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合并的经济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0)02-0117-05
高等院校合并，这种宏观上的调整旨在通过合并办学达到校际之间以及学校与地方之间实现优势互补，以规模创效益，用尽量少的投入获得尽量多的收益。但是，在实施合并的过程中，由于人事体制、财务制度等原有体系被打破，必须重新制定与建立新的体制达到新的平衡，这一过程必然消耗内外能量，使得合并后的总体效益客观上并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有悖于高校合并的初衷。本文将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有些无效的高校合并会发生，以及高校合并过程中实现效益最优时所存在的障碍。
帕累托最优合并区间
办学效益是由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部分组成的。它们的量化分析可以通过办学的资产评估（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办学的活力评估、办学的质量评估来确定。在本文中，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办学的效益E分为外部收益W和内部收益N（暂不考虑外部收益与内部收益相互间的作用），记为：E=W+N。外部收益W是指公共收益部分，如社会收益、财政收益等，但这些收益的所得均归国家或政府所有。内部收益N指校内收益，它包括管理者控制权收益及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如待遇、工资、福利、工作环境与条件等。为了分析的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参与合并的高校有两所，j=1,2,合并前的效益为e=w+n。如果要实现合并的帕累托最优，则意味着：W+N≥2(w+n)，反之，合并是无效的。这一不等式意味着：△=W-2w≥2n-N≥0；换言之，只要合并带来的外部收益剩余大于内部收益损失时，合并就可以发生，并且一定有效。
图1在(n,△)空间描述了帕累托合并集，它是△=2n-N的直线围成的上半区间（这里假设n＞o）。从图中可以看出，帕累托最优意味着，即使合并带来的外部净收益为负，如果内部收益的增加足够大，合并也应该发生，如点X；或者，即使合并带来的外部净收益为正，如果内部收益减少很大，合并也不应该发生，如点Y。
并校过程中实现帕累托最优的障碍
（一）高校合并是一种政府行为，“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拉配郎”现象出现
高校合并是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通过改革高校布局结构、层次类型结构、办学主体结构，来达到教育资源的最大效用化，提高我国的教育整体水平，对于基础好的大学予以重点投资，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能有一批优秀大学迈进世界一流行列。
由于合并后的大学能获得中央政府更多的扶持与帮助，在一定时期内能优先获得教育资源，所以，一些地方政府期望通过合并高校获得中央在财政上和政策上的扶持，并以此为契机发展本地的教育与经济。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由于地方政府的“急功近利”，或者某领导为“丰富”任期内的政绩，所考虑的侧重点往往是外部效益得失，所以出现“拉配郎”现象。显然，如果W＜2w，即合并带来的外部效益净收益为负，合并一般不会发生，因为这意味着地方政府的领导难以向中央政府交代，并将因此承受很大的压力（这里暂不考虑地方政府官员因并校带来的控制权收益问题）；反之，只要W＞2w，合并就有可能发生，地方政府将以极大的热情来促成地方高校的合并，并积极准备有利的材料上报中央政府。图2是地方政府决策时的合并区域，将图2与图1比较，我们看到，一些帕累托有效的合并（第四象限左上方的三角）没有发生，而一些帕累托无效的合并（第一象限右下方）发生了，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没有把合并带来的内部效益损耗内在化，而内部效益的好坏又往往是一个高校合并成功与否的关键。
（二）被并高校的中高层领导者控制权收益的损失导致对合并的抵触
高校合并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是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重新划分组合的过程。从内部收益n看，它又可分为领导控制权收益α[,n]和群众收益β[,n]，α+β=1。我国的高等学校都属国有事业单位，从法律意义上讲，它的货币收益归于“全体人民”，而事实上，高校的中高层领导对货币收益拥有相当的占有权，但这种占有权只有通过控制权来实现，失去了控制权，就失去了一切，而不仅仅是控制权收益。因此，在合并之初，领导者自己的去留难以确定，而又无法左右合并趋势时，出于集团利益或个人利益的考虑，经常出现一些反常行为，例如，挪用甚至私分原本用作改善办学条件的经费、重新瓜分与争夺教学、科研设备等等，从而造成教育资源的流失，极大地限制了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领导者的控制权收益能够得到一定的补偿，比如，被安排在新校继续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得到提拔，此时只要他（或她）在新的岗位上得到的控制权收益和货币收益之和大于原来岗位得到的控制权收益与货币之和，他将非常乐意接受合并，并以积极的态度来保留或发扬任期成果。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高校合并需要经受利益重组带来的酸甜苦辣，这就需要我们既要有适宜的战略决策和措施，又要有细致的思想工作，还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大胆的工作魄力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必须不断地协商和调整，分步进行，不断前进。
（三）单纯追求规模效益，忽略了教学质量，而教学质量的下降又直接影响到外部效益
高校合并就必须追加投资，这些投资一部分用于支付研究和实施合并工作的费用，另一部分可转化为未来的生产力。按照合并的初衷，主要是通过规模来获得效益。许多资料已经从定量或定性上证明了规模效益的存在，但是规模本身不能产生效益，硬件投资的最大效用化必须依赖于软资源的质量，也就是领导艺术、管理体制、统筹计划、协调能力等，能在很大程度上放大或缩小硬资源功能的发挥。
学校规模，通常我们用在校学生人数来表示。大多数人认为，既然国家重点投资了那么多的资金，学校理应扩大招生规模。事实上绝大多数合并院校招生人数确实大于甚至大于原来各个独立学校的招生人数之和。但是这里忽略了一点，任何一所合并的高校都必须存在一个或长或短的磨合期，在磨合期内各种关系尚未理顺，机构设置尚在调整，各部门职责还在完善，这一期间的运转必然会影响到教育质量，从而出现规模扩大而质量下降的现象。而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社会对质量的要求高于对数量的要求。
那么，当一个学校渡过了磨合期，进入发展期，那是不是规模越大越好呢？也不尽然，学校规模的确定与该校的办学目标是紧密相关的。我国高校改革发展总体上，主要有三种层次和类型：一是科研教育型，创建21世纪高水平学校；二是相当一批以教学为主，培养本科生的院校；三是高等职业教育，在一定理论水平基础上，以培养实践能力为主。如果注重研究型的大学里学生数量过多，那么经济学家经常提到的人力资本恐怕就很难做到优化，数量过多的学生会削弱研究型大学吸引天才学生和培养他们追求卓越的能力。[1]所以规模的确定，首先是依据办学目标，其次才是数量。
总之，规模是影响效益的一个指标，它既促进了效益的提高，又制约了效益的发展。规模与效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约束条件，离开了这些条件，扩大规模不仅不能形成效益，还有可能降低效益，导致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四）无形资产的流失，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合并后的总效益
每所高校在长期的办学中，都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都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该校的资金投入渠道和科研项目的来源。随着新校成立，原有学校法人地位取消，隶属关系变化，校名的更改，造成无形资产流失。特别是如果一所基础很好的高校合并以后采用新的校名，这本身就使原有的“品牌效应”失效，而一所新的高校要成名必须经过很长时间的锤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校的强强联合是不大合适的，比较适宜的模式是强校兼并弱、小高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补充强校的办学实力，而弱小学校通过结构重组可以提高生存能力，其无形资产的流失也可以通过提高学校档次而得到一定的补偿。
无形资产的流失还包括师资的流失。一方面，有的学校合并后，内部收益滑坡（如工科院校与文理院校合并，一般而言，工科院校的收入合并后会有所下降），直接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个别教师就会考虑离开学校；另一方面，合并以后师资力量加强，教师与教师之间的竞争也加强了，有一些教师甚至骨干教师为回避竞争压力而离开学校，有的还带走了科研项目，甚至动员了经常合作的工作伙伴，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办学质量。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利益机制的作用对合并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不可否认，合并也给高校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对于办学成功的高校能获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和重点投资，增加了新的投资渠道，质量好的学校能赢得更好的生源，获得社会更多的关注与支持。但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办学质量。
（五）高校内部结构调整的优劣直接影响了合并的效益
高校的内部结构包括组织结构、学科群结构、师资队伍结构。
组织结构的变化应注入新的机制，既要从严管理，又要有相对灵活的政策，同时机构设置要体现精简、效能的原则。至于具体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模式，需要在实际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也是各种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学科群的优化组合应体现创新性、预见性、科学性。我们的教育是面向下一个世纪的，“在21世纪里，知识将取代权力和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只有知识，才能造就比尔·盖茨那样的世界级富翁，未来属于那些知识拥有者们。”[2]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学的构建学科群非常的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学生的培养模式以及学校自身发展的利益。高校合并应该发挥学科的综合优势，简单地采用同类项合并或分解的办法来调整学科专业，则依然没有摆脱传统大学的学科群体制。建立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促进合并进程，培育高素质人才的最根本保证。学生能力的培育，归根结底是教师综合素质的反映，改善教师知识结构，提高教师素质以适应高科技的发展，是搞好教学工作，适应素质教育的前提。
（六）新旧学校的人文环境不同，产生兼容性问题，加大了内部成本
高校合并从客观上造成了多种文化氛围相互接触、碰撞、交流、融合，它一方面有利于新型综合文化氛围的建立和形成，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同时，也为各学院之间跨学科的发展、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由于新旧人文环境、价值观念和办学目标模式等不尽一致，而产生摩擦与冲突，甚至还会出现工作上不协调的“排斥”、“堵塞”现象，从而导致内部运作成本的加大，延长了并校的磨合期。
综上所述，由于种种客观存在的原因，造成高校合并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为此需要进行一些改进。
并校过程中帕累托改进的措施
（一）应以优势高校成为合并的主体，以保障资本集中的效益和无形资产的效益
选择合并的高校是一种谨慎行为，应当科学决策，精心指导，必须考虑原来的办学条件、办学水平、社会名望等，并预测合并后的整体效益，因此健全高校合并的审查与评估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一般说来，选择优势高校作为合并的主体，可以规避扩张风险，既加强了优势高校的办学实力和竞争能力，又能增强弱势学校的生存能力，保障资本投入的效益，最大限度地减少无形资产的流失。
（二）依据管理能力和管理成本确定高校合并的扩张度
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是硬件投资能否最大效用化的保证，它本身的运作也需要消耗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管理成本。我们通常意义的办学效益是指投入产出比。管理水平越高，其成本越低，效益越好；反之，则相反。所以，一个学校的规模应该由它的办学目标和相应的管理能力和成本来决定。在资金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实施怎样的管理模式，确定多大的规模，才能使办学目标函数最优，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三）硬化并校的财务约束，遏止非理性盲目扩张
建立一套严格、规模、合理的财务制度在并校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经济尚处于困难时期，政府对高校合并的投资是非常有限的，而合并的各项工作开支庞大，我们应该挖潜改造，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存量，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盲目扩大招生收取学费，以数量换质量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其后果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另外，严格的财务制度还应有它科学灵活的一面，比如，建立补偿、激励制度，对在合并过程中正当的利益流失实行相应的价值（货币）补偿，以坚定并校的信心，减少阻力，尽快渡过磨合期，进入发展期，对并校成功的优秀范点或管理者实行奖励，以点带面使整个学校的工作更上一层楼。
（四）注重合并的整体效益，强化合并后的投入
对合并的效益进行评价，及时发现问题，调整方案，坚定合并信心是必须的。对合并的评估应着重于整体效益，而不是单项效益，即评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总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成本结构A：包括直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率A[,1]和间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率A[,2]。A[,1]越大，表示成本结构越好，能够把资源用到最重要的环节，加强对教学科研的资金投入，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而A[,2]越大，则表示人员结构不合理，行政业务开支过大，挤占教学科研经费，不利于学校发展。(2)教学质量的提高情况。内容有学科建设、师资构成、学生培养、师生比等。(3)科研能力的提高情况。内容有教师人均科研费、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科研成果获奖数、科研成果转化率等。(4)社会地位、学术名望的确立情况。
高校合并后，为了达到新的奋斗目标，适应事业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除原有投资渠道不变外，还应根据联合类型的不同，事业发展的需要，分期分批地增加经费投入，保证财政主渠道和多渠道集资的资金到位，使学校稳步地顺利发展。
总而言之，“大学本科要通过改革、扩建和各种形式的联合，充分发挥潜力”[2]，即走“内涵式”发展的模式。高校合并作为“内涵式”发展的一种模式，尚处于尝试阶段，有些学校合并后非常成功，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有些学校却不尽人意，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这些都是正常的。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齐心协力，抓管理，抓效益，借鉴成功经验和一些发达国家经验，认真总结，就一定会有新的飞跃。
收稿日期：1999-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