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能是真实的吗？——叙述主义、实证主义和“隐喻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主义论文,主义论文,真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和评论我称之为“隐喻性叙述主义”的某种深层的前提条件。在文章的结尾，我将把海登·怀特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哲学观合并到这个名称下。由于他们——以及前人威廉·沃尔什(William Walsh)和路易斯·明克(Louis Mink)的辛勤努力——历史哲学最近从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中脱离出来，并向艺术、文学、修辞和美学的哲学方向发展。这种转变是对过去几十年的主流观点，也就是对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观的正面抨击，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某些特殊方面它也可以被看作是实证主义的倒置（从而能继续分享它的前提条件）。
我不想对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隐喻性叙述主义进行全面的分析，而只想对引起人们关注和争议的两个概念性问题进行集中讨论。第一个问题是，他们认为与共同拼凑成这些历史故事的个体陈述不同，历史的叙述形式意味着真理不能被应用在这些故事里。因此历史叙事被他们贴上了“虚构的”、和／或“隐喻的”标签。第二个问题是他们认为叙事是自我解释的，叙述解释不包括因果解释。这两个论点同一些从业历史学家们的直觉相抵触，因此值得进一步考察。
二、叙述主义作为倒置的实证主义(1)：叙述主义作为“事实实证主义”的倒置
当我们把历史叙述哲学中的隐喻转向同这种实证主义对比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特点：怀特和安克斯密特所倡导的叙述主义就是对传统实证主义观的简单的否定或倒置，因此它分享着实证主义的基本概念结构。至此，我要谈到两个典型的概念性的对立。首先，两种观点都共享一个特定的推理逻辑，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恰当地称之为“二选一逻辑”，又叫做笛卡儿式焦虑。其次，我要谈谈语言的字面用法和修辞用法的对立。毕竟，实证主义早已禁止在科学中——包括历史在内——使用任何形像的、隐喻性语言。这种字面语言和隐喻性语言的对立——实证主义假定的——以一种倒置的形式被保留在“隐喻性”叙述主义中：描写性陈述现在被看作是纯粹的信息，很难再引起哲学家的注意，而隐喻性语言则成了讨论的焦点。
在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关于叙事的真实性断言的论点中，用到的正是这个逻辑的倒置。抛开叙述的真实是历史研究的副产品的观点，他们完全否认了叙述的真实性断言。但这种改变应受到抵制和批判，因为既然我们假定了历史是一门学科而不是一种艺术形式，那么历史叙事的真实性的前提就至关重要了。
然而，通过颠倒经验主义，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同时又保留了经验主义而不是抛弃它。这种倒置的经验主义在隐喻性叙述主义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关于叙述虚构性的基本论点的表面合理性是完全依赖于它同经验主义的无条件的对比的。
三、叙述主义作为倒置的实证主义(2)：叙述主义作为解释的覆盖律观点的倒置
从解释角度来说，“隐喻转向”的第一个结果是最重要的，即叙述(narritio)天生就是一个独立于它所包含的个体陈述的语言实体。认为这些叙述(narritio)同时又构成了其陈述内容的解释的主张，同解释的覆盖律观点是决裂的，——是它的一种倒置。
安克斯密特断言，叙事像隐喻那样，是自我解释的，这种论点是建立在他称作自我指称性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s或“Nss”）的历史解释的特征描述基础上的。这个有点矛盾的特征遵循着我以前提到的概念性策略，即将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分开。
安克斯密特的下一个关键进展是从叙述主义的——语言学的——领域中的逻辑必然性中推导出解释必然性。
同经验法则一样，安克斯密特的叙述主义在其解释逻辑中排除了因果关系。
在怀特的叙述主义中，我们遇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甚至比安克斯密特的叙述主义更为反常的大写的实证主义的倒置。怀特的解释观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层次的；且明显缺乏大写的实证主义的形式严密性以及安克斯密特的逻辑分析性。除了构成其哲学核心的那三种关于整体叙事的解释类型——形式论证解释，意识形态解释以及情节构筑解释——他提到了叙事中的解释，但并没有进一步的证明。
同样，在怀特的哲学中有这样一个显著的事实，就是属于编年史层次的这些解释和他那三种叙述解释类型之间毫无关系。
众所周知，怀特的四组解释策略的三重纲要产生了十二种解释形式。但是，因为他并没有断言他的图解包含了全部的历史解释形式，所以也许还会有更多的类型。
四、历史解释作为一种语言学行为
如果我的论点，即在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对历史研究的表述中存在着一种“隐藏的经验主义”是正确的，而且，如果说他们的隐喻性解释观的发展与这种“隐藏的经验主义”形成了直接的对比，——从而是依附于它的观点也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什么隐喻性解释被认为是纯语言学的，为什么叙述主义无法在隐喻性解释和事实研究间架起联结的纽带。
怀特描述了这方面的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当他将解释同叙述化和“编小说”融合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有意识地把知识和解释进行对比。这种对比重新提到了古典的认识论和解释学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又是从古典的已经证明的知识(episteme)和纯粹的意见(doxa)间的对立中产生的。怀特隐喻性叙述主义的这种基本的概念性对立，导致了他对认识论和合理性的放弃。
最终，怀特的叙述主义同基础论及其密不可分的怀疑论（因为任意性将自己看作是具有牢固基础的知识的唯一选择）的连续不断的暗中结盟构成了伴随着叙述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
安克斯密特的探索道路和怀特的基本相同，且也以类似的问题而告终。把解释融于美学的同时，他也把知识和解释对立起来。
现在，解释的复数性本身不是问题，但以怀特和安克斯密特方式表达的叙述解释的复数性却是问题，因为它不受经验标准的限制。因此，只要个体的描述性陈述是真实的，它似乎就进入了叙述主义的领域。被一元论的隐喻性叙述主义和解释覆盖律理论的基础主义信念所抛弃的结果，最终导致了它的逆转：采纳了各种各样的不可用经验判定的叙述解释，并用美学标准替代了认识论标准。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倒置逻辑的决定性作用。历史学家们从事实的约束中获得的无限“艺术的”自由的一个结果是，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叙述解释观严重感染了主观主义，这使得隐喻性叙述主义和历史实践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牵强。因此不能把隐喻性历史哲学看作是对历史实践的恰当分析。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努力从错误中吸取经验，分析其主观主义倾向的根源所在。这种观察使我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五、结论
我已经论证了，隐喻性叙述哲学的主观主义倾向可以用前面所确定的两种类型的实证主义，即事实实证主义和覆盖律解释实证主义的倒置来解释。尽管隐喻性叙述主义在历史学家们创作文本，因此历史具有文本特征的（再）发现问题上功不可没，但它认为历史和文本特征是基本一致的看法却是错误的（虽然怀特并不能同他在评论福柯和德里达的校勘学提出的证据保持完全的一致）。
对真实性的理解也是这样，因为认为个体陈述的真实——同一个叙述的真实相对——是不证自明的、无须讨论的，就像知识的图像理论所暗示的看法是得不到支持的。在两个层面上，真与假的确立依赖于易出错的主体间的约定；因此个体陈述和完整叙事间的差别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种类上的。
无论在个体描写陈述层面上还是在这些陈述的叙述组织层面上，都不可能将指称性和描述性从隐喻的观点功能中分离出来，因为现实的全部语言再现同时形成了对现实的观点，不管其是否能被承认。
叙事（或科学理论）中真实性概念的复杂性不能被用作是反对它的一种论据。
同“做文学”相比，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做历史”的规则中主体间特征的重要性，因为它构成的是历史作为一门经验学科的独特特征。
在我看来，研究和叙述间关系的消失对于任何历史哲学都是致命的，因为历史动力学只存在于研究和叙述的关系中。
因此，怀特和安克斯密特所阐述的“隐喻性转向”是种不恰当的历史哲学，应当被符合历史实践的分析所代替。但这种分析应当承认研究和叙述两者中的隐喻或理论特点，并应使用这样一种隐喻概念，它不会事先排除真实的或为虚假的隐喻性陈述。
在我看来，同文学相比，历史的真实性断言始终是它的基本特征，因此不能被看作是偶然的。这个关键的差别可以防止哲学家们把历史和虚构看作是同种叙述的两个样本，认为历史故事只是理论上碰巧以某种方式与寻求真理联系在一起。
如此矛盾的是，在最后的分析中，伴随着隐喻性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却是，尽管它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到历史的语言特征上，却忘记了说明“历史”(history)这个单词本身的语言学来源。因为希腊语historia的本义不是故事，而是询问、调查。因此，每当历史叙事被描述为“真实的故事”的时候，其重点都应放在形容词而不是名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