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民族主义及超民族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9；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7）07—0048—05
毫无疑问，探讨全球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人文科学领域内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当今的中国人文学者对这个话题如此关注呢？因为关于全球化与文化这个问题，确实可以使我们想到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因此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知识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存在，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全球化问题，我们认识到，它给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就在于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逐步渗透到非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趋同现象。南北差距与国内贫富差距加剧分化；一些反全球化的示威者在脸上涂满了像地球仪颜色一样的油漆，以示抗议；还有一些反对全球化的示威者以各种形式的集会和游行来支持世界上的贫困和欠发达国家。因此，在文化上抵制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在抵制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渗透，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对全球化的抵制却滋生了另一种情绪——民族主义。具体地表现在过分地强调民族的本土特征，并以此与全球化相对抗。因此本文认为，我们应当辩证地认识文化领域内的全球化的二重性，以便使我们有效地抓住全球化这一契机来发展我们自身的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
一、全球化的理论建构：中国的视角
关于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研究，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但国内学者对此却知之甚少。实际上，全球化话语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对立物，与现代性以及其自然延伸和悖逆——后现代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把全球化当作一种历史文化批评的话语来考察的话，它对于有着鲜明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性，起着强有力的消解作用和批判作用。因此全球化在我们中的不少人看来，是一种西方化，而在不少欧洲人看来，它又是一种美国化。因而它在欧洲遭到的抵制并不亚于在中国所受到的反对。
对全球化这一过程的开始，我们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公元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公元1492年，也即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所开始的资本的运作和向海外的大规模扩张。而在文化方面，各民族的交流则开始得更早。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描述了资本的大规模海外扩张后，特别意味深长地提及了文化知识生产方面的全球化现象：“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 马恩在此提出的关于世界文学的构想，主要是受到歌德1827年和艾克曼的谈话中提出的关于世界文学之构想的启迪。歌德在读了一些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作品后，深有感触地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什么，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促使它早日来临。”[2]（P.220-221）因此，世界文学的概念作为一种文化建构，是一个不时地促使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去想象、去进行新的建构的乌托邦。
提到世界文学，也许有人会将其与目前出现的文化上的趋同性，亦即“全球一体化”的文化相提并论，其实这二者是很不一样的。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实际上代表了当前各民族文学的最新发展方向，同时又保留了各民族各自特色的一种世界性的、全球性的文学。因此，文化全球化≠文化趋同性。相反，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的多样性特征更为明显。
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明确指出，而且在那时也不可能指明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文化上的趋同现象。但是，他们却隐隐约约地向我们提出，全球化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只存在于经济和金融领域里的现象，它在其他领域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说在文化上也有所反映。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使得原有的封闭和单一的国别——民族文学研究越来越不可能，于是比较文学就应运而生了。应该指出的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文学”，而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和历史沧桑之后，比较文学的最后归宿仍应当是世界文学，但这种世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大大地扩展了。
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进程中往往呈现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的扩展，原来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但随之也出现了第二个方向，亦即全球化的渗透，从中心向边缘运动，同时也导致了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因此这种运动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互动的双向运动。这第二个方向就体现在，原先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也即反殖民性或非殖民化。用霍米·巴巴的话来说是一种“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的策略，亦即与全球化逆向相悖的另一个过程，或者说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
尽管全球化在西方学界已得到了多视角的研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理论建构，但我这里仍想以中国的文化知识实践为出发点，从下面七个方面较为全面地重新审视全球化现象并提出我本人的理论建构。
首先，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经济上的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国的经济运作依照某个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的统一法则而进行。资本的向外扩张无疑导致了国际劳动分工制度的形成，为了避免生产上的不必要重复，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具有较高质量和知名度的产品之品牌可以远远超过国家和民族的疆界在世界各地行销。它一方面可以刺激落后民族的民族工业进行技术更新，另一方面则无情地导致原有的民族工业体制的解体。因此全球化在部分欧洲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遭遇到的反对声之高涨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见解，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始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及由此而开启的资本的向海外扩张。这一历史进程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逐步达到其高涨时期，资本主义也因此而进入其晚期阶段。但是资本主义进入晚期并不意味着它即将寿终正寝，而是依然有着两个发展方向：一是按照其必然的逻辑而真正走向最终的寿终正寝；另一种可能性则体现在它通过某种自身内部机制的调节后再度焕发出新的生机。目前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暂时繁荣就是这第二种可能性带来的必然后果。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逐步地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资本主义最终将走向自然的消亡。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过渡时期并不是短暂的，而是漫长的，循序渐进的。
其三，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由于全球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有了多种自由的渠道，过去那种国家干预金融交易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被自由贸易方式所取代。与其相伴的则是市场制约大大高于过去的政府干预，于是全球化便成了一个打破民族——国家疆界而无所不及的“隐形帝国”。这一经济帝国和文化帝国所采取的策略不同于以往的帝国主义侵略实践，它对民族——国家的介入性“侵略”往往是一种“渗透式”的，而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和全球治理则终将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而逐步实现。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十个民族和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大国，民主的实现只能是逐步的和渐变的，任何突变将必然导致新的混乱和民族冲突。
其四，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目前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所热烈讨论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将其视作一种批评概念，以此来抨击日益陈腐的现代性/后现代性概念。也就是说，全球化消解了人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二元对立，并与这二者有着某种交叠，从而打破了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为人们建构另一种或另几种形式的现代性奠定了基础。但是全球化所形成的新的帝国的中心已经转到了美国，所以今后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毫无疑问应转向对美国中心主义的批判。而在西方语境之外建构另一种形式的现代性则客观上起到了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作用。
第五，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正如霍米·巴巴所指出的，民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叙述，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也是如此。全球化既体现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大同世界的憧憬，更体现了某种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向全世界扩张。全球化是一种宏大叙述，根据这种叙述，传统的民族和国家的人为疆界被打破了，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化正在取代政府的权力，文化上也出现了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渗透和弱势文化对之的反渗透。民族文化身份变得日益不确定，单一的身份为一种多元的身份认同观所取代，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和流散写作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第六，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全球化体现在文化上的特征实际上也说明，它也和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一样，是一种文化建构。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讨论全球化都离不开自己对这一现象的文化建构，所以建构一种“全球化的文化”（a culture of globalization）已成为所有研究者的一个目标。对于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且在同一个平台上与自己的学术同行进行对话和讨论，无疑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的理论争鸣更具有活力，并最终导致绝对意义上的创新。
最后，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鉴于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介入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使得全球化已经逐渐发展演变成理论家们经常使用的一种论辩性学术话语。在这方面，我同意罗兰·罗伯逊的看法，即在对文化现象进行理论描述时可用全球性来取代全球化，而且这种全球性的出现大大早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因为前者更适合用来描述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走向。
既然全球化已经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它引起我们的研究兴趣也就是必然的了。此外，既然文化上的全球化过程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后果，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来研究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在这方面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考察文化民族主义问题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二、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民族主义反思
尽管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它在内地和港台地区所引发的讨论也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但是国内仍有不少学者常常将其与传统沿袭下来的精英文化的研究相混淆。因而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甚至错误地认为，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天然就是对立的，更有甚者，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标志着文学研究的末日。在此我认为有必要作一限定和澄清。
本文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一个从英文学界引进来的概念，是对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以精英文学为对象的“英文研究”（English Studies）的一种反拨。其原初的表达就是Cultural Studies，也即这两个英文词的开头用的都是大写字母，意味着它已经不是泛指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专指目前正在西方学术领域中风行的一种跨越学科界限、跨越审美表现领域和学术研究方法的一种话语模式，或者新的一个反体制、反理论、反精英文化的“准学科”。它崛起于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崛起的标志是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或者说它实际上是一种伯明翰学派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后来，文化进入英语世界其他国家后产生了不少变体，其发展方向越来越趋向多元。既然文化研究是在英语世界崛起的，那么它在其他语种中并没有固定的表达，所以，我们只好按其字面意义将其翻译成中文的“文化研究”。
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并不是那些写在书页里高雅的精致的文化产品——文学，而是当今仍发生着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它包括社区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时尚和影视文化、传媒文化，甚至互联网文化和网络写作等等，这些都是每天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的，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影响的文化现象。同时，它也研究种族和民族问题、性别政治、身份认同、流散现象及其写作等等。总之，在过去的精英文化领域内所有受到排斥的“亚文化”现象都成为文化研究学者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因此文化研究的边界是宽泛的和模糊的，它经常“侵入”其他学科，有时甚至对其他学科构成有力的挑战和威胁。这样看来，认为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相对立也不无一定的道理。但问题是：究竟这种对立是人为造成的还是天然形成的？
在以往的文学研究者看来，我们所研究的文化应该是高雅文化的结晶——文学作品，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如果在英语世界追溯其本源的话，应该是从早期的文学研究演变而来的，特别是始自英国的新批评派学者F.R.利维斯的研究。利维斯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其精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始终认为，要想提高整个劳动人民的文化修养，必须开出一个文学名著的书目，让大家去阅读这些名著，通过对这些文学名著的阅读和欣赏而达到向广大劳动大众进行启蒙的作用，最终使人民大众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
而我们今天的指向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则正是从早期的精英文化研究那里发展演变而来的。伯明翰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早先也是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尽管他们的主要注意力后来都转向了文化研究，但学界却无法否认他们早先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卓越建树。而雷蒙德·威廉斯本人则更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他同时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内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由此可见，认为文化研究天然就与文学研究相对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鉴于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反体制性”（anti-institution）和“批判性”（critical）。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英国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以及美国的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和兴盛起到了很大的导向性作用。正是他们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来讨论文学，从而大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地，同时也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建构了一种文学的文化（literary culture）。
由于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和“指向大众”等特征，所以它也包括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其中来自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近年来在当代文化研究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关注民族问题，特别关注那些长期受到压抑的少数民族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但文化研究学者对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的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民族，正如霍米·巴巴所中肯地指出的，“就像叙述一样，在时间的神话中失去了其源头，只是在心灵的目光中才意识到自己的视野。这样一种民族的形象，或者说叙述，也许不可能那样充满浪漫情调并极富隐喻特征，但正是从那些政治思想和文学语言中民族才在西方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历史概念而显露了出来。”[3]（P.1）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来，作为一种独特的承担了民族叙述的文学确实曾经为民族这个概念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民族文学历来是许多国别文学研究者毕生的研究课题，即使在比较文学诞生之后，民族/国别文学研究仍有着极大的声势。但在全球化的时代，由于民族——国家疆界的模糊，民族/国别文学的研究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壁垒森严，它常常也“越过边界”，进入到比较文学的疆域，或在理论上上升到总体文学的视野，或从民族/国别文学的案例出发讨论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问题。因此全球化使我们在思维方式和想象力方面也有了较大的突破，这一点恰恰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不能及的。正如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所中肯地指出的，“民族主义是通过重新记忆建构起来的集体想象的产物。去除这种占有性的符咒是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任务。但是，想象就如同身体一样，需要接受训练以便从这种艰苦的过程中感受到乐趣。”[4]（P.32）可以说，比较文学的兴起也使得我们文学研究者的学术想象力得到了解放：民族文学已经没什么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因此它也需要我们去建构一种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概念。
当然，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民族主义的情绪可以把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起来，进而转化成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巨大动力。而文学艺术作品正是这种艺术想象力最为集中和形象的体现，因此，在战争的年代，文学作品有时甚至被等同于一种武器。这一点尤其可以在前苏联的一些描写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以及中国的描写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中见到鲜活的例子。对于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主题，我们的精英文学研究者往往在注重其文学技巧的同时却将其忽视了。而文化研究者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最为关注的正是文学作品中隐匿着的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等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性的成分。通过对这些成分的关注和分析提出我们的批判性见解。因此，考察并研究文学中的民族主义应该是文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既然比较文学所关注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超越语言、民族/国家乃至学科疆界的文学的研究，那么与文化研究融为一体的当代比较文学在突破了民族主义的局限后应当作出何种理论建构呢？当前在西方理论界讨论得很热烈的所谓“超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但即使讨论这种超民族主义也应当立足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实践。
三、走向一种超民族主义的建构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大概可以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即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不应当全然对立。民族/国别文学也不应当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相对立，对于这一点西方的不少有识之士早已有所认识。在当前的西方文学理论界，就有相当一批著述甚丰的精英文学研究者，已经开始自觉地把文学研究领域扩大，并引进文化研究的一些有意义的课题。他们认为，研究文学不可忽视文化的因素，如果过分强调文学的形式因素，也即过分强调它的艺术形式，就会忽视对文化现象的展示。所以他们提出一种新的文化研究方向，也就是把文学（text）的文本放在广阔的语境（context）之下，最后达到某种文学的超越，这就是文学的文化研究，或一种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建构。我认为这一方向也许是使我们走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二元对立这个死胡同的必然之路，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都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
辩证地说，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现同时带给我们两方面的影响。它的积极方面体现在它使得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更为直接地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发指令性的号令来规定。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后果也有消极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生产，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创作，变得日益困难，如果处理不当，最终有可能导致新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等级对立。
所以我提出的一个策略就是，面对全球化的强有力影响，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要顺应这一潮流，即承认全球化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对这一大的趋势是无法抗拒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只是跟着它跑，因此正确的态度便是，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本质的前提之下，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契机来大力发展中国文化，使得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广为传播成为可能。这样看来，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仍抱残守缺，死守民族主义的阵地，将会妨碍我们想象力的发挥，使我们在一个竞争的机制下失去更多发展的机会。这一教训我们完全可以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出。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文学深深地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以至于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中国学者认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个西方文化殖民中国文化的历史，他们特别反对“五四”运动，因为正是“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先河，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先河。而且正是“五四”运动在大力批判民族主义的同时，把中国的大门向西方大大地敞开了，最终导致了大量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的蜂拥进入中国，使得中国的民族文化机制大大地被破坏了，甚至中国的语言体系也被大大地“欧化”或“西化”了。
“五四”时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就是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化学术思潮、理论大量被翻译成中文。这对于刺激中国作家的艺术想象力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鲁迅当年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小说创作只是在读了百来本外国小说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之基础上开始的，此外什么准备都没有。当然对于鲁迅这样国学和西学功底都十分深厚的大作家和大思想家，提倡全盘“西化”只是一种策略，并不意味着就会破坏他们作品中的中国人固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在《阿Q正传》等小说中，鲁迅的这种“怒其不争”、“恨其不奋”的民族主义情绪正是体现在他对阿Q身上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的劣根性的深刻批判。还有另一些“五四”运动的干将，包括胡适，郭沫若，他们通过大量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对传统的中国文学进行了有力的解构，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所以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上，翻译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正是这些通过翻译而转化为新的创作动力的产物——文学对于一种新的超民族主义的建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从今天的观点来重新审视“五四”运动的功过得失，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年“五四”旗手们在大力引进西方理论和文化思潮的同时，忽视了向国外推介中国的文化理论和文学作品。因此他们在批判民族主义的同时，又使我们进入了“殖民主义”的误区。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可以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不仅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大地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文化上的全球化也使我们得以利用这一契机大力地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在这方面，弘扬一种新的类似“世界主义”视野的超民族主义，应该是我们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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