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困境”、均势理论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势论文,美国论文,战后论文,困境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政府”仍是一个理想的当代国际社会中，无政府状态仍是国际政治的本质特征；由无政府状态而产生的“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和“均势”(balance of power)理论，仍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笔者认为，美国在制定和推行其对华政策时，正是以“安全困境”和均势理论为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的。本文即试图从“安全困境”和均势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和解读美国的对华政策。
“安全困境”与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安全困境”的主要内容是：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民族国家（或地区）间相互不信任，相互惧怕，安全成为首要目标。为获得安全，各国竭力增加军费，力图获得军事上的优势，改善自身的安全状况。但由于军备竞赛是互动的、无止境的，一国的军事优势很快被其他国家同样的扩军努力所打破，因此绝对的安全是不可能得到的，各国陷入了一种无法解脱的困境之中（注：John H.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and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2(1950),P.157-158.另见：Idem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59,p.231.）。
对于缺乏任何强有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如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亚太地区来说，“安全困境”确实可以作为该地区现实和潜在热点冲突（如台湾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南中国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不断涌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扩散加剧、各国军费和外购军火激增的最大动因。因此，亚太地区成为全球范围内“安全困境”局面“显现得最广泛、最突出的一个区域”（注：时殷弘：“安全两难与东亚区域安全体制的必要”，《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第87页。）。
由于中国被视为亚太地区的一个实力正在上升的所谓“修正”国家，“中国威胁论”在日本、东南亚有一定市场；再加上海峡两岸、中日、中印、中国与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等国（在南中国海归属问题上）之间，确实存在“安全困境”的困扰，这些都为美国利用“安全困境”挑拨、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美国兰德公司在《1996年战略评估》中，就建议政府在亚洲实行“加强与日本、韩国的同盟，发展同东盟的合作，支持东盟和台湾的防务以牵制中国”（注：Zalmay Khalilzad,"U.S.Grand Strategy: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in ZalmayKhalilzad ed.,Strategic Appraisal 1996,Rand,1996,P.22-34.）的战略。
美国利用“安全困境”理论来遏制中国的最典型、最明显的实例，表现在台湾问题上（注：虽然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不是一个国家，但它却与祖国大陆公开进行武装对抗，可以用“安全困境”来分析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关系互动。）：美国的对台军售从未停止过，并且不断升级，以保证所谓的“大陆与台湾的军事平衡”；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今年4月更是扬言要“不惜一切代价协助台湾自卫”，其实质目的就是保持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不战不独不统”局面，并使之永久化。
美国认为，使台湾与中国大陆陷入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之中，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遏制中国：
第一，美国不断升级对台军售，极有可能诱使两岸陷入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中国大陆如果过度发展军事力量，就会被迫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最终出现经济的停滞不前甚至是全面崩溃，使中国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
第二，如果中国无法统一台湾，则来自中国西藏、新疆的民族骚动将受到“极大鼓舞”，中国的现有疆土构成和周边安全都会遭受严重的挑战，中国也可能因此而面临苏联那种解体的危机。
第三，一个“不战不统不独”的台湾，只能是一个亲美的台湾，因为除了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以外台湾别无选择。而这必将牵制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使中国处于战略守势，从而防止中国打破东亚地区目前由美国主导的大体上的安全均势，使该地区的局势继续向有利于美国的方面倾斜，借以维持美国独享东亚地区的领导权的局面。一个“公开与大陆对抗”的台湾，不仅使美国力量对本地区安全事务的卷入进一步合法化，而且使中国的周边国家对“中国武力统一台湾”可能引发地区动荡、危及其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前景深感担忧，从而在本地区形成对中国不利的安全态势。
第四，台湾海峡的紧张形势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不仅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实际损失，反而可以从战略上破坏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国内环境，减缓中国崛起的速度。一个“公开与大陆对抗”的台湾的存在，将使中国终日因统一问题而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多余的力量去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
台湾与中国大陆陷入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之中，也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制造了“借口”。为威慑“台独”势力，中国有节制地发展军事力量，使自己的弹道导弹、战舰等实现现代化（如从俄国购买战机和核潜艇）的努力，却易于被中国的邻国视为威胁其安全的实例，甚至认为中国想要称霸亚太。美国利用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担心，并刻意对“中国威胁论”进行渲染，使美国驻军亚太看起来“合情合理”，有其“必要性”；也使“亚洲国家相互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远低于每个亚洲国家同美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这种“理想状态”（注：刘靖华：《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成为现实：美国在巩固其在日本、韩国驻军的基础上，又成功地扩大了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如1998年美军通过《美菲军舰互访协议》重返菲律宾；2001年3月，美军的“小鹰”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驻新加坡的樟宜基地。不难看出，美国的上述举措又为其插手南中国海问题，诱使中国与越、菲、马、文莱等国为南中国海归属问题而陷入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之中的可能性急剧增大。
美国企图在本土和亚洲分别部署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企图，更是为达到升级亚洲国家间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的战略目的。美国若成功地在本土部署NMD，目前中国对美国的有限核威慑就会销蚀；如果中国为此被迫提升核战斗力，印度和巴基斯坦极有可能相继效仿中国，其他亚洲国家也会增加常规武器的购研作为回应……无休止的核军备和常规武器竞赛，必将使亚洲各国间本来就存在的“安全困境”不断恶化和升级，严重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并使亚洲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大环境遭受极大破坏。今年5月1日，小布什正式宣布美国计划部署NMD和TMD。此决定使台湾加入TMD的可能性大增，因为美国《199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已公然要求将台湾纳入美国的TMD计划。而如果台湾成功加入TMD，中国的统一大业将面临空前的挑战。
美国还利用中日、中印间的矛盾和不信任大做文章，企图利用“安全困境”恶化中日、中印关系，而由自己坐收渔利（已收到一定成效）。这方面的著述颇多，笔者不再赘述。
“均势”理论与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均势”理论与“安全困境”理论是相伴而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指出，对于处于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中的理性、自助的国家来说，“由于相互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国家）总是循环猜疑并经常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页。）。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中，国家产生了利用“均势”来保障自身安全的客观要求，而“均势”又进一步促使“安全困境”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种经常状态。因此，“安全困境”是“均势”产生的根源和结果（注：郭学堂：“集体安全与权力均势——兼论国际政治体系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第167页。），“均势”又构成处于“安全困境”之中的国家的必然诉求。
传统现实主义主要以“权力”为中心来论述“均势”理论。其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认为，“权力均势”主要是指“若干国家之间权力分配大体均等的实际状态”（注：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223页注释部分。）。在传统现实主义看来，攫取权力是国家推行对外政策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目标，“权力均势”政策也不例外，“政治家们是以权力为利益来思考和行动的”；而在无政府状态下，要想达到“在若干国家之间防止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威胁到其他国家的独立”的目的，只有依靠“权力均势”政策。摩根索预测说：“若干国家各自试图维持现状或推翻现状，必然导致一种称为均势的结构及旨在维持这种结构的政策。”（注：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222页。）新现实主义主要从“均势”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这方面，阐述了特定国家推行“均势”外交的必要性。沃尔兹提醒各国必须时刻注意“现实威胁”和“可能的威胁”，因为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它国家的安全感”（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译本），第3页。）。
面对亚太地区随处可见并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的“安全困境”，一直致力于称霸全球和亚太地区的美国，不能不忧心忡忡。而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最大担心，却是中国崛起的“现实和潜在的威胁”。美国认为，无论是从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念（西方式的民主、人权）角度、还是以现实主义的赤裸裸的国家利益来衡量，中国都是唯一可能威胁其亚洲霸权的国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0年12月发表的《2015年全球趋势》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如果变得强大，就会谋求调整亚太地区的权力安排，以便于有利于自己，这样就可能会同邻国和该地区以外的某些势力发生冲突。作为一支正在崛起的力量，中国将会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而并不会考虑到美国的利益。”（注：李光耀：“小布什政府如何维护东亚稳定”，［新加坡］《海峡时报》，2001年4月13日。）
以现实主义作为外交思想指导原则的美国，自然不会忘记摩根索和沃尔兹两位大师的“教诲”，也不会放过用“均势”外交平衡中国的任何机会。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贝克所言，防止亚太地区出现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大国或大国集团，是美国长期不渝的战略目标（注：马玉安：“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地缘外交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9期，第56页。）。美国“自19世纪以来国家安全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要防止东亚为一国所控制”（注：Janis C.Hosing,The ReaganAdministration and U.S.Policy toward PRC and Taiwan,Mass:Oelgesch Lager Gun and Hair,1983,p.19.）。美国学者弗利德曼(Thomas L.Friedman)近来在评价今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时坦言：美国的外交政策，乃是阻止亚洲出现一个可以抗衡美国的强大国家，“美国当年打击日本，和现在遏制中国，都是基于这一策略，这和当年英国阻止欧洲大陆出现另一强国的外交策略并无二致”（注：The New YorkTimes,April 21,2001.）。
美国要在亚洲扮演如同19世纪时英国在欧洲一样的“制衡者”的角色，就必须设法动员该区域的几个大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与中国保持抗衡或至少是战略竞争的互动关系。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指出：“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采取扮演平衡角色的办法来遏制中国，如果其他大国能够起用均势来平衡中国的主要作用。”（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取自shuku.net.）鉴于俄罗斯因在北约东扩、反导弹条约修改问题和车臣问题上与美国势不两立，为抗衡美国已不断向中国靠拢，美国把“平衡”中国影响的希望，主要放在日本和印度身上。
美国把日本作为其在亚洲“平衡”中国的“首选国”，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在台湾问题上，美日立场一致。美日均认为，维持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不统不独不战”的局面是最优的战略选择，也最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第二，在TMD问题上，美日对部署TMD以防范朝鲜（名义上的理由）和中国（实质上的原因）的“威胁”，已达成共识。目前两国已开始对TMD进行联合开发研究。第三，日本一直有借助美国的支持成为世界级政治、军事大国的野心，美国却希望日本在亚洲帮助其分担政治责任和军事费用，两国正好各取所需。第四，从地缘政治、经济实力，以及中美日三角关系现状考量，美日有遏制中国的许多“共同语言”和“共同需要”。
美国拉拢日本的主要手段，即是空前强化美日军事同盟。1996年美日共同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称美日同盟将“继续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维护稳定与繁荣的基础”；1997年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台，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新指针的三个相关法案，为强化和巩固美日同盟作出了条约和法律上的详尽规定。美国希望把美日军盟变成“亚洲的北约”，借以实现其在亚洲“留住美国、遏制中国、牵制日本”的长远战略目标。2000年10月，美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发表《美国与日本——面向成熟的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指出在亚洲“充满前途但却暗藏危险的形势下，美日关系前所未有地更加重要了”；“日本越来越成为美国对亚洲关系的关键所在。美日关系是美国国际安全保障战略的支柱。”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小布什总统上台后立即推行了“日本第一”的亚洲政策。
日本的亚洲问题专家井口隆指出，当前的日美同盟的“防范对象变化了，过去潜在的敌人是苏联，现在则把注意力放在地区危险上，如北朝鲜和中国”（注：陈峰君主编：《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进一步坦言，“面向21世纪的日美安全合作的主要议题，就是对付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不稳定局势”（注：《东京新闻》，1996年4月16日。）。
美国强化美日同盟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把日本和中国推向彼此敌视和不信任的“安全困境”之中；中日相互敌视和抗衡局面的出现，自然有利于美国在东亚地区充当“仲裁国”和“制衡者”的角色，进而在中日“鹬蚌相争”的过程中“坐收渔利”。正如基辛格所言，美国要想确保亚洲“不被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所控制”，就必须在日本和中国之间“维持战略平衡”。（注：The Los Angeles Times,February 26,1994.）美国在中日之间挑拨离间、玩弄“均势”外交伎俩的险恶用心，集中表现在美国对于美日新指针中的“周边事态”的模糊定义上。尽管美日在新指针中规定，“周边事态的概念不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性质的概念”（注：［美］迈克尔·格林、帕特里克·克罗宁主编：《美日同盟；过去、现在与未来》，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但通过日本政府高官的多次“失言”（如1997年8月，日本政府官房长官梶山静六声称，“台湾海峡包括在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之内”（注：王宏彬、倪峰：“美日同盟与亚太地区安全”，《当代亚太》，1998年第3期，第6页。）），美日同盟的“周边事态”的范围实际上已包括台湾海峡。这样一来，美国就达到了两个目的：一、美国可以在台湾海峡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并进而以“中共武力犯台”为借口，对中国内政进行军事干预；二、日本的官方“失言”，使中国极度担心日本介入台湾海峡冲突，并因此而谴责日本；中日的争吵加深双方的仇视和不信任……最终，中日关系可能陷入“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之中，中日只能都转向美国寻求帮助，美国的“仲裁国”的目标因此而顺利实现。
在利用日本“平衡”中国的同时，美国还在中印关系上大做文章。中印关系由于边界纠纷、西藏问题、“中巴亲善”、印度核武化等问题而裹步不前，“像一段不沉、不烂、不动、不进的船”（注：白蜜雅（印度中国研究所的两主席之一）在《中国评论》（香港）杂志社于新德里主办的“中印双边关系的现状及发展前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评论》（香港）2001年3月号，第61页。印度知名学者的详细发言见该期杂志的第60-71页。）。中印关系的停滞不前，为美国拉拢印度联手“遏制中国”大开方便之门。美国认为，“印度过去与中国的不愉快经历及现在对中国的疑虑，使新德里成为美国在亚洲对中国推行遏制战略时的理想伙伴”（注：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0.）。为遏制中国，美国甚至最终默许了印度进行的核试验：“当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兴起时，需要制衡它。俄国从北方，日本、韩国从东方，印度从西方和南方。总有一天美国人会感谢印度的核试验。”（注：Thomas L.Friedman,"India Asks Why America Ignores It and Courts China",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98,p.14.）美国学者亨廷顿在访问印度时，更是露骨地鼓吹美印联合：“未来印度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保持孤立，则被边缘化，二是与其它亚洲国家站在一起，则永远处于中国的阴影之下；三是与美国联合，不仅可以保持经济繁荣，还可以保障安全。”（注：《环球时报》，2001年6月1日。）美国正围绕中国构筑以日本、印度、韩国、菲律宾、泰国为主体的“警戒线”，并且将印度视为该“警戒线”最西端的“要害阵地”。（注：Joe Pan Cousie,"Pressing China",Intelligence Digest,January 21,2000.）
而印度也始终认为，中国是印度“作为地区及全球大国的最大挑战”、“21世纪最大的安全挑战”。（注：梁洁筠：“跨世纪的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5期，第23页。）美国学者也洞悉印度有借助美国力量遏制中国的一面：“印度的战略是利用中美间的冲突，来部分充当美国的一个代理人，抵抗中国的危险。”（注：William Walker,"International Nuclear Relations After theIndian and Pakistani Test Explosions",International Affairs,July/August 1998.）这样看来，印美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有许多“共同利益”，两国的“共同语言”还会不断增多。
此外，美国还不遗余力地在中亚、东南亚等中国的周边地区增强军事存在和扩大政治影响、多方位地挤压中国的外交空间，四处寻找“制衡”中国的伙伴。
结 语
综上所述，利用“安全困境”与“均势”理论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当前对华政策的“重要倾向”。中国应认真应对。中美是“战略对手”并非意味着中美一定会发展成为“战略敌人”。笔者列举出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种种遏制举措，不是对中美关系前途作“悲观性”的预测，而是希望找出中美关系起伏不定的深层原因，为改善两国关系寻找努力的方向。只有直面美国借助“安全困境”和“均势”理论遏制中国的现实，才能为成功地消除美国及中国的邻国对中国的疑虑找到切入点和突破口，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