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非典”及生态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非典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讨论全球化问题时，笔者基于目前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果，曾经从七个方面对全球化这个现象作了理论描述和总结：(1)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的运作方式；(2)作为一个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过程；(3)作为一种全球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4)作为一种批评概论；(5)作为一种叙述范畴；(6)作为一种文化建构；(7)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然而，随着全球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多维取向，随着最近突然在中国以及全世界爆发的“非典型肺炎”(SARS)的冲击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日渐雏形，我们还应该将这后两个方面加进全球化研究的视野。
那么，为什么说“非典”的爆发与全球化密切相关呢？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全球化所导致的大批移民就不难发现，随着大批移民在世界各地定居，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也伴随着他们的流动而流动：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的建立和流散写作(diasporic writing)的形成。当然，这只是全球迁移的积极效应，作为其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就是各种疾病的广为流传。应该承认，“非典”就是这多种疾病中最具有传染性和致使性的疾病之一。随着“非典”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曾经一度十分繁荣的旅游业、外贸业、航空业、娱乐业等服务性行业以及各种正常的文化交流事业都受到沉重的打击。可以说，“非典”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敌人。对付这一共同的敌人，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全球性的防御和治理。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对“非典”现象的考察与我们的全球化研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非典”，又称做“萨斯”，从2002年末至今已经对中国人的身心健康、文化教育、经济建设、社会和政治形象等诸方面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正与其英文名称(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相似，它带给我们心理上的震撼犹为严重，它实际上已经使不少人产生了某种“非典”恐怖症。而且可以预期的是，这次危机对国人生活方式乃至对自然采取的姿态都会产生长期和深远的影响。随着“抗非典”的全面开展，大量有关的写作不断见诸报刊。这些大都属于非虚构性的作品，可以粗略地分为纪实与报道性的和政论与时评性的两大类。笔者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当代自然写作与生态批评的发展，因而认为后一类文本更有必要仔细阅读。诚然，“抗非典”是一起远未结束的事件。此外，由于“非典”带来的种种不便，本文所引用的资料无论其数量的积累还是质量的筛选都给充分的论证带来了一些困难。不过，正如有作者严厉而真挚地指出的，“非典”带来的问题人人有责任去过问，“都是迫在眉睫需要研究并解决的，而不是等到社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后，我们才从‘核心期刊’上看到那些社会科学家们总结教训的这个论文那个课题”。作为人文知识分子，面对如此“鲜活”的研究资源，我们有义务参与到“非典”写作的研讨中。有鉴于此，笔者便把对“非典”现象的考察纳入到更为广阔的全球化研究的视野中。
通过对现有资料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纷纷涌现的“非典”写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莫过于“反思”了。在危机骤然降临时，回头看看走错了什么路，的确是人类本能而健康的反应。但我们所要做的，应是对种种反思进行细致的梳理。数量最多的文章是从检讨国人的饮食卫生习惯入手，进而指出环境的脏乱差以及生态恶化是促成萨斯事件的背景。传统的饮食习惯毫不例外地成为一致声讨的对象，美食大国的名声正遭到空前的清算。垂涎欲滴的中国筷子似乎从不满足于家畜家禽而远远地伸向了穿山甲、猫头鹰、娃娃鱼等众多野物栖居的荒原，我们把那么多探索的好奇心奉献给了口福之欲。于是，类似以下的愤激声音便一时间不绝于耳了：
我们吃！我们吃！从天上到地下，吃！从江河到平原，吃！从死的到活的，吃！从湖海到高山，通吃！民以食为天大吃20年，吃光了眼前的一切资源。
我们吃！我们吃！四条腿的除了板凳，吃！两条腿的包括婴儿，吃！猴头燕窝熊掌鱼翅，吃！鲜活大补珍禽野味，通吃！我们打乱了自然生态，压根儿也没想到子孙后代。
我们吃！我们吃！天上飞的还有乌鸦，吃！地下跑的还有老鼠，吃！蟾蜍蛤蟆蛴螬蛆虫，吃！蛇蝎蜘蛛蟑螂蜈蚣，通吃！自古有神农拼死尝百草，万般皆下品，惟有吃喝高。
我们吃！我们吃！当地球上只剩下了石头，吃！当天空只剩下了沙尘暴，吃！当海洋中只剩下了红潮，吃！当动物只剩下人类同胞，通吃！面对我们——最嗜吃的民族，就是蝗虫也要给我们让路。
我们吃！我们吃！化肥催生的粮食庄稼，吃！农药助长的水果蔬菜，吃！假冒伪劣的肉食烧腊，吃！过期变质的糕饼豆奶，通吃！我们的血毒了肝硬了，我们的大脑也生病了。
我们吃！我们吃！鸡鸭咳嗽我们喷嚏，吃！猫鼠发烧我们感冒，吃！终于吃来了可怕的萨斯，吃！
如此多带惊叹号的“吃”，的确把国人的嘴敲打得丑陋无比。其实，当代生态写作一直在反思国人的不良饮食习惯，如俞天白把1988年上海甲肝剧烈暴发的缘由归结于都市人向往茹毛饮血的野趣，指出：“这是人在走向现代物质文明长河中的一种落差。这是文明与野蛮的落差，人性与兽性间的落差。人，就是不断经历这种落差而发展，社会也是主宰这种落差而进步的。”由于这篇文章写于十多年前，作者并不知这种落差还需要多少生命来填补，而当前的生态写作则据此背负了光荣且艰巨的使命。
“非典”写作的反思从一开始就没有局限于对吃的批判，并不把“非典”与吃置于单线的因果关系上，而是指向更深处以寻找这场危机的根源。很多文章看到了中国人的滥吃不仅是传统陋习，更是对生态环境进行全方位践踏的一部分。例如，一位作者指出：“一味地指斥国人爱吃野生动物乃‘愚昧’之举，又有失允当。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有些‘野食’者恰恰是出于‘环保’的考虑才选择野味的！原因便是，这些年，越是‘人工’的东西，污染越厉害，假冒伪劣屡禁不止！”为了向往绿色食品反而被伤害，这不仅是讽刺，更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后果的隐喻。可见，对“非典”的反思已开始在生态学视角下的现代性批判的框架中进行，并且，为数不多的作者采取了如下先进与开阔的视角。
首先是生态学与全球化相结合的视角，因而导致了“全球生态学”(global ecology)分支的产生。人类历史上曾有过多次极为致命的瘟疫，但基本上都在局部流行。而本次疫情虽然杀伤力远不如天花、鼠疫等，更无法与致成千上万人丧命的流感相比，但它却在数月内飘洋过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全球一体化与人员的高度流动性，使广东的一位“非典”患者在香港的一间电梯内便把病毒辐射到东南亚、北美和欧洲。尽管亚洲以外的疫情相对较轻，但它引起的恐慌也是多年来罕见的。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空前提高，对生命的珍爱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甚至不少远离“非典”前线的人们一方面向疫区人民发来“慰问电”，另一方面则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自己对即将来临的“非典”的极度恐惧。而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一直战斗在“抗非典”第一线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并不感到紧张和恐惧。此前，人们可以把破坏电脑系统的程序称为“电脑病毒”，懂得它能够在瞬间使得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计算机瘫痪，但人们却几乎忘记了这一称呼的比喻本体在网络时代对生命的严重侵害也是可以变本加厉的。对此，胡鞍钢在《文汇报》上撰文指出：
SARS危机是一种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恶性传染病的爆发及迅速传播既是全球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全球化的副产品。科学家们认为，病毒并不是在这几年突然变得强大了，不断变化的地球环境意味着新病毒可以在世界各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
在所有被纳入全球化体系和全球治理的区域，全球化都成为病毒旅行的高速载体，反倒是被边缘化的地区，烈性病毒的传播还可控制在局部，如非洲的艾博拉病毒。这说明，全球化进程不但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而且也是生态学的。越是在那些全球化程度高、人员交往密的地区，病毒的蔓延也就越快。因为全球性的整合力量正在向纵深发展，不仅把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纳入自己的体系，同时还不断地向整个生物圈渗透。萨斯病毒的急速扩散为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所始料不及，然而又的确是其一手造成的。当人类已把自己的活动圈子比喻为村落时，还有什么能阻止病毒在一个拥挤热闹的村子里蔓延呢？
由此可见，全球化不可能只兼并不同的人类文化，其脚步不可能在已经十分稀少的荒野的边缘止住。因此可以说，全球化的势力大大强化了原本就愈演愈烈的人类对自然的占有。在其他颇具世界眼光的“非典”写作里，作者们则通过偏重于生态学的描述揭示了这一点。尹鸿伟的《祸起野味》认为，“现在人类过多地涉足于野外地区，会将原本只在人类中传播的疾病带给动物，动物也同样会把新型疾病回传给人类，这对双方来说都是极大的威胁。而动物面临的危机更严重，许多珍贵物种可能因此灭绝（例如亚洲狮的结核病）。”人类凭借无比的智慧使自己可以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出没，与任何一个物种发生直接的关系，然而也使其成为各种病毒的集大成者——即越来越多的病毒的宿主，其数量是与人的机动性成正比。这也是作为一个“全球治理”之主宰的人类所应付出的高昂代价，也是人类在贸然突兀地进军荒野时与自然所遭遇的两败俱伤。
另一篇写作也验证了这一点：“人类对自然界的大规模破坏（特别是砍伐森林），使得野生动物们食物匮乏，它们不得不从森林深处迁移到森林边缘的农地、果园、牧场就食（就像经济难民一样），这样就可能把身上的病毒传染给家养的牲畜，而人类吃了这些被传染的牲畜之后，也就在劫难逃了，这叫间接感染。”作者还进一步分析道，通过破坏食物链，人对生态系统造成了器质性损伤，使毒性加剧：“由于森林锐减，食物链被严重破坏，野生动物的食物结构也被迫改变。它们变得什么都吃，也可能把自己弄得浑身是毒、体内毒性更大，继而把这些病毒传染给家畜和人类。”可以说，近几年来我们所遭遇到的不少自然灾害都是过分耗尽自然而导致的必然反弹，如果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人类总有一天会遭遇彻底灭亡的大灾难。
实际上，任何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上都有一个位置，消费着相对固定的食物，即便是处于上游的食肉动物。这就是达尔文生态学中的“位置(place)”，或是后来的生态学者们称做的“小生境(niches)”，意味着自然的经济体系中的“一种供养作用，或者是有机物的食物来源”。如猫捕食老鼠，老鼠则可以吃谷类、虫子等杂食，但猫较少去吃虫子。虽然在无数条食物链构成的网络中存在着超级的现象，但没有哪种生物像人类那样可以在食物链中这么任意的逾越，而全球化的进程却使人类在各种生物链中更加恣肆的驰骋。
以这样的趋势，萨斯病毒还只是初露端倪！
当然，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不少“非典”写作同时也注意到了全球化给人类生存带了的机遇：对各种人为的灾害（全球恐怖主义）和自然的灾害（萨斯病毒的蔓延）采取一种全球治理的手段将其彻底根除。《中国经营报》上的一篇文章就提出了“人类协同防治时代”的来临。我们看到，由于各国通力合作，人类在与迅猛的萨斯病毒的对抗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在这方面，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面对萨斯的全球性传播，这一跨国与跨地区的全球性组织迅速联络德国、加拿大、法国、美国、日本、荷兰、英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的11家流行病领域的顶尖级实验室，建立起关于非典型肺炎的研究小组，力求在最短时间内找出病原体。在各国专家毫无保留的共同努力下，对萨斯病原的研究只用3周时间就取得了重大成果。因此，利用全球化的大气候，“在国际间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对抗病毒的全球防御体系”，便显得势在必行。“我们可以作为个人、一个团体、国家甚至整个地球村的一员行动起来，这些行动和举措可以包括简单到科学地洗手，包括不断去了解和探索病毒的相关知识，包括不要忘记那些曾经受传染病折磨的灵魂以及我们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员。”
总之，作为事实存在的全球化现象既然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们就要学会在这样的气候中求生存以及怎样与自然共荣。美国生态学家和自然写作大师阿尔多·利奥波德早在1949年就极富远见地写道：
现在，人类这物种的历史首次面临两种迫在眉睫的变化。其一是在地球上较适合居住的地区，野地即将消失；其二是现代的运输工具和工业化，将使世界性的文化混合成为必然之事。这两件事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或许也不应该避免。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略加改善这些即将发生的变化，使某些即将消失的价值得以保留？
利奥波德不仅预见到全球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更有意义的是，他把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与文化物种的多样性加以类比，这也是值得今日的“非典”写作所深思的。全球化与生态保护是中国生态写作的新课题。在顺应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如何应对生态全球化，相信今后的“非典”写作和其他生态文学会对此作出越来越深入的思考。
另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写作视角就是生态学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相结合的视角。“抗非典”是人的生命在受到严峻考验之时的一场捍卫人类尊严与健康的斗争，因此，很多“非典”写作所具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便毫不奇怪。比如，对滥食野生动物的批判，大多出于对人的健康的关怀；对于个人、城市的卫生习惯乃至整个环境恶化的批评，也是出于如何改善人类生存境遇的考虑。但是，也有一些文章显示出可贵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特别是生态伦理，尤其是动物伦理观的表露。
以上提到的利奥波德也是生态伦理学的先驱之一，他曾用简洁委婉但非常坚决的笔调指出，重要的是，“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否明白，他只是一个生态机制中的钝齿？是否明白如果他和这个机制合作，那么他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将无限扩大？是否明白如果他不愿和这个机制合作，后者终将把他碾成灰尘”？利奥波德的眼光已跳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圈子，从大的生态系统的全局出发指明了人的生存道路。更能扼要地代表利奥波德这一观点的是他的名言——“像山一样思考。”“只有山活得够久，可以客观地聆听狼的嗥叫。”只有像山一样思考，才能认识到狼对于生态系统的意义，进而才能认识到自然并不只为或者不主要为人而存在。利奥波德由此呼吁人应有生态良知，这在当今的中国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在法制和财力都比较薄弱的现实状况下，生态义务的贯彻在很大程度上便以良知为后盾。实际上，中国当代的自然写作已经从利奥波德的文与思中吸取了很多养分。比如，徐刚就在随笔中对“像山一样思考”作了呼应：“是亘久的沉思默想使山峦高大，人只能心向往之。人在心向往之时，便是亘久之山沉思默想的倏忽闪现，在心灵中，不着痕迹。不说出来的山与说得太多的人便有了高矮之分、轻重之别。”和利奥波德一样，中国生态作家徐刚也自觉地把人放在了山脚，使之不得不采取仰视的姿态。认识自身在山一自然中的位置并从生态圈的整体利益出发思考问题，才能确立起生态良知乃至土地伦理规范：“大地伦理学应是，以生命家园取代人的王国，人与大地之上所有生命、一切存在物互为关联、生死相依的伦理学。”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在反思“非典”与追猎野味的关系时，也不应忘了由于人的贪婪而对野生动物造成的苦难。据2003年5月6日《信息时报》报道，广州一家酒楼为招揽食客，居然顶风挂出“活剥娃娃鱼”的招牌，并声称，只要客人需要，随吃随剥娃娃鱼。对此，一些作者在参与“非典”讨论时也对这则消息表达了愤怒：人类痛恨种族灭绝，“但有多少人把人类操办的物种灭绝当回事呢？为了抗议战争对无辜平民的屠杀，世界上常常有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而当野生动物以整个物种的规模遭到屠戮时，动物们不会说话，不会写文章，不会上因特网发公开信，它们的灭门之痛、吁天之怒和无告的悲怆有多少人理会？”此类文章在“非典”写作中应该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虽然并没有多少作者像有些动物伦理的鼓吹者那样走向素食主义的极致，但是他们对受虐动物所寄予的同情都传递出这样的信号，即一方面人伦应该向自然界扩展，另一方面人又要低下骄傲的头颅，以谦卑和敬畏看待自然，只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凤凰卫视主持人胡一虎在文章里说得好，我们不但要“清扫、清屋、清窗、清门，更重要的是——清心（清扫出一颗敬畏之心）”。只有超越人类独尊、人的利益才是惟一的利益的狭窄心态，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从而挽救人类。“非典”的突然出现，与人对其他动物的残暴同样都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正常的体现，正如有作者所说，“SARS的肆虐只不过是注入了‘显影剂’，把原本人类与自然不和谐的关系给暴露了出来”。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还体现在对“人定胜天”的盲目信念的批判上。《“非典”为人类上了重要的一课》列举了这样的事实：我们对技术研究的产物抗生素有着十足的信心，相信没有什么是人类征服不了的。然而在医学与细菌、病毒的战斗中，总是轮番地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结局。根本原因是傲慢的人类不屑于转换视角，从自然的全局高度上理解微生物的繁衍，而“只有当我们人类从生物史的角度看待传染病，我们人类才有希望学会如何与在这个世界上已存在了几百万年的微生物共存”。
还有一个“抗非典”引起的话题也在多篇写作中被谈到，即灾害来临时人情冷暖的变化。
一些目光十分敏锐的观察者体会到了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戒惧：“战争的敌我是基本能够区分的，而‘非典’的传播源却是在暗处，难以甄别和防范。严重、致命的流行病往往把人类只分为两种：‘我’和‘他者’。”因而社会上提倡见面作揖，不再握手，而这决不是古风的恢复！这种消极心理在“非典”过后会持续多久，是值得我们持续地担忧和警惕的。好在有更多的作者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人们更注重公德和珍视天伦了，“惶恐之后，隔离之后，在五月春风的吹拂下，人与人之间融入了更多的关爱和理解，文明的生活方式真正得到了大众的青睐，政府疫情日报制的透明公开，防治流行病的快速反应机制的建立，让国人在日渐冷静和理智的同时，更多了一些关爱他人、关爱社会的责任感。”为什么在同样的境况下人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呢？其实，生态学的经典定律早已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是彼此牵连的(Everything is connected with everything else)。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没有哪个个体可以在不与他人发生关系的前提下获得绝对的自由。有作者体会到，要彻底切断病毒的传播渠道，“每个人都别无选择地成为抗击非典链条上至关重要的一环。一个环节松动了，整个链条就有立刻断裂的危险”，“社会链条时时都有受到腐蚀的危险”。只是看不见的病毒反而让人看见了这条实际上始终存在的链条。我们如今无须举出“北京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纽约的天气便随之变色”这样挺玄乎的事例。大自然的生态学，人际关系的生态学就在我们身边。你当然可以“悟”出“他人即地狱”，你更可以接受你与他人是同气连枝的这一生存实景，从而学会如何在一个网络的世界中与他人共存。
当然，在“非典”写作正方兴未艾时，笔者还想指出其不足或是讨论欠充分的地方。一是对科学技术的正反两种作用的辩证分析。作为许多生态批评家严厉抨击的对象，科学技术在本次“抗非典”中却扮演了有目共睹的正面形象。科技本身的中性作用值得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重新评估。二是在大多数的“非典”写作中，仍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即把自然看成人之外的客体来解析。后现代批评浪潮中的解构倾向与生态批评对文明与自然对立的消解是一致的。所谓的主体与客体都在一个整体中存在着普遍联系(interconnectedness)。
最后再来看看两段十分流行的话。一段是北京一位小学教师在发给她学生的信里这样解释可怕的"SARS"：“S表示sacrifice（牺牲）——牺牲小我，完成大我；A表示appreciation（欣赏）——欣赏别人为我做的一切，互相宽容、谅解；R表示reflection（反思）——反思人生的意义；S表示support（支持）——互相支持，共渡难关。”如此另类的解释，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它已在手机短信中广为流传。另一段就是我们现在不断看到的一句宣传标语：“非典终将倒下，城市精神永存。”在眼下这个危机而严峻的时刻，人们需要这样的语言来激励斗志。然而，过后我们也要仔细思量：“非典”为什么首先重创的是全球化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非典”所代表的自然反击力量真的终将敌不过作为文明之浓缩的城市精神吗？已存在了数百万年的微生物群终将溃不成军？才演化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将要永存？我们真那么自信？
总之，将非典写作及其批判纳入全球化的视野进行反思使我们对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它的出现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必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运作过程，与自然迥然对立，但它也可以以毒攻毒，对一些人类难以克服的自然灾害实行全球性的围剿和治理。这样看来，研究全球化与生态的平衡应是全方位研究全球化现象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方面，本文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