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研究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有许多经济学者和经济工作者在研究西方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所借鉴，另一方面是为了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建设中有所参考。本文讨论后一方面的问题，即研究西方经济学，吸取其有用成分，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经济学”不是一个科学的名称（注：西方经济学者并不把他们的经济学称为“西方经济学”，也不把中国经济学称为“东方经济学”，用地域概念来命名一个学科是不科学的。），现今人们已约定俗成，指的是西方国家中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当前特指美国各派的经济学说及其教材。西方经济学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运行方式所作的理论概括。他们经过200多年的探索和讨论，使经济学研究形成了一套基本规范，建立了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是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是经济学众多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但是，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某些经济学专著，包含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说教，所以我们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要予以识别。我们要吸取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成分，批判其错误的内容。对于这一点，我国的经济学界大体上已形成了共识。现在有不同认识的方面是，西方经济学在哪些方面或在什么层次上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和参考。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只有那些具体的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可供我们借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着这样的假定和逻辑：由于1830年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都取得了政权，所以此后的西方经济学都是庸俗经济学，在总体上是谬论，所以要在总体上予以否定；只有具体的经济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可供我们利用。这种看法缺乏分析。事实上，各个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都具有二重性。1830年前的古典经济学，既有科学成份，也有庸俗成分；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兼有这两种成分。我们对于一切西方经济学都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或者全盘肯定，或者总体上否定，都是缺乏根据的。170年来的历史表明，1830年并不是资本主义没落的标志。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那些具体的知识和经验，我们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一般地说，愈是具体的经验愈具有特殊性，愈是带有各国的特点，我们愈是难以采用。举例来说，1996年美孚石油公司的投资决策模型，对于我国的石油公司来说是很难效法的；1995年以来美国城市体力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模型，对于我国也是不适用的（注：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理论经济学，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应用经济学科，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所以，笔者以为，从发展我国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西方经济学中那些比较抽象、理论层次比较高的内容，对我们更有参考价值。以下提出若干方面进行讨论。
一、关于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要有自己的起点。这里所说的起点是指研究的起点，不是指叙述的起点。研究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说它是逻辑的起点，是因为在整个理论的展开过程中，它都在发挥作用，时隐时显，贯彻始终。那么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是个人。个人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元，正如原子和分子分别是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基本单元一样。把个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单元，是因为个人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决策单位。经济活动是由个人发动和实行的，其后果也由个人负责。个人对于他参与的经济活动的目的及预期想要取得的成果，他自己最为清楚。所以，他自己的选择在他看来是最佳选择。正因为这样，个人是最佳选择单位。经济学是一门抉择科学，所以经济学要把选择者、决策者的个人作为逻辑起点。
西方经济学认为，作为选择主体和基本决策单元的个人，具有以下特征：个人作出决策所遵循的原则是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促使他去积极从事经济活动。酿酒师和屠户出售酒肉，并不是出于怜悯他人没有酒喝、没有肉吃，而是因为他们希望由此而获利。同样地，居民购买酒肉，也不是因为同情酿酒师和屠户的辛苦劳作，而是因为他们用这些商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忙忙碌碌做买卖，时常还要冒着风险，然而大家乐此不疲，都是为了个人利益。经济学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获取个人利益、趋利避害的行为称为理性行为。正因为人是有理性的，所以当市场上商品价格下降时，购买者就愿意多买而出卖者设法少卖；反之，当商品价格上涨时购买者就少买而出卖者希望多卖。这样的理性人，就是所谓的经济人。经济人不仅设法趋利避害，而且要使自己的利得最大化。消费者要使自己的满足最大化，生产者要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西方经济学认为，正是这种最大化行为，引起市场价格的不断调整，终于使供求趋于均衡。在市场均衡的条件下，一切资源都被最有效地利用。所以，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使所得最大化的个人，成了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注：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如历史学派、制度主义以及赫·西蒙、哈·莱本斯坦等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持否定态度。有的经济学者还指出，随着对策论的应用，可望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但是新古典派仍然把这一假设作为理论的出发点。）。
中国经济学也应该有自己的逻辑起点。人们提出过多种关于起点的说法，如公有制起点说，商品起点说，企业起点说，等等。这些说法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离开了人，离开了经济运行中人的行为，离开了人与人之间活动的交换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学也应以人为逻辑起点。经济学要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行为是这些关系由此产生的动因，人是这些关系的主体。经济学关于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的（注：经济学的这三个基本问题是西方经济学提出来的，中国经济学也要回答这三个问题。）。我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交易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换产品、交换资源、交换信息、交换知识。推动这些交换关系的是人们各自的经济利益（企业是个人化了的利益的代表）。中国经济学中所研究的人也是遵循自利原则，人们也总是趋利避害。一定的劳动付出要取得更多的报酬；一定的投入要取得更多的产出。自利原则在经济关系中形成激励机制（注：不要把经济学上所说的自利原则与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个人主义混为一谈。）。但是，经济学只讲利己是不够的，还要讲利他。一个人在谋求个人利益的时候，要承认并尊重他人的利益。不仅如此，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应该对他人也是有利的。就一个企业来说，不仅要讲功利（更多的产出，更多的利润），而且要讲公利（节省资源、保护环境等）。中国经济学应该比新古典经济学高明，要论述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注：有些西方经济学者论述过利己和利他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参见科勒德，1978：《利己主义与经济》，马丁出版公司；内格尔，1970：《利他主义的可能性》，牛津大学出版社。）。例如在自家的房前屋后植树栽花，利己又利他，这道理是很浅显的。经济学还可以从深层的意义上来说明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可能性。例如经济学在讲自利的时候还要讲自励，即每一个人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就要使自己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能力得以最大限度的提高。如果一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文化素养，不仅他自己因此而得益良多，而且必将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和人民福利的提高。
二、关于经济学的研究规范
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上已形成了一套规范。这种规范包括几个环节：观察、提出问题、作出假定、建立模型、形成假说、计量检验、得出结论。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理论的形成都要逐一经过所有这些环节。有时，问题的提出并不是由于观察，而是对现有理论的思考。有的假说由于缺乏统计资料等原因，没有经过计量检验，未曾证实，所以在长期中只是一种假说。在经济理论形成过程中的这些环节，对于我国的经济学者来说是不难理解的，我们这里对“建立模型”这一环节作些说明。
研究经济问题的目的，在于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以解释现象产生的原因，推导其变化的规律，预测其发展的趋势。经济现象是很复杂的，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要对现象进行抽象。抽象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建立模型。经济模型是对经济现象的数学形式上的理论概括。建立模型时候先要作出若干假定，使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处于理想状态。在理想条件下建立模型，可以使所研究的经济理论的内涵表述得更为简洁、明确，具有直观性。经济模型可以用代数、几何和高等数学来表示。有一些经济模型也可以用语言表述，例如：“投资等于储蓄”。其含义是，为了使国民经济稳定增长，要求储蓄转化为投资。用语言表述经济模型只适用于内含变量很少的场合，如果变量很多，就容易被人误解。马克思关于货币流通总额的说明，也是用语言表述的一个经济模型。他说：“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这个总额就等于待实现的商品总额加上到期支付的总额，减去彼此抵销的支付，最后减去同一货币时而充当流通手段、时而充当支付手段的流通次数”（马克思，1974）。关于马克思的这个模型，我国经济学界曾经开展过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以上引文中第二个“减去”如何理解。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马克思的笔误，把“除以”写成了“减去”；有的学者认为，不能把“减去”改为“除以”，因为数学四则运算规则要求先乘除后加减，改成“除以”，不符合这个公式的本意；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翻译上的问题，译成“次数”的那个德文字的基本含义是“数目”，同名数是可以相减的；等等。如果把货币流通量的文字说明，写成以符号表示的数学等式，把流通次数作为等号右边诸变量的分母，那么关于货币流通量的说明就一目了然了，人们也不必花这么多笔墨去争论了。由此可见，经济学中建立一定的数学模型是必要的。
现代西方经济学广泛运用数学形式，人们对此褒贬不一。笔者认为，数学的优点是简洁性和逻辑性。经济学研究中的逻辑推理，需要借助于数学这个工具。经济学应当运用数学，但不能完全依赖数学。现今西方经济学存在着数学化的倾向，有一些经济学论文甚至满篇都是数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从积极的方面说，数学是经济学者的一个很好的帮手，在有些情形下，数学就是语言。从消极的方面说，数学成了某些没有多少内容的经济学论文的装饰品。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曾经指出：“技术种类的创新，比之产出新的思想要容易得多。”（索洛，1985）。
我们中国经济学是另一种情形，在应该用数学形式的场合却避而不用，舍简从繁。我们知道，以一定的数学形式建立经济模型是经济学研究中抽象方法的体现。经济学的特殊性在于，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要联系人的行为，要用人的行为的原因来解释经济问题的原因，而分析人的行为的适当方法就是抽象法。政治学的研究也要联系人的行为，但它不象经济学那样要求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上世纪晚期，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就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前者坚持历史归纳法而反对后者的抽象演绎法，而奥地利学派则与之相反。有趣的是，现今德国的经济理论界已悄悄地全盘接受了由奥地利学派奠基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经济学的研究不能排斥抽象法，抽象法已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分析的、推理的方法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是注重综合，可是没有好的分析，不会有好的综合。
总之，在经济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重视演绎推理法，建立必要的以数学形式表示的经济模型，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规范化。
三、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要以若干基本理论为纲
西方经济学，尤其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经过长期的研讨和多次的修改补充，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注：西方宏观经济学有不同的学派，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所以本文更多地讨论了微观经济学。有的西方经济学者主张取消宏观经济学，例如现代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拉赫曼在1976年发表了《宏观经济学批判》一书。现今美国有一所著名大学，果真取消了宏观经济学课程。）。微观经济学的主体是价格理论。它为了说明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在供求两个方面都提出了若干基本理论。这些基本理论就是微观经济学的纲，纲举目张，整个体系得以建立。那么有哪些基本理论呢？
我们这里并不是要系统地讲解微观经济学，所以在回答有哪些基本理论时，只作简略的概括，目的是为了说明基本理论与体系的关系。一般认为，微观经济学的理论由四个部分组成，即消费（需求）、生产、市场、分配。第一个部分有一个基本理论，它们各自又有一个子系统。这里我们把子系统存而不论，四个基本理论可以简化为四条曲线。这四条曲线是：无差异曲线、等产量曲线、正斜率的供给曲线、边际生产力曲线。无差异曲线表示为消费者带来相同效用水平的两种商品的不同组合。可以从个人无差异曲线导出个人需求曲线，从而作出市场需求曲线；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就是边际替代率。等产量曲线表示生产等量产品的一组要素投入的最有效的组合；由一组等产量曲线的形状可推知生产的经济区，它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经营的条件之一；等产量曲线的斜率就是边际技术替代率。供给曲线表示产品价格与企业所供给的产量之间的关系，它与成本相关；产品成本通常是递增的，所以长期供给曲线具有正斜率。它与需求曲线共同决定均衡价格。边际生产力曲线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确定要素投入量提供依据，也是确定要素所有者报酬的依据。我们知道，经济学的中心内容是关于资源的配置效率，而这四条曲线的含义也都围绕着配置效率和最大化条件，所以它们是微观经济学体系的纲。有了它们，微观经济学的体系才得以建立。反过来说，如果缺少了这四条曲线中的任何一条，微观经济学体系就成了跛子。例如，缺了无差异曲线，那么对消费者行为的说明就不完整，需求曲线就没有理论基础，“艾奇沃思方盒”也就无从谈起。西方经济学者把市场经济当作一个系统，为了在理论上反映这个系统，经济学就市场经济系统的不同侧面，提出了若干基本理论，从而构建了以一些基本理论为纲的经济学体系。
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表现在：没有逻辑起点，没有理论的基本线索，更找不到理论体系的纲。所谓“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和“五大规律”，它们各个之间是什么关系，至今没有说清楚，往往孤立地论述某个“方面”，某个“规律”。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孤立地分析某一问题的做法，既不符合人的认识发展规律，又不反映实际经济过程的内在联系”（谷书堂、周冰，1988）。正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缺乏严密的体系，就出现了不少自相矛盾的内容，如国民生产总值与生产劳动价值论之间、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之间的矛盾等。有一些加进了西方市场理论的经济学，更是不伦不类，一会儿说商品的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一会儿又说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因此，理论经济学与作为它的分支学科的应用经济学脱节，已不能为这些学科提供理论基础。根本的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理论与实际时常发生矛盾，既不能解释实际，更不能指导实践。人们呼唤着政治经济学的重建，建立有基本理论、有完整体系的经济学。
四、经济学从初创到完善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
西方经济学从初步创立到目前比较成熟的状况，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就以微观经济学来说，如果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算起，已有约130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微观经济学经历了多次重大的修改和补充。今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早期的消费和需求理论中，边际效用学说是建立在“基数论”之上的，认为效用可以用某种计量单位求得数值。可是实际上效用是无法计量的，所以效用基数论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艾奇沃思、费雪、帕累托等经济学家提出了效用“序数论”，认为效用是消费者的心理偏好，无法计量，只能按偏好程度依次排列，并用无差异曲线表示效用序列。本世纪30年代，经过希克斯的进一步论述，无差异曲线被应用于经济学分析，成为当代微观经济学不可缺少的理论支柱。从边际效用的提出到无差异曲线的应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被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但是与现代西方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相比，显得十分粗糙，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些很重要的问题，马歇尔未能进行分析。19世纪末叶，英、美等国正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垄断组织已大量出现，市场垄断行为已十分严重。可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对垄断问题只作很表面的论述。他甚至认为垄断企业比之完全竞争企业，不仅产量大，而且产品价格低，这与现代经济学的结论完全相反。直到30年代，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才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大量存在的垄断竞争问题，1948年萨缪尔森把垄断竞争问题作为他的《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垄断理论从初创到写入现代经济学教科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其他一些理论，也都有一个从初步形成到修改补充再到逐步完善的长期过程。至于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从凯恩斯革命到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再到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以及新古典主义的复兴，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而且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宏观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也必然要经历从初步创立到逐步完善的长期过程。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目前还没有条件写社会主义经济学，因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未定型，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经济将怎样有序运行尚难判定。用一句话来说，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所以没有条件写社会主义经济学。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我们不必等100年之后再来写经济学。就目前来说，我们也不是白手起家。我们已经有一定的理论积累，有对计划经济体制低效率的深刻认识，有2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而且国外有些国家已实行了几十年、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有种种理论概括可以作为参考。我国已有一些经济学者从不同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些都是写作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有利条件。1984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到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邓小平，1993）这至少说明我们可以着手写初稿。
有一种意见认为，现今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既然各国的市场经济有共性，我们把西方经济学拿来就是了。这种想法显然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基础与我国很不相同，而且西方经济学本身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他们没有解决利己与利他的结合问题，他们只强调实证分析而忽视规范研究，他们从来不讲“共同富裕”（注：中国经济学中既要讲利己又要讲利他，这不是二元论，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区别。经济学只讲利己，就实现不了共同富裕。）。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各家各派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里都使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许多经济界人士还在西方国家获得过经济学学位，但是这些国家经济运作的表现并不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愈来愈大。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建设中国经济学，先写出不成熟的经济学，才可望有成熟的经济学。
五、小结
本文并不试图说明中国经济学应该如何写作，只是指出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深入研究西方经济学，参考他们研究经济学的思路和方法。本文只是就以上几个方面进行讨论，并不是只有这几方面可供我们参考，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需要有共同基础的问题、均衡与非均衡分析问题、静态与动态分析问题、制度分析与运行分析如何结合的问题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
中国的理论经济学要现代化，必须在方法上有所创新。马克思的《资本论》博大精深，我们今天还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方法。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他们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主要运用演绎推理法。推理的方法也应该是中国经济学的主要方法。说它是主要的方法，就不是唯一的方法，经验的、统计的归纳法还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不仅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而且还可以参考它的内容。例如关于企业经营活动分析（生产和成本分析等）、关于国民经济管理（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等）。本文强调在较高层次上借鉴西方经济学，但并不否认有些具体的内容也可以参照运用，如微观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分析，宏观经济学中的中央银行的三大政策工具等。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经济学者要有创新精神，要推陈出新，去掉那些不符合实际的理论，创立新的理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西方经济学者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坚持效用基数论，坚持完全竞争市场一元论，那微观经济学可能早已被人们所抛弃。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就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展开了新一轮的争论，什么“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等说法时有所闻。实际上，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还存在着盲目排斥的现象。窃以为，与其说一些空洞的“警世之语”，不如提倡学一学马克思，看他是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马克思的著作表明，他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对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人作具体的分析。他对当时的各种经济学著作都认真阅读，凡是正确的就肯定，并加以利用；凡是错误的就进行批判。即使是对同一个经济学家也有褒有贬，例如，他对马尔萨斯，一方面指出马尔萨斯是“剽窃能手”，是“统治阶级的辩护士，是统治阶级的无耻的献媚者”（马克思，1974）。另一方面又指出：“理解[剩余]价值的产生是困难的，……马尔萨斯至少试图科学地处理问题。”（马克思，1980）。并且说：“马尔萨斯的……上述三部著作的真正贡献在于，他强调了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马克思，1974）。在马克思的笔下，马尔萨斯这个被称为庸俗经济学家的人，也试图在经济理论上科学地处理问题，并作出了真正的贡献。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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