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认识论与现代性关系之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性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4)06-0078-08
“哲学是把握在概念中的它的时代”。从现象上看，西方现代性的发育和西方哲学在 近(现)代的认识论转向几乎是一个共时的现象。(注：中文的“近代”、“现代”对应 的英文都是modern，在本文中统一表述为近(现)代。)在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家们在 反思传统的时候，也指出了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意识薄弱”的缺陷，因而致力于认 识论的研究，比较突出的有张东荪的“多元的认识论”和金岳霖的《知识论》。认识论 和现代性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一些当代西方学者对这个论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在他 们那里，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近(现)代认识论的检讨是扣连在一起的。这既使对现代性 的反思获得了新的深度，也展示了认识论研究的历史文化内涵。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我 们深入讨论中国的现代性和人文学术的关系，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在具体展开认识论和现代性这个论题之前，有必要对认识论这个概念作一番澄清。在 《罗蒂及其批评者》一书中，罗蒂和Michael Williams关于认识论这个概念展开了争论 。Michael Williams认为，我们应该区分认识论一词的严格涵义(a demanding sense) 和不那么严格的涵义(a liberal sense)。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认识论”一词涵盖 的是对人类知识问题的种种理论反思；在严格的意义上，它指的是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 论。不太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而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的兴起则 是17世纪的事情。所以可以说，存在着前现代的对认识论问题的讨论，但是作为第一哲 学的认识论则起源于现代。[2](pp.191-219)笔者认为，可以把Michael Williams关于 认识论一词的严格意义和不那么严格意义的区分，大致看作关于认识论一词的广义的用 法和狭义的用法的区分。广义的认识论是泛指一切对人类知识问题的哲学反思，狭义的 认识论则专指近(现)代认识论转向之后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显然，对于本文的主题 来说，我们更关注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认识论。
一
17世纪的科学革命，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构成了西方近(现)代认识论转 向的直接的理论背景。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的兴起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现代科学的发 展扫除障碍，并且为之寻找根据，作出理论上的辩护。
现代科学兴起之际，和传统宗教神学之间存在着冲突和斗争。在这场科学和神学的战 争中，近代哲学家们站在科学一边，极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宗教区分开来。罗蒂指出，近 代哲学的开创者如笛卡儿、霍布斯，致力于促进数学和力学的繁荣，为使理智生活摆脱 教会机构的控制，为使思想世界更有利于哥白尼和伽利略而战斗。洛克谦逊地把哲学家 的这种角色定位为“小工”(underlabourer)，即为科学知识大厦的建立扫清地基：“ 学界的国度当下并非无大宗匠来主持，他们那些促进科学的大企图，很可以留作永久的 纪念碑，以为万古所钦仰。不过人人并不必都来当一个波义耳(Boyle)或是施丹汉(
Sydenham)。这个时代既然产生了许多大师，如大郝珍尼(Hygenius)同无双的牛顿(
Newton)，以及其他同类的人；因此，我们只当一个小工，来扫除地基，来清理知识之 路上所堆的垃圾，那就够野心勃勃了。”[1](pp.13-14)
当科学—哲学的联盟在与神学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之后，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就 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哲学的领地渐渐被现代科学所占领，比如原本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 上学就面临着这样的境遇：“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关于天和地如何统一起来的描述，已 经被物理学所取代。”(注：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132.本文对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的引述，参 考了李幼蒸的中译本，但是，笔者对照原文对译文作了改动。)所以，在现代科学迅猛 发展的前提之下，哲学必然要改变其自我理解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罗蒂说，他 的《哲学和自然之境》要回答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哲学是如何在历经了新科学(New
Science)的挑战之后继续存在下来的?为什么微粒物理学的胜利没有使得哲学变得过时? 哲学是如何将自己从18世纪所谓的‘自然哲学’中解脱出来而确立自己的独特使命的? ”[2](p.214)
走出这种困境的关键在于“认识论”或“知识论”观念的创立(注：“认识论”或“知 识论”是德文词erkenntnislehre或erkenntnistheorie和英文词theory of knowledge 的中译。在本文中，笔者对认识论和知识论这两个术语不作区分。)。“哲学和科学的 最终划界是由于如下看法而成为可能的：哲学的核心是‘知识论’，它不同于各门科学 ，因为它是它们的基础”。[3](p.132)罗蒂认为，虽然这种把哲学的核心看作是知识论 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笛卡儿、斯宾诺莎，但是，直到康德，这种意识才达到了真正的自觉 。“康德试图把旧的哲学观，即认为形而上学是‘科学的皇后’，因为它关注的是最普 遍的和最少物质性的东西，改造成认为哲学是一门“最基本的”学科，即一门基础性学 科的哲学观。哲学之为‘首要’，不再因为它是‘最高的’，而是因为它是‘基本的’。”[3](p.132)作为一门基础性的学科，知识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康德的批判哲学首先要回答知识论的问题：“纯粹数学是如何可能的?”“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要为当时已经踏上了康庄大道的数学和物理学奠定基础(
grounding)，作理论上的辩护。[4](pp.49-5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康德式的以认识论 为核心的哲学观并不是一下子就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它是在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衰落 之后，在新康德主义者的努力下，才成为一种主流的哲学观。虽然“认识论”这个术语 出现得比较早(德文词erkenntnislehre出现于1808年，erkenntnistheorie出现于1832 年)，但是，只是在1860年代的“回到康德去”的运动中，在策勒等人的推动下，这个 术语才流行起来，并获得了学术上的尊严。新康德主义运动之后，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 逐渐成为西方哲学界的共识。[3](pp.133-136)总之，为了应对新科学的兴起这个西方 文化发展中的重大变化，哲学调整了它的自我认识，把认识论作为自己的核心。罗蒂评 论说：“没有这种‘知识论’的观念，很难想象在现代科学的时代中‘哲学’可能是什 么样子。”[3](p.132)
二
那么，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有什么特点呢?如上所述，广义的、不太严格意义上的认 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所以，我们可以问，近(现)代的狭义的、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论 和古代的认识论有什么差异?或者更直接地说，近(现)代认识论的现代性体现在哪里?
近(现)代认识论最显著的特点是表象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简而言之，表象主 义就是把知识的本性理解为表象。“认识就是精确地表象心灵之外的东西。因此，要理 解知识的可能性和本性，就是要理解心灵建构这类表象的方式。哲学的主要关切就是成 为一种有关表象的一般理论。”[3](p.3)用罗蒂的话来说，这实质上是把人心(mind)理 解为自然的一面镜子(the mirror of nature)。作为自然之镜的心的发明是17世纪的事 情，特别要归功于笛卡儿。知识的表象观是近代以来西方认识论的基本预设，20世纪的 语言学转向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况。罗蒂指出，发端于弗莱格、罗素的20世纪分析哲学， 是近(现)代认识论哲学的一个变种。分析哲学与近(现)代认识论哲学的差异，只在于近 (现)代认识论哲学把表象理解为心理的，而分析哲学则认为表象是语言的。
罗蒂认为，虽然作为自然之镜的心的发明要归功于笛卡儿，但是关于我们心灵的镜式 本质(glassy essence)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视觉隐喻(ocular metaphor)，即把 知识理解观看(正如肉眼通过观看特殊者而获得感性知识，灵眼通过对普遍者的观看而 获得普遍知识)的思想。[3](pp.38-45)在此基础上，古代的认识论和近代的认识论都把 知识看作是人和对象之间的关系(knowledge of)，而不是人和命题之间的关系(
knowledge that)。虽然如此，古代认识论和近现代认识论在对知识的本性的理解上还 是有重大的差异。
对知识的表象主义的理解和近现代科学的兴起有密切的联系。如上所述，近(现)代科 学的兴起改变了哲学的自我理解，引发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从此认识论 成为第一哲学。不仅如此，近(现)代科学还更深入地影响了人们对知识的本性的理解。 泰勒认为，就对知识的理解而言，在古代，“最重要的传统观点是亚里士多德的，即当 我们认识某物的时候，心灵和思想的对象合而为一。当然这不是说它们在物质上成为同 一个东西，而是说它们被赋予了同一个理念”。[5](p.3)这是对知识本性的一种分有式 的理解(particip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knowledge)，由于被赋予了同一个理念， 在认识的过程中，心灵分有了对象的存在。不难看出，对知识本性的分有式的理解是以 理念论为前提的。随着理念论走向衰落，随着机械主义世界图景的广泛流布，亚里士多 德式的对知识的分有式的理解逐渐地变得不可理喻了。近(现)代的机械主义的科学不仅 瓦解了古代的知识观，还直接促成了近(现)代认识论对知识的表象主义的理解。这就是 在机械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待人的认识过程。泰勒认为，在这里，对知觉的看法是一个关 键。“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在机械主义的宇宙中的又一个过程，我们必须认为它包含了 一个关键的成分，即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印象的被动接受。这样，知识就围绕着某种‘外 在’的东西和由这种外部实在所产生的我们的某种内在状态之间的关系而展开”。[5]( pp.3-4)洛克就是这样理解知识的。在他看来，理解人类知识的关键就是要像牛顿研究 物质世界那样来研究我们的“内部空间”，对我们的心灵活动作出机械主义的阐明。罗 蒂对洛克和亚里斯多德对知识的理解的同异作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两人的共同之处 是根据视觉隐喻来看待知识的本性，强调knowledge of之于knowledge that的优先性。 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说亚里斯多德不必顾虑心灵之眼(Eye of the Mind)，相 信知识就是心灵和认识对象的同一，洛克却没有这样的选择。因为对他来说印象是表象 ，所以他需要一种意识到这些表象的机能，一种判断这些表象的机能，而不仅仅拥有它 们。”[3](p.144)一句话，虽然在对知识的理解问题上，古代认识论和近现代认识论都 以视觉隐喻为基础，但是由心的发明而来的内在表象的观念却是近(现)代认识论所独有 的。
和表象主义密切相关是的所谓的基础主义。“知识的基础”的观念事实上为表象主义 所蕴涵。罗蒂认为，一旦我们按照视觉隐喻或者镜子意象来设想知识，那么，一个命题 的真理性就是某种由对象所产生的东西。对象把命题的真理性强加给我们。所谓“必然 真理”意味着对象对我们的“支配”(grip)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这样来思考知识， 我们一定会到达这样一点，在那里，我们感到完全被对象所支配以至无法怀疑。这时， 我们就触及了知识的基础。罗蒂对这一思路作了如下概述：
把这种发展描述为一种线形的序列当然是过于简单化了，但是这或许有助于把原来的 支配性的隐喻，理解为是一种使我们的信念通过使其直面信念对象而被决定的隐喻(比 如证明了定理的几何图形)。在下一阶段，认为要理解怎样能更好地认识，就是要理解 如何提高准视觉机能(即自然之镜)的活动，因此也就是把知识看作是一个准确表象的集 合。然后出现了这样的看法，即获得准确表象的方式，就是要在这面镜子里面，去发现 一类特定的、有特权的表象，它们的强制力是如此地大，以至于它们的准确性是不容怀 疑的。这些有特权的基础将是知识的基础，而将我们引向它们的学科(知识论)将成为文 化的基础。[3](p.163)
这里触及到了近(现)代认识论的基础主义的两层涵义。基础主义的第一层涵义，是指 近(现)代认识论在自然之镜中寻找有特权的表象的努力。这些表象是必然地真的，不容 怀疑的，因此被认为是知识的基础。近(现)代认识论认为，两类有特权的表象是知识的 基础：笛卡儿式的“清楚、明白的观念”和洛克式的“简单的感性呈现”。由此可以看 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知识基础问题上的重要分歧。
基础主义的第二层涵义涉及到的是哲学和文化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上文在讨论哲 学和科学的关系时，事实上已经触及到了这层涵义。“哲学相对于文化的其他领域而言 是基础性的，因为文化是各种知识主张的集合，而哲学则对这些主张作出裁决。它能这 样做，是因为它了解知识的基础，它在对作为认知者的人、‘精神过程’或使得知识成 为可能的‘表象活动’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些基础。……哲学的中心关切是一种关于表 象的一般理论，这个理论把文化划分为较好地表象现实的领域，不那么好地表象现实的 领域以及那些根本不表象现实的领域(尽管它们装作表象了现实)”。[3](p.3)这种把哲 学看作裁决各类知识主张的理性法庭的哲学观发端于康德。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是 一门基础性的学科，不仅对于科学是如此，对于文化的其他领域来说，也是如此。
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泰勒的一个观点作一番讨论。就对近现代认识论的理论特 征的把握而言，泰勒认为，罗蒂强调的是基础主义。[5](p.2)泰勒认为这种看法有很大 的局限性，因此他主张在更深更广的意义上来把握近现代认识论的理论特征，那就是表 象主义或者说对知识的表象式的构想。笔者认为，泰勒对罗蒂思想的描述有失公允，和 罗蒂的思想实际有一定的距离。如上所述，罗蒂对近现代认识论的表象主义有深刻的理 解。在罗蒂那里，基础主义预设了表象主义。寻找知识的基础，就是要寻找确定无疑的 有特权的表象；正因为认识论是一种关于表象的一般理论，它才能成为一种基础性的学 科。两种意义上的基础主义都是以表象主义为前提的。可见，不能说罗蒂只强调了基础 主义，事实上，在罗蒂那里，基础主义和表象主义是一气贯通的。
基础主义和知识的确定性(certainty)问题密切相关。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代认识论 和近(现)代认识论之间的差异。由于心的发明，近(现)代哲学开拓出了一个内部空间， 因此，近现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内省的转向(reflexive turn) ，即转向内心世界。从笛卡儿开始，确定性是某种心灵自生的东西，它内省的转向的产 物。我们可以撇开外物，专注于自身观念的考察，就能获得知识的确定性。如上所述， 寻找知识的基础，就是在内部空间中寻找那些确定无疑的有特权的表象。近现代认识论 的这种内省式的、自生的确定性的观念和古代哲学有很大的不同。泰勒说，“如果柏拉 图和亚里斯多德是正确的，那么，通向确定性的道路就不会是向内的，当然确定性的观 念本身也会不同：它将由那些承认它的那些类型的存在所界定，而不是由对我们的思想 的安排来界定。”[5](p.5)罗蒂也指出，柏拉图“首先发现了George Pitcher所说的‘ 柏拉图原则’，即确定性的差异必须对应于所认识的对象的差异”。[3](p.156)如果说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础主义的差别是两种内在表象的差异，那么，“柏拉图的主要 区别不是关于内在空间中的两种东西的差异，不是两种内在表象之间的差异。……他的 思想本质上是‘实在论的’。由数学真理所引发的柏拉图式的区分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区 分而不是一种认识论的区分，是存在的世界和生成的世界之间的区分”。[3](p.158)
认识论和怀疑主义有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认识论看作是对怀疑主义的 回应。“认识论以智者学派对认识的一般怀疑主义的形式为开端，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因为只有提出了这种怀疑，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才理所当然地被提出来”。[6](p.4)所以 ，近(现)代的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和古代的认识论之间的差异，也表现为古代怀疑论 和近(现)代怀疑论之间的差异。罗蒂指出：“我们应该把有关达到确定性的能力的传统 皮浪主义的怀疑论和笛卡儿通过开辟内部空间而形成的观念之幕的怀疑论区分开来。传 统怀疑论主要为‘标准问题’所困扰，即在避免循环论证或独断论的同时为研究的程序 作证明。笛卡儿认为，他通过‘清楚明白的观念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和 从内部空间到达外部空间的问题，即‘外部世界的问题’没有多少关系，后者对近代哲 学来说是一个典范性的问题。‘知识论’的观念就是围绕着后一个问题发展起来的。” [3](pp.139-140)Michael Williams指出，皮浪主义的怀疑论本质上是辩证的，“皮浪 主义的怀疑论的基础是一种高度发展了辩证法实践：对立的方法”。[2](p.204)对于任 何给定的观点，皮浪主义的怀疑论者都提出一个对抗性观点，由于两个对立的观点具有 差不多相同的说服力，所以相互抵消。这样，对于两个对立的观点，我们只能悬置判断 。具体到证据或真理的标准问题上，因为独断论者似乎有理地(plausibly)主张，确实 存在着某种真理的标准，怀疑论者就提出了相反的论证，这些论证显得同样地似乎有理 。所以，怀疑论者的结论是，不能说是否存在真理的标准。Michael Williams认为，皮 浪主义的怀疑论本质上是一种辩证法的技艺，与其说它预设了关于人类知识的某种理论 观点，不如说它以某种理智环境为背景，其中不同的思想流派相互竞争，难分胜负。不 难看出，这正是希腊化时期的思想世界的特征。在16世纪，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类似的理 智环境的出现，所以蒙田能够复兴皮浪主义的怀疑论。但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理 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物理学越出了意见的纷争范畴，被认为是具有确定性的知识 的典范。在这种情况下，皮浪主义的怀疑论就不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所以，到了近( 现)代，怀疑主义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如果说传统怀疑论围绕着所谓的“标准问题” 而展开的一种辩证法的实践，那么近代怀疑论则是一种观念之幕的怀疑论，是围绕着所 谓的“外部世界”的问题而展开的。Michael Williams这样来描述怀疑论者的形象从古 代到近(现)代的转变：“怀疑论者从一个热衷于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一种主张都要加以 争辩的令人讨厌对话者，转变为一个揭示了一种将成为我们的认识处境中难以治愈的缺 陷的威胁的人：一种植入了‘心灵’和‘世界’关系之中的威胁。”[2](p.205)
以上，我们从知识的本性、确定性和怀疑论三个方面阐明了近(现)代认识论和古代认 识论的差异，从而展示了作为第一哲学的认识论本身的现代性。
三
随着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的出版，近二十年来，在西方哲学界，“认识论的危 机”、“认识论的破产”、“认识论的终结”等成了一个时髦的口号。发端于笛卡儿， 中经洛克、康德，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整个近(现)认识论传统成了众 矢之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对认识论的批判不只是哲学学 科内部的问题，在一些学者那里，它是和对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文化的批判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泰勒的工作是比较引人注目的。
泰勒特别提到了和近(现)代认识论具有历史性联系的现代文化中的三大人类学信念(
anthropological beliefs，即对人类行动的本性的基本看法)：超然脱离性(
disengagement)、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和原子主义(atomism)。“首先是理 想地超然脱离的主体的形象，即他是如此地自由和理性，以至于他能够完全地把自己和 自然的和社会的世界区分开来，这样他的身份就不再由他之外的这些世界中的东西来界 定。其次，由此而来的是一种关于自我的点状观点(a punctual view of the self)， 这个自我在理想上是自由和理性的，试图工具性地来对待这些世界，甚至工具性地来对 待他自己的性格的某些特征，把它们加以改变和重组，以更好地确保他自己以及他人的 福利。再次，是前两大观念的社会后果：对社会的一种原子主义的理解，即把社会看作 是由个体的目的所构成的，或者说最终是可以用个体目的来说明的”。[5](p.7)泰勒认 为，超然脱离的主体的观念，最初形成于经典的笛卡儿式的二元论。但是在二元论瓦解 之后，在当代人对一种关于人类生活和行动的中立的、客观化的科学的追求中，这种观 念依然延续着。点状自我的观念起源于在17世纪的各种政府的理想和对自我的改造，洛 克对此作了重要论述。(注：参见泰勒：《自我的根源》第九章——《洛克的点状自我 》，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在当代，在我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十分强 劲的工具理性和工程模式，就是这种点状自我观念的体现。原子主义的观念发端于17世 纪的各种社会契约论，它不仅在当代的各种社会契约论中得到延续，而且构成了当代自 由主义的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泰勒认为，上述人类学信念是西方现代文化中最重 要的观念，但也是最成问题、最有争议的。它们和近(现)代的认识论传统有一种复杂的 相互支持的关系。因此，对它们的批判反思，必然也将牵连到整个近(现)代的认识论传 统。
泰勒认为，近(现)代认识论传统的最重要的批评者是黑格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 和维特根斯坦。通过对这些哲学家所提示的思想线索的发挥，泰勒对近(现)代认识论传 统以及与之相牵连的人类学信念作了深刻的批判。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泰勒对表象主义和基础主义的批判。泰勒认为，由于人们对表象的 内涵有不同的理解，表象主义有不同的形式。各种形式的表象主义的共同点是接受一种 内外分离的二元论，把知识看作是一种中介性的东西，所以，他又把它们称作“中介性 的认识论”(mediational epistemologies)。“不管以什么形式，中介性的理论设定了 某种可以界定为内在的东西，作为我们对认识活动的贡献，设定了某种能够和外在的东 西相区分的东西。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称作‘内在/外在’的说明(简称为‘I/0’)” 。[7](p.162)这种表象式的、中介性的认识论的关键，是把我们对世界的把握，看作原 则上是可以和所把握的对象相分离的东西。泰勒认为，这种把握和被把握者相分离的情 形也许适用于明确的信念(explicit beliefs)，却不适用于我们日常的应对活动(daily coping)。“如果我们盯着明确信念的媒介，那么这种分离看来似乎是合理的。即使现 在看不见月亮，或者即使它并不存在，如果它是一个虚构的话，我还是能持有关于月亮 的信念，甚至将其呈现在我当下的思想中。但是包含在我的来回走动的能力和控制对象 的能力中的对事物的把握，不能作那样的划分，因为不同于关于月亮的信念，没有它作 用的对象，这种能力便不能实现。没有棒球，我打棒球的能力便无从体现。我能够在这 个城市和这个房间里走动的能力只有通过在这个城市和这个房间里走动来证明”。[7]( p.163)泰勒接受了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的基本洞见，认为明确的、反思性的、概念性 的、以语言为基础的知识“嵌入”(embedded)在非概念的、非语言的日常应对活动之中 。应对活动是原初的、本原性的，明确的信念是后起的、衍生性的。明确的信念只有和 日常应对活动相关联，才能实现它自身。可见，就我们对于世界的把握来说，表象式的 、中介性的认识论，完全是皮相之见，而非探本之论。对于日常应对活动来说，内外二 分的图景根本不会产生。我对世界的理解就处在我和世界的互动之中，不能脱离相关的 环境而存在。“这应当说完全摧毁了表象式的构想。我们对事物的把握不是某种在我们 之内的某种东西，和世界相对待；它就在我们和世界相接触的方式之中，在于我们的在 世活动(海德格尔)或者面对世界的活动(梅罗·庞蒂)”。[7](p.167)
泰勒认为，基础主义的实质是用元素来为整体作证明，在他看来，这是不能成立的。 “笛卡儿—洛克式的基础主义的破产，是因为产生确定性的论证必须从确立元素(不管 其他什么东西是真的，我确信无疑的是：红，此地，此时)来证明全体。但是我们却无 法离析出这样的元素来实现这一点。换言之，某种整体主义挡住了去路”。[8]泰勒认 为，诉诸整体主义是反对基础主义的人们的共识。泰勒式的整体主义有其自身的特点。 在他看来，任何给定元素，即明确信息的片断，是由一个更大的整体界定的，但是这个 整体却不是这些元素的集合，所以基础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这个整体是体现在各种媒 介中的我的世界的意义，其中包括得到明确表述的思想，从未被质疑过的使得明确表述 的思想获得意义的框架，以及隐含在我们的各种应对能力中的理解等等。泰勒认为，各 种媒介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要在明确地得到表述的理解和隐含在应对活动中的我 们对世界的理解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是不可能的。许多重要的对我们的情境的理 解都是多媒介的事件，是明确知识和未得以表述的知道如何(know-how)的结合。
在此基础上，泰勒对上述三大人类学信念作了检讨。泰勒认为，海德格尔对“在世”( being-in-the-world)的著名分析，从根本上瓦解了“超然脱离的主体”的观念。海氏 的分析表明，“我们形成关于实在的超然脱离的表象的条件，是我们必须已经介入了应 对我们的世界的活动之中，和世界中的事物打交道，把握它们”。[5](p.11)人的在世 活动的本质是介入(engagement)，它在本体论上先于超然脱离(disengagement)。我们 “总是已经”处于介入的在世状态之中，只是在某些间歇，才取得对世界的理论态度， 形成关于世界的超然脱离的表象。“甚至在我们对世界的理论态度中，我们也是行动者 。甚至为了对世界有所发现并构造超然的图景，我们必须把握它，做实验，作观察，控 制条件。但是在构成理论的不可或缺的基础的所有这一切当中，我们作为行动者介入了 应对事物的活动中。显然，我们不能以任何其他的方式来形成超然的表象。”[5](p.11 )
点状自我本质上是工具理性的超然脱离的主体。泰勒用“点”这个几何学的比喻，要 表达的是现代文化中的这样一种人类学的信念：“真正的自我是‘无广延的’；它不在 任何地方，而只是把事物当对象装配的力量。”[9](p.257)泰勒认为，海德格尔和梅洛 ·庞蒂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批判了这种把工具性的控制和重构看作自我的本质的观点：“ 海德格尔表明，此在的世界是如何被与他人分享的某种生活方式相关的目的所界定的。 梅洛·庞蒂则表明，我们的行动如何本质上是肉体性的，以及这个活生生的肉体如何是 行动和欲望的各种方向的聚集点，而这些行动和欲望是永远也无法由个人决定来充分地 把握或控制的。”[5](p.13)
对社会的原子主义的理解也受到了猛烈的批判。泰勒认为，这一批判的要旨是强调社 会之于个体的优先性，认为个人的身份是由社会界定的。海德格尔的“共在”观念就揭 示了此在的生活方式本质上是集体性的。18世纪末兴起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体现在在 赫尔德和洪堡著作中的语言学理论，给原子主义以致命的一击。这种语言学理论认为， 言说的能力不在个体而是在言语的共同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批判“感性的确 定性”时，就强调了语言的不可或缺性以及它的整体主义的特质。维特根斯坦在讨论直 指定义时，就指出了语言在确认对象时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纯粹私人语言的不可能性。
总起来说，本文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了“认识论和现代性”的论题：作为第一哲 学的认识论兴起的现代性背景，即近现代的科学革命；认识论本身的现代性；认识论传 统和西方现代性的一些核心观念之间的相互牵连。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认识论和现代性 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本文只是从一个视角出发所作的初步的探讨，进一步的研 究将展示这个内涵丰富的论题的更多的面相。
收稿日期：2004-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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