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_炎黄文化论文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_炎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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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1、迅速增长的城市经济实力

四城市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迅速增长。1999年, 上海、广州、深圳的人均GDP一齐跨过3600美元大关,并且这个增长速度在不断加快。以深 圳为例,自建立经济特区以来,GDP年均增长31.3%,几乎没有放过任何发展的机遇。再以上 海为例,人均GDP从1977年第一次超过1000美元到1993年跨越2000美元,用了整整16年的时 间,而从1993年的2000美元到1997年的3000美元却只用了4年时间,再从1997年的3000美元 发展到2000年的4000美元更只用了短短3年时间。上海、广州、深圳三城市在2000年跨越或 者接近人均GDP4000美元已成定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上三城市的产业结构已初步完成 了都市化转型,第三产业的增长率在90年代后期均已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其中上海的第 三产业在2000年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这无疑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打开了广阔的上升 空 间。

另据国家统计局对4万户城镇居民收入的调查,1999年,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居民人均年可 支配收入的排行榜上,前3位是:深圳20548元,广州12326元,上海10932元,大大超过36个 城市年人均收入5854元的水平(注:参看《北京经济报》2000年5月17日。

)。而从全国31个省市的收入分布看,排行前3位的则是上海 、北京、广东。据世界银行1998年按人均GDP对全球国家和地区所做的分类,760美元以下为 低收入国家,761—3030美元之间为下中等收入国家,3031~9360美元之间为上中等收入国 家,9361美元以上则为高收入国家(注:参看《1999年度世界银行报告》。

)。由此可见,4城市中的3个已经跨入了上中等发达国家 的 水平。而北京则因其统摄全国的首都优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除城市本身拥有的巨大消费人 口外,每年还可为其带来7000多万的国内外消费人群。

城市经济的发达和市民消费阶层的形成,是现代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赖以发育的根本前提 ,也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2、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如果将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视为一个历史过程的话,那么,在四城市,“政府发动机” 无疑是这一过程的“第一推动力”:

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早在1996年召开的“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即明确提出:要“ 重新认识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迅速壮大北京的文化产业,为首都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奠定经 济基础”。同年12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北京文化发展的若干意见》(20条)出台 ,再次明确“要充分利用北京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人才资源,大力发展北京文化产业,使其成 为北京的支柱产业之一,使北京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1998年始,“大力发展文 化产业”已列为北京的“市长调研课题之一”。

上海有关领导早在1993年就明确提出:像广播电视这类社会主义的大众传媒,“既是喉舌 ,又是产业”,要重视文化的产业属性,把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在制 定“九五”和“十五”规划时,上海都明确把文化产业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 了建立支柱型文化产业、活跃多层次文化市场、加快与国际文化市场接轨的发展战略和具体 措施,以推动上海成为21世纪的国际文化中心城市。在“八五”和“九五”期间,上海市政 府先后投入了145亿元资金,用于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 基 础。

广州市自1986年以来,先后召开了5次大规模的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90年代中期以后,广 州 市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建设大规划时期,市政府制定了《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纲要》、《广 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发展总体规划》等一系列法规和文件,对活跃文化市场起了 重要推动作用。面对中国即将加入WTO的大趋势,广州市又进一步提出“争创广州发展新优 势,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总体思路,要使广州成为中国华南地区最具有吸引力和辐射力 的文化中心。2000年上半年,广州市政府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广州文化产、事业发展的大框 架,设立了4个专项基金。所有这一切,都为广州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深圳市的决策层,则在90年代确立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发展目标,与此同时还提出了 将深圳建设为“现代文化名城”的文化发展战略设想。90年代后期,深圳市委、市政府在以 文件形式下达的《深圳市文化事业(1998—2000)三年规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中,把发展文 化产业作为提高城市综合实力,建设现代文化名城的重点工程来抓。此外,深圳的领导层还 充分发挥其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试验场”的区位优势,积极鼓励和支持文化产业 的体制、机制改革,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创新范式。

应该说,依靠政府“第一推动力”来发展经济、文化,是我国宏观政治、经济、文化体制 转型期的一个特定现象,也是四城市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一个共同特征。正是借助“政府发 动机”的力量,四城市的文化产业才得以迅速起飞和基本成型。

二、四城市推动文化产业持续增长的基本特点

在积累了深厚的经济基础,明确了宏观目标和政府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的前提下,四城市 又 根据各自不同的经济结构、区位优势、文化背景、人文条件,探索了不同的文化产业发展方 式,导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的活剧来,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 经验。

1、上海: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集中力量办大事

上海作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和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组建现 代化企业大集团和集中优势资源办大事的宝贵经验。这一改革大思路在上海文化产业的发展 中也得到了创造性的应用。以1996年的“影视合流”为起点,上海进行了组建强势文化产业 集 团的资源大调整、大配置、大优化。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1)以1996—1997年上海广播电视局和上海电影局的合并为代表,特点是“清理资源存量, 优化资源配置”,将电视强大的传播能量和电影深厚的艺术创作积累组合起来,利用老电影 基地的文化艺术积淀,将设备、资金、人员和管理层次、市场网络重新组合,减少资源的重 复配置和浪费。

(2)以1998年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建立为代表,把重点放在“多种能力聚合,提高整体 效 益”上。这种能量聚合不仅是同领域的功能聚合,而且以“大传播业”的思路,把不同专业 、不同行业、不同形态的资源有机组合起来,通过“以资产为纽带,以控股为目的,以效益 为目的”的优化组合,逐步达到市场化运作,社会化分工和集约化经营。该集团下属2家报 社,20多个经济实体,组建集团后,实现了发展规划、资产监管、人事管理、财务制度、编 辑出版、报刊印刷、广告业务、报刊发行、技术服务、经营管理的“十个统一”。

(3)以1999年成立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代表,组合了5家强势出版社,把重点放在“纵横 拓展提高规模效益,多种媒体合成综合效应,多元经营拓展经济活力”的规模化经营上。它 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实行三步发展战略:首先是以图书出版和音像、电子出 版、印刷、书画收购和拍卖等行业间的横向联合,以及出版和发行上下游的纵向联合为规模 经营起点,接着以图书、报纸、杂志、电视、电子、音像、广告、展览等多种媒体的优势互 补,进入多元经营的发展阶段,然后以投资、收购、兼并、控股等形式在东南亚、北美和欧 洲等地组建5—6家地区性分公司,逐步形成大型的跨国集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集团在 资源重组中发挥了高科技的作用,利用数字化技术,将集团所属5家出版社的重要文化资源 数码化,建立起若干个大型数据库,以加快进入网络出版领域,并为传统出版物提供数字化 资源支持。

(4)以2000年建立的“东方网”为代表,树立了一个在网络时代“统一规划,联合建设,推 广应用,发展产业,加强管理,资源共享”的集约化规模生产的典型。国际互联网的经验证 明:拥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的网站,才是具有生命力的网站。有鉴于此,市委领导要求把 东方网建设成为一个整合上海各种信息资源的大平台。根据“新闻强势导入,信息服务衔接 ,电子商务展开”的建网策略,全市教科文卫及相关领域建立了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实现新 老媒体互动,联合开发社会资源。在这一过程中,6亿元的建网资金迅速到位;市信息办和 长途电信局全力协助;各新闻单位选派了有朝气又熟悉互联网的年轻记者充实网站;上海6 家日报都是在报纸清样传往印刷厂的同时,将文本传往东方网;电台、电视台也抢先送来最 新信息。东方网则在报纸付印,电台、电视台开播之前,对新闻信息做出高速处理,在第一 时间把新闻送上互联网。东方网还和全市150多家专业报刊,全国300多家新闻单位建立了信 息源互动关系,形成了“即时、权威、原创”三大特色。它的整个筹建过程仅只短短3个月 ,即已迅速成为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网站。从2000年5月到10月,东方网开通了15个频道 ,900个栏目,日发稿1500条左右,注册用户达到20多万,日点击数达到1500万次左右,还 引来了许多广告客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网站建设的“吉尼斯纪录”,正所谓“众手托 起东方网,热流汇聚大平台”。

上海文化产业善于集中优势资源,形成集约化经营的产业发展模式,甚至还体现在主旋律 文化产品的生产上。电影《生死抉择》的成功即是一例。编创人员抓住了大众痛恨腐败的社 会心理,并以此确立起电影的目标市场。接着,政府给予各种有力支持,编创人员进行精心 、反复修改,媒体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大幅度的宣传,发行人员不辞劳苦地奔波各地, 所有的相关部门都奉献了自己最优质的资源,最终使电影《生死抉择》的票房高达6亿2千多 万元,观众人次达到950万,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从上海文化产业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的走势中,可以见出一条清晰的发展思路,即“ 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高定位、高起点,确立精品意识,采用强有力的政府推动,把社 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灵活结合起来,不断凝 聚起新的资源优势,努力扩大规模效应,形成国有控股文化产业集团的主导作用,是上海在 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推动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

2、北京:民营国营同台竞争,多元主体优势互补

在培育多样性的文化产业经营主体方面,北京的探索给人另一种启迪。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和文化中心之一,不仅汇聚了一大批中央级的文化机构,而且由于首都领导机构多,军地部 门多,文化层次多,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多元制衡的体制现象,给予了多样性产业经营主体 非常大的生长空间。在北京,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由20万文化人组成的“北飘集团”(意即在 北京自由漂流和随机组合),即与这种多元制衡的弹性体制空间密切相关。

“民营国营同台竞争”这一特色,最鲜明地体现在民营文化中介机构参与文化市场的竞争 上。与我国许多城市的文化中介机构一般由政府文化部门统揽的做法不同,北京既发展以政 府为依托的文化中介公司,也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文化中介服务,与国营文化中介机构形成了 一种同台竞争、优势互补的态势。以北京“红地艺术中心”为例,它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创 办 的一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综合性文化中介机构,名义上隶属于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汉画学 会,却没有任何政府财政拨款,仅以2万元借款白手起家。初创期,他们租借北京音乐厅画 廊,承担演出中介服务,并以经营演出养绘画。继而,他们转向更宽泛的经营领域,承担了 多项全国乃至国际性的展览业务。1997年以来,他们与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国歌舞团、北京 音乐厅共同承办了“新春交响音乐会—施特劳斯作品专场”、“火树银花不夜天——中国歌 舞团音乐会”等大中型文艺汇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连续演出几十场而不衰。作为一家民 营的文化中介机构,“红地”并没有觉得自己被划入“另类”,而是可以和国营中介公司一 起去竞争国家最高级别的文化项目。北京的有关领导也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态度,给予“红地 ”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使“红地”中介服务这块蛋糕越做越大。1999年,“红地”通过竞争 ,承担了国际建筑师协会(UIA)第20届大会和第21届代表会议期间“中国当代建筑艺术展” 的整体设计和策划。这是首次在亚洲和中国举行的世界建筑界“奥林匹克”盛会。“红地” 的缜密策划和精心布展,受到国内外建筑界的高度评价。在北京,“红地”并不算是经营得 最好的文化中介机构,但重要的是,在北京的影视业、新闻业、出版业、展览业、咨询业内 ,都活跃着数量可观的类似于“红地”这样非国有性质的文化中介机构,它们和政府的文 化中介机构一起,共建了首都的文化市场。

“民营国营同台竞争”的另一典型个案是:民营企业家的到位。长期以来,一个城市的有 影响的大型文化设施,总是抓在政府文化部门手里。政府部门担心这类文化设施的经营权一 旦落入旁手,很难保证它的社会效益。但这种垄断式经营往往缺乏开拓市场的激情,忽视投 资回报。而北京市则敢于突破禁区,以个体承包的方式吸引民营资本经营大型文化设施。19 93年,在北京市政府和市委宣传部的关怀下,由民营企业家钱程与中央乐团签约,出资45万 元承包了北京音乐厅。承包方除保证中国交响乐团演出场地之外,主要以出租场地、承办国 内外演出为经营方向。从1996年初起,北京音乐厅对社会承诺:“我们每天有音乐会!是真 正的365音乐厅!”音乐厅自承包以来,既把握高雅文化的大方向,又大胆摸索演出市场规律 ,充分挖掘现有资源潜力,力争最佳的投入产出。其改革成效大致可归结为3个方面:(1)规 范秩序,增加演出,收齐场租。1994年3月至同年底,音乐厅共演出162场,演出结算款达50 .5万元;1995年演出248场,结算款为209万元;1998年的演出猛增到581场,演出结算款达7 00万元;1999年的演出为488场,演出结算款则达到850万元。与音乐厅在承包前的年均演出 60场相比,演出场次和经济效益均呈几何级数上升。(2)广泛吸收社会投资。音乐厅的经营 者主要致力于品牌设计和考虑投入产出的比例,投资者则来源于社会各界,可以是经纪人, 也可以是其他经营者,音乐厅则只收场租。由此既广开了投资渠道,又分摊了投资风险 。(3)投资创新性剧目。承包者认为,剧场的重中之重并非设施的竞争,而是演出节目的竞 争。由此,他们由被动接受乐团现成的节目,转向主动参与节目的设计,并连续推出了“中 国唐代名篇音乐朗诵会”等优秀节目,在社会上好评如潮,各界观众蜂拥而至,党和国家领 导人也亲临观看。

北京音乐厅承包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民营资本的发展,2000年初,北京市政府与钱程签 约,同意他以自然人的身份,承包由政府投资上亿元刚改建完毕的北京标志性文化建筑—— 中山音乐堂。为此还惊动了中央和北京市的多方领导。钱程坦言:“我做的这一切是音乐厅 原本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一位民营企业家,使国营音乐厅的职能“复位”,确证了民营 企业家和民营资本在激活文化市场方面独特的功能、地位和作用。

“民营国营同台竞争,多元主体优势互补”,为文化产业的体制、机制改革指出了一条切 实可行的途径,也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一种启迪: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 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一个适合多元经营主体介入的体制环境。

3、广州:坚持市场导向,突显产业属性

广州地处富饶地区,并具有深厚的岭南文化积淀和传统的海外经贸经验。这使广州的文化 产业发展依托着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背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努力寻找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点,充分凸现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文化生产的产业属性,是广州文化产 业 持续增长的一个鲜明特征。这种特征最集中地体现在其报业集团的大发展上。

(1)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做活主流新闻,突显服务功能。1996年,中国大陆第一个报业集团 —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广州成立。1999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总资产已高达33亿元,年总 收入由1991年的1.22亿元上升到18亿元。广告收入从1991年的3.96亿元,上升到9.72亿元, 占整个广东省广告收入总额的1/5;报纸日发行量120万份,周末达到156万份以上,覆盖率 达到广州市区人口的52%,省内人口的43%,;1999年上缴税收1.53亿元,成为广州市的纳税 大户。集团还拓展了信息服务等相关产业,拥有国资控股为主、多种所有制混合的多家企业 实体,成为中国报业界的第一巨人。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经营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a.做活 主流新闻。在我国,重要的新闻媒体必须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及党和政府意图,具有事业的成 分,《广州日报》作为一份党报也概莫能外,但集团决策层清醒地认识到,报业的立足点在 市场,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故而,报社的营运体现了一种典型的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为 了找到舆论导向和市场导向的最佳结合点,充分利用政府和企业的两种资源,《广州日报》 形成了以主流新闻打市场的经营特色。报社从全国各地吸收优秀人才,建立了一支高效的新 闻队伍。他们追踪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以最权威的新闻来源和最快捷的传播方式来满足读者 的信息需求。此外,报社还根据市场特点,以丰富多彩的版面设计来吸引读者。《广州日报 》在每天40大版的报纸中,特别重视“即拼新闻版”的占有量。如所罗门群岛发生内部骚乱 ,我国政府为了保证当地侨民的生命安全,决定迅速派船前往该国撤侨,在撤侨的般只抵达 黄浦港前,《广州日报》社即已组织了精干的新闻队伍前往采访,并将新华社的消息和自己 的独家采访拼成一个醒目的新闻版块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注重新闻的即 时性、准确度和吸引力,使《广州日报》的新闻版成为报纸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品牌和最大 的市场卖点。b.突显服务功能。报纸是舆论载体,更是服务工具,为了拓展市场,集团千方 百计地作好读者服务工作。他们在珠江三角洲建立了150多家连锁店,这些连锁店除收订、 零售报纸外,还代理分类广告和票务,销售各类书刊和文化用品,甚至还经营便民百货,以 满足客户的各类需求。各连锁店还实现了计算机联网,使订报售报、广告服务等业务运转速 度大大加快。为了让读者在早餐桌上看到《广州日报》,公司还自办发行,130多辆运输车 ,每天在方圆300公里的广东省境内和两广交界地区密集穿梭,将报纸即时送到住在每一 层楼的读者的手中。此外,报社人员还上门收订报纸,开展了送米、送书等便民服务。报社 还将潜在读者按住宅、地区分片做调查,有的放矢,制定出将潜在读者转化为常年订户的实 施计划。据《广州日报》2000年的一项调查,报纸的自费订阅者已占到总订阅户数的81.4% ,这说明,党报已一改昔日指令性订阅的旧面貌,进入了良性的市场运作轨道。

(2)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消灭市场死角,探索新经济模式。继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后,在广州 又先后成立了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形成了三大报业集团优势互补、鼎足 而立的局面。作为中国六大报业集团之一的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特别注重市场的开拓,其主 报《羊城晚报》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在发行上采用了“双网推广,双重覆盖”的办法,不 但依靠邮局发行,而且引入社会资源,将自办发行工作交由金羊发行有限公司承担。目前《 羊城晚报》的发行机构——广东金羊发行有限公司拥有发行站180个,特许经营连锁店300多 个和授权发行代理商120多家,大大扩展了《羊城晚报》的市场延伸度。为了消灭市场死角 ,《羊城晚报》又在“双重覆盖”的基础上将市场细分,形成了针对不同市场需要的“立体 覆盖”,即设计了在广东独一无二的ACD三种版式。A版主要是针对广州市的读者,而C、D版 则面向珠江三角洲,并深入到星罗棋布的中小城镇和扩散到邻近的省份,其价格比A版便宜3 0%左右。珠江三角洲的商家可以较低的广告费支出,来利用强势媒体的影响力进行产品促销 及形象宣传。由于注重市场导向,《羊城晚报》的日发行量逾150万份,周末逾160万份,读 者分布全国和海外,成为中国内地三家发行量逾百万份的大报之一。报业集团还在推动报业 和金融业的结合,报纸媒体和网络媒体结合方面,在全国新闻界率先走出了一步。2000年9 月,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属下的在香港的合作企业“羊城报业”,以70%的股权置换香港上市 公司tom.com2.36亿港元。tom.com是香港最有实力的网络公司和新经济产业代表之一,近来 又全面收购了163网站和鲨威体育网站,它的投资大股东是以李嘉诚为董事会主席的长江实 业与和记黄埔。通过这一大胆的举措,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直接进入了 网络经济,并积累了国际资本运营的经验,这充分体现了集团在全球化背景下参与新经济和 进军国际市场的长远眼光。在我国目前宏观体制背景下,如何真正贯彻市场导向,坚持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突显重要媒体的产业属性及其产品的商品属性,是我国 大多数媒体产业在推进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在这一点上,广州几家报 业集团的市场化运作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4、深圳:文化资源和企业资本结合,可持续发展和制度创新互动

与以上三城市比较,深圳的社会生态环境自有其特殊性:一是它完全是一座新建的移民城 市 ,城市文化正处于成长积累期,没有太多的传统制肘。二是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发展 市场经济的“试验场”,并拥有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的各类政策优势。特殊的文化、体制背 景,为文化产业的体制、机制创新打开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正是在这片改革热土上,酵发了 深圳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关键要素:企业资本、企业家和企业制度。

三要素对深圳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最鲜明地体现在深圳华侨城集团的文化旅 游产业的运作过程中:

(1)企业资本与文化产业的有机结合。华侨城集团是一个拥有70余家全资、控股和参资企业 ,以家电电子、文化旅游和房地产开发为三大主导产业的国有大型投资控股企业集团。19 99年,集团的总资产达238亿元,净资产达101.8亿元,销售收入达158亿元,是深圳率先实 现销售收入超百亿的国有企业集团。由集团开发的文化旅游产业,是一个将文化软资源、资 金、技术和旅游概念紧密结合,以资本形式投入市场运营,集人造主题公园、演艺业和相关 产业开发为一体的文化服务经营实体。10年来,集团用于文化旅游产业的投资共25亿元,其 中 对锦绣中华缩微景观、中华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等主题公园的投入约13亿元。企 业资本和文化产业结合,不仅为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后盾,还将文化产 业纳入了一个现代化大型企业的运作机制内,推动了产业迅速发展。10年中,华侨城文化 旅游度假区接待中外游客6000多万人次,营业收入达60多亿元,实现利润12亿元,其客流量 和营业收入连年居全国同行业之首,并在深圳创造了一个1∶8的“锦绣中华效应”(即游客 平均每在华侨城度假区花费1元,就会相应地在深圳市区连带消费8元)。以四大人造主题公 园为中心,产业还配套经营各类星级酒店,开发了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皮皮王”系列旅游 产品,并控股经营深圳航空公司,创办了旅游教育产业——暨南大学中旅学院,成为一块 “立足国内,辐射海外”的世界区域性文化旅游的著名品牌。

(2)企业家和文化资源的有机结合。集团的前任和现任两位总经理的文化经济眼光和资源整 合能力,对华侨城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 :a.一个创意带动了四个主题公园的开发。华侨城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起始于前任总经理 的一个独特创意:深圳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缩微景观主题公园。接着, 滚动开发了中华民俗文化村主题公园、集世界文明精华的世界之窗主题公园和融高科技、参 与性于一体的欢乐谷主题公园。除新建的欢乐谷外,前三个主题公园都在短期内收回了投资 ,并创造了高赢利。一个创意带动了四个主题公园的开发,四个主题公园又延伸开发出一片 全国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配套设施最完善的文化旅游产业群和一块世界区域性文化旅游 产业的著名品牌,这无疑显示了一个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对推动一个产业发展的关 键性作用。b.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华侨城集团的两任总经理及其决策层,结合转型期企业 中政企一时难以分离的特点,一方面行之有效地借助政府资源,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政府无条 件支持的外部生长空间,另一方面,又按照企业的运作规律,不断发现、引入和整合新的生 产要素,灵活机智地开拓新市场。1995年以来,企业领导人及其决策层借集团公司成立之际 ,对国有资产进行战略性重组,对有市场前景的三大主导产业提供贷款担保和新增投资约30 多亿元,使其迅速壮大,其中文化旅游产业的年均销售收入增长率保持在15%以上,在广东 省排名第一。在实施扶强促优战略后,集团领导人及其决策层又以市场为导向,实施以资本 经营来扩张实业经营的战略思路,包括:组建文化旅游概念的“华侨城实业股份公司”,股 份公司于1997年挂牌上市后,融回资金3亿元。

(3)企业制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有机结合。在世纪之交,集团又制定了《华侨城集团宪 章》,以未来10年为时间跨度,以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为宏观背景, 以制度创新为主题,确定了集团未来发展的一些重大战略选择和改革的基本思路。其核心内 容为:A.内部产权革命。即集团将在部分产业和企业推行产权置换,逐步扩大企业股份中员 工的持股比例,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B.新分享经济。即集团根据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尤其 是智力劳动的贡献法则,对部分高科技和现代经营性文化领域实行分享制度,企业经营者及 员工除工资性报酬外,还可分享企业利润。C.资产责任人格化。即集团公司确定子公司中所 属资产的人格化责任主体。责任人的个人利益与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密切关联。D.经营者选拔 考核市场化、外部化。即选择公开方式,邀请集团外部专家或委托社会专业机构,对经营者 候选 人进行评价,提出咨询意见或参与决策。对经营者考核时,同样可通过外部化方式,依据市 场标准进行。e.经营者选拔的连带责任机制。即凡参与子公司经营者选拔的决策者,无论是 集团内还是集团外,均需承担用人不察之责。用人不当时,决策者要承担收入、职权、机会 、声誉等方面的损失。除了以上这些核心内容外,《宪章》还明确提出了“成长风险管理” 、“决策管理”、“网络管理”等全新的管理理念;建立了旨在为激发员工创造性劳动的“ 内部竞争机制和内部创业机制”,“以市场原则、功绩原则”为价值分配的基本准则,以及 知识作为资本参与生产要素分配的一系列激励机制等。这一系列着眼于未来的体制、机制创 新,为华侨城文化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制度保障。如“内部产权革命” ,其要旨是通过企业内部的产权多元化,从根本上解决集团下属各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问 题;再如“新分享经济”,突出了以智力劳动为特征的经营性文化生产的价值,为文化旅游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实效性的激励机制;又如“经营者选拔考核的市场化、外部化 ”和“经营者选拔的连带责任机制”等,可以使文化旅游产业在经营者发生更迭的情况下, 确保后继者的延续性和创造性。此外,《宪章》拟定的一系列超前性的企业价值理念及战略 目标(如知识就是优势,创新就是未来等),也为文化旅游产业在新世纪的持续发展打开了广 阔的上升空间。

依托经济特区的新体制背景,大胆进行文化产业的体制、机制改革,以企业资本整合文化 资源,将政府的“第一推动力”有效地转化为企业家推动力,再以制度创新保障产业的持续 增长,是深圳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三、由四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引出的相关思考

对四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比较研究,使我们产生这样一个体会,即各个城市文化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探索,都离不开各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一个城市所拥有的资源 优势并非为另一城市所拥有,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无固定、统一的模式。但比较研究也 使我们从不同中看到了相同:无论是上海的“集约化经营、规模化发展”,还是北京的“国 营民营同台竞争,多元主体优势互补”,抑或广州的“坚持市场导向,突显产业属性”和深 圳的“文化资源和企业资本结合,可持续发展和制度创新互动”,都离不开根本的一条,即 文化产业的体制、机制变革。

在我国,文化产业的体制、机制变革,往往要经历这样两个必不可少的阶段:1.由事业型 向产业型转换。在这一阶段中,主要处理政府与产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包括:政企、企事、 “管办”分离等问题。2.文化产业部门发展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在这一阶段中,主要处 理文化产业部门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包括:如何真正按市场规律优化资源、管理、经营结构 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问题,亦即如何解决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问题。从这样一种 特定的变革途径出发,笔者认为,四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比较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四 条关键性的启示:

1、确立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文化生产的产业属性。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文化部门从远为宽泛的 意义上来理解文化产品的多重属性。鉴于文化产品的形态极为丰富,其中一部分确实具有政 治意识形态的属性,但大部分文化产品还具有娱乐休闲、艺术审美等文化消费属性。在经济 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的文化产业为了打开世界文化市场,开展跨国文化服务贸易,就 必须确立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突显文化生产的产业属性,提供适合各层次消费者的文化服 务形式,来强化自己产品的竞争力。中国要参加全球化的文化产业竞争,同样必须确立文化 产品的商品属性和文化生产的产业属性。在四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广州以市场为导向发 展壮大党报,上海以顺应文化消费者的社会心理来弘扬主旋律,深圳华侨城集团根据市场 的新变化来发展主题公园,都说明了:文化产品具有商品属性,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真正 立足点在市场。

2、政企分离,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大多数文化产业部门的前身是国家事业单位,当其由事业向产业转制时,改革的第一 推 动力主要来自政府,“政府主导”行为贯穿其中----政府承担着产权所有者的职责;政府在 很大程度上在代替市场行使资源配置的功能,故而这种转制在本质上未能脱离“政府办产业 ”的框架(目前,我国大多数文化产业部门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即在文化生产领 域引入市场机制,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独立主体)。这种起始阶段的发展模式,是由我国 特定的宏观体制背景所决定的,它能使文化产业借助政府力量获得迅速成型和起飞,但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一是由于“政府主导”,使文化产业部门难以摆脱依 赖政府的心理,政府意图往往压倒市场导向。二是由于政府依然行使着产权所有者的职责, 使文化产业部门缺少一个人格化的风险、利益承担者,产业失败了,政府依然存在,文化产 业由此缺少一种对可持续发展来说必不可少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三是“政府主导”往往 具体化为一、二个“政府能人”的推动,政府要换届,能人会离去,文化产业却依然缺乏自 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依据。四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逐渐开放文化产业领域,政府的直接干 预将逐步转化为间接政策调控,“第一推动力”将逐步让位于全球化的资源配置规律。故而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体制、机制变革远未跃出第一阶段,政企、企事、“ 管办”难以分离的问题,仍然是大多数文化产业部门在深化改革时所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

深圳华侨城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则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启示,它在启动阶段也曾借助了 政 府“发动机”的作用和分享了政府的资源力量,但它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一个现代化大型企业 的运作机制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存空间是市场,没有市场也就无所谓企业,这 使得企业经营者必须积极适应市场,时时保持一种市场的危机感和根据市场需要不断创新的 意识;必须按市场规律开发、整合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符合市场规律的企业组织体 制、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作为企业一部分的文化产业,它的运作机制必须遵循企业母体的 运作规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产业”获得了一种质的定性。

实现政企分离,使文化产业部门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 之路。在目前我国宏观体制背景下,实施政企分离的方式可采取:一是政府在推动文化领域 的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应在对文化行业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实施有进有退的战略转移, 如 :对文化事业,政府应积极参与、加大投入。对少数关键性文化生产领域(如一些重要媒体),仍可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但必须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通过改革产权制度和完善法 人治理结构,建立起有效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对大多数被厘定为产业的文化生产领域, 政府职能应坚决退出,使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化运作。二是在目前一些文化产业部门转 制发生困难的情况下,让有条件的企业来办文化产业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改革思路。在知识经 济时代,文化与企业联姻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以高品质的企业资本整合文化资源,有利于推 动文化产业部门的企业化改造和产业的健康发展。

3、具有资源整合能力的企业家,是推动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经济学家熊彼得(Joseph A.Shupeter)认为: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革 命 性因素。一些企业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把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组合率先引入生产体系, 从而带来了更高的利润,由此引起的竞争带动了一大批追随者和模仿者,使生产要素的新组 合扩散到一般企业,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更新和生产方式的质变。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期,企业能人的推动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对文化产业而言,在其由事 业转向产业,并建立起有效的产业可持续发展机制的过程中,谁能接替“政府能人”的作用 ,完成这一变革过程?应该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企业家——一种能将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有机 整合的企业家。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宏海曾说过一句话:在深圳,搞得最出色的文 化产业都是高文化素质的企业家推动的结果。华侨城的文化旅游产业是这样,万科文化传播 公司的影视生产是这样,北京音乐厅和中山音乐堂的承包经营也是这样,它们的成功均与职 业企业家的文化、经济眼光和资源整合能力分不开。在我国,职业企业家特别是文化产业领 域企业家的缺席,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这也是造成文化产业领域政企、企事、“管办” 难以分离,文化产业部门不得不始终依靠“政府能人”的原因之一。

要营造一个让文化产业企业家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环境,就必须重建文化产业经营者的价值 链 。这一价值链应包括:(1).承认企业家是产业价值创造的主导要素,赋予其独立的产业决策 权和应有的社会地位。(2)建立合适的企业家价值评价机制和符合市场导向的选人机制。(3) 建立有效的产业价值分配机制,企业家可以其智力资本占有产权,并以制度化形式保证企业 家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权。(4)在法律上确保其各类合法的权益。只有在根本上解决了企业家 的激励、约束问题,才能造就一个企业家辈出的局面。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制度创新的问题。 事实上,企业家与制度创新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造就一个优秀企业家需要相应的制度基 础;一个好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好的产业制度的缔造者。

4、制度创新,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保障。

在一次关于国企改革的研讨会上,一位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概 念:假如你碰到这样一个人,他可以凭借肉眼观察天象而准确地报出现在的日期和时间,这 个人当然很伟大,每个人都会佩服他的“报时”天才。但是,另外来了第二个人,他不是自 己报时,而是制造出一座钟表,即使有一天他去世了,钟表依然能够准确报时,第二个人是 更伟大的。对一个企业和一种产业来说,建立一套能保证企业和产业按可持续发展目标良性 运转的制度和机制,就等于是制造了一架可持续“报时”的自鸣钟。近年来,经济学界崛起 了 一个新的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其核心思想是“制度是重要的,制度会影响效率” ,一种制度优于另一种制度,是因为它对应一种较高的效率水平。人类社会不断地用导致较 高效率水平的制度来替代导致较低效率水平的制度(如用市场经济制度代替计划经济制度), 这就是制度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创新已成为经济持续增长背后的核心机密。

在中国,无论是文化产业抑或其他产业部门,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人为的东西过多,导 致产业的发展很难稳定。故而,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从依 靠“政府能人”到依靠“企业能人”是一个进步,再从依靠“企业能人”发展到依靠有效的 制度则是一个质的飞跃。文化产业制度创新应包涵两层意思,一是指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突 破原有制度模式,以新的制度规范将产业的文化内涵和最重要的发展原则、组织构架、运作 机制、管理模式等固定下来,使产业的发展更多地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二是指以制度化 的方式为产业未来的发展和优秀人才(包括优秀经营人才)的脱颖而出打开一个上升空间。在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形势,对文化产业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制度创新,是文化产业在新形势下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保障。

产业制度创新的基础是产权变革。过去,我们把所有的文化生产领域都看作是意识形态领 域的一部分,忌讳谈文化生产领域的所有制问题,但在今天,如果仍然在这个问题上躲躲闪 闪,不能作出明智的选择,将无从建立起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我们必须把文化 产业和文化事业区分开来,文化产业既然是一种产业,就必然有一个产权的问题。在我国, 现在一些主要的文化产业部门都是国家全资企业,产权结构上单一的国家所有,无法形成有 效 的激励、约束机制,也无法建立起实质意义上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我们可以这 样设想一下,在一个产业的领导层全都是经营者,没有一个所有者的情况下,这个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基础会稳固吗?产权制度变革,这是转制以后的文化产业部门继续深化改革,实 现制度创新,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的必要步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四城市都提出了建 设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那么,可否借助城市的改革开放之利,大胆探索利用国内外两种 资源,改革产权制度,提升产业品级,推动产业的现代化企业制度建设呢?比如:(1)以扩大 引进社会资金和外资的方式,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2)以产业间并购、联合的方式实现产 权结构多元化;(3)根据知识经济时代的劳动贡献法则,通过产权置换,以扩大经营者和知 识创新人员的持股比例的方式实现产权结构多元化;(4)大力推动社会办文化产业和发展民 营文化产业(象北京对民营文化中介机构实行市场准入那样),以此改变目前文化产业领域国 有资产垄断,产权结构过于单一的状况。

以上,是由四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引出的相关思考。面对经济全球化和中国 加入WTO的新形势,我们惟有加快文化产业的体制、机制改革,积极练好内功,夯实文化产 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才会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介入全球化的经济、文化竞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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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_炎黄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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