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北京大学文科博士96名近代西方思潮综述_后现代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北京大学文科96级博士生对现代西方思潮评析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北京大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博士生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课（文科博士生学位课程）研讨流行思潮的综述。近200名博士生通过对影响广泛、渗入许多学科的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个人本位论、历史非决定论的评析，共识这四种思潮，是当今思想文化领域争辩的焦点，关涉中国与世界文化走向；以唯物辩证法对其作历史的具体的评析，正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发展与投入跨世纪文化创建奠基。文中综述了研讨中的不同见解和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探索性意见。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 个人本位论 历史非决定论 唯物辩证法

北京大学文科博士生必修学位课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是研讨各专业共同关注的社会思潮问题和通过比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园地。1996至1997学年第一学期，由主讲教师主持，在自学、专题讲授和作比较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对现代西方思潮的评价问题进行了两次讨论，重点评析影响广泛、渗入许多学科的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个人本位论和历史非决定论等四种思潮。讨论中联系80年代以来先后在我国出现的“西方文化热”、“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以及当今精神文明建设实际和本专业学科现状，从不同视角予以探索，启动了对流行思潮的理性思考，使参与讨论的近200名博士生在如何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现实问题方面受到启迪。大家普遍领悟到这四种思潮是当今思想文化领域争辩的焦点或症结所在，关涉中国与世界文化走向。以唯物辩证法对其作历史的具体的评析，正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发展与投入跨世纪文化创建奠基，因而不同程度地增强了对这类问题进行理论研讨的自觉性与兴趣，也为有关理论专业的博士生从理论前沿探究社会思潮问题开阔了思路。本文所综述的是研讨中的不同见解和有待进一步深研的问题以及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探索性意见。

一、关于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与西方由发达工业社会进入信息化后工业社会相应的社会思潮。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超越西方“主客二分”、以主体为中心的传统观念，以反主客二分、反主体性、反普遍性、反整体性、反中心化为特征，强调否定性、破碎性、不确定性、多元性等等。它尚处于探索过程，虽无成熟的理论和公认的大师，其影响却遍及艺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但其在诸多领域的高低不同层次的具体表现又有差异，对其评析的视角难以统一，因此意见纷纭，不同见解各有其独到之处。

第一，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精英意识，探索并实现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转向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可能从大众文化中产生，也不宜将其与前卫艺术、现代生活相混淆，否则会曲解后现代主义。因此，只有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等极少数人物能称得上后现代主义的大师、思想代表，就连参与有关问题论争的哈贝马斯、哈森等人都不在其内。据此，还提出后现代主义的中心问题是致力于现代性的现代化，不能将其粗俗化，而应从海德格尔哲学的真谛中领会其涵义。

第二，后现代主义通过“语言转向”动摇了传统的思维方式有的发言指出：后现代主义通过“语言转向”，即哲学向语言的“转向”以及语言哲学本身的演进，打破了西方传统的现象和本质的二元模式。这种语言转向的主要内容在于认定语言不再是到达本体和认识的工具，不再是思想的媒体，而是思想本身，是唯一的对象，就是世界。因此，语言有自由性、自主性、自立性，语言的意义和使用都在语言体系内部。我们只能用语言说明语言，而不能用非语言、超语言的东西来说明语言。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是不谈本体、对象、世界、真理、社会、历史、人物，只谈语言、符号、文本与语意、关系、结构以及生成、转换、消解。这样便消除了主客二分，消除了人和世界的对立。也就是认为人类发明的符号，其意义来自符号之间的关系，并非从与世界的指称关系中获得。总之，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把存在问题、认识问题提升到语言的层面，借以消解本体、真理。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用语言代替世界会陷入用思想代替世界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另一种认为既然消解了本体，消除了现象和本质二分、主客二分，也就没有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本体论的问题，并且本体的消解，更接近于现实世界，也无违于唯物主义。所以，“陷入唯心主义本体论”的看法，是仍囿于传统思维方式的表现。

第三，后现代主义体现于大众文化中的涵义及其影响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性不少发言在谈到大众文化层面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问题时认为它与哲学层面的后现代主义是紧密相联、息息相通的。它积极、正面的影响在于其针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因将主客二分、主体性推向极端而暴露的种种弊端，如将理性绝对化、理性至上主义导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压抑人性的“专制”统治；“工具理性”、技术万能主义导致人类思想道德失落、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全球性危机，等等，均有“纠偏”的意向。发言中还指出了它的消极、负面的影响：比如，过分强调多样性、差异性、不确定性，容易陷入完全否弃统一性的相对主义。又如，片面夸大否定性、流动性、破坏性，容易陷入只破不立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怀疑主义精神是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面貌，曾在以往的历史阶段屡屡出现。当今我国也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难免接受后现代主义“只破不立”的影响，因此，既应看到它的积极面，又不应忽视它会带来的消极作用。

第四，后现代主义的“解构”蕴涵着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意识须深研的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意识。现代主义作为西方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通过弘扬人的主体性，推翻中世纪的宗教统治，解放了人的个性，促使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是有历史功绩的。但将“主体性”推向极端，反会使人异化、由作为目的沦为手段和工具。后现代主义如德里达的“解构”，消解西方传统的“在场形而上学”、“逻辑中心主义”，其中蕴涵着对现代主义诸多弊端从语言层面上的批判与冲击。对此，不能因为当今我国尚未进入发达的工业社会，更未涉后工业社会，而置之不顾。实际上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即主要指具有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包括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生产力以及体现后工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高新科技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这使得反映不同历史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思想观念必然是同时并存的。因此，强调要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辨析中汲取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曾出现种种弊端的教训，并非无的放矢。对其借鉴，从中有所启迪的是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应扩展其针对性。突出的如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一手硬、一手软”的偏向得不到纠正，或者精神文明建设落不到实处，其原因乃与缺失批判精神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这有走西方工业化老路的危险。当然，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与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是有原则区别的：第一，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仅限于语言层面的“批判”，而唯物辩证法的批判则是实践层面即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的“解构”。其二，后现代主义倾向于只破不立，而唯物辩证法却从事着破立结合的艰巨工作。可见，为使后现代主义起到积极作用，就不能采取“现成拿来”的态度，应通过借鉴，将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向更为深广的层面扩展。如对主体与主体性就不应全盘否弃，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导下，汲取教训，发掘我国“天人合一”——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传统思想资源，积极创建或重建适合现时代主题与我国国情的主体与主体性，这是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方针、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而顺利发展的紧迫需要。

二、关于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在思维方式向后现代主义转型的思想基础上，首先在美国流行的。它不是一般的文化多元论（pluralism of culture），更不是作为文化多元论“抽象”概括的真理多元论（pluralism of truth），而是80年代后期在美国流行并在多极的世界格局下不胫而走的、预示着21世纪世界文化走向的一种文化构筑理论。讨论中对其在美国和世界的流行以及对我国的影响所作具体的历史的评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第一，多元文化主义撞击美国主流文化有的发言系统评析80年代后期以来的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指出它的流行有多方面的原因。它有历史渊源，早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平等观念在美国价值体系中即已地位上升，形成“民主党自由主义”与恪守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保守主义”之间的“政治—文化分裂”[①]，前者为多元文化主义提供理论、政治支持。其他原因还有：60年代青年造反者成为今日的社会中坚、高等教育性质的变化、人种结构的变化、少数民族自我意识的上升等等。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始于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其一，大学课程设置改革，1988年春斯坦福大学迫于学生的压力取消了讲授西方古典作品的“西方文化”必修课，代之以讲授第三世界作者、少数民族作者、女性作者作品的“文化—观念—价值”课。此后，课程改革之风席卷众多大学。其二，规章制度改革，不准在种族、性别、性爱以及美貌标准方面歧视弱者。其三，招生和教师招聘改革，给少数民族一定配额。其四，双语教学制度化，保证族类认同。诸如此类的“改革”，对历来美国大学所具有的传承主流价值体系、化解异族传统的功能是一种挑战。多元文化主义者包括激进的白人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同性恋权利派。他们的核心主张是：文化生而平等，否定价值体系优越感，攻击“死去的欧洲白人男性文化”，为美国社会的弱势集团服务。因此，多元文化主义对进一步克服种族主义影响、促进社会改革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威协着维系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存在的起码的一致性，使社会问题复杂化，引起白人主流精英人物的担忧。

第二，多元文化主义使“西方中心论”弱化发言还提到多元文化主义颠倒美国传统价值体系，直捣西方中心论，最为明显的是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批判，等等。将多元文化主义置于当今世界历史背景，应觉察冷战结束、西方处于权力顶峰之时，却在国际上出现非西方文明寻根的现象。以往非西方社会的精英一般都是最倾向于西方的，现在却出现了本土化和非西方化的追求，如日本的“亚洲化”，印度的“印度教化”，中东的“重新伊斯兰教化”，苏联解体后出现“西化”还是“俄罗斯化”的争论，我国进入90年代由“西方文化热”转向“传统文化热”，等等。这都表明西方的中心地位正在弱化以至消解，因而成为西方主流文化代表人物最为担忧之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以这种担忧为基础的。在他看来，后冷战时代，全球政治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主要冲突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冲突，西方文明面对的最大“敌手”将是儒教与伊斯兰教文明的联合势力。因此他提出推进西方文明内部各个“子文明”间的合作、抑制儒教与伊斯兰教国家的扩张并充分利用这两大文明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的策略，露骨地宣扬其以“西方中心论”维护与重振西方权力的图谋。亨廷顿在其新作[②]认为世界上不可能形成单一的“西方文化”，批评那种认为世界正在走向全面西方化的观点是“误导、自大、错误和危险的”，不能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并以中国为例，认为中国显然是在“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进而认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更加“现代化”的同时，“更不西方化”。对此，有的发言，指出其落脚点未变，他还是呼吁西方各国联合，共同维护西方文化的原有地位，即仍在坚持西方文明高于东方文明的前提下，道出了西方文明面临危机，为维护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进言。与西方中心论针锋相对的是“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时代”的议论。有人认为提出这种主张的基点仍是中心化的文化观，因此需予商榷。前者则认为“21世纪是东方文化时代”，并不等于以东方为中心，而是预见新的世纪东方文化将依靠其优势，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种看法认为，21世纪既非西方中心也非东方中心，而是促进崭新世界文化诞生、推动人类向新的历史阶段迈进的多元文化的融会。

第三，多元文化主义将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挑战一种看法认为在我国现阶段这种思潮没有积极作用，只会干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不会“干挠”，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狭隘的地域的或民族的沙文主义文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等于恪守已陈旧过时的文化传统，而是创建适合现代化的新文化，要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吸取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因此，多元文化的客观存在正是创建新文化的有利条件。同时，具有上述特定内涵的多元文化主义，将有助于我们在文化建设中防止将现代化和西化混淆，重蹈“西方中心论”的覆辙。

三、关于个人本位论

以个人还是以集体为本位，涉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坐标问题。主张个人本位是否会导向只顾一己私利的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集体主义主旋律是否要求集体本位？这是个长期争论不休、至今难解的问题。讨论有所进展与共识的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其作历史的具体的辩证的分析。大体有三种意见。

第一，个人本位是现代文明的价值坐标持此看法者认为个人本位和市场经济、民主制度三者是一个整体，它们都是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成果，都是引进世界文明所不可或缺的。我国历来是以人伦道德为基础的社会，国家、群体高于个人，即以集体为本位，个人价值从属于国家、群体价值。五四运动曾引进以个人为本体的精神文明，但由于“救亡”压倒了“启蒙”，儒家文化未经彻底批判，建国后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儒家文化被结合进集体本位的精神文明之中。当今打破旧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相应地在精神文明建设中选取新的价值坐标——个人本位。

第二，个人本位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坐标持相反看法者提出当今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不宜选取个人本位的价值坐标，因为所谓“现代文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文明。中国不能走西方老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都是全新的事物，相应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有新的思想，既反对左倾错误指导思想，也反对照搬西方价值体系。我国近现代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社会主义使中国走了现代化的第一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的第二步。因此精神文明建设不能抛开以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果，偏离集体主义的价值坐标。还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坐标不是个人本位，也不能归结为集体本位，而是作为个人和集体辩证统一的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出发点，同时鼓励个人竞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目标是集体主义的“共同富裕”。

第三，个人本位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生成与发展的价值坐标对上述两种看法的是非曲直须马克思主义有关“个人”的论断为指导予以具体分辨。马克思主义肯定“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③]，并且“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④]“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⑤]因此，作为人的个人不是单纯的自然存在，而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曾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其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其三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⑥]可见，“个人本位”及其观念即作为自主的独立个人的自觉，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成的。前资本主义由于个人对他人、群体的依赖或依附，不可能有个人本位，而只有其萌芽观念。个人本位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但只属于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人，并且作为利己主义的基础。就此意义上的“个人本位”，无疑地它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价值坐标。只有社会主义社会为每一个个人独立人格的生成与发展创造条件，它并不否定个人本位，而是要实现每一个个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它的最高目标是要实现以每一个个人为本位的社会，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⑦]。这种社会使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高度统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自主的独立人格和遵循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自觉。当今尚未实现这种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精神文明建设以个人为本位，提供了有利条件，应力求将个人本位作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前提，促使局部的以个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为基础的集体利益实体的形成、巩固与发展，为在全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奠基。为此，要拓展个人本位的理论，克服因历史局限带来的将个人本位混同于利己主义的片面性。实际上英语将“个人本位”观念称为individualism，特别是译成个人主义并将其等同于利己主义（egoism），就是这种片面性的表现，因此如将其另译为“个人本位论”，更为贴切。如考虑到这个概念本身即有一定的狭隘性，涵有“利己”之意或必然与利己主义相联系，则可另用新词如the conception ofindividual-standard or the conception of personstandard或其他。当然，在肯定“个人本位”是世界历史上生成与发展的价值坐标时，也要估计到市场经济的现实有滋生利己主义的土壤，因而“个人本位”有导向利己主义的可能。但是不能因此而恪守以依赖或依附他人、群体为主旨的“集体本位”，因为它不仅无助于消除利己主义，反而会使之恶性膨胀。所以，将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引申为集体本位也是一种片面性，过去就曾有过因缺失个人独立人格而使集体主义扭曲的教训。还有，探讨我国传统价值观念对封建时代的“集体本位”和蕴涵着“个人本位”萌芽观念的集体精神不加区分，也会滑入空泛、抽象谈论的误区。因此应将个人本位全面解释为它既可以作为利己主义的基础，也可以作为集体主义的前提；前者使个人独立人格畸形、萎缩，后者使个人独立人格朝全面的或真善美统一的方向拓展。

四、关于历史非决定论

历史“决定”还是“非决定”，或历史有无规律性的争辩，涉及如何正确阐释历史规律和正确掌握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问题。从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到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将社会历史理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截然对立或宣扬历史非决定论、责难历史决定论，其论点、论据都是直接、间接地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挑战。讨论中着重就其两个方面的论据予以评析。

第一，历史非决定论从无规律的人类知识增长支配人类历史的观点出发批判历史决定论。通过评析不少人认为波普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序中概括的五个论题以及全书的论证给予的启示在于要结合现代科学的发展深化对以下问题的研究：一是科技发展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问题；二是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的差异问题；三是唯物史观的辩证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区别问题。对波普批判历史决定论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基本赞同波普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因其切中机械史观、机械决定论之要害；另一种看法则不同意波普的观点，认为波普所批判的历史决定论是笼统的，它泛指一切主张历史有规律的学说，包括神学的、机械的和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其矛头主要指向唯物史观。波普的批判所以站不住脚，其原因首先是波普不懂得唯物史观的创立是社会历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为历史研究提供科学方法，即在于它不是一般的历史决定论，而是唯物主义的辩证决定论。其次，波普不懂得物质生产实践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而是孤立地抽象地将知识的增长夸大为对人类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所以他批判唯物史观的大前提是错误的。实际上人类知识增长受生产实践发展的制约、是有规律可寻的，它与生产力发展基本上是一致的、平行的，在两者互动中，知识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再次，波谱不懂得人们虽然不能精确地预测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但连波普都不否认的历史“趋势”（按：波普认为“趋势”不等于规律[⑧]）却是唯物史观所能预见的，在此意义上可说唯物史观使人们能像理论物理学那样用精确的眼光观察社会历史。通过评析，大家认识到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既有所区别，又有联系。基于此共识，应根据社会科学方法的特点注意引进以现代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超机械因果性的量子力学统计规律、系统整体演化规律等为依托的方法，这对于深化唯物史观的辩证决定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要力求进一步理解与发掘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中本已蕴涵的统计方法、系统方法，否则对唯物史观的辩证决定论不是深化，而会贬损。如对社会基本矛盾，在应用系统方法分析历史动力时有的论著竟将其作为三大动力或五大动力之一，与它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具有系统整体效应相悖，如此简单地引进系统方法无助于系统整体掌握历史动力。

第二，历史非决定论从价值支配历史、历史现象的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的观点出发否认人文科学以历史规律为对象同意这种观点者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历史是无规律的。首先，人文科学的对象是个别的、单一的历史现象，与作为自然科学对象的具有普遍必然性、可重复性的自然现象不同，它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其次，对象不同决定了不同的方法，人文科学的方法是非逻辑的，与自然科学方法通过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抽象掌握其规律性、必然性、形成“类”的概念不同，其描述个别事件具体形态的方法倾向于直观，以再现历史事件的表象。再次，基于以上两点，人文科学在性质上类似文艺，或属于艺术类学科，因此严格说来应称其为人文学，而不是人文科学。不同意这种观点者则认为将研究自然归于科学，研究历史归于艺术是片面的。历史规律寓于人们的实践与选择之中，社会实践和人们的价值取向对社会历史的制约，使历史规律具有实践性、选择性的特点。但不能将此特点归结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上述区别。按照唯物史观的辩证决定论，科学与艺术的区别：首先是二者的区别并不在其对象有无规律性，自然现象也可作为艺术的对象。其次，二者的区别并不在于其对象有无可重复性，自然现象也有一次性、不可重复性的一面。再次，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个别性、单一性，均可既以科学的方式掌握，又能以类似于艺术的方式掌握。因此，宜将研究历史的学科区分为社会历史科学与人文历史学。承认可以用科学的方式研究历史的必要性还在于这是保证现有社会科学存在合理性的依据。通过上述不同观点的争论，深化了对历史科学对象的认识。诚然，社会历史科学的对象绝不仅仅是抽象的历史规律，而是个别性和规律性相统一的社会历史现象。即使作为现代哲学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所研究的普遍规律也并非离开具体事物具体过程的“共相”。如孤立地强调这种“共相”是客观实在的，无异于重弹唯实论和唯心主义理性论的旧调。而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之所以具有客观实在性，由于它寓于具体事物具体过程之中，因此实际上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是作为个性的包涵着普遍、共性的特殊规律。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所在，也是为社会历史科学提供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所必须坚持的。

[*] 本文为作者主持和参加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课研讨现代西方思潮的综述。文中引用了张旭、杨国政、金灿荣、马朝旭、席建国、罗保国等博士生的发言。

注释：

①参见金灿荣《政治—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演变》，《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第7—28页。

②Samuel P.Huntington,The west Unique,Not Universal,Foreign AffairsUSA,November/December 1996,pp28-46.

③ ⑤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89、2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⑧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91—94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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