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汉字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丝绸之路论文,唐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旨趣 所谓“汉字文化”，是指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汉字是以单音节语素为主、词符与音符并用的方块字。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及东亚等广袤地区，汉字作为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而且对周边地区的民族文化发展与文字创制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汉文化从公元前即为周边民族与国家所仰慕，汉字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随着中国与西域各国及东亚诸国频繁的交流，被引进西域各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乃至中南半岛，由此形成广大的汉字文化圈。过去学界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日本、韩国与越南，特别是关注当地所流传的传统汉文典籍，其后逐渐关注这些国家汉文的文学、文书等文献。事实上，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中国段诸多民族与国家也曾使用汉字进行阅读和书写，更有不少中土汉籍在这些地区流传。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国、高昌郡，库车地区的龟兹，和田地区的于阗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国以及同一时期契丹所建立的辽国，都曾经是汉字文化圈的一环，其汉字、汉籍与汉文化曾长期发挥影响，这一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探讨。 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丝路沿线的民族众多、语言各异，在丝路中国段曾经使用过的语言主要包括汉语、吐火罗语、于阗—塞种语、龟兹语、突厥语、粟特语、回鹘语、吐蕃语、唐古特（西夏）语等等。记录这些语言书写系统的文字则有汉文、吐火罗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吐蕃文、西夏文、契丹文等等。 人类的发展是先有语言，而后才有文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并非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民族会借助其他先进民族的文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记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先民的知识、经验；进而通过其他先进民族的载籍，吸取其文化精髓，借鉴其发展经验。历史上丝路沿线及东亚地区各民族中便不乏借助汉字、汉文、汉籍的例子。因此，本文拟聚焦唐代丝路中国段各民族汉字文化传布的差异性，关注不同民族、国家、区域在接受与发展汉字文化中所产生的不同现象，并尝试提出合理的解释①。 二、唐代汉字文化在丝路传布的途径与人员 既然称为“丝绸之路”，那就意味着是商业活动的路线，所以一提起“丝绸之路”，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往来穿梭在丝路上的商队。换言之，初期的东西文化交流是伴随贸易而产生的，贸易初期是民间的小型活动，之后渐有朝贡与恩赐形式下大型的变相贸易（即所谓互市贸易与朝贡贸易）。所以贸易是早期文化交流的途径，商人就是此一阶段汉文字、汉文化的主要传播者。 丝路指路线，西域指区域，两者虽相近相涉，却不等同。但一般人往往不自觉或习惯性地将“西域”与“丝路”混用，甚至画上等号。因此，一提起“丝绸之路”，人们除联想到商人外，也会联想到西域边疆。戍守边疆需要军队的驻防，这些驻防的军人主要来自中土，他们自然也扮演了汉文字、汉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当双方交流或对峙时，则需要仰仗外交使节穿梭沟通或化解争端。因此，外交使节当然也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主要人员。遇有争端时不免诉诸武力，当战争结束，不论征服者或被征服者，在此过程中都出现了不同文化的流动，所以，军队也是主要传播者之一。 中古时期传教布道的僧侣与传教士穿梭在丝路上，他们也是重要的文化传播者。尤其是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后，大量佛经汉译工作的开展及汉传佛教的快速发展，更使丝路中国段成为佛教传播与回流的重要区域，直至11世纪以后，佛教在中国才逐渐衰落。因此，唐代丝路中国段东来西往的僧侣在讲经、译经、解经等弘法布道的过程中，也起到汉字文化传播的作用。这在四大文化、五大宗教汇集交流的丝路，可说是文化交流与传播途径中最为典型的一种。 政府官员也是重要的汉字传播者。汉代以来，在西北边境交通要冲设置的馆驿系统如敦煌悬泉置等中所发现的大量简帛上的诏令、律令、邮驿传送的公文、官员与使节的公私往来文书、钱粮收支账目、车马供应记录等，逐步发展成律令格式体制下唐代西域发现的大量官私文书，中央及地方各级行政机构所签发的公文乃至告身、过所、般次文书、使次文书等，琳琅满目②。 总的来说，唐代汉文字、汉文典籍及汉文化的传播者主要有商人、军队、僧侣、外交使节、政府官员。这些人员身份不同，传播的内容有异，使用的工具、文字、典籍各有侧重，组合成汉字文化传播的整体面相。今天丝路中国段的考古遗存正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员、不同目的的文化传播的总体呈现。 三、唐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关键媒介 （一）语言：译语人的沟通 丝绸之路中国段的吐鲁番、库车及和田地区，历史上有许多民族在此活动，语言方面呈现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多元面貌。另一方面，该地区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特别是在唐代，长期处于中原政权的控制，因而可以推测该地区的语言接触有汉语与其他民族语言。 一般而言，大部分汉人不解胡语，胡人通常也不懂汉语，因而需要有人居中沟通，于是便有所谓“译语人”③的出现。为了便于与外国及周边各族交往，中原王朝往往设有译语人的官职。大唐帝国与周边民族、国家交流更加频繁，因民族众多，语言各异，对译语人的需求更为迫切。这些译语人经常出现在军事、盟誓及互市、商贸活动等场合，由于民族语言的优势，唐代丝路地区的译语人多半由胡人担任。 唐代中央译语人的编制主要是在鸿胪寺及中书省。在民间，特别是由于商人贸易的实际需求，也有译语人的存在。然而官方译语人有限，迫于现实需要，边疆各地区往往也会因其特殊性而由当地官方寻求民间译语人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 近年有关译语人的研究不少④，其中李方《唐西州的译语人》一文认为，译语人在西州官府中作为正式编制，主要由少数民族来担任[2]45-51，其中以粟特人、突厥人居多，也有少数汉人。主要在军事及交易场合担任翻译工作，有时也担任有关少数民族诉讼审理的翻译。高田时雄《唐宋时代译语人的一侧面》一文，则以敦煌、吐鲁番及东部沿海地区为对象，从语言社会史的角度探索唐宋时期译语人的实况，认为译语人职业的本质与商业活动关系密切。在吐鲁番地区，大部分从事翻译的是粟特人⑤。 总之，译语人与商业活动的关系密不可分，唐代丝路商旅往来频繁，贸易繁重，极需汉语口译，其中突厥系及粟特人的语言和汉语的翻译需求量最大。 此外，除贸易沟通的口头翻译，基于双方交易收受凭据的需要，译语人同时也需略具文字翻译与写作能力。又因唐代佛经的汉译以及高僧西行求法的外语需求，许多僧人因此也成为具备双语或多语能力的主要人员；为了译经、解经，往往编纂有梵汉对照的佛教双语字书[1]58-68。这些都是汉语沟通与传播的主要媒介，但由于贸易、传教等业务的关系，对汉语的需求程度各有不同。对丝路地区汉字文化的推动自然是汉文典籍的传布来得更为直接。 （二）文字：双语字典的出现 译语人除了口头翻译外，有时也担任文字翻译。今丝路考古发现的文书中便有不少双语并存的文书，如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所获Hedin 15、16、24三件均为汉文、于阗文的双语文书[3]48-69，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汉语—于阗语双语辩状》（编号GXW0038）⑥也是双语文书。这些文献的性质说明译语人除口头翻译外，还担任法律文书的文字翻译工作，因此，他们不仅要能听能说汉语，对汉字还要能看能写。 现已公布的吐鲁番文书中不乏双语文书。其中，日本大谷文书藏有汉文、突厥文双语文书1件，汉文吐蕃文、双语文书6件，粟特文、汉文双语文书229件，回鹘文、汉文双语文书76件；德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粟特文、汉文双语文书1件，藏文、汉文双语文书6件，汉文、回鹘文双语文书3件；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藏有回鹘文、汉文双语文书14件，汉文、回鹘文双语文书59件；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回鹘文、汉文双语1件，粟特文、汉文双语1件；中国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有汉文、婆罗米文双语文书12件。 在长期胡汉杂处的环境中，双向语文的互通是重要需求，因此，进行双语教学以培养双向沟通人才是非常必要的。处于华戎交会特殊时空环境下的敦煌，双语教学更形迫切，尤其是中唐吐蕃统治敦煌以及宋初西夏占领敦煌的时期，敦煌当地虽然仍以学习汉字、汉文、汉籍为主，但基于统治的双语体制与日常生活的实际需求，双语教学自是敦煌教育的主体之一[4]99-103。如法藏藏文写本P.T.1046（即汉文写本P.3419）为汉藏对照，残存汉文《千字文》53行，行13字。第2行至44行为汉文，竖写，每字左边标注有藏文对音。又P.T.1263（即汉文本P.2762）卷背有20行藏汉对照文字，先藏文，后对应汉文，藏文横书，汉文竖写；内容大致为三类：日常生活词汇，如“东西南北”、“正月、二月”等方位及月份名称；汉、藏、回鹘等部族及其首领名字；骆驼、牛、羊等动物名称等。整体来说，都是当时日常生活与社会交际的实用词语[5]。 今所得见的西夏文献《蕃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文与汉文音义双解的语汇辞典，既是学习西夏文字的基础教材，也是西夏文与汉文对照的工具书。此书为西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党项学者骨勒茂才所编。其序文有云：“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务，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⑦这清楚地说明了双语辞书盖为促进西夏人与汉人的语言文化交流而编纂。 （三）汉籍：教育、文化的传输 汉籍在中土是历史、思想、文化的总和与主要载体。汉籍在域外的传布则扮演着教育、文化灌输的重要角色，外国、外族通过汉籍的阅读与学习，可以深入地认识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精华。 19世纪代以来，丝绸之路中国段一直是西方列强考古活动的活跃地区，和田、库车、吐鲁番、罗布泊周围、敦煌、黑水城等地区成为各国考古学家竞相发掘的场所。长时间大规模的发掘使数十万件中国西域文物重见天日，为研究古代中亚地区语言、文字、民族、宗教、历史、地理、艺术等学科提供了全新而珍贵的资料。俄国克莱门兹（D.A.Klementz）、奥登保（S.F.Oldenburg），德国葛伦威德尔（A.Grünwedel）、勒柯克（A.von Le Coq），英国斯坦因（M.A.Stein），日本大谷探险队等，都曾在此发掘过大量文物和文书。1959-1975年，新疆阿斯塔那（Astana）和哈拉和卓（Khara-khoja）古墓区重大考古发掘中，更获得大量从东晋高昌郡到唐西州时期的汉文文书。之后，吐鲁番地区文物考古单位先后也有不少发掘。这些发掘所得的汉文文书已经出版的主要有：沙知、吴芳思主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4卷，法藏馆1984-2010年版），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图录本，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版），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著《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荣新江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等。 这些文献出土的地点遍及库车、和田、吐鲁番等地区，如库车的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楼兰古城遗址、丹丹乌里克遗址，和田的巴拉瓦斯特遗址、营盘遗址、麻札塔格遗址、达玛沟遗址、巴拉瓦斯特遗址，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高昌故城、交河古城、木头沟遗址、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遗址、巴达木墓葬、木纳尔墓葬、台藏塔、洋海等，出土文献提供了汉文、汉籍在此传播流布的实证。 四、唐代丝路中国段汉文文献的遗存 19世纪以来各国在丝绸之路中国段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汉文文献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高昌（吐鲁番地区）、龟兹（库车地区）与于阗（和田地区）。兹分别略述如下： 吐鲁番地区古为高昌，是古代东西交通的要道。高昌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唐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置西州以前，二是唐朝统治时期（640-755），三是803年回鹘汗国成立以后。 汉朝通西域前，姑师在此立国。神爵二年（前60）打败匈奴，击破姑师，改姑师为车师前后部，置屯田校尉。元帝初元元年（前48）改为戊己校尉，不久治所迁至高昌壁。东汉魏晋仍在此设戊己校尉，是为高昌壁时代。 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于此置高昌郡，郡治高昌城。其后西凉、北凉沿袭之。北凉承平十八年（460），柔然灭沮渠氏的残余势力，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此后，张、马、麴诸姓相继称王，史称“高昌国”时代。 唐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于其地置西州，高昌城成为西州都督府治所。此时期主要为汉人统治，民族多元，除原住民外，主要为汉族及粟特人，使用的语言、文字有汉语文、突厥语文、粟特语文；信仰佛教，为丝路佛教重镇。直到803年，唐朝势力退出后，为回鹘汗国所控制，9世纪末建立高昌回鹘王国（即所谓的西州回鹘），改奉伊斯兰教，佛教信仰从此消退。 以汉人为主体的高昌王国，汉文化实居主导地位。据《周书·高昌传》载：“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6][9]15兼用胡书，表明是以汉语为主的多语实况，其时胡书多用于寺院及外来胡人商贾。由于汉字为官方文字，所以即使是讲胡语的非汉族人，在官学中也是学习汉字、汉籍。吐鲁番出土大量此时期的汉文文书，说明汉字确实为当时主要的习读文字。 唐朝统治下的西州（高昌）随着汉人的大批移入，人员往来频繁，汉字的普及程度大为提高，也反映在近代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唐代汉文文书数量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探险家在此挖掘出大批文物。近期新获的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文书的时代主要是3到8世纪的晋唐时期，大多数是汉文，并有回鹘文、焉耆文、龟兹文、古突厥文、梵文、粟特文、吐蕃文等；内容包括各种诏敕、法律文书、籍帐以及军政机关的文牒，审理案件的辩词，商业往来的买卖、雇佣契约以及私人信札。出土的汉文典籍则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蒙书等，同时还有大量的汉文佛教经典，涉及唐代及唐前当地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思想、文化等方面，具有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其中官文书包括名籍、账簿、符、牒、表、启等各式文书，说明汉字是当时的官方文字。各类寺院文书，无论是寺院内部的簿籍疏牒，或是寺院对外的往返书函，也均用汉字。至于民间私文书，诸如借贷、租佃、奴婢买卖、书信及商务活动等文契，汉文的数量也很大，说明汉字在民间的应用亦极为广泛。同时还出土有大量唐人的习字残纸，以及《千字文》《开蒙要训》《太公家教》等蒙书，应是当时该地区学童识字、习字的遗存。这些都说明汉字在此地区使用广泛，汉文化影响深远。 龟兹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北道最重要的绿洲王国，北据天山，南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其居民使用的语言为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与梵语，使龟兹成为佛教进入中国的天然门户。该地佛教发达，石窟寺院众多，汉传佛教著名的翻译大师鸠摩罗什便出生于龟兹王国，他兼通龟兹语、汉语、梵语、犍陀罗语等多种语言。唐朝统一西域前，龟兹、焉耆使用焉耆文，这是一种据印度婆罗米文中亚斜体字书写记录龟兹语的文字，或称吐火罗文。公元前1世纪，龟兹与中原王朝多有联系。公元前60年，汉朝正式控制西域，直至唐显庆三年（658）灭西突厥汗国，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州交河城迁至龟兹王城，下辖安西（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龟兹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军政中心。 唐代安西四镇形成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后在节度使体制下实施的“长征健儿”制，使前往西域的兵士不再番替，而改采长年镇守，因此，眷属得以从军而居。这一改变使中原汉文典籍也就自然由于将官、军士及眷属读书的需求而纷纷传入。 20世纪初，各国探险队在龟兹故国库车地区大量发掘。1903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渡边哲信、堀贤雄在克孜尔、库木吐喇发掘出汉文及胡语文书，后又在都勒都尔·阿乎尔发掘到汉文文书，据统计汉文文书约有56件。1907年，法国伯希和探险队在库车地区发掘，获得大批文书，其中有汉文文书20余片。1928年，黄文弼在新和的通古斯巴什城中获汉文书3件。总体来看，库车出土的汉文文书除少部分为佛经残片外，大多属于社会文书。 龟兹是安西都护府所在地，深受唐文化影响，汉字在此通行。近代在此地区发现的汉文文书中有唐代于阗军库的文书，属官文书，显示大唐所设军镇机构使用的是汉字；也有民间借贷使用的文书，属私文书，表明民间也使用汉字。荣新江在德国国家图书馆的“吐鲁番收集品”中发现有来自唐代龟兹的汉文文献，而以往被当作吐鲁番文献，因此特别撰文指出，这批汉文文献多数原属寺院图书馆藏书或官方行用的文书，包括了唐朝的法律文书、韵书、史籍、汉译佛典等，应该都是随唐朝势力进入龟兹的[7]161-172。 于阗为西域古国，是西域的绿洲王国之一。使用于阗语，有于阗文，是记录其语言的拼音文字。历史上的于阗曾先后被匈奴、汉朝、贵霜、曹魏、西晋、柔然、嚈哒、西突厥等政权直接或间接统治过。 西汉经营西域后，于阗属西域都护府管辖。南北朝时，于阗与中原各王朝保持密切联系。唐贞观末年于其地设于阗镇，成为唐代“安西四镇”之一。上元二年（675），设毗沙都督府，属安西都护府。8世纪末，吐蕃雄踞西域，于阗曾为其属地。后晋天福三年（938）封其王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1006年为西回鹘喀喇汗王所灭。 于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经使用佉卢文，5世纪时开始使用据印度婆罗米文中亚斜体字母创制的于阗文，一直流行到9世纪末、10世纪初。至于汉字传入于阗为时甚早，19世纪末和田等地出土的东汉时汉文—佉卢文二体钱⑧便是物证。 于阗信仰佛教，是丝路佛教古国。2世纪前后佛教进入于阗，其地很快成为佛教译经研学的重镇，既有来自印度、中亚系统的佛教，也有本地特色的宗教，还有汉传佛教系统。于阗有14座大型佛寺及许多小型寺院，是当时西域大乘佛教的文化中心。唐贞观十八年（644），玄奘法师从印度回国途中曾在此停留，并讲经说法。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西回鹘喀喇汗王朝征服于阗后，于阗从此改奉伊斯兰教，居民也逐渐放弃原有的于阗语，改采维吾尔语。佛教从此在于阗销声匿迹。 近代和田地区考古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山普拉、尼雅、热瓦克、若羌、玛利克瓦特、约特干、丹丹乌里克、达马沟等[8]，其中热瓦克等是规模壮观的古寺遗址。发掘所得有于阗文、梵文、汉文、藏文佛教文献，其中汉文写本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反映了大乘佛教在于阗的兴盛景象。武则天时，于阗国高僧实叉难陀（Sikshānanda，学喜）、提云般若（Devapraja，天智）曾至中原从事译经，弘扬大乘佛教。贞元初（785-790），于阗大法师尸罗达摩（戒法）曾在北庭主持译场，将梵本《十地经》《回向轮经》译成汉文。又敦煌本P.3918《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是安西（龟兹）刘和尚（昙倩）译，其所据也是于阗佛藏中的梵文本[9]28-38。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兰亭序》习字文书残片中有题记：“补仁里，祖为户，□（学）生李仲雅仿书冊行，谨呈上”[10]，盖为当地学生学习汉字的遗存。 五、汉字文化传播现象及其兴衰原因之臆测 近代丝路中国段考古遗存的汉文文献确实是考察唐代汉字传播与汉字文化发展的珍贵材料，主要收藏在英国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亚图书馆以及日本的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东京书道博物馆、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顺藏、奈良宁乐美术馆等，详见《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日本收藏卷⑨。 吐鲁番学研究院资料信息中心的古丽努尔·汉木都与李亚栋《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数量及语种》一文曾统计出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总量近15万件，计有21个语种[11]196-198。其中汉文文书近9000件，包括日本公私收藏3 768件，德国国家图书馆藏2 140件，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藏455件，英国国家图书馆藏525件，中国新疆文物考古发掘计2 704件（阿斯塔那1633件、哈拉和卓152件、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汉文文书530件、新获汉文文书389件）。以下分别从唐代高昌（吐鲁番地区）、龟兹（库车地区）、于阗（和田地区）三大区域分析考察汉字文化传播存在的共相与殊相。 （一）汉字文化在不同地区传播所呈现的差异 高昌、龟兹、于阗虽然同样早在汉代前后便有大量汉人移入，开始接受中原地区汉字文化的影响，但不同地区之间也出现一些明显的差异。如唐朝高昌（西州）的汉字通用程度明显高于龟兹、于阗等地区，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汉文文书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远超库车及和田便是明证。 这些地区出土的文献遗存中，汉文与非汉文（于阗文、吐火罗文、回鹘文、波斯文、叙利亚文、粟特文、藏文等）的比例不同，显示出不同族群间汉字通行程度的差异。大唐统治期间，行政体系运作中的通行语言为汉语，军镇机构之间或与羁縻府州官府间往来文书自然也是使用汉文，必要时可以双语文书来呈现，如汉文、于阗文双语官文书；至于民间百姓，各民族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也就是汉语、汉文与非汉语、非汉文并行使用。当遇到商业往来、契约订定或法律诉讼时，则可求助译语人口头翻译或书面翻译。 从目前所公布的相关文献来看，遗存的汉文文献中佛典最多，其次是社会经济文书及公私文书，传统汉文典籍最少。据初步统计，1959-1975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13次发掘，计有465座墓葬，118座中计有汉文文书1 844件⑩。因为是墓葬，其文书多半被用来制成鞋子、帽子、衣服等陪葬品。内容以牒、状、辞、帖等官文书及契约、书牍、随葬衣物疏等私家文书为最多，佛教典籍及经、史、子、集与诗、文相对较少。此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社会经济文书及公私文书约516件，佛教文献317件，其他汉文典籍30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语文献中社会经济文书及公私文书约224件，佛教文献8件，其他汉文典籍2件；德国国家图书馆藏汉语文献中佛教文献约4537件，社会经济文书及公私文书119件，其他汉文典籍99件；日本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顺藏高昌汉文献中佛教文献112件，社会经济文书7件，其他汉文典籍4件；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汉文文献128件，皆为社会经济文书。 官文书的内容涉及土地、户籍、赋役、军事、诉讼、馆驿等，呈现了高昌地区长期在大唐统治下使用汉字的实况。私文书则多为私人借贷、买卖契约等民间经济活动的文书，也说明当时高昌地区以汉人为主体的汉文使用情况。尽管传统汉文古籍及诗文数量相对不多，但也可略窥见中原文士作品在此地流传以及当地学子学习诗文的情景，反映唐代高昌与中原地区文学发展的声气相应。诚如朱玉麒所说的，此一现象“与内地移民的传播、文化制度的保障、文学时尚的迎合等因素密切相关，呈现出边地汉文化接受与传播的独特景观”[12]182-194。 至于大量汉文佛教文献的遗存则说明了唐代丝绸之路中国段各地佛教的普遍流行，东来弘法布道的中亚各地胡僧与拟往西天取经的中原汉僧穿梭其间。不论是高昌、龟兹或于阗的胡僧，大都通晓汉语，识读汉字、汉文，他们手赍胡本，口诵汉经，普遍呈现出较高的汉字文化水平。 佛教历史悠久的高昌王国，《魏书》《出三藏记集》《高僧传》等多有记述。东晋时“车师前国”的高昌地区即以佛教为国教。4世纪末高昌王国成立后，佛教译经风气大行，佛法大盛，寺院林立，高僧辈出。今吐鲁番出土大量汉文佛教经典写本正是此一盛况的真实反映。即便在公元840年以后信奉摩尼教的西迁回鹘人在吐鲁番建国，其中的汉僧也仍然可以继续使用汉语酣畅地宣讲经文，西州地区留下来的S.6551讲经文可作例证(11)。 丝绸之路绿洲王国的龟兹，是佛教进入中国的天然门户。虽然佛教传入龟兹的具体时间并不清楚，但从今所得见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尕哈石窟、玛扎伯哈石窟、托乎拉克埃肯石窟等著名石窟，及台台儿石窟、温巴什石窟、亚吐尔石窟等小石窟，可知唐前此地佛教发达，石窟、寺院林立；胡汉杂处，佛经翻译大行，经录中白姓、帛姓的译经高僧多数出自龟兹，著名的鸠摩罗什更是龟兹王国的译经大师。尽管今日在龟兹（库车地区）发掘所得的汉文佛典数量有限，但仍可从寺院考古发现的文物、文献遗存与史料、经录中窥知当年佛教的盛况。 于阗因地缘关系与印度关系密切，早在公元前2世纪，佛教即从迦湿弥罗国传入于阗，于阗快速发展为新疆西南最大的佛教王国，大小寺院林立，其盛况从今考古遗址与发掘可以想见。644年，唐玄奘西天取经返唐路过于阗，并在此讲经说法。《大唐西域记》对于阗的建国传说、风土民情及佛教盛况多有记述，从中也可窥见唐代于阗的佛教世界。高昌（吐鲁番地区）、龟兹（库车地区）、于阗（和田地区）的汉文佛教文献当是丝路佛教发展史的研究基础与热点[13]115-123。 高昌、龟兹、于阗均属盆地或绿洲王国，既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又是东西商旅交易的贸易城市，来往汉客胡商不绝于道，交易频繁。近代考古发掘的汉文文献中大量各类商务活动的经济文书以及社会活动的公私文书、信札(12)等，都反映出其市场之活跃与经济活动之热络。 大唐盛世，高昌、龟兹、于阗等王国尽归大唐管辖，设有州、府，其军事、行政机构普遍，汉字见诸官方行政体系的公务文书(13)。汉人移民增多的大唐属地，民众与官府往来行文或民众之间书信往来自然也以汉文为主，其他民族则依行文对象而各有所主，当涉及权益利害之法律诉讼或契约文书时，则有汉文及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双语文书，这与考古发掘所获唐AI写作本文献的内容与数量呈现的比例相契合。 至于汉文世俗典籍的数量，相对于佛教文献、社会经济与公私文书则较少，且主要集中在《论语》《孝经》《毛诗》《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千字文》《开蒙要训》等唐代最流行的童蒙识字教材，及《太公家教》等当时民间最为通行的格言谚语式的处世箴言。这显示出唐代这些地区实施的汉文教育状况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同时限于环境，更加凸显其因地制宜、力求简要、侧重实际生活的实用性等特色(14)。 （二）汉字文化在丝路传承与消退原因之蠡测 唐代汉字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承与消退，除了政治势力、经济活动等外在因素外，关键还在于地区的民族、操持的语言、使用的文字与宗教信仰等。以下试将唐代丝路中国段的高昌（吐鲁番）、龟兹（库车）、于阗（和田）等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列表如下页（表1），以作为说明汉字文化发展与兴替规律之参考。此外，附带将吐蕃、西夏及辽也纳入，作为参照。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凡是主动的、内需的较能长久而深远；被动的、外加的一般短暂而难以持续。唐代汉字文化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也符合这一原则。汉字传入前就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地区，与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地区，其汉字文化发展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前者，汉字与非汉字双轨并行，在汉族政治势力的控制下，虽然官方推动汉语，行政文书使用汉字、汉文，但这是被动而外加的，所以汉字仅止于与官府打交道时使用，难以生根，一般民众仍旧使用本族的语文，最多略通汉语、略识汉字，无法达到以汉字进行阅读、书写甚至撰述的水平。其汉字通行与否主要取决于政治力。一旦政治力衰退，汉语、汉字便会随之消失。高昌、龟兹、于阗的发展情况便是如此。 后者，汉字传入前没有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汉字、汉文被借用作为记事、传情表意的阅读与书写工具。他们学习使用汉字、汉文，乃出自实际需求，是主动的、内需的。因此，不但长期以汉字作为书面阅读与沟通工具，更用汉字来进行文化文明之记录与传承。即便到了后来，自觉创制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也往往是借鉴了汉字而创制；而当创制出来的民族文字取代原有通行的汉字、汉文时，汉字文化依然根深蒂固地深植在其文化核心，成为其民族文化之特色而难以割舍。在中国历史上，唐宋期间的吐蕃、西夏、辽都是如此；毗邻的朝鲜、日本乃至东南亚的越南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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