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唯物主义：从经济学出发的哲学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对哲学家们来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1 〕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也就是摆脱纯思辩的经院哲学传统，探讨研究现实社会，把哲学变成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都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在他们那里，讨论哲学问题，并非为了解决哲学史上悬而未决的人与自然的统一，事实与价值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等理论问题（即使解决了也只能说是“副产品”），而是为了解决现实社会的批判问题。提出新的哲学范畴，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些范畴在哲学史上有什么意义，而是它们能否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剥削人的制度的不合理性，论证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思想武器。对这一点，西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也看得很清楚。例如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就曾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到处根据社会事实。他的一切命题的真正源泉，没有一个导源于哲学领域。当然，从哲学这一边出发的诠释家和批评家是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的，因为他们对有关的社会科学所知有限，而且哲学体系的建立者的癖好使他们除了来自哲学原理的解释而外，不喜欢任何其他解释。他们认为哲学是有关经济经验的最实事求是的陈述，因而使研究方向岔到错误的路线上，贻误了朋友，也贻误了敌人。”〔2〕因此，在当代世界哲学中， 专注于“思想世界”的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评价不高，如艾耶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观“对哲学界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3 〕而从“现实存在”出发的欧洲大陆存在主义哲学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崇备至，如萨特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4〕出现这种分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各自哲学的出发点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心的是人所生活的现实的世界，这在语言分析哲学看来是离开了哲学的范围。罗素讲：“把马克思纯粹当作一个哲学家来看，他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崇尚实际，过份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5〕这从反面道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一切哲学的特点。
但是，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并未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仍然仅限于“思想世界”，只从纯哲学的角度看见马克思提出了一些前人没有提出过的范畴，如人化自然、实践等等，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服从、服务于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的，因此难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著作中对物质、实践等范畴有不同的提法，他们或者只能各执一词（“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或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分歧，或者说经典作家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讲清楚”。或者虽然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哲学而不是纯理论的抽象思辨，但由于没有找到马克思对现实社会哲学批判的“切入面”，故而对实践、批判、革命等命题也只能停留在纯哲学的“思想世界”泛泛而谈。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论证共产主义制度一定要实现的哲学，因此它一身兼有批判和建设两重功能。首先是对现实社会的人的存在进行批判，现实社会人的存在是多方面的，因此批判的切入面也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人的“文化存在”切入进行批判（如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等），也可以从人的“宗教存在”切入进行批判（如费尔巴哈）。马克思是从人的经济生活状态这一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层面切入进行哲学批判，从而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
二
推动马克思进行哲学研究的，不是哲学史上的理论问题，而是他在为劳苦群众进行斗争中所遇到的现实经济利益问题。
众所周知，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曾诉诸出版自由的“精神”来批判书报检查制度，诉诸国家和法律来保护劳苦群众的经济利益。但都没有成功。他发现，在国家和法律背后有更强有力的力量决定着国家和法律。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这样概括自己在这段时期的探索道路：他研究了黑格尔法哲学以后，发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 〕因此，马克思从1843年10月到巴黎以后，开始大量阅读经济学著作，钻研政治经济学。在大量的阅读和扎记写作中，马克思强烈感受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他认为，这种政治经济学是在人的经济生活层面上为剥削阶级辩护的理论，是一种“目的在于社会的不幸”的国民经济学〔7〕。他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之所以产生，不在于经济学家的主观愿望，而在于他们自己所没有意识到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性。这样，他们才会在“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和“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的理论前提下，得出相反结论：“劳动者应当和牛马完全一样，只得到维持他的劳动所必需的东西。”〔8〕所以，当马克思从哲学入手批判黑格尔，进而发现要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后，他又发现，要真正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还必须先批判它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马克思又回到了哲学批判。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探索的道路表现为一个螺旋形上升的运动。这个螺旋形上升的运动表现在从1843年底到1845年这一两年的一系列著作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几部时间上几乎衔接的著作中。这些著作中关于实践、人化自然等问题的论述较多，也比较突出，而几乎没有对“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论述，故尔主张“实践本体论”的学者们认为马克思这些著作中并没有“物质本体论”的思想，而是主张实践第一性或“实践本体论”。但笔者认为，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实践等范畴，目的并不在提出个什么新的本体论，以在哲学史上争得一席之地，也不是单纯为了对以往的旧唯物主义哲学来一次总结和清算，而是为了从人的经济生活层面切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批判。由于这种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跟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密切相关，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先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来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别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展开猛烈批判。但他们的真正目的倒不局限于哲学。换言之，假如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是恰好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决不会以他们为靶子的。
三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哪些方面批判了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呢？
首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从黑格尔那里得来的唯心主义方法。众所周知，黑格尔唯心主义方法论的一个特点是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从人的本质中抽象出来，变为“绝对精神”，孤立地加以崇拜。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方法与黑格尔如出一辙，他们把人丰富多彩的本质抽象为单一的劳动能力，然后又仅仅把劳动看作“赚钱活动的形式”〔9〕， 再把这种劳动能力看作是决定人之所以存在的东西。在他们那里，“丰富的人同时也是需要人的十分完满的生命表现的人”变成了仅仅作为劳动工具（赚钱工具）而存在，既然只是劳动工具，那么除了劳动便不应该有其他需要和活动，“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者变成没有七情六欲的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10〕在这样的理论下，商人变成了利润的奴隶，而工人变成了劳动的奴隶，“而它的真正理想则是禁欲的然而进行重利盘剥的吝啬鬼和禁欲的然而从事生产的奴隶。”〔11〕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明确地讲，各国只是生产的作坊，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在李嘉图看来，人是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12〕
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宣称他们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但如果按照他们这种唯心主义的方法，那么他们的理想社会，“对劳动者说来却是持续不断的贫困。”〔13〕因为它把无产者只看作劳动者，是以“片面的、抽象劳动为生的人”，所以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看来就不再是人了。“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劳动者，……它把这件事交给刑事法院、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监督去做。”〔14〕马克思因此愤怒地谴责道：“以劳动为原理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的这种假象下面，无宁说不过对人进行了彻底的否定。”〔15〕
在当时的哲学流派中，只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这种唯心主义方法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费尔巴哈从人的感性存在出发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是与黑格尔从人的抽象性、片面性出发的唯心主义根本对立的。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黑格尔时推崇费尔巴哈，他利用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欲望、感性、类的存在才是人的本真存在的观点，一再强调人是“类的存在物”，“人把自己本身当作现有的，活生生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6〕马克思强调指出，不论是哲学还是政治经济学，都不能从人的抽象出发，而必须从人的感性存在出发，“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的意识和感性的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它才是真正的科学。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做的准备。”〔17〕感性的人是丰富的人，丰富的人有丰富的需要，而不是仅有对财产的需要，因此，劳动也不能仅是对财产的追求和赚钱的工具。马克思认为，那种仅为生存而进行的劳动是动物的活动，人的劳动是摆脱肉体需要的劳动，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18〕的劳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所反对的不是黑格尔的结论，而是黑格尔的方法，即离开人的感性存在，把问题抽象化、片面化的方法。因此，马克思在《手稿》最后一部份《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中，一再抨击黑格尔是“从绝对的和静止的抽象物出发的，说得更通俗些，他是从宗教和神学出发的”〔19〕方法。凡是对这种抽象出来的问题，马克思一概不予回答。例如关于大地创造者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如果你抛弃你的抽象，那么你也就抛弃你的问题。”〔20〕但马克思之所以厌恶抽象，其主要原因并不在它本身，而在于从历史上看，那种把人的某一本质抽象出来，然后又把它说成是决定人的存在的做法，往往只能导致为现存社会辩护的宗教和神学，或者产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样为私有制辩护的理论。学识渊博的马克思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以推翻私有制社会为已任的马克思，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方法。所以马克思在《手稿》中一再强调现实的“人化自然”。强调“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而推崇费尔巴哈“从感性存在出发”的方法。这是出于批判现实的需要而非出自解决哲学问题的需要。
四
在从现实感性出发这一点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是一致的。他利用费尔巴哈来批判黑格尔，但是再往前走，到批判“现实感性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就与费尔巴哈决裂了。这时候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又利用黑格尔来批判费尔巴哈。这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混合体。它吸收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方法，把人看作抽象劳动的存在物，但它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不能不从事实出发，所以它也看到私有制商品社会人剥削人的事实。问题在于它把这种人剥削人的“感性存在”看作天经地义、不可改变的，这其中除了前面所论述的它以黑格尔的方法把人仅看作劳动工具外，更重要的是它把社会只看作“感性存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看作“感性活动”的实践产物。而这恰好是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缺陷。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手稿》以后很短时间内相继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实践为中心范畴，猛烈抨击以费巴哈为代表的旧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从而完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批判。
1、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第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对事物、现实、 感性只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没有看到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自然的存在物，而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是如此。他们把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当作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天经地义的东西，当作人类社会的前提。马克思曾批评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天真地”把社会阶级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21〕从这样的“唯物主义”出发，便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私有制和商品交换今天存在，过去存在，将来还要永远存在下去。商品交换规律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规律。工人必须满足在这样的规律下被当作劳动力商品来交换，来对待。以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为已任的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唯物主义”。因此，他们猛烈抨击费尔巴哈“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22〕他们几乎把费尔巴哈当敌人看待：“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敌人的共同之点。”〔23〕
黑格尔哲学虽然从总体上说是唯心的，但他的辩证法却高过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这一点，马克思一直看得很清楚。甚至在他推崇费尔巴哈而批判黑格尔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们仍然赞扬黑格尔辩证法“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4〕这里“人的自我产生”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这种历史是人的劳动的结果。当然黑格尔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黑格尔是纯粹把思维活动看作人的劳动的唯一方式。但虽然如此，他对思维活动的描述却思辨地表达了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即人从自己的对象化劳动中产生社会，把自身与社会对立起来，丧失了自己的本质，但人最后又要扬弃这种异化，使人的本质回归自身，达到社会与人的新的一致。问题在于究竟是通过思辨运动回归自身还是通过消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回归自身，这是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这里暂且不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社会历史的主客体辩证法，恰恰是费尔巴哈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不具备的。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从抽象出发的唯心主义，肯定应当从感性实在出发。但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却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他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实际上是宗教神学，指出人的思维所创造的对象（上帝或“绝对精神”）的虚幻性，却又形而上学地完全否认主体对客体的创造，连感性活动（真实劳动）创造对象的意义也一概否定掉了。他认为主体只能在思维中创造自我，在现实中，在直观中，自我只能存在于非我之中，存在于“被动（被决定）之中”〔25〕，所以马克思在批判他时才一再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实践对周围世界的作用。
2、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第二个致命弱点，就是不懂得事物矛盾分析的辩证法。所谓事物矛盾的辩证法，就是把统一物看作两个矛盾的对立面加以认识。这也是黑格尔哲学的巨大贡献之一。但费尔巴哈同样把辩证法这个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丢掉了。例如，他在批判宗教时，仅仅“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26〕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在不懂得辩证法，不从社会矛盾本身去分析社会这一点上与费尔巴哈又是一样的毛病。“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这个事实出发，但是，它却不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的过程，套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奉为规律。它没有掌握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本质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就此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学不理解它所研究的运动的相互联系。”〔27〕要克服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同样有待于把实践引进哲学，把社会看作主体与客体通过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切入人的经济生活状态，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展开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的。在这些批判中，他们高扬了实践和主体性，强调自然界对人的生成，强调必须从人的感性活动的角度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存在，强调人们生活的自然界并非原始的自然界，而是“人化自然”，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意义的，等等。如果从纯哲学的角度，也可以说是新的“实践本体论”，但正如前面所引的熊彼特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理论的真正源泉并非哲学领域，马克思关心的并非纯理论问题而是现实社会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当马克思、恩格斯完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开始为共产主义奠定科学基础，论证其合理性时，他们对主体性、人化自然便很少提起了。他们首先关心的是现实斗争的需要，而不是理论本身是否已完成。因此，如果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确实有“实践本体论”，那也只能看作后人的发挥，而非马克思的原意。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25页。
〔2〕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商务印书馆，第16页。
〔3〕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5页。
〔4〕转引自徐崇温主编《存在主义哲学》，中国社科出版社， 第485页。
〔5〕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第343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第54页。
〔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4〕〔2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12页、12页、88页、88页、27页、12页、12页、67页、49页、82页、51页、111页、84页、116页、4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2页。
〔22〕〔23〕〔26〕同上书，第1卷，47页、47页、17页。
〔25〕《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第5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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