞受事＞施事
语义角色的语义特征：工具：【＋使动性】【＋位移性】
地点：【＋自主性】【＋静态性】
对象：【＋受动性】感事：【＋感知性】
在主宾语同各种语义成分的配位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后者施事性或受事性的强弱。主题同各种语义成分的配位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后者与句中动词关系的疏密。
张国宪(2001)注意到普通话里双及物语义结构式中的受事通常实现为直接宾语，而与事的句法实现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间接宾语，构成双宾语句(双及物A式)；二是介词宾语，构成与格单宾语句(双及物B式)。两者的变换是不完全对称的：
②张三收李四100元钱。——张三向李四收100元钱。
*张三征李四个人所得税。——张三向李四征收个人所得税。
张三抢李四100元钱。——*张三向李四抢100元钱。
③张三讹李四100元钱。——*张三向李四讹100元钱。
*张三要李四100元钱。——张三向李四要100元钱。
张认为受动性是受事成分的典型性质之一，也是宾语成分得以实现的内在语义动因，夺事的受动性主要表现在施动者的行为在夺事身上所产生的影响或变化。夺事的受动性越强，其实现为宾语位置的可能性越大；夺事的受动性越弱，其实现为宾位的可能性越小，极易由动作的支配对象转变为动作的关涉对象，实现为介词的宾语。施事的控制力表现得越充分，就越容易匹配成人们心理预期中“主语—动词—宾语”结构。由此，施动者对事件控制力的强弱与夺事成分的句位实现有一种共变关系。
句式理论认为句法成分不可能在不发生价值变化的前提下完成移动，夺事的受动性、施动者的控制力和动词及物性特征统计上的具备状况决定着夺事成分的句位实现。例如：
④老王喝醉了酒。——酒喝醉了老王。
老师讲烦了课。——课讲烦了老师。
⑤故事听乐了孩子。——*孩子听乐了故事。
小说看哭了妈妈。——*妈妈看哭了小说。
任鹰(2001)认为一个动补结构的前项动词和后项补语都有可能充当结构的中心，都能以各自的方式支配各自的宾语成分，这是主语和宾语可换位动结式补语结构的换位机制形成的理据所在。每个语句都有其固定的句法位置，每个句法位置都有其特定的语义基础或抽象的语义内涵。主位成分的语义内涵要比宾位成分的语义内涵宽泛得多。语序的任何一种变化都不能超越句法条件的限制，也不能与表义无关。
刘丹青(2003)根据语义抽象度分级理论，把介词分为：(1)一级介词——纯联系项介词，不能表示明确的语义关系种类，只是在从属成分与核心的中介位置起一个联系项的作用，是后置词；(2)二级介词——基本关系介词：大体上用来表示各种基本题元，用作前置词；(3)三级介词——具体关系介词。表示更加具体的题元关系，特别是方所类题元内部的具体方位。介词的语义越抽象，所支配的范域越大。作为虚词，介词的使用不仅有语义的动因，也有句法的动因。句法范畴虽都有一定的语义基础，但使用上具有强制性，即使语义上不必出现句法上仍要求出现，所以冗余的介词并不都能省略。
§3从信息论角度进行研究
每种语言都有自成系统的句法规则，这是决定语序规律的一个因素，而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又必须从信息传递的角度去安排语序。口语句子的线性铺排首先反映的是说话人对句子信息结构的分析。话语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研究言者如何选择谈话的出发点和如何围绕这个出发点构成实际的话语。布拉格学派创建者捷克语言学家马泰鸠斯(V.Mathesius)提出了句子的实际切分(actual division)，即按照交际效能把句子分为“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美国语言学界则把句子划分为“话题”(topict)和“说明”(comment)。在分析时还用到“焦点”(focus)。方梅(1993)认为，句子分成主位和述位是为了研究句子以何种方式与上下文语境发生联系。主位是表述的出发点和核心。主位结构分为篇章主位＞人际主位＞话题主位。话题主位不一定是谓语动词的支配性成分，但为其后的部分确立了基本的陈述框架。凡语气词之前的成分都看作主位成分。
叙述语体(narritives)的顺序是主位—述位，体现语用学的可处理原则(processibility principle)，从已知信息到未知信息。对话语体(conversation)里遵循简练原则(ecnomy principle)和清楚原则(clarity principle)，可能会出现主位后置。后置的句式称为非常规句(marked sentence)，功能上都含有对焦点信息加以强化的要求。
一般认为句末焦点是常规焦点。如果一个成分不用来引入新信息，而是在上文语境里已经直接或间接引入，说话人出于对比目的才着意强调的，这个成分就是对比焦点。例如：
⑥王朔是谁？——王朔是个作家。
谁是王朔？——那个穿白衣服的是王朔。
对定语的顺序，袁毓林(1999)用信息量和认知处理策略来解释：信息量小的、容易加工的定语位于信息量大的、不容易加工的定语之前。
§4从语言系统内部演变的角度进行研究
人们的言语交际活动推动语言产生变化，但是如何变化，怎样变化，每种语言有它自己的选择。语言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语言的客观规律决定语言的基本面貌。
一种语言的基本语序决定着语法标记系统的整体面貌：(一)该语法系统主要是采用分析式(analytical)手段，还是形态(morphological)手段；(二)语法标记系统的复杂程度如何；(三)标记什么样的句法成分。英语发展为SVO语言，语法朝两个方向发展：(1)原来用形态表示的语法意义逐渐用虚词(functional word)来替换，介词地位越来越重要；(2)渐用分析式来表示原来形态表示的语法范畴，如用助词和动词一起表示各种时态。
石毓智(2001)认为汉语句子信息的组织原则是：伴随特征＋谓语动词＋结果特征。这是语言系统发展的结果，受动补结构产生的影响，因为一个谓语中心只能带一个结果成分。
据张赪(2002)考察先秦至东汉介词词组位于动词后，魏晋南北朝时介词词组大规模前置。通过语义考察发现：先秦时介词词组大多数位于所修饰动词后，极少数位于动词前的用例大多有强调、对比的作用，除此之外都符合时间顺序原则。
为什么介词词组的语义对介词词组词序的影响在先秦时就存在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语义作用突然加强了、明显了？张认为语法结构的复杂化和语义对介词词组位置作用的增加从语法和语义两方面对句子表达提出了要求，使介词词组词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结论：汉语深层的语序原则是往动词前延伸。
袁毓林(1988)指出，当句法与语义不一致时，句法强制语义朝符合优势语序的方向演化，以达到句法和语义的一致。如“火海、石林、刀山”等词意义是像海一样的火、像树林一样的很多石头、像刀一样危险的山，中心语素是前一个，后一个起修饰作用，是正偏结构。但受一般名词偏正结构占优势影响，我们还是把它们看成偏正结构。再如“菜干、饼干”中的“干”也由形容词性转化为名词性。这样句法和语义在偏正结构这个系统中处于平衡状态。说明句法控制语义，语义说明句法，语言演化要符合内部因素制约。
§5从认知角度进行研究
Hawkins(1983:88-92)提出重度等级(heaviness hierarchy)的解释：人类语言倾向于把重的(即长的和／或结构复杂的)成分放在右边(即后边)。结构的层次性和复杂度可以比结构的关系性质更多地影响语序。这背后应该有交际／认知方面的原因。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结构与人的经验结构或概念结构有相似性，具体分为以下四个原则。
(一)图像序列原则：语言成分的排列顺序与事件范畴序列之间的相似关系，包括线性序列语义原则(时间、因果、条件结果句)、线性序列语用原则(信息的重要性或可及性)。
(二)与说话人接近原则：指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与说话人最接近的就最先提及，具体分为三种：(1)时空接近，如here and there。(2)与典型说话人接近，人与自然“自我中心原则”。(3)具体到抽象，从时间到空间。
(三)邻近拟象性原则：是一种概念语义关系，从隐喻意义上来讲的。具体地说就是词语之间的语言成分距离反映概念距离。张敏(1998)用距离象似性理论考察汉语名词短语与“的”字短语，认为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距离取决于它们所表达的概念之间的距离。
(四)文化规约拟象原则：英语是right and left，以右为尊；中文则是“左右”，以左为尊。
§6总结与思考
6.1目前语序研究的结合点。首先语序与标记理论的结合。自然语序的句子，无需附加任何语序标记，是无标记语序句；有标记句常常会改变语序，如下例：
⑦昨天李铭的母亲住院了，今天他没来上班。／今天李铭没来上班，因为他母亲病了。
改变句子语序的标记有：(1)配合标记和接合标记，如上面例⑦；(2)焦点标记：予以……，给以……，进行……，加以……；(3)话题标记：……呢，……哪，……咽，……呀，……哇。
另外，焦点标记加在不同的位置会引起辖域的改变，从而影响句义。何时有标记何时无标记，标记加在哪里，标记之间还有标记度的问题。还有零标记现象，在什么环境下会出现，这些问题都有学者进行过深入研究。
其次是语序与主观量的结合。语序的变化可以表达说话者或叙述者的主观情感。表现在具体的句子上，同义句之间主观量是有差别的。例如：
⑧好端端的一个姑娘就这么给毁了。——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就这么给毁了。
他大傻瓜一个，别跟他瞎罗嗦。——他一个大傻瓜，别跟他瞎罗嗦。
本组前句主要是突显属性，在语境中前句比后句更自然。
6.2关于语序研究的思考。解释语序变化背后的因素应研究以下领域：大脑怎样将形式语法化、规则化，信息处理程序，话语行为理论(研究说话者怎样使听话者构建一个和言者的意图一致的句子)。这就必须区分三个领域：句法、认知、语用。为理解语序变化，只在一个领域里寻求解释是不彻底的。在所有的语言中，每个领域都会对句子元素的表层形式有所贡献，任何一种语言都会对这种或那种原则敏感，或展现出这几种原则混合起作用的平衡现象。假设每个因素都独立起作用肯定是错误的，但每种因素的作用肯定又是不相同的。鲁川(2001)提出句法的强制性、语义的决定性、语用的选择性有一定道理，但三条原则有时似乎不同时起作用，有的句子似乎只要一条句法原则就足够了，因为不传递主观情感，不需语用选择。有时几个同义句必须在上下文语境中进行选择。我们认为句法、语义、语用是选择性的，而认知是解释性的，不参加句子在话轮中要选同义句中的哪一个的决定，只能解释句子的线性排列。
Marianne(1992)认为没有一种语言由实质上的语义原则决定一个从句主要成分的大部分顺序，如果一种语言被发现语序的变化和语义有关，但是在一个给定的上下文中语用原则会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语序，那么语用原则会占优势。语序只在标准的情况才以语义为根据。
许多学者把典型的“主—谓—宾”句式称为基础句，大多数是陈述句，一般只是客观叙述，不传递主观情感，使用频率比较高。转换生成语法认为变式句是由基础句通过转换规则转换得来。但这缺乏人脑怎样生成句子的证据，而且汉语史上也不能提供有力支持，不能证明先有“我不吃鸡”，后有“鸡我不吃”或“我鸡不吃”。“我打破了杯子”和“我把杯子打破了”，只是同义句，不能说把字句是由前句转化而来，汉语史上把字句也确实另有来源。在严格意义上，同义句使用的环境不一样，含义也有细微的差别，基础句和变式句的提法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