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后马克思主义悖论”——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训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悖论论文,启示论文,教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4)03-0088-06
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重建”总是对危机的一种直接反应，总让人产生理论没 有准备好的感觉，让人想到老黑格尔关于“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 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这个断言[1](P13-14)，让人怀疑它是否具 有“修正主义”动机。因此，在今天，当“重建”作为一个积极的理论口号出现时，我 们如何保证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呢?从新马克思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悖论看 ，我们必须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实质和当代语境，并加强知识分子的 自我理解。(注：本文初稿是《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及其效应》一文的最后一个部 分。在那一文章中，我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把“新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与正宗马克思主义 相对立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话语，对其理论逻辑进行了评论，以揭示它在今天马克思主义 哲学“重建”理论运动中的可能意义。由于篇幅问题，在公开发表时把这一部分内容撤 了下来。在此，我虽然扩大了讨论内容，围绕“马克思的当代性”问题的理解，重新强 调了当代语境和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问题，但为避免重复，涉及那一文本的相关表述也 都略去了。参阅拙作《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及其效应》(《浙江学刊》，2004年， 第3期)。)
一、“重建”运动中的“后马克思主义”悖论
全部的新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理论逻辑为今天的“重建”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但是就 其本身的“重建”结果来说，却似乎一直贯穿着一个“后马克思主义”悖论(注：在这 里，我在广义上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而不是指以拉克劳等人为代表的狭 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那种悖论是：假借时代超越了马克思，因此主张一种既取 消马克思主义又要保留马克思的“后马克思”主义。当然，这一悖论又是早期修正主义 “既要取消马克思却又试图维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悖论的颠倒形式。现在，我们通过三 个例子来扼要地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个例子是布洛赫，他以“辩证的乌托邦”把马克思主义打扮成一种普世的希望哲 学。对于此，我认为，布洛赫希望哲学那种无限向前的眼光仅仅遵循了辩证法的形式逻 辑，实际上取消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保证和思想基础，因此他所遭遇的不仅仅是大 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容忍这样的现实，而且是被众人抛弃的现实。在全部马克思主义 解释和发展史中，这样的闪光不是黑暗中的接力棒，而是个人把玩的“二踢脚”，炸亮 了某个瞬间却使人们陷入其后更深层的黑暗中。在此，我们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打 扮成一种与存在主义或其他人本主义哲学无异的“终极关怀”理论，这绝不是对它的赞 美，就如马克思自己非常坚决地强调的那样，把《资本论》打扮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 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定要走的这条道路”，这种 做法会给他“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2](P342)在“重建”或创 新过程中，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意识到，具体的历史限制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开放 性的物质保证，而对此的高度自觉则是其生命力的思想基础。
第二个例子是哈贝马斯，他试图重建一种“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主义 的理论家们”都没有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它重建为一种“社会进化论”[3](13 8)。对于这个例子，撇开其复杂的表述，无论是作为普遍交往的语用学的准道德教条， 还是个人建立自我同一性的准心理学规则，我们只要指出这点便够了：哈贝马斯在喊出 “重建”口号之际，在他公开声明自己的兴趣不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教义时，他的实际 理论旨趣已经转向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辩护。因此，他所言的与马克思有关但马克思也没 有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没有实质联系，纯粹是个人理论的自由表述，最多假借了马克思的名声。在《新马克思 主义的话语逻辑及其效应》一文中，我个人提出捍卫原教旨的“回到”的策略，不为别 的，正是为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所必不可少的“被剥削者的世界观”、 “工人阶级的政治纲领”、“历史研究的指南”、“现实批判的方法论”等要素，强调 它们之间的不可分离性。这种不可分离性不是其外在的形象，而正是围绕实践、历史和 社会基本概念展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所决定的内在品质。从这一点出发，任何试 图把马克思主义打扮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能接受的中立学说，把它纳入为资本主义现 实辩护的轨道的做法，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建。
第三个例子较复杂，它是由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拉克劳和墨菲提出来的。他 们在1985年共同出版了《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在其中把出自葛兰西的霸权思想 作为当代社会主义斗争的基本策略。这种策略杂合了包括德里达的解构、拉康的精神分 析、黑格尔有关普遍性的思想等多种具有内在张力的理论。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其“ 中心问题是确定指向反对不平等斗争和挑战从属关系的集体运动得以出现的话语条件” [4](P170)，而从根本上则是一种后现代风格的文化政治学。此种话语不仅做出的社会 历史条件(按照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即“本体论”)从马克思向后马克思形成实质性变化这 个结论缺乏依据，而且据此彻底告别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而把社会主义表述为一种以 空洞的普遍民主为目标的话语游戏。当然这与马克思主义已经相去甚远，它的“后马克 思主义”自称也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它亦不是今天中国学者“重建”的方向。
客观上，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向，应运而生出后 马克思主义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等新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 形式上，这些话语大部分抛弃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构想，而仅仅继承了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的批判；当后现代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现代性的规划进行批判而在“告别宏 大叙事”的口号下转入现实时，他们则从大众政治实践转变成精英知识的文化实践，特 别是美国，激进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同行而不是公众。但由于其在学院和理论界的显赫影 响，对于整个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对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建构也存在着实际的影响，至少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引领当代中国学术 的新一代西方导师，并在中国学者的导引下影响着中国的“新青年”们，就像20世纪早 期的杜威等人。对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来说，充分借鉴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 及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种种变体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诚如大多数学者强调的那样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需要理解它们的理论逻辑并进行批判性对话，而不是简单地介绍 或移植，更不是非法挪用。所以，当我们认识到“后马克思主义”悖论同样把一种可能 的马克思主义阻滞了，我们就有必要对此保持充分的警觉。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需 要在“重建”过程中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当代性”问题实质：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它 的原初语境中遭遇到“当代性”问题，而是我们遭遇到“当代性”时重新思考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理论境界。
二、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实质
与“重建”所内含的“危机”判断一样，“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出场”这个提法集中 体现了当前学术界有关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判断：当代性在某些方面已经遮蔽了马克思哲 学的光辉。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史看，当然这是一个用哲学家们的行话包装 起来的老生常谈。不过，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在《新马克思主义的话 语逻辑及其效应》一文，我已经说明，它是“我们自己必须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 的阿基米德支点”这一意识的彰现，仅仅从这一点看，这个口号就超越了“新瓶装老酒 ”那种低级循环。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就是用新观念、新材料、新思维来打扮马克思 ，把他说成全球化研究的社会学家、为市场经济提供正面建设纲领的经济学家，甚至后 现代哲学家。因为，如果把马克思神圣化是对他的侮辱的话，那么使他屈从一种他所批 判的语境，迫使他戴上时尚小帽从而获得“在场机会”，这种做法恰恰更是一种釜底抽 薪。“后马克思主义”悖论以西方人的经验提醒了我们，这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 哲学“当代性”的实质。
一般而言，如果说“当代性”意味着特定学说或理论对我们所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的 解释力、说明力以及指导实践的效力，那么任何理论都会遇到当代性问题，因为我们不 能指望通过某种不变的科学逻辑一劳永逸地保证某一理论的生命力，更不能指望人类实 践水平保持不变。在这一点上，我们无须回避这个事实：马克思哲学的许多细节在今天 都遭遇到挑战。反过来，这个事实也不保证任何一种把马克思哲学“当代化”的路径都 是正确的。事实上，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布马克思必须死 亡的时代，为什么对马克思的需要恰恰异常地强烈?从现象上看，正是今天全球化的事 实才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方向的总体预见的正确性 。《共产党宣言》在今天的左中右各派作家的文本中的“滥用”不是说明了上述事实吗 ?从这一点看，拥有如此殊荣的学说为什么还要提出“当代化”呢?这是一个至关重大的 问题，这是一个需要从理论上来回答的问题，它与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特质直接相关，理 解了这个问题，我们便能够理直气壮地谈论“重建”和“当代性”羞羞答答地暗含的“ 危机”问题。
在本文中，我们不能详细展开有关马克思哲学特质的讨论。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强 调过，“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 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 题。”[5](P58-59)这一点不仅应该成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评估其他流派的社会思潮 的标准，而且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认识自身的标准。也正是在这一标准上，我们 看到在马克思已经做出的结论和推动人类最终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个裂 隙，这个裂隙即是马克思身后的世界历史变迁，它既证明了马克思基本思想的科学性， 同时又大大地超出了马克思的估计并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命题产生了严重的挑战。这 是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它是马克思哲学自身提出来的，正因如此，随 着当代全球化过程的加速，人们愈发感到离开马克思就不能准确地理解自己的时代，但 同时又对马克思本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当然，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不是一个轻松的学术话题，而是与我们时代社会历史条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重大政治命 题。特别是，这一理论任务恰恰是不能通过简单地挪用一套当代哲学的行话就能加以完 成的。诚然，福柯、哈贝马斯甚至德里达等人都以某种先锋或颠覆性姿态打开了理解当 代社会历史的窗口，但如果不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哲学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中的革命和当代 性所内含的空间特征，则简单地综合(借鉴、吸收、挪用)当代西方理论武器来装备马克 思理论战车的做法，最好的结果也就是达到西方的当代性。
此外，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还存在着第二个方面。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首要地正视 下列事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发展史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不仅在相当长 时间占据了理论研究的主流，而且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仍然影响着今天的马克 思哲学研究。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人们总是要求马克思成为解释一切的大全作家。但 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正是造成马克思主义“声名狼藉”的核心原因之一。从理论角 度看，黑格尔曾经断言：“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时刻才起飞”，他试图通过强调历史是 事后认识的这一点来为自己辩解，从而在逻辑上保证自己的学说处于不败之地，但同时 也宣告了体系哲学的宿命。因此，体系本身成为任何学说的致命诱惑，在这种诱惑中， 人们为了保证形式的普遍性不得不牺牲内容的丰富性。在这一点上，我们有着大量的甚 至熟视无睹的教训。今天复杂的是，在克服教条主义的“当代性”视野和口号推动下， 产生了两个相反冲动：其一，把一些实质需要证明的结论、方法和视角当作评价其他研 究的独断性立场，以排他性姿态批评甚至否定其他研究。其二，也有一些学者从否定教 条主义思维出发“矫枉过正”地走到它的反面，或以近似于后现代的虚无主义立场任意 地解释马克思的哲学，甚至不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和历史使命把它扭曲成与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没有二样的学说。这两种理论姿态我们都不能认同。
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在它的原初语境 中获得了多种“当代性”面孔，不过我们从结论而不从理论逻辑角度来理解这些成果的 话，“后马克思主义”悖论便像陷阱一样等着我们。这也正是我们重新审理全部新马克 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基本背景。在我看来，通过这种审理，我们能够获得对马克思主义“ 当代性”危机的正确理解(注：我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危机除了本文讨论的 这两点外，尚存在着一个更普遍的背景：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全球知识学 表述危机。在这个背景中，由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直接实现替代资本主义这个目标，它 亦被当成现代性残余来对待。由此，进一步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化与中心化”“ 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非领土化(全球化)与地方化(也即马克思主义之世界主义与民 族主义的这一传统关系)”等三大问题。因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应充分尊 重“中国特色”又要加强与西方的对话，在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有 所作为。参阅拙文《全球化、表述危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土化》(载《全球化语境 中的文明冲突与哲学对话：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论文集》，广西·桂林，2003年 9月25-29日)。)，并积极设计“重建”的策略。
三、当代语境与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注：“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无疑包括 现实、理论使命、理论逻辑(方法论工具)等各个方面问题，由于拙作《新马克思主义的 话语逻辑及其效应》(《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已经多有展开，本文仅简要陈述理 论的背景意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言说性质的问题，以作进一步强调。)
“按照某个已知的欧洲剧本改写我们的历史，根本提不出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问题。 ”[6](P89)无论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看，还是从我国实际理论状况看，这句由印 度学者提出的判断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不过，它只陈述了一半真 理，因为，如果缺乏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我们同样不得不按照某种他者的眼光来观察 自己的历史。如果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作为观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动向的某 种理论框架，许多貌似复杂的理论姿态便可迎刃而解。正是包括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 ”、斯大林教科书以及其他林林总总已经写就的既定“剧本”刺痛了中国学者，我们才 迫不得已提出“自我理解”问题；而这个问题一旦提出，无论是否完成，套用流行的经 济行话，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便对我们产生了耀眼魅 力。正是这一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以及其他变体提法能够成为新时代的 口号。这也意味着，当代语境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理解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 “重建”中具有关键性地位。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实质来看，中国学者的当代语境包含着两个基本的维度(注： 我们曾经把“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道路”这三个历史性课题作为“面向 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历史语境(张一兵，胡大平：《三大历史语境：面 向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在此，“两个维 度”是针对理论思维的前提而言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以及获 得主导意识形态地位，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移植过程，而是一个消化、吸收和创造的 过程。因此，如果我们坚持“实践是理论的真正源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结论， 那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逻辑便构成了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绝对地平。另一 方面，当我们十分自然地大段大段地援引《资本论》来为市场经济建设论证时，我们又 不得不面对历史在全球尺度上向马克思原初语境“回归”的问题——普遍化了的资本统 治及其物化逻辑反讽地实现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言。虽然这种“回归”并 不是简单地回到原点，而是时代变迁表现出的复杂的高水平重叠，但现实所谓“全球化 ”语境毕竟是对马克思正确性的一次验证。
在这两个纠合在一起无法剥开的语境中，我们无法通过制造一个万能的科学体系或还 原一个本真的马克思来交差，也不能把提供一个伦理承诺算作完成任务，更不能弄出一 种与马克思没有干系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敷衍了事。新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 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教训。因此，我们从全部新马克思主义中得到理论思维上的启迪是 维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放性的自我批判视野，是对现实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是通过自觉 的理论意识提高理论水平的做法，而不是他们的具体结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 是面向自身独特社会历史情境的，而不是现成的理论。有一个西方学者问得好：“自马 克思从事著述的时代迄今，世界已变化得几乎无法辨认了，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马克思 请教，以获得洞察当代事务的眼力?”[7](P1)以另一个著名西方学者熊彼特的话来回答 ，马克思之所以享有他的恶毒攻击者所不曾享有的殊荣，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空泛的布 道者”，如果那样，他早就默默无闻了，而是因为他通过对事实的详尽占有和科学分析 所得出的结论，正是这些结论超出了我们的爱憎[8](P46)。
所以，只要我们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哲学理论研究：(1)不是一种简单地为现 实辩护的意识形态，不是一种研究者在体制内部获得有利分配地形的资源，而仍然是对 现实的批判；(2)不是理论者个体为了获得某种知识快乐的形而上学思索，不是少数知 识分子操作的理论游戏，而是追求大众福利运动的一个部分；(3)不是围绕马克思玩弄 字眼，而是落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客观上，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历史环境和理论氛围，在其中，历史不再为任何理论 的普遍性提供保证，理论只有立足于具体地方参与全球建构才能实现自身的普遍诉求。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任务不是简单地站到全球化立场上构筑 宏大的话语或体系，而是在知识学前提发生转移的背景下，更加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 哲学对现代社会物化批判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在历史与逻辑、中国传统与西方经验、 我们与世界、我们与马克思本人的多种对话中，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 新。如果说中国人在20世纪选择并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在21世纪，我们需 要的将是构造本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从而实现自己对全球的贡献。正是从西方新 马克思主义的失误和基本教训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不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 克思，不根植于马克思的基本精神，不直接面对马克思提出的问题，理解他的提问方式 ，而仅仅要求以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来保证自己学术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在全球资本 主义这座巨大的迷宫中，恰恰在看见光明的时刻给自己蒙上了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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