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坛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中国化发展
——基于先秦史学研究范式创新的视角
赵麦茹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摘 要 ：先秦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得益于对原有僵化思维的突破，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具理性的科学运用。当前转型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更加凸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发展既离不开其工具理性，也必须与中国本质元素紧密结合。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具理性；先秦史学；研究范式创新
长期以来，受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演化与路径抉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思想市场和意识形态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深刻影响了近几十年来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先秦史学研究也不例外。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具理性，成为各学科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抑菌活性测试采用药敏纸片法和二倍稀释法[7-8]。将香蕉枯萎病菌（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提供）涂布到YPD培养基（酵母浸膏10 g、葡萄糖20 g、蛋白胨20 g、琼脂20 g，自来水1 L）。吸取样品10 μL于直径为6 mm的滤纸片上，待纸片干燥后将其贴于培养基上，倒置于28 ℃培养箱中，培养时间为12～24 h，观察是否产生抑菌圈。酮康唑为阳性对照。对有活性的化合物继续以二倍稀释法测定其最小抑制浓度（MIC）。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及其工具理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特征之一在于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这种方法论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是马克思、恩格斯等对当时历史变迁及人类实践的深层思考，认识到这一点并将之放在经济思想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有助于我们对之进行客观理解和科学定义，这在学术研究中非常重要。
(一)经济思想史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缘起
以经济思想史的宏大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当时西方社会激烈的社会冲突和现实矛盾，对包括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为代表的人类优秀文化成果进行批判性借鉴的成果。以当时共产国际运动的发展来看，随着工人阶层的崛起与壮大，工人运动的此起彼伏，马恩思想的出现也成为一种必然，说到底，马恩思想是基于西方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实践而言的，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来阐释世界并对未来人类走向做出了预判。
整个高职院校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功能模块设计中，首要进行的一项设计工作就是针对图书资料的存储功能模块设计，只有保障了将图书资料存储记录到图书馆管理系统中，才能按照图书馆管理系统应用中的功能设计，将图书资料存储到管理系统内部存储芯片中。同时在图书资料存储功能的应用过程中，还应该将图书资料查找中的浏览、分类化检索以及对应的查阅、扫描、打印等功能模块建设好，这样才能保障整体的高校图书馆管理系统建设优化能力提升[3]。
教师的爱不是无原则的，而是一种理智的爱。然而不是所有的教师都能真正做到热爱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热爱自己的学生。在现实中，我们身边就有一些教师对自己职业的操守和职责不够清晰不够重视，缺乏教师职业相应的道德品质。没有责任心，更没有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背离了教书育人的核心。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利益的驱使把学生分为不同的等级，不能面向全体学生，不能一视同仁，更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个学生，而是偏爱某些学生。这样的“师爱”是病态的，是不道德的，不仅会失去积极的作用，还会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影响。这一现象在教师中还是普遍存在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表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一个历史的动态演变过程。追根溯源，影响马克思的学术思想众多：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未来的畅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等等。通过对这些思想的科学借鉴，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和剩余价值论基石上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根据其手稿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卡尔·考茨基则在恩格斯去世之后又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体系正式建立。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演化[注]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的划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经五个发展阶段：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创立形成时期；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经历研究挑战的发展阶段；十月革命胜利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广泛传播和发展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发展的曲折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大挑战中实现重大创新的阶段。 ，其影响也忽强忽弱。
把马恩思想放在经济思想史发展的脉络中，马恩思想仅是当时西方思想市场的产品之一，是各种试图解释现实世界的声音及理论之一。因为主张阶级斗争，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其归入激进学派，并对其理论进行了各种批判。布鲁和格兰特等人在肯定马克思经济学贡献的同时，又认为其劳动价值论、剥削理论、资本积累理论、阶级斗争观点均“存在严重的缺陷”[1]。但就影响而言，马恩思想一经产生，便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为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工具，甚至大大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生态和世界政治地图。巴黎公社起义、十月革命、二战后的华约、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奇迹，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产生如此强大的现实观照，其实践指导价值不容小觑。
（五）疫苗选择或使用不当 免疫接种时加抗菌素、剂量不够、接种方法不对，另外疫苗的质量、运输、保存不当都会造成免疫失败。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具理性
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脉络，非常有助于我们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具理性。虽然它只是诸多思想体系中的一种，但却以其严谨的逻辑演进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理性工具。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具理性、具备科学解释力的一些西方史学、人类学、文化学、考古学等领域的理论范式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如法国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美国以赛维斯为代表的酋邦理论、荷兰以克列逊为代表的早期国家理论等等，对这些理论的引入介绍、理性借鉴与创造性应用渐成气候，这也促使中国先秦史学研究呈现出多元理论碰撞与争鸣。
即使抛开政治立场和社会理想，仅就前两点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已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个世界和万物规律的理性工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值得称道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2]。同时，既强调万事万物之间的普遍整体联系，又精准地从中剥离出理解其联系的关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3]。这两点结合起来，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具价值贡献。
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僵化理解与先秦史学研究的艰难探索
长期以来，恩格斯关于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的产生——成为中国学者讨论中国国家起源的依据，这也大大局限了中国先秦史学的理论探讨。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的确提及国家形成的两点依据——按地区划分其国民和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利的设立：“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5]但不应忽视的是，恩格斯是基于古希腊、古罗马和日耳曼国家形成的历史而总结出这两点的，是基于完全不同于东方社会历史的西方社会历史演化而总结出来的理论。而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具有浓厚的氏族血缘特征，地域组织产生的时间较晚，战国时期变法思潮中产生的郡县制当为地缘政治和地域组织的标志，如果生硬地套用这两个标准，中国古代社会国家的产生时间将较晚，夏是否是中国国家形成时期也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改革开放后，学术界也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学者们开始反思：中国到底有无奴隶社会？中国的社会形态一定要按照西方的经验来解释吗？社会形态之外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等在内的诸多有价值的内容是否该被纳入讨论范围重点研究？进而有学者对五种生产方式说的科学性也产生了质疑，大家开始意识到“五种生产方式说”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为了服务于其路线斗争所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本土化发展，并非原来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内容。理论探索的枷锁被打破后，先秦史学的研究才迎来了长足的发展。中国无奴隶社会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拥护，晁福林、沈长云、张广志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对西方史学、考古学、文化学等理论的借鉴开始蔚然成风，先秦史学的研究生态也因此迎来了新的格局。
(一)五种生产方式说与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界定
五种生产方式说，即我们非常熟知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说，人类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最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各个阶段的生产方式与其社会性质紧密契合。长期以来，五种生产方式说成为指导中国先秦史学研究者的不二法则，加之毛泽东当时有一个基本判断，认为中国大概是在周秦之际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这两者结合起来，使得当时的先秦史学研究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争论古史分期问题上，虽则形成了各种意见[注] 最有影响的是范文澜、翦伯赞的“西周封建说”、郭沫若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另有秦统一封建说、春秋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北朝封建说等。参见胡钟达《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载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但均没有突破前两种基调，稍有逾越，则会受到冲击，如否定奴隶社会的雷海宗、李鸿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批判。而且因把大量精力聚焦在分期及社会性质、阶级斗争问题上，导致研究范围过窄。甚至于为了迎合五种社会形态说，对不利于此说的史实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沈长云对这种局限性进行了专门的总结论述[4]。
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具理性，离不开对这种理性的科学定义。正如前文所述，如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放在经济思想史发展的脉络中，我们会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有其适用性和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思想与论断是基于他们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实践、针对当时的社会矛盾而言的，况且他们所搜集到的资料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会导致其某些具体的言论不一定就具备科学的理性。如他们预测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会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首先实现，这与后来十月革命首先爆发在俄国的现实实践并不吻合。可见，如果要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具理性，一定要客观区分其方法论精髓和具体的理论观点。
师者，父母心。在学生面前，教师必须是天使，是最值得信任的人。我们每做出一项教育行为，首先要想到的是它会落到“人”的身上。你的做法对，就会鼓励人、感动人；像周某一样粗暴，就会激怒人、伤害人。善意之所以可贵，不仅仅在于它容易被人接受，更在于它在终极上能使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促进师生之间的融合。
(二)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与中国国家起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发展本身也历经曲折，影响这种历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源流主要有两个：来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和来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且因传播过程中的思想诠释与交锋，这两种马克思主义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来源国本身的特色。中国学者在接受并应用这样的理论作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学术问题时，如不对之加以分辨而僵化理解，就容易产生各种问题。先秦史学研究中的艰难探索可作为有效的案例来说明这一点。
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对不同地区文明的产生路径的论述受到重视，东方亚细亚社会的异质性特质被剥离了出来：“从古代社会产生的路径而言，各式古代的文明小孩，在其出生时也有区别”[6]，对不同文明产生方式应加以区别对待，进行“同情之理解”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对国家形成标志的修正也随之出现，“一是阶级或阶层的存在；二是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7]，按照这种观点，夏商无疑是中国国家的形成时期，中国文明阶段的源头得以向前延伸。
由以上两个案例可见，造成先秦史学研究的艰难局面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僵化理解不无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就强调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主张动态地辩证地考察这种联系，为了迎合一种观念而扭曲现实的物质实践，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宗旨。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具理性的科学运用与先秦史学理论范式的创新
结合中国30余年先秦史学研究不难看出，先秦史学研究领域的蓬勃局面与先秦史学理论范式创新不无关系，而先秦史学的理论创新又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具理性的科学运用，得益于对原有僵化思维范式的突破。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具理性的科学运用
经过分析LL条件下周期为23.35±0.11小时，DD条件下的周期为23.58±0.10小时，均为近24小时的周期节律。LL条件下的相对振幅 1.05±0.03，DD条件下为 1.16±0.03。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其体系的工具理性和方法论精髓，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最值得借鉴的科学工具。只有全面掌握这种工具，就可为我所用，并多了一种与这个世界对话的有效途径。
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具体的理论观点，很多因素都可能对之产生影响并使其不太客观，这是完全正常的。要保证每一个观点、每一个预测、每一种判断都完全正确，这只有神才能做到。一般而言，凡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满足这些条件：掌握完全信息、运用完全科学理性的方法、具备完全理性的行为主体，这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同样也不可能做到。所以仅凭马克思、恩格斯在某些前提假定或基于某些特定材料而得出的一些结论，就将之生搬硬套到中国的历史演化之中，而且不敢稍有逾越，这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强调的唯物史观，不具备科学理性。
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王震中受美国人类学家艾尔曼·塞维斯在解释国家起源时的酋邦理论和弗里德的社会分层理论等理论范式的影响，在其《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初步不平等及社会分化的中心聚落→都邑国家→复合制的王国→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并将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概括为“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和三种形态”[9]，这种解释被晁福林、王坤鹏誉为“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社会复杂性演化过程的一次深入的有重大学术创新意义的探索”[10]。
(3)对高风险患者落实防范措施。对评估出的高风险患者书写交班报告,内容包括为高风险类型、分值;告知家属患者存在高风险及家属24小时陪护的
(二)先秦史学理论范式的创新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征有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为核心的经济分析体系；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政治立场；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其归结为激进学派的依据一般是就后两点而言的，而当代中国恰恰是因为后两点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长期坚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注定马克思主义将在以后的中国发展与转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因此，要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具理性，一定要突破本本主义和僵化思维。先秦史学理论范式的创新和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就得益于对原有僵化思维的突破，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具理性的科学定义和借鉴。晁福林近三十年来先秦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绩，也归因于“对此前三十年相关研究范式的超越”[8]，学术研究不再是政治的脚注，而应回归学术本身。
同样，晁福林受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的启发，对先秦的社会形态进行了重新的解读，他认为在考察如此复杂的社会形态时，不能用一把尺子或一个单一的标准，而应该考虑用多把尺子或多个标准，而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恰恰强调的是诸如地理、经济、社会心理、社会组织等多因素的“网络结构”，以布罗代尔的理论为依据，他得出其考察先秦社会性质的一个基本思路：“西方古代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氏族解体为其明显标志；而中国古代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氏族不仅长期存在，而且还有所发展”[11]，并认为中国的氏族时代滥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战国时期临近尾声，至秦统一六国终结。这种理论创新无疑是对原有五种生产方式说及“周秦之际”判断的一个重大突破。
类似的理论范式创新在三十多年的先秦史研究中层出不穷，成为先秦史研究的一个鲜明特征。除此之外，先秦史学研究的对象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古史分期、阶级斗争、社会性质等领域，更多的诸如先秦社会思潮、哲学思想、社会思想、社会与文化转型、社会变革、宗教思想、技术变迁、礼乐文化、生态环境等内容都进入先秦史学研究者的视野。丰富的研究内容进一步为先秦史学的理论范式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加之新时期诸如“上博简”、殷墟甲骨、西周青铜器铭文等考古资料不断涌现，新材料与理论创新的互动更加完善。沈长云在总结新时期先秦史研究成果时，将“理论创新”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视为推动先秦史学研究不断发展的两大引擎[12]，其实，这两者的互动更值得我们关注。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的先秦史研究成果一批批被翻译过来，这些学者一般都具备国际性视野，在研究中注重借鉴诸如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各学科的成熟理论范式，且能以中西比较的方法进行研究，如史华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2004)、葛瑞汉的《论道者》(1990)、安乐哲、郝大维的《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费正清、赖肖尔的《中国传统与变革》(2012)、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2006)等。这些成果被引入国内后又进一步开拓了国内先秦史学研究者的视野，并进而促进了先秦史学的理论创新。
同理，可以得到F3=…=Fn-1=Fn=qL和Fn+1=qL/2，即伸杆的每一段均由左右两个支撑承担。考虑到伸出端具有配重 ，则对以上求解结果进行修正，可得F1=G+qX/2。
四、转型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当代价值与中国化发展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从传统小农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化的社会大转型时期，中国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种转型背景下的决定性作用及重大理论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以经济史学的眼光来看，中国的社会转型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就已启动。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这次碰撞中，中国以惨败告终。之后，历届的中国政府都走在“求富”“强国”的路上，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无不如此。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式开始，此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与中国的历史走向一路相随。当前，中国的转型还未完成，伴随着改革开放又出现了诸如贫富分化加剧、分配失衡、权利寻租等社会现象，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中国学者中引起热议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触及了在中国国内同样严重的分配失衡问题，在中文版序言中，皮凯蒂强调“中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寡头”[13]，而这种严重的分配失衡与有损公平正义的社会现象与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冲突。
在这样的背景下，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之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另外两个根本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政治立场和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越是问题众多，越是到了转型的关键时期，就越是考验当政者的智慧和勇气。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恰恰因为这两个基本特征为当政者提供了最好的理论工具，其政治立场和社会理想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所应该追求的。因此，不难想象，在现在和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的重要指导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发展
任何一种外来理论，如果想要在引入地取得发展，肯定要与当地的本质要素进行融合，进行一定的本土化发展，否则无法生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从其在日本、俄罗斯和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也不难看出这一点。
从先秦史学的理论创新和史学研究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想在中国本土取得长足的发展，就必须紧密地联系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异质性中国元素应该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工具理性充分结合，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必然令人瞩目。
参考文献 ：
[1] 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第8版[M].邸晓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70.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4.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
[4] 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J].历史研究，2000(4).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6]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
[7]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7.
[8] 晁福林.关于近三十年先秦史研究范式的超越与重构[J].史学月刊，2011(11).
[9] 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63.
[10]晁福林,王坤鹏.解读中国国家起源的新模式[N].光明日报，2013-11-18(15).
[11]晁福林.论中国古史的氏族时代——应用长时段理论的一个考察[J].历史研究，2001(1).
[12]沈长云.改革开放30年的先秦史研究[J].史学月刊，2008(11).
[13]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8.
[责任编辑 王银娥 ]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e Prospective of Innovation in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Pre -Qin Historiography
ZHAO Mai-r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 ’an 710127,China )
Abstract : The innovation in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the Pre-Qin historiography benefits from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original rigid thinking and the rational scientific applica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Under the current transitional background, the curren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highlighted. Beside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not only inseparable from it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but also must be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Chinese intrinsic elements.
Key words :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Pre-Qin historiography; innovation in the research paradigm
中图分类号 ：F091.91；K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00(2019)01-0066-05
收稿日期 :2018-06-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智慧及其现代价值研究”(17BJL027)
作者简介 ：赵麦茹,女，陕西西安人，经济学博士，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
标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工具理性论文; 先秦史学论文; 研究范式创新论文;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