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升学竞争激烈的根源与学生“减负”浅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说论文,竞争激烈论文,根源论文,我国论文,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通过高考选拔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但是较长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小学升学竞争日益激烈，学生负担日趋沉重。从世界范围看，东亚国家升学竞争的激烈程度要高于其他国家；而在东亚范围内，我国升学竞争尤其是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又大大高于东亚其他国家。笔者认为，寻找升学竞争激烈之根源，是我们冷静面对现实，正确采取对策，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基础和前提。
根源之一：特殊文化传统中的特殊精神需求
东亚国家激烈的升学竞争与东方传统文化亦即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华传统文化一向非常重视功名荣耀等精神因素，在义利面前的价值取向是先义后利。众多家庭殷殷“望子成龙”，而“龙”的标准，则主要是看功名的高低。求学受教育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获取功名，其次才是为了得到利禄，即追求功名荣耀的精神需要是主，满足谋生的物质需要是次。在中华文化圈内，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孩子们虽然多能接受高等教育，但为了进入更著名的大学仍必须激烈竞争，甚至在学前教育时就开始受到升学竞争的早期训练。这里固然有浅层的谋生的物质需要——越是名牌大学，其毕业生越可能获得较高的物质回报；但也有中华传统文化带来的功名荣耀的深层精神需要——越是名牌大学，其学子和家庭越具有一种荣耀自豪感。中华文化圈中的国家常常将这种精神需求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不惜以牺牲物质需求为代价来满足这一需求。
与西方国家相比，西方人求学受教育的目的主要是“物利”，只要有实惠，学校名气和文凭无所谓；而东方人求学受教育的目的则是“功名+物利”。为了功名荣耀，东方学子们鲜能像比尔·盖茨和微软公司现任执行总裁史蒂夫·包尔默(Steve Ballmer)那样在兴趣与物利的驱动下毅然放弃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样的顶尖名牌大学的文凭学位而去办公司。可见，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东亚国家的升学竞争要比西方国家多一种特殊的精神动因，这就使竞争更为激烈。
特殊文化传统中的特殊精神需求是东亚国家升学竞争激烈的重要成因，而我国升学竞争之所以更为激烈又同时源于以下两大原因。
根源之二：特殊文凭制度和特殊经济环境中的特殊生存需求
所谓特殊的文凭制度，就是我国文凭与待遇紧密挂钩，文凭本身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一个人一旦取得某种文凭便可享受相应待遇、受益终身。待遇如果主要与能力水平挂钩，就自然促使竞争者将其竞争分布于人生的各个阶段，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而待遇主要与文凭挂钩，竞争者就会将竞争重心放在取得文凭特别是高等学校入学前的竞争上。
所谓特殊的经济环境，就是我国经济水平还不高，尤其是城乡差别巨大。而特殊的文凭制度与城乡差别巨大这一现实之间则形成强烈的反差。数量巨大的农村学生为了摆脱农村的不利生活环境，跳出“农门”取得城市户口和“铁饭碗”而拼命苦读。因为在其心目中，只有拼命苦读考取大学才是惟一出路。
从一省看，江苏省南部地区经济实力雄厚，乡镇企业发达，城乡差别不大；而苏北地区城乡差别仍然较大，因而苏北地区升学竞争的激烈程度就明显高于苏南地区。
农村学生拼搏式的竞争态势成为整个升学竞争的加速器——面对农村学生的拼命苦读，城市学生为了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只有同样拼命苦读，才不至于在竞争中落后。这就使得整个基础教育的学生、家长、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都产生很大压力。
根源之三：特殊人口条件下的特殊家庭期望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独生子女政策。90年代以来，独生子女已大量进入学龄期。一般说，家庭对独生子女的关爱程度都很高，同时对其成才的期望值也很高。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由于“文革”的耽误，而使自己失去“成龙”“成凤”的机会，于是转而将这些期望更多地寄托于自己的下一代身上。这产生的正面效应是，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对子女的智力投资的热情更高。但同时，这种特殊人口条件下的特殊家庭期望也使升学竞争更为激烈，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心理负担也明显加重。
三方面因素构成的合力使我国升学竞争在目前阶段显得更为激烈。当然，这些因素分别处于不同状态：有的处于衡稳状态，例如传统文化因素，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往往具有较大的稳定性，要使之有所改变，必须经过长期反复的宣传教育和引导；有的处于缓解淡化状态，例如随着考试制度的改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文凭制度因素和城乡差距因素的作用力正在减小，当然，其改革的力度还不足，其差距缩小的速度还不快；有的暂时处于上升强化态势，例如独生子女因素，因为在未来一个时期，进入学龄期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此因素的作用力也就不断加大。鉴于此，对这几种因素，我们要恰当认识，恰当对待，并因势利导，采取相应的对策。
——对于中华文化传统“望子成龙”、追求荣耀的精神需求，需要着眼于两方面：首先，既要对其重视又不必过虑。这是因为，精神需求是比物质需求更高级的需求，追求健康的精神满足并不是坏事。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也都存在类似情况，这可以说是东亚文化的一种特色。而事实表明，东亚的基础教育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后，升学竞争仍会继续存在，因为传统“成龙”的竞争又将在新的领域和起点上展开。其次，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追求精神需求，要作积极引导，防止其极端化。要教育全社会树立新型人才观，使人们充分认识到，所谓的“龙”，应该是多类型、多样化的，是可以通过多途径达“成”的，不是只有上了大学才能“成龙”。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要努力使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观念深入人心。
——对于城乡差别因素和独生子女因素带来的对升学过分强烈的期望及其产生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暂时的和特殊的历史阶段。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城乡差别的不断缩小，随着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的实施，这些因素引起的问题和矛盾，最终将逐步趋于缓解和淡化。
——对于特殊的文凭制度，则亟需进行改革，要迅速打破文凭与待遇紧密挂钩的坚冰，打破“铁饭碗”的旧制。在人才任用上，逐步淡化文凭本身的价值，真正重视人才的水平、能力，而不是只看一纸文凭。要使人的竞争不再高度集中在取得文凭前尤其是高考前的基础教育阶段，而是将竞争分布于人生的各个阶段。
对我国升学竞争激烈的现状，要冷静分析，认真应对，积极改革。相信经过一段时期大环境的优化和教育内部改革后，我国基础教育必将走出升学竞争畸形发展、学生负担过重的“怪圈”，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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