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和1929年大萧条：他的思想真的改变了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萧条论文,思想论文,改变了论文,哈耶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6年，戈特弗里德·哈伯勒提出一个应引起更多关注的史学问题。哈伯勒认为，在1970年代，继罗宾斯后，哈耶克也改变了自己关于“大萧条”的性质的观点，靠近了凯恩斯的主张。哈伯勒（1986）写道“罗宾斯后来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支持凯恩斯及其在经济深度萧条时政府应实行赤字开支和货币扩张政策的观点……而且，哈耶克也已经改变了自己在这一点上的观念”。 如果哈耶克真的改变了自己为应对重大危机而采取的最有效的政策的观点，那么我们不仅要修正关于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史学判断，还要修正源于其思想的有关大萧条的解释。这些修正也不仅仅是停留在过去。凯恩斯与哈耶克对“大萧条”相对立的解释实际上已经延伸影响到解释资本主义不稳定的根源，以及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减轻或消除这种不稳定。 这个问题的史学及政治意义促使笔者研究所有出版及未出版过的文献，以便重现这一事件的完整面貌，澄清所有可能对哈耶克表面上或实际上转变（或退缩）的怀疑。 这个研究的目的是确认哈耶克是否改变了他关于“1929 年大萧条”的思想，以及是怎么改变的（如果已经改变）。① 一、“早期的”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争论及对罗普克特殊理论的分析 “1930 年代有限的经济分析史可以这样叙述，这场戏剧（这确实是一场戏剧）的主角是哈耶克教授……哪一方是对的，凯恩斯还是哈耶克？……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似乎是两者所有的共同点——是智慧的降低，即他们各自宣称自己的理论源于维克塞尔；维克塞尔加凯恩斯这样说，而维克塞尔加哈耶克却那样认为。”希克斯如此形象地介绍了20世纪经济学思考中的一个高潮。在1930年代，商业周期分析变得至关重要，它在经济均衡的静态理论（边际学派最重要的成果）与真实的动态的资本主义之间建立了联系，以解释经济危机与失业的持续，并且试图找出使宏观经济稳定的合适的政策。② （一）凯恩斯的解释 凯恩斯（1930）使用商业周期理论解释1929 年的大萧条。他认为中央银行应对萧条负有责任，当他们开始强制恢复金本位制度时，即从1929年春天开始，利率开始上涨，导致投资崩溃：“我发现当前商业的损失，产出的减少，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失业，不是因为一直持续到1929年春天的高投资水平，而是由于随后投资的中止”（凯恩斯，1931）。凯恩斯在这里应用了自己《货币通论》中的概念。在经济扩张的顶峰，在预期利率下降的时候，中央银行提高了利率。投资跌到储蓄之下，短期损失和经济危机就开始了：“整个事情总结来说就是投资超过储蓄带来繁荣，储蓄超过投资带来萧条”（1931）。治疗萧条的药方是刺激投资和消费。1930年凯恩斯请求全球银行协调合作降低利率。1931年他建议通过公共工程计划来强化货币政策。1933年他呼吁采纳公共投资的国际计划。1934年他列出了政府可以采取的促进投资恢复的所有政策工具。这里可能有很多政策工具，但是它们只有单一的目标，即刺激消费。这个目标与外部限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维持汇率需要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而刺激投资需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凯恩斯认为这是不容置辩的：在经济危机时，通过提高利率和强化信用紧缩来帮助公司是难以置信的。而相反，价格必须提高。外部的限制必须打破，牺牲汇率的稳定性而采用浮动汇率制度。摆脱经济危机的方法必然是货币贬值或通货膨胀的特殊组合。 19世纪30年代，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进行了一系列讲座，委托这位奥地利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用“正统的”理论回应凯恩斯学派的“异端邪说”。这些讲座最后结集出版为哈耶克的著作《物价与生产》。 （二）哈耶克的理论 哈耶克（1931）使用两个部门的概念：第一部门的消费品与第二部门的资本品进行交换。资本品一旦完工即可增加消费品的生产量，但是由于资本品的完工要求存在对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即储蓄。资本品的完工意味着更多的迂回生产过程建立，它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 哈耶克假定的初始状态是充分就业。这一假定基于均衡理论与商业周期理论，认为增加资本品生产需要生产要素的转移，因而消费品生产需要暂时收缩。迂回生产过程的转换可以是持续的或暂时的。前者是平衡的、持续的增长，后者不可避免地形成繁荣与危机相交替的经济周期。③哈耶克认为，发达经济体的根本问题是通过融投资超过有效储蓄来加快生产增长速度的诱惑。无论如何应重视这种转换过程，增加投资必须首先增加储蓄（因此消费必然下降）。储蓄的数量决定了可以投资的数量。对投资或消费（或者需求管理政策）的刺激会加剧这种不均衡，因此会延迟经济恢复。如果说经济恢复需要什么，那就是储蓄的增长。经济危机可以自己为恢复做好准备。在衰退期间，消费品（当前缺乏）价格与资本品（当前过多）价格相比上涨较快。资源转移到消费品生产部门，消费品生产扩张，价格下降，储蓄增长对新投资的融资及促使经济的恢复来讲是必需的。经济体系本身可以走出危机的困局。没有魔术般的公式可以摆脱经济危机，需要的仅仅是等待。④ 经济稳定政策应该是非人为调节的货币政策：即中性货币。哈耶克面对的问题是霍特里强调的“信用内在的不稳定性”。银行可以创造信用，但这会扭曲相对价格，误导生产的方向。哈耶克认为迂回生产过程的延长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为了保持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的平衡，货币当局必须放任货币循环的恒定，并且容忍价格的下跌。依据货币数量理论（MV=PQ），Q的增长（M、V保持不变）必然导致P的下跌。经济扩张国家的货币当局应该遵循简单的规则：保持货币供应的恒定，允许价格下跌。假如政策制定者遵循凯恩斯稳定国内价格的战略（通过管理货币），他们必须按Q（假定 V 和 P 保持不变）的增长同比例地增加货币供应（M）。而为了M的增长，他们必须把货币利率降至自然利率之下。这种政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价格的稳定不能确保维克赛尔均衡，甚至还会产生一轮投资过剩。 哈耶克认为，储蓄与投资之间存在自动平衡的机制。他依据的是利率自动调整基础上的古典模型。银行只需要把货币利率维持在“自然”利率水平上就足够了。哈耶克开始假定V是常数，随后他修正了这一假定：存货的增加或者支付方式⑤的改变都可能使V减小。这时银行应对M进行相反的操作以抵消V的变动，以保持整个货币流动（MV）⑥的稳定。因此银行应该在V下降时增加M（反之亦然）。然而，当经济体系中V发生变动时，精确地注入（或收缩）货币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货币政策的唯一准则”是保持M稳定，放任物价波动。哈耶克加上了一个简单条款：“在严重经济危机时增加储蓄”。⑦ （三）罗普克的理论 罗普克认为，过度投资引发的一般（哈耶克式的）经济危机可以演变为过度储蓄引发的异常（凯恩斯式的）经济危机：“在不可避免的衰退之后是与之相随的二次衰退，虽然这应该因应对第一阶段衰退的调整政策而可以避免。在悲观的经济衰退的心理氛围中（这可能是由各种或多或少的政治和其他偶然因素造成的），企业家信心被削弱，以至于投资会下降到持续储蓄转化为投资（即转化为商品需求）所必需的水平之下（即总投资<总储蓄）”。 在正常的经济周期中，通货紧缩有利于市场的重新均衡和储蓄的形成，这是新投资融资及刺激生产恢复所必需的。在异常的经济周期中，这种调整过程被阻塞了。由于信心缺乏的蔓延和前景的不确定性，公司不使用家庭积累的储蓄进行投资。首轮功能性的通货紧缩后紧随的是第二轮失调的通货紧缩：投资停滞于储蓄水平以下，价格持续下跌。凯恩斯型的过度储蓄就形成了，这需要政府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来应对。 1931年5月欧洲的经济危机突如其来。同时德国政府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委员会，为减少日益增长的失业提出措施，并以其主席的名字命名为“布劳恩斯委员会”。威廉·罗普克是这个委员会中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委员。 德国施行了古典治理方案。德国国家银行提高贴现率，并且坚决拒绝了马克贬值的可能。6月5日政府通过一揽子方案以减少公共财政赤字，⑧这些限制资本出逃的措施失败了。1931年6月20日，胡佛总统签署以上方案，并暂停支付所有战争赔款一年。然而德国需要国外的新增贷款，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时布劳恩斯委员会提出一个主要由罗普克设计的报告，报告中他建议将一部分新贷款用于资助公共工程计划，以减少失业。国家投资可以作为起动机来打破私人投资不确定性的魔咒。 1931年9月15日，德国国家银行发布了新的就业计划，即著名的劳滕巴赫计划。罗普克参与了计划的讨论。这个计划认为，由于进一步获得外国贷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以减少失业为目的的公共工程计划必须依靠国内信用来融资。罗普克反对德国当局这样做，他认为信用的扩张与保持汇率稳定性的基本目标是相违背的。⑨ 最后，在他的巨著《经济危机与商业周期》中，罗普克为国内信用的扩张辩护，他坚持认为二次衰退中国内信用的扩张发挥补偿性的作用，而不是通货膨胀的作用，即稳定国内物价而非使国内物价再次上涨：“在经济衰退时期，应当采取补偿性的信用扩张，而不是通货膨胀式的信用扩张。信用扩张或再扩张是需要的，但是不是再次通胀”。 总而言之，导致“大萧条”的是二次通货紧缩，而二次通货紧缩是由信心缺乏造成的过度储蓄引发的。⑩ （四）哈耶克的二次紧缩理论 1930年代早期，哈耶克研究过二次通货紧缩。但是与罗普克不同，他没有专门论文清楚地讨论这个主题，现在只有根据他的只言片语来梳理其相关观点。 哈耶克认为，持续的通货紧缩仅仅影响了“大萧条”，而不是其原因。“大萧条”的原因是双重的。政治当局先是人为延长繁荣时期，接着又放慢调整的过程。引发经济危机中政府失策的作用远远超过市场失效的作用。治理经济危机的方法依旧应是政府不干涉的政策，通过通货紧缩的方式，市场自发的调整，淘汰不好的公司。 下文阐释这个理论的主要逻辑过程。 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繁荣时期的过度扩张。 自1927年春天开始，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实行非中性的货币政策（管理货币制度）以摆脱有益的通货紧缩。哈耶克认为，英国对英镑过度的重新估值犯了错误，但是重新估值的决定一旦实行，为了挽救英国的国际竞争力，通货紧缩的过程是必须的。同时由于技术进步，生产成本下降，美国物价也开始下跌。主要的中央银行应当采取中性货币政策，但是为了物价的稳定，他们随后走向了管理货币制度。他们决定扩大M以阻止物价下跌。货币流通的增加使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为了稳定下跌的物价，过多的货币被注入经济体系，产生了过度投资的繁荣。实际上，这时的价格稳定隐蔽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哈耶克（1932）认为，“不是允许物价缓慢地、充分地下降，这种下降不会对生产造成损害，而是将如此巨量的信用被注入流通，强制物价稳定，甚至在那些由于技术快速进步而造成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物价下降的国家也采取这样的措施”。他又重复了这一观点（1934）：“与其应当自然终止的时间相比，政府通过简单的货币政策成功的延长了两年的经济繁荣，这一货币政策在即将发生的调整刚一显现即开始施行”。 经济危机的第二个原因是减慢了经济重新调整的过程。犯错误的依然是政府。中央银行扩张信用以限制物价下降，也限制了公司的破产。政府和工会加强了工资和物价的刚性。这些刚性形成对物价进一步降低的预期及新投资进行的延迟，从而延长了通货紧缩和衰退。对此哈耶克是毫不怀疑的：经济危机发生后的1930年和1931年，主要的中央银行施行扩张性货币政策，胡佛总统对解雇和工会反对减少名义工资进行道义上的劝告。 在1932年2月，哈耶克指出：“……很早以前我们就应该摆脱最坏的状况，物价也不应下跌的如此惨烈，如果1929年危机后清算被允许并任其自然发展，这些都是可能实现的”（1932）。 在英文版《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的“序言”中，哈耶克再次提到：“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场经济危机始于由货币当局经深思熟虑后出台的通货紧缩的政策，或者通货紧缩根本就不是二次衰退的现象，而是繁荣之后产业失调导致的一个过程……我们需要重新调整的要素是通货紧缩前就已经存在的生产和价格的结构，这种调整对工业的借贷是无益的。然而不是对过去三年的繁荣带来的失调进行深入地清除，而是想尽办法阻止对已经发生的失调进行重新调整；其中的一种办法被重复尝试，从最早一直到最近的衰退，尽管从未成功，就是这种仔细讨论过的信用扩张的政策”。1934年4月他又重复道：“……当危机最终发生后，差不多两年多以来，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被慎重地尝试以阻止正常的清算过程”。工资和物价的刚性传递到进一步通货紧缩的预期及恢复的延迟。针对这个关键环节的解释并不是非常清晰。区分两个不同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物价为什么持续下跌？第二，持续的物价下跌是否能停止，或者应该停止？ 1933年，哈耶克在德国出版了一个商业周期理论的调查，首次使用“二次通货紧缩”来表达。他澄清这是“诱发型”的通货紧缩，在这种意义上说，它是市场自动调节机制产生的，不是谨慎地约束性倾向政策产生的。(11)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是由于工资和价格的刚性阻碍了市场的重新调整，延迟了恢复，形成物价进一步下跌的预期。如果所有的工资和价格具有弹性，消费品（稀缺的）价格就会上涨，资本品（过多的）价格就会下跌，触发调整过程：资源从第二部门转移到第一部门，经济恢复开始。 如果不是工资和价格的粘性，不均衡还会持续，一般物价水平还会下降。对物价进一步下降的预期导致消费品生产企业保持更多的无资本生产，推迟经济恢复所必须的投资的实现。正如哈耶克（1933）所指出的物价持续下降普遍的预期产生特殊的效果，可能转化为在正常状态下应用的某些规则，这是非常可能的，至少可以想象到的例子是，消费品价格的下跌，可以产生对未来更低价格的预期，这就显得当前的消费品生产与对消费品生产进行新的投资相比是更有利可图的，因此就会造成消费品生产部门中资本比例的下降。 哈耶克强调预期的重要性。通过消费品物价的上涨改变人们的预期，从而开始经济调整的过程是可能的：价格上涨与粘性的货币工资，会降低真实工资，增加就业，然后形成物价进一步上涨的预期，转而促使消费品生产公司进行投资。正如哈耶克（1933所说：“至少可以想到的案例是，既然这样，与以前讨论过的预期消费品价格持续下降的案例类似，物价上升，伴随着就业的增加，会产生更高物价的预期，从而刺激投资。”(12)哈耶克没有阐明消极的预期是否会扭转政府干涉造成的相对价格的变动，以及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在与之相关的问题上——二次通货紧缩是否可能并且应该停止——他表现出了不确定性。哈耶克曾自问，持续的通货紧缩是否可以由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所消除，恢复工资和物价的弹性是否是最好的路径。他认为：“更多地讨论刚性是非常必要的，1929年以前经济体系中已经存在许多方面的刚性，不管怎样，这些刚性都会使重新调整的过程更缓慢，更痛苦。重新调整中这些强大的阻力可能形成严重的通货紧缩，最终摧毁这些刚性。在给定的相当严格的价格和工资体系下，要到什么程度，通货紧缩才可能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还是通往必要结果最快的方法，对于我们当前的知识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不敢作出确切的见解。”(13) 坚挺的货币工资，在物价下跌时会形成真实工资的增加，利润的下降和失业的增加。 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二次/附带通货膨胀”必定被政治原因所抵消。在1975年4月9日由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哈伯勒主办的公开讨论中，哈耶克(1975）透露了一个发生在1930年代初期的不为人知的相关插曲：“我告诉你一个也许有意义的小插曲。在1929年，也可能在1930年，当欧洲大陆的经济危机开始并日益严重时，一个德国政府的委员会——布劳恩委员会——建议通过信用扩张形成通货再膨胀（虽然当时这个词还没有）来应对危机。威廉·罗普克教授，我已故的朋友，作为委员会成员，是这个报告的主要作者。我认为在当时环境下，这样建议是错误的，我写了一篇论文驳斥它。我没有发表这篇论文，但是我把论文寄给了罗普克，并在附信中我阐述了我的观点：抛开政治的考虑，我认为你不能——至少现在不能——使用信用扩张政策。但是如果政治局势如此严重以至于持续的失业会导致政治革命，就不要发表我的论文。那是政治的考量，然而由于我不在德国不能作出判断，但是你有能力判断。罗普克的回应是不发表这篇论文……” 哈耶克提到1929年或者1930年他将论文寄给罗普克。在其他场合，哈耶克（1978）说是1930年寄出的。但是正如上文已经看到的，布劳恩斯委员会（不是“布劳恩”）组建于1931年春天，可能是在这期间哈耶克寄送的论文。遗憾的是，这项研究未能有希望的结果，论文没有发表。(14)我认为这个插曲被哈耶克反复提起的意义是：在1930年代早期，哈耶克试图证明扩张的货币政策仅仅是政治的考量，也就是，降低（临时地）失业率以助长纳粹的兴起。（哈耶克，1939）。 也许二次通货紧缩应该参照通货再膨胀的经济动机，虽然通货再膨胀，是指物价已经企稳时的上涨，总是有害的。 1934年3月在并不知名的意大利期刊《股票》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哈耶克承认1932年为了阻止“通货紧缩的螺旋式下降”可以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1933年当物价企稳时及公司呼吁确定性时就不能实行扩张政策。正如哈耶克（1934）所说：“一年前作出如下断言还是可能的，即在一定基础上，不仅是加速恢复的问题，而且要杜绝‘通货紧缩的螺旋式下降’的危险，它正在将经济活动拖入日益严重的萧条。然而，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萧条的新阶段。通货紧缩已经结束，一段时期相对稳定的物价一重现，希望就重新燃起，随后经济复苏日益明显。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阻止衰退向更深发展，而是促进复苏。”(15)然后他又补充说：“为达到相当稳定的条件，每次复苏过程不得不允许价格和生产方式适应当前的环境，如果我们想要复苏持续快速，最关键的条件应尽可能地满足，以确保当前环境保持稳定。慢慢给予企业家信任和信心，以使他们基于当前价格的计算不会被意外的变化再一次颠覆，这在振兴产品的需求方面比其他单一因素都重要。对经济复苏最好的帮助来自于相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减少，也来自促进各行业调整适应现状。” 按照哈耶克的论述，从长远看二次通货紧缩终究会从工资刚性的源头来破除它（它迫使公司以较低的名义工资来阻止实际工资的上升）。因而它是有益的，但不能抵消主动的经济政策。哈耶克（1933，1976）评论道：“这可能有些小问题，这些刚性倾向于延迟调整的过程，这将导致‘二次’通货紧缩，起初会加剧衰退但最终将有助于克服这些刚性”。 二、“晚期的”哈耶克：凯恩斯的影响和重新评估罗普克的特殊情况 1974 年 12 月 10 日的斯德哥尔摩，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贡纳尔·缪尔达尔“由于他们在货币与经济波动的理论上的开创性工作，以及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的获奖令人十分惊讶，因为长期以来他已经不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现在他已经是一个专职的政治哲学家。(16)此时世界陷入令人陌生的滞胀式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消弱了凯恩斯主义的可信度，使新古典主义焕发生机。凯恩斯主义者事实上的理论基础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反比关系，但现在两者同时上升，并且公认的货币主义者的领袖密尔顿·弗里德曼从1967年开始就这么预测。 滞胀使这个频繁争论的老话题重新提起：政府干预是否能够有效地调控危机和失业？获得诺贝尔奖后，哈耶克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举办会议，参与访谈和研讨会。他提出来重大危机的新理论，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滞胀，并重新评价1929大萧条情况。(17) （一）大危机的新理论 根据哈耶克的理论，经济危机（大经济危机和小经济危机）的首要原因仍然是通货膨胀政策，它改变了相对价格，误导生产，造成失业。然而，主要的原因，可以再加上一个更糟糕的次要原因。即为了减少市场的周期性波动，并克服了巨大的经济危机而实行的积极政策。 下面，让我们探索这一理论的主要逻辑过程。 根据哈耶克的理论，失业的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哈耶克运用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进行分析，银行使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信用的操纵改变相对价格，扭曲生产；投入从消费品部门转移到资本品部门。相对于需求，企业生产较少的消费品和较多的资本品。生产部门之间投入分配与商品及服务需求构成的不匹配最终导致了失业。哈耶克（1975）认为：“然而，出现大量失业的主要原因是价格和工资的实际结构与均衡结构之间的偏差。请记住，这是至关重要的概念”。 另一个因素可能是危机恶化的主要原因。哈耶克重新评估了罗普克的原理。通常情况下，通货紧缩是经济危机形成的一个因素，就业不依赖于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然而，持续的通货紧缩可以使一般的经济衰退演变成大萧条。当哈耶克提到“诱发通货膨胀”的现象，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所给出的解释是基于之前的解释又增加了新因素，即总需求的下降。此时哈耶克与《通论》一样阐释凯恩斯的方法，并且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就业依赖于总需求。 第一个因素是历史性的。1925年英国恢复了金本位制度，对英镑重新估价。此时相对于名义工资的下降，实际工资的下降（这是增加就业及增强竞争力所必需的），可以通过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来更好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业恢复所需要的实际工资的下降可以通过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来达到”。（哈耶克，1975） 第二个因素更是显而易见。哈耶克指出，在经济危机的后期阶段，通货膨胀引发的失业能使总需求下降，而总需求的下降反过来会引起失业加剧，使生产紧缩更趋恶化。他这样写到：“在第二种情况下，即在经济危机后期，由于大量的失业，经济频繁地遭受累积的紧缩，就业的增长确实需要总需求的增长。起始的失业导致需求的缩减，从而引起更多的失业，依次延续下去。由于‘信用的内在不稳定性’（霍特里的术语）减轻了通货紧缩”。 第三个是政治因素，即当约束性的货币政策导致总需求的下降时发生。哈耶克（1978）称之为“真正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根本连接被掩盖了，尽管总需求不足通常不是失业的主要因素（除了实际的通货紧缩期间，即货币数量的减少），失业本身导致总需求的绝对的收缩，反过来又可能导致失业率的进一步增加，从而形成一个失业造就失业的累积过程。”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1930年代，哈耶克认为，长期的通货紧缩对打破绝对（或名义）工资的下降刚性是有利的，即通过阻断工资和价格的相对弹性。在1970年代，他承认，名义工资的下降是“政治上无法实现的”。通货紧缩只能提高实际工资，因而是有害的。 哈耶克并不完全清楚引起通货紧缩的两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通货紧缩的预期与总需求的下降。一方面援引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另一方面，是霍特里的“信用内在不稳定性”理论。(18)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1970年代，哈耶克明确指出，不管是政策性还是市场性引发的总需求下降，都可以使一般的经济衰退演变为大萧条。从这一角度来说，他的理论接近了罗普克。 为了克服巨大的经济危机和减少经济周期的不稳定性，需要积极的政策。哈耶克建议通过实施扩张性政策减轻二次通货紧缩的影响。他提出低工资的公共工程计划以促使失业者尽快寻找其他工作，以及恰当的货币对策：“如果现在我负责国家的货币政策，我一定会通过各种适当的方式努力防止危险的实际通货紧缩，即收入流的绝对减少，并且我会宣布我打算这么做。这就足以防止衰退恶化为持久的萧条”（哈耶克，1975）。(19) 在1930年代，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哈耶克推荐基于价格弹性和恒定货币供应的稳定政策。在1970年代，他意识到工资和价格的粘性，并且，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结束后，中央银行遵循恒定的货币供应规则是很难的。他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策略。相对工资与价格的弹性应该恢复，减少（仅仅）一部分人的名义工资。(20)“中性货币”的目标应该是通过不同国家货币的自由竞争而不是通过由单一的中央银行垄断的货币供给来实现。根据哈耶克的理论，只有市场才能确定货币的最优数量。中央银行为了保持（或获得）客户，会确保其货币与关键货物（即商品）的相对价值。因此货币政策导向应该是关键价格的稳定，而不是恒定的货币供应。在这种模式下一般通货膨胀和紧缩是可以预防的。(21) （二）应用理论 这个关于重大危机的新理论被用于解释1970年代中期的经济滞胀。自相矛盾的是，此时的高失业率是战后充分就业政策实施的结果：“目前的失业是过去的二十五或三十年里我们一直追求的所谓充分就业政策的直接和必然的后果”（哈耶克，1975）。 哈耶克颠倒了菲利普斯曲线。从短期来看，政策制定者能够使用通货膨胀政策来降低失业率。然而从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没有反向关系，并且严重的通货膨胀会带来更多的失业：“从长远来看，这样的通货膨胀会造成比其预设所减少的失业更多的不可避免的失业”（哈耶克，1975）。(22) 1970年代与1920年代不同，通货膨胀变得更加明显而不是潜在的，物价总水平不再保持稳定而是不断上升。然而这两个周期动态上是相似的。在后一周期中，货币性通胀导致对价格持续上涨的（适应性）预期，这直接地（通过资源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或间接地改变相对价格。当货币当局被迫停止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爆发，失业重新出现，并且会出现比起始更高的失业率。哈耶克论及衰退期间“预期落空”的重要意义：合理的解释是通货膨胀的结束可以形成物价持续下跌的（适应性）预期，引起二次通货紧缩的过程。他认为：“尽管我不认为通货紧缩是商业活动衰退的起始原因，毫无疑问预期落空往往诱发通货紧缩过程——40 多年前我称之为‘二次通货紧缩’——其影响非常严重，1930年代的严重程度超过最初的紧缩所引发的必然反应，并且没有任何调整机制可以执行”。(23) 1975年的首要任务是停止通货膨胀，而不是通货紧缩。然而，决策者需要准备防止一般衰退演变为深度萧条：“现在首先要停止货币数量的上涨，或者是至少要减少生产的实际增长率。……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尽力阻止可能来临真正的通缩”（哈耶克，1975）。 大危机的新理论也被用来重新评估1929 年的特殊情况。根据哈耶克的说法，大萧条产生的原因是货币当局犯的双重错误：人为延长经济繁荣以及没有防止二次通货紧缩。他说到：“首先他们延长繁荣引起了更加严重的萧条，然后他们允许通货紧缩继续发展而又延长了萧条”（Hazlett，1977）。 1920 年代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应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次要原因反而是支持经济干预政策的失败。哈耶克承认，即使是在1930年代，他也应该理解名义工资的粘性以及通货紧缩不会产生任何正面作用。他不再提及积极政策在阻碍市场自发重新调整过程中的消极影响。相反，他像弗里德曼一样强调，危机开始时由美联储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已经造成危害。 在1975年4月举行的与哈伯勒的公开讨论中，哈耶克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现在的态度与40年前经济大萧条刚开始时不一样。当时我认为短期的通货紧缩可能会打破制约经济正常运行的刚性工资。也许当时我应该明白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我一直相信除非工资具有弹性，否则我们无法获得一个正常运作的经济体系。但是我认为我们将不得不找到别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这个原因，也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我将不再保留，我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所认为的，短期的通货紧缩可能是合适的。现在我相信通货紧缩没有什么可认可的功效，也没有理由支持或者允许通货紧缩。” 在回答哈伯勒提出关键问题时，即他是否改变应对“大萧条”的最佳方案，他补充到：“你问我是否已经改变了应对二次通货紧缩的看法。我没有改变我的理论观点。正如我之前所说，我始终认为通货紧缩没有经济功能；但是我曾经相信，但以后不会这样认为，由于通货紧缩可以打破日益增长的工资标准的刚性，它是值得存在的。即使在那时候我把这种观点作为一个在政治上考虑；我没有认为通货紧缩提高了对市场的调整机制。” 1979 年哥伦比亚的年轻研究员迭戈·皮萨诺，收集了一系列当代伟大的经济学家的采访，包括哈耶克。皮萨诺发表了一篇比较哈耶克与弗里德曼的论文，后者曾将经济危机的责任归咎于危机开始时美联储故意收缩货币供应量的错误决定。(24)哈耶克不同意弗里德曼关于危机的根源的论述，但认可弗里德曼关于美联储在经济衰退期间的错误行为的观点。 皮萨诺问：“你认为从大萧条的分析中应吸取的最重要教训是什么？”哈耶克回答说：“我认为，是人为扩张的繁荣最终导致了萧条。之后当局通过故意的货币紧缩过程把事情弄得更糟。我很清楚，是货币当局导致了 1929 年的崩溃，他们还应该为后续的萧条负责。我不同意弗里德曼关于危机原因的解释，但我同意他对美联储在危机中采取的政策的批评。他们在危机之前和之后犯了很大的错误”（皮萨诺，1979）。 三、结论 根据哈伯勒的观点，哈耶克对“大萧条”看法似乎已转变，偏向了凯恩斯主义。 “早期哈耶克”认为经济大萧条的原因是政治当局通过扩张性政策来延长繁荣和阻碍通货紧缩的双重错误。罗普克认为持续的物价下跌是由过度储蓄导致的。相反，哈耶克坚持认为，它是由工资和价格粘性决定的。通货紧缩应该可以打破工资刚性和恢复价格弹性。仅仅从政治考虑这一理论是不可行的，也就是说暂时地降低失业率也会推动“希特勒”的崛起。 “后期哈耶克”反对凯恩斯主义，与弗里德曼进行辩论并且重新评价罗普克的理论。此时哈耶克认为，“大萧条”的原因是由货币当局延长繁荣与衰退的双重错误。由于工资粘性，通货紧缩被认为是有害的，并且应该使用扩张性政策来应对。相反美联储却实施了加深经济衰退的约束性操作。 哈耶克是否改变了其对“大萧条”的观点？ 现在，我们可以试着解开这一难题。哈耶克部分地改变了自己关于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包括1929 年的“大萧条”）的原因及应采取对策的观点。他没有改变自己引发危机（小的或大的危机）的首要原因的看法：信用操作，即通货膨胀（显著的或潜在的）。他也没有改变有关应对小危机的观点：无为而治的政策，即坏公司的清算破产和市场的自发调整。 他改变了自己由一般衰退恶化为深度萧条的二次危机原因的观点。早期哈耶克认为二次危机的原因是由于政治当局（政府或中央银行）实施扩张性政策导致市场重新调整的失败。晚期哈耶克认为其原因是货币当局（即美联储）支持经济政策的失败。 哈耶克公开承认，自己仅仅改变了关于工资刚性的观点。在1930年代，他认为较长期的通货紧缩可以打破工资下降刚性及保持价格弹性。在1970年代他承认，名义工资的下降不具有政治上的可能性，因此长期通货紧缩只有增加实际工资的负面影响。 即使是可能的，也仅仅是想象上小的转变。早期哈耶克声称，公司破产清算是通货紧缩的必然过程，除非强烈的政治动机其过程不会中断。后期哈耶克却认为，基于经济动机，为了克服重大的经济危机，也必须通过实施扩张性政策来中止通货紧缩。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早期哈耶克用奥地利学派（或新古典主义）工资刚性的理论来解释二次通缩，工资刚性延缓市场过程的调整，蔓延消极预期。后期哈耶克运用总需求理论（凯恩斯主义或Hawtreyian）来解释二次通货紧缩。1930年代哈耶克指责美联储在危机发生后采取约束性政策是失败的。在1970年代，与弗里德曼及其解释重大经济危机的新理论一致，哈耶克却反过来指责美联储采取扩张政策是错误的。 哈伯勒认为，哈耶克和罗宾斯作为1930年代对凯恩斯的伟大对手，接受了凯恩斯提出的建议，改变了自己的观点。(25)若干年前，Klausinger（1995）分析哈耶克（和熊彼特）对二次通货紧缩理论的贡献，注意到两人作出的贡献都是微不足道的。 最 近Klausinger编辑了哈耶克（2012）重新评估1930年代二次通货紧缩的论文集，Klausinger 认为哈耶克未能使用中性货币理论框架来阐述其有关通货紧缩的政策建议。Selgin（1999）、怀特（2008）指出，哈耶克观点中唯一有意义的是恒定的资金流（MV），它等于价格和商品的乘积。在1930年代初，哈耶克认为仅仅由于政治的原因M的增长会被V的下降所抵消，而后来他认识到，出于经济原因必须稳定货币流。细心的读者最后可能会认为对哈耶克1930年代的伟大论著和1970年代的随笔进行比较是不恰当的。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哈耶克涉及到二次通缩这个主题的几个零散的论文中，认可凯恩斯主义克服重大经济危机的方法，并且多年来一直支持恒定货币流公式。然而，我们的研究将有进一步的结果。我们必须考虑到作为诺贝尔得主的哈耶克，在几个场合讨论了二次通缩的主题。恒定货币流的完整应用不是他思想中的唯一改变。哈耶克结合奥地利学派初次失业的解释和凯恩斯主义二次失业的解释，支持稳定一篮子主要商品价格的观点。所以，他改变了对政策制定者的评价。1930 年代他认为政策制定者使用扩张性政策阻碍了市场的自发调整是错误的。相反1970年代他声称政策制定者没有贯彻扩张性政策而形成通货紧缩持续是错误的。 在笔者看来，后期哈耶克的思想更接近于罗普克，而不是凯恩斯。不论是小危机还是大危机，其产生的根源总是投资超过储蓄，并且相对应的是消费品需求超过生产品需求：政府对经济的随意干涉造成经济体系的垂直失衡。然而由过度投资引发的一般经济危机可以演变为因需求和通过积极政策形成的过度储蓄导致的异常经济危机。 笔者的看法是哈耶克改变自己关于二次衰退，即危机持续及恶化的思想，但既没有收回也没有否认自己以前的说法。综合考虑，他认为最重要的教训主要是经济繁荣时期就必须防止经济危机。正如他1975年写道：“我发现自己非常不幸。四十年来我一直宣扬繁荣时期是预防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的时机。但是繁荣时期没有人能听进我的意见。现在人们又回过头来问我，我不断警告的政策的后果是否能够避免”（哈耶克，1975）。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许应该分析：为什么哈耶克对“大萧条”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本文的研究范围纯粹是探讨他是否重新考虑了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不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只能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猜想给希望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学者。哈耶克改变自己的观点，是由于他意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后，当名义工资下降在政治上无法实现时，达到中性货币目标的最好的办法是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中央银行应该尝试采取稳定关键价格的措施，如果有必要，应该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策略来应对通货紧缩。 哈耶克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区分危机的起源和最终结果有时是有用的。过度扩张的政策是真正的原因，但这只是一般衰退的原因，因为当一般衰退恶化为长期衰退时，就需要新的扩张政策。 注释： ①与1929年大萧条相关的文献很多，笔者要谈及的仅是主要的著作：Robbins（1934［1971］）；Kindleberger（1986）；Temin（1989）；Eichengreen（1992）；Rothbard（1963［2000］）。关于哈耶克的文献见：Caldwell（2004）；Ebenstein（2001）；Kresge and Wenar（1994）；Zappia（1993）。文中提出对当前金融危机与 1929 年大萧条进行比较的文献有：新凯恩斯学派的Krugman（2009）；Skidelsky（2009）；新奥地利学派的 Woods（2009）；Murphy（2009）。 ②见 Haberler（1963）、Hagemann（2002）关于一二战期间商业周期理论的讨论。 ③任何事物的发展依赖于初始状态。哈耶克设想两种情况：（1）迂回生产过程由储蓄引发。家庭自由决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对当前商品的时间偏好降低，储蓄增加，自然利率下降。同时，银行存款和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消费品市场的需求和供应同步收缩，价格稳定，消费者不会屈从于被迫的或不情愿的消费收缩。在资本品市场，企业因利率下降而增加新的投资：资本品的需求增加，生产扩张，价格上涨。资本品价格的上涨使平缓的和持续的迂回生产过程成为可能。公司发现增加资本品的产量是便捷的（并且可以获取相应资源），资本品的完成会增加消费品的生产，促使消费品价格下降，需求增加。经济体系就会移动到新的更高的均衡上。（2）迂回生产过程由银行引发。银行降低利率，即使家庭没有改变他们的投资组合的组成。资本品需求增加，生产扩张，价格上涨。消费品供给下降（由于生产要素的转移），但是需求并没有下降：消费品价格上涨使消费者屈从于并不情愿的消费收缩。消费品与资本品价格都上涨。银行可以通过进一步降低利率来延长这一过程，但是货币的供应不是无限的。到了一定限度，银行被迫提高利率，以阻止信用的扩张。随后利率的上升引发经济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生产的纵向失衡（即哈耶克所指出的“生产结构的方向性错误”）：投资超过储蓄，消费者的需求相对于供应过多。银行应承担经济失衡的责任，它把利率人为降低到自然利率以下，诱导公司生产过多的资本品和不足的消费品。这种危机阻止向新的更高的宏观经济均衡移动。 ④关于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见萨勒诺编辑的哈耶克的论文选集Salerno（2008）。关于商业周期理论与跨期分析法之间链接的重建，见Birner（1997）。 ⑤在《物价与生产》中，哈耶克区分了这两种情况：存货的增加等于M的减少（Salerno 2008，294-5），然而支付方式的变化决定了V的变化（同上，297）。在对自己1931-1932年出版的著作的回顾中，哈耶克已经认为存货的增加等于V的下降（Salerno 2008，471）。 ⑥哈耶克写道：“我们已经正确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相当于流通中货币量的变动，可是关于其原因的解释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我并不特别喜欢平均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如果货币对物价保持中性，货币流通速度的所有变动必然会被流通中货币数量的相反变动所抵消”（Salerno 2008，297）。Selgin（1999）和White（2008）强调了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哈耶克（1937，84）在《货币国家化和国际稳定》中完全支持恒定货币流的准则。 ⑦恒定的货币供给（M或者MV）是中性货币策略唯一的重要支柱，这个策略还包括价格弹性和对未来价格的正确预期（Salerno 2008，304）。 ⑧这个方案设想降低公共支出，增加财政收入，包括降低6%的失业津贴和困难企业补贴，公共雇员降薪4%~18%，战争津贴减少6%。对汽油和食糖加税，以及开征所得税附加。见Eichengreen（1992，274-5）。 ⑨关于布劳恩斯委员会和劳滕巴赫计划，见Kindleberger（1986，第八章），尤其是 Klausinger（1995，1999，2001）的著作。还可以参考罗普克的报告（1931）。 ⑩关于罗普克的二次通货紧缩，见Haberler（1963，58-61)，Hudson（1985）和Klausinger（1999）。有些意大利经济学家也分析了一个相似的二次通货紧缩案例，见Magliulo（2013）。 (11)哈耶克（1933［1939］，176）写道：“通货紧缩诱发的市场过程（也就是这个市场过程不是中央银行故意采取的行为，在纯粹的金属货币制度下同样也会发生）提出了最有趣的问题”。在1939年英文版增加的脚注里，他注意到：“自我写这篇文章以来，我已经学习了美国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术语‘诱发型’通货紧缩，，但说它描述的是完全相反的意义上银行体系诱发的通货紧缩可能更合逻辑，‘自发型’通货紧缩可能是阐述本文涵义更好的术语”。有关奥地利经济学家们对通货紧缩的不同态度，见Bagus（2003）。 (12)哈耶克（1933［1939］，177）希望对价格预期及货币流通速度的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3)哈耶克（1933［1939］，176-177）重复道：“中央银行的一般货币工具能否制止这样的通货紧缩是非常可疑的”。 (14)我利用收藏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哈耶克文献和保存在德国科隆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罗普克档案对本课题进行的研究。我非常感谢罗普克的侄子——科隆大学教授 Hans Willgerodt，和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Carol Leadenham、Nick Siekiersk、Zivka Mares Randic，他们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15)这篇论文于1934年3月3日在意大利发表，题目是“Una politicaerrata：il rialzo artificiale dei prezzi”（“错误的政策：人为提高物价”）。论文结尾载明“版权属于《Borsa》”。Klausinger 已经发表（首次发表）相似版本的论文《恢复物价水平》。原始的打字文件保存在哈耶克文献中；封面用铅笔标注着1933年12月。我非常感谢Klausinger教授把这篇论文和他为刚刚出版的哈耶克文集（哈耶克，2012）作的序言送给我。一群年轻的学者，包括Di Fenizio、Lenti、Tremelloni，在意大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领导者Luigi Einaudi的名誉支持下，创建了期刊 《La Borsa-Quindicinale deimercati finanziari》（《证券交易所—金融市场双周刊》）。从1933年2月15日至1934年4月5日，这个双周期刊仅仅存在了一年多点。意大利和外国经济学家的领导者们为出版的27 卷刊物提供资金，例如Del Vecchio、Fanno、Mortara、Cannan、Hawtrey、Wither等。最后期刊被米兰当局停刊。官方的说法是期刊发表文章的题目在当时会煽动社会动荡。真实的原因是它公开地对社团主义置之不理，这是法西斯政权所不能容忍的，见Lenti 1983，68-71。尽我所能，仍然不能找到期刊编辑部的档案材料。多亏米兰大学的Giuseppe De Luca教授，米兰博科尼大学的Renata Targetti Lenti教授（（Lenti的女儿）的友好帮助，我很感激。 (16)见Ebenstein（2001，Part VI）。 (17)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讨论这一问题的主要论文是哈耶克（1975［1978］，1975a，1975b，1976，1978）和Pizano（1979）。 (18)凯恩斯与霍特里的相近之处，见Clarke（1988，49-50）；1930 年代哈耶克与霍特里的差异，见Laidler（1993，1095）。还可参见Haberler（1963，58-60），Friedman（1967，8）和 Laidler（1999，114-29）。 (19)上文是如此阐述实际的通货紧缩：“由诱发型通货紧缩导致的‘二次衰退’当然应该使用适当的货币应对措施”。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哈耶克写道：“通常情况下，以下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消费者需求基本上停止下降——通过相对低工资的公共工程提供就业，以便工人希望尽快找到更高薪酬的工作，而不是直接刺激个别项目的投资或者增加类似的公共支出提供人们期望的稳定的工作岗位，这种稳定的工作岗位在财政资金枯竭时又会消失——这时可以最有效率地达到均衡状态”。 (20)哈耶克（1975a，26-7）评论说：“尽管我认识到名义工资的普遍下降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我仍旧确信相对工资结构的必要调整可以不通过通货膨胀，仅通过部分群体名义工资的减少来达到，并且是必须实现的”。然后又补充到：“我们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恢复工资结构的流动性，以替代现在工资普涨（那些相对于其他人必须下调的除外）的作法”（哈耶克，1976）。 (21)关于这个课题的进一步讨论见哈耶克（1976）。 (22)哈耶克（1976，82）欣然评论到：“1977年5月8日，由英国首相主持，有美国总统、西德总理、法国总统、日本首相和意大利总理参加，在唐宁街举行的首脑会议最后发表的联合公报的开头几段，引人注目地承认了这一基本事实。开头几行是这样写的：‘通货膨胀不是治疗失业的药方，而是其重要根源之一。’这一观点我已经为之奋斗了四十多年，并且几乎一直是单枪匹马。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叙述过于简单。在许多情况下，通货膨胀的确会使失业暂时减少，但是只能以导致以后更多的失业为代价。通货膨胀的短期作用如此诱人以至于在政治上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也由于这个原因其危害潜伏很深”。 (23)关于“二次通货紧缩”，他补充了下面的脚注：“在第44页第3部分有过定义和讨论。我记得自从1930年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座起这个词就被频繁地使用”（同上，26）。哈耶克写道：第3部分“包含本质的附加要点，这些要点是有必要插入到我于1975年4月在美国不同地方所做的讲演之中”（同上，43）。在第44页，他写道：“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根本联系是模糊的，因为尽管（除了经历真正的通货紧缩，即货币数量的减少）一般情况下，需求不足并非失业的主要原因，而失业自身可能引起总需求的绝对收缩。总需求的绝对收缩又会带来失业的进一步增加，因此导致由失业造成进一步失业的累积的收缩过程。由导致的通货紧缩引起的“二次通货紧缩”当然可以通过适当的货币政策来阻止（在此我简短地提及，问题的困难在于如何实现同时还要避免引起更深的劳动力误导）。此刻，我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阻止去尝试通过重建的突然高涨的通货膨胀来对抗由劳动力误导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失业。因为重建的突然高涨的通货膨胀仅仅增加这些误导，在长期的过程中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24)见Friedman和Schwartz（1963）。这本书由皮萨诺主编，1980年在西班牙出版，2009年译为英文。 (25)在 1979 年的一个访谈中（2000年发表），哈伯勒补充说：“我认为不能用米塞斯和哈耶克强调的真实失调来解释深度萧条。正是由于‘二次紧缩’使大萧条情况更糟，但不存在大量的真实失调。我想哈耶克现在赞同这一点。你可能记得美国企业研究所出版的小册子《同哈耶克商榷》（1975），在书中我试图让他接受这一观点，即是二次紧缩造成了大萧条这样的灾难，而不是大量的真实失调，我想哈耶克现在同意这个观点。这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见Ebeling 1979［2000］）。标签：哈耶克论文; 大萧条论文; 凯恩斯论文; 凯恩斯经济学论文; 物价水平论文; 凯恩斯模型论文; 国外宏观论文; 美国经济危机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全球经济危机论文; 预期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信用政策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通货紧缩论文; 经济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货币论文; 央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