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主义与休克疗法：重新解读中俄改革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休克论文,中俄论文,疗法论文,主义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刊《亚洲太平洋商业评论》2005年3月号刊登了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经济系的根纳季·卡扎克维奇和拉塞尔·史密斯题为《渐进主义与休克疗法：重新解读中俄改革经验》的文章。与普遍观点不同，该文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改革和微观经济改革如果综合起来看，能被当成真正的“休克疗法”。我们选登此文旨在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种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新视角。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引言
对中俄两国分别采取的转型模式——渐进主义和休克疗法——的比较一直都是学术文献、媒体和政治辩论中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尤其是俄罗斯学者都称赞中国渐进而谨慎的改革方式是其改革获得成功的原因，而将俄罗斯经济被毁归咎于苏联解体后第一届俄罗斯政府“实行休克疗法引起的灾难”。大多数评论员和研究人员将休克疗法的模式界定为在经济转型之初采用的各种激进的放松管制的措施，包括在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情况下放开价格、开放经济以引入国际贸易和投资。问题在于这在当时（或现在）是否适用于某个具体国家。对于1992年的俄罗斯来说，“休克疗法”这个词是指当时刚刚经民主选举出的新一届政府对于经济自由化的强硬决定，而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关键措施就是取消对于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管制并解除政府对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经营的强硬垄断。几乎没有学者承认在微观经济领域，许多国家的改革或多或少都是循序渐进的，即使采用休克疗法的最成功的案例——波兰也不例外。一些学者把休克疗法的概念放在比宏观经济稳定更广泛的背景下考虑。他们认为在经济改革初期，俄罗斯的确采用了休克疗法，这是由于俄罗斯的改革手段包括同时迅速地进行工业私有化、价格自由化和政治体系的民主改革。相比较而言，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没有采用私有化或大规模的民主化而将外资企业作为不断改革国有企业的主要手段。中国的官方思想流派也声称：“与休克疗法相反，中国进行了系统而渐进的改革。休克疗法仅仅有助于打破旧体制而无法创建新体制。”
还有人认为改革速度的差别无法解释两国改革取得的不同成果。相反，改革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供应方面在衰退程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反过来是由于为了克服中央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重工业领域投资过度所需的资源重新分配引起的）。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改革这个两难问题。我们认为与大多数公开的言论和理论不同，中国在微观经济领域经历了接近于休克疗法的非常迅速的进程(scenario)。我们以这个观点作为起点，从而认为大多数文献中提出的渐进主义和休克疗法的二元论过于简单，未能抓住两国转型的复杂性和细微差别。我们同意格里菲斯和卡恩的观点，他们认为将中国的改革经验认定为渐进主义会让人误解，因为中国的改革十分大胆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做出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调整，这超越了大多数尝试此举的国家。
中国改革的大胆在农业上体现得最明显。尤其是通过立法废除人民公社后，中国经济中高达70%的部分差不多在一夜之间完成了向市场的转变。与俄罗斯截然不同，中国当时不必立即对农业基础设施进行改革以容纳新建立的市场体系，因为在公社体制下，生产基础设施和技术还没有根据更大的生产规模进行更新。在俄罗斯，最初采用的被普遍称为“休克疗法”的价格放开和宏观经济稳定并没有为实现市场经济所需的量的积累助一臂之力，至少在改革开始以来十年没有发挥作用。尽管俄罗斯想实现其宣布的目标，其改革结果仍然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在本文中提出以下观点。
按照文献中通常的定义，“休克疗法”这个词不足以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市场化过程中被广泛认同。
“休克疗法”意味着迅速、前后一致的休克手段，而俄罗斯的改革在最初十年既不一致，也不快速。
由于与放弃集体农业并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农业领域中的巨变。
与俄罗斯无法吸引投资相反，中国能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尤其是大量民工从农村涌入沿海城市，再加上中国的政治相对稳定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也很稳定，这些因素在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非常重要。
中国的市场改革导致政府减少了直接干预。与中国相比，在俄罗斯改革最初十年中，政府仍然进行很多干预，政府干预减少的还不够。
根据中俄两国经验，我们将休克疗法的概念界定为在宏观经济稳定、微观经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条件下综合采用的激进而迅速的措施。
俄罗斯改革：休克疗法之后的缓慢改革
俄罗斯1992年及其后多年所进行的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为了与中国改革的情况做比较，我们这里仅简要概括一下。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当时面临着深重的经济危机和解体的危险。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苏联的经济主要依赖能源出口存活。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路攀升的世界原油价格在1981年至1987年间下跌了两倍多。由于在俄罗斯，食品这类必需品的进口极为依赖能源出口，油价下跌产生了引发最终消费品整体赤字的危机。此外，俄罗斯的黄金储备根本无法挽回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西方国家提供的630亿美元贷款也无济于事。但是，俄罗斯的外债却因此翻了三番。从1991年下半年开始，杂货店开始缺货。饥荒看来不可避免。
大部分商品价格的放开，开放经济以及卢布的自由兑换使得物资短缺和居民排长队购物的现象不复存在。与此同时，俄罗斯经历了苏联解体后非常严重的滞胀。在1992至1996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40%，工业生产减少了50%。价格水平最高上涨了26倍。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速度。这使实际工资下降了26%，同时随之而来的是激烈的社会分化。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使许多改革的支持者将其归咎于“休克疗法”，并将俄罗斯的改革同中国的渐进式转型经验进行比较。
俄罗斯改革（在最初采取休克疗法后的十年期间）在多大程度上是迅速并且前后一致的呢？到2000年年底以前，俄罗斯70%至75%的资金掌握在私人和政府相混合的实体手中。但是仅有30%的资金完全掌握在个人或独立的企业单位手中。而政府完全所有资产的比例达到25%，这个数字本身就足够高了。这部分包括所有的军备生产、铁路运输、通讯行业的大部分、能源行业的一部分。同时，混合所有的现象很普遍，尤其是在能源行业中非政府完全所有的部分，政府的所占份额比例很突出，有些情况下比例超过51%。因此，国家在整体上的直接控制，以及通过政府在经济领域中混合所有部分的份额对经济决策的间接参与仍然很普遍。此外，俄罗斯还缺乏竞争力很强的私人银行业部门。在大概2500家银行中，只有50家能被认为是真正的商业银行机构。金融领域的核心仍然大部分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或由政府和私人机构混合所有。
为了弄清楚改革激进到什么程度，市场建立到什么水平，我们应该注意在工业领域中被私有化的资产的性质和结构。苏联在改革前是个工业化国家，生产体系相当发达。这一体系包括通过严格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指令建立的低效的大型企业。同时，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小企业的比例很小，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1%。这种情况在农业市场上尤为明显。直到最近，许多地区已经停止了在农业领域建立以小规模农业为基础的市场。
苏联农业体系以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大型企业为基础。后者占主导地位，仅仅是共产主义国家对农业进行严格控制的另一种形式。在苏联时期建成的农业基础设施，包括土地使用制度和大部分（用于小规模农业生产和动物养殖方面的）农业机械本来是为大规模生产服务的，却远远超出了最佳农场的规模。在大多数情况下，尽管进行了市场化并且政府不断从经济领域撤出，低效的大型农场变换了形式后仍然保留下来，并且通常由苏联时期的老的管理层控制。直到现在，相当大一部分技术是适用于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过时、老化的重型机械的。适合精细的家庭农业（更接近于最佳生产规模）的基础设施还没有完全建成。
大型工业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和私有化本身无法解决企业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的问题。应该对资产进行重大的重组以满足新兴市场的需求。然而，直到最近，国有比例过高，加上国内外投资者对俄罗斯的政治稳定性和市场经济的前景缺乏信心，这对于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没有一点裨益。外商投资水平仍然很低，比例失调。国内资金也不断外流。
与苏联时期相似，俄罗斯的贸易差额和联邦预算仍不得不依靠燃料和其他矿产资源的出口，因此也就极为依赖不断波动的世界油价和天然气价格。俄罗斯在世界石油和天然气贸易中的份额为10%。这些资源的年出口收入约为1000亿美元，与俄罗斯在2001年的GDP3100亿美元比较接近。每年能源出口赚取的1000亿美元收入中的四分之一没有回流到俄罗斯。
然而，在对俄罗斯最初十年经济改革的概述进行总结时，我们不完全认同一些观察员的观点。比如说，斯蒂格利茨曾断定俄罗斯经济改革是个重大的失败，而且西方国家的顾问和国际机构也难辞其咎。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同意一些俄罗斯学者的看法，他们将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与中国的“渐进式”的前后不统一的改革进行比较，称赞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成功。
中国奇迹：“隐性”休克疗法
即使考虑到中国国内报道可能夸大其词，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是非常惊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停滞时期过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5%，在90年代增长8%。在1995至2001年间，中国的表现也很出色（GDP年均增长7%），而亚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在奋力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整体上，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从1960年的700美元增长到了2001年的4300美元。
众多研究提供了不同的方法解释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时期取得的史无前例的发展。根据一种普遍的解释，中国在改革伊始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以此作为比较的基点，是关键原因之一。有的学者也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劳动分工没有苏联细，所以改革更“容易”。
另外一种相关的解释指向两国生产结构上的特殊性。一些学者，尤其是俄罗斯的研究人员和政治评论员，认为过去中国的农业与工业、建筑和服务业的比值很高。在西方学者中，极力宣传这种观点的是萨吉斯等人，他认为：“经济结构上的重大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转型初期，东欧和前苏联都比亚洲转型经济体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水平高。”表1中的数据与这种观点相悖。可以看出，在改革开始之时（在中国是1978年，在俄罗斯是1990年），中国的农业在GDP中的比重确实比俄罗斯的高。然而，在两国，农业都仅占GDP的很小一部分。中国工业的比例实际上比俄罗斯的高，主要是由于在服务业上的差异。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工业占更高比例并未引起增长的放缓。而与中国相比，更低的工业比重也不是俄罗斯经济加速发展的原因。经济结构也能通过各个部门的就业情况来衡量。在中国，各个部门的就业情况差别很大。按照百分比数据来看，中国各部门就业比例与GDP比例（表1）结构差异很大。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初的1979年，农业和林业劳动人口占劳动力总数的70%，而只创造了28%的GDP。这反映出在文化大革命引发的不良后果中，中国农业的惨淡状况，并且绝对是由当时中国盛行的低效的传统耕作方式引起的。
表1 改革之初俄罗斯和中国就业结构和GDP结构
指标 中国(1978)俄罗斯(1990)
GDP总计(%) 100.0 100.0
农业和林业 28.4 15.5
工业和建筑 48.6 44.3
服务业 23.0 40.2
受雇劳动人口总数(%) 100.0 100.0
农业和林业 70.5 13.2
工业和建筑 17.4 42.3
服务业 12.1 44.5
注意：以上为根据下述信息来源得出的估计结果：在http://www.gks.ru上的国家统计委员会和在http://unstats.un.org上的联合国统计司数据。
与苏联的集体化相似，在中国，农业“公社化”无法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效率问题。而且，苏联的集体化与中国的“公社化”之间有重大差别。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苏联当局通过建立集体农场而开始尝试不仅大幅度拓展农场，并将其“国有化”，而且也尝试提高农场的劳动生产率。寄希望于使用更少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农产品，苏联政府投资建立一整套几乎全新的工业体系来生产重型农业机械。在苏联集体化背后除众所周知的意识形态因素外，另一个因素是被解放的劳动力被应用于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
在中国，相比之下，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人民公社”时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它也尝试将农业生产工业化。因此，农场的扩大纯粹是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上的手段。结果，苏联建立了这样一个国民经济部门：所有企业的生产规模都非常大，远远超出了最佳技术规模。无庸赘述，俄罗斯和中国分别对其农业进行的共产主义式的改革均未帮助各自实现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但是，与俄罗斯截然不同，在中国农村地区当时存在一支很可能变得数目极大的、正在努力存活下来的剩余劳动力。我们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市场经济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这支剩余劳动力就变成了中国微观经济“休克疗法”的动力。
分析中国近期经济改革的历史，我们应该分清官方辞令和实际采取的策略中的内容和后果。标志改革开始的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几个长期目标，比如在1990年以前将工业生产总值翻两番；到2000年以前将GDP翻三番；到2050年以前成为工业化发达国家。同时，全会提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计划体制。
同时，我们同意许多学者的看法，如因特里利加托尔(Intrilligator)，他将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其实际采用的发展的优先顺序和排列顺序联系起来，尤其是与在改革初期，改革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这一事实联系起来。的确，在将工业产值翻两番定为初期目标时，中国领导层引起了，或者像有些人所说的，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回应了在农村领域中最激进的改革。有学者强调中国废除集体农业而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发性的，而且是爆发式的，解放了市场力量。
1979年，安徽和四川的一些村子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对改革的宣传中并未采用“私有化”或“市场”这类字眼。相反，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最初是在家庭、农场和公社间订立合同。根据这样一种合同，一个家庭农场分到土地、牲畜和材料，作为代价，负责提供一定量的农产品。另外一种更为激进而且最终得到普遍采用的合同是这样规定的：根据合同，一个家庭农场所生产的农产品总和中，在上交了合同规定的数量之后，剩余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粮食收购部门以更高的价格收购农民自主多交的农产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安徽和四川扩展到其他省份。到1984年以前，全国已经有98%的农民参与了这种体制。由于实行了这一体制，农村土地现在已经被长期出租，这些租约可以白行转让。农产品市场和市场价格最终建立起来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在农产品生产和营销方面的管制已经不多了，尤其是在中国南部和四川。与俄罗斯相比，中国从人民公社到家庭农业的转变没有遇到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这是由于传统生产技术在最初没有什么需要进行改变的。因此，在改革最初的三四年期间，甚至连提都没提私有化，中国积极活跃的人口中却有70%成为小业主，在实际上的私有化行业中从业。相比较而言，根据以上数字，在十多年的改革之后，俄罗斯经济中只有一小部分能被看作是独立的和私有的。竞争的力量也极大地提高了农业领域的效率。从1978年至1984年，中国的农业产量年均增长7.3%，而1957至1978年仅为1.4%。引入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培育的非正式市场使得农村收入同期增长了14%。根据官方数字，贫困人口数量下降了四分之一，减少了600万，相当于整个法国的人口。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后，成百上千万人解放出来进入新建的非农业制造企业。
如上所示，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开始取代农民公社时，中国人口中将近四分之三是农村人口。但是到1984年止，农村改革非常成功，以致乡镇企业已经转向了吸收从农业领域中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的轻工业。作为公社和大队经营企业，乡镇企业于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于中国东部江苏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调动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和当地其他资源，实现当地自给自足和农村工业化。这些企业受农业部管辖，有严格的规定管辖他们可以从事的工业活动。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引入经济改革后，这些规定有所放松。现在乡镇企业涉足像纺织等多种轻工业和化工等重工业。诺顿认为中国成功的关键是非国有部门的进入而不是将现存的国有部门私有化。但是，诺兰指出，下游产业中的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是在上游产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支持下实现的，后者向前者进行投资。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近几年来，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当于中国GDP的4-5%，而俄罗斯的仅占1%。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36-38%，而俄罗斯的仅占16%。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是大量廉价劳动力以及政治稳定。市场化和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为民工从农村地区涌入中国的城市和富裕的沿海地区找工作、多赚钱提供了机会。在中国由民工组成的流动人口估计在1.2亿到1.5亿之间。许多民工在厦门、深圳、珠海和汕头的经济特区的乡镇企业和合资企业中打工。民工的工资通常比本地工人低，但是由于这样仍比在家乡的收入高，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条件。
与俄罗斯更循序渐进的改革相比，中国改革的激进本质的另一个指征是其预算政策。在改革之初，两国在联邦（俄罗斯）或中央（中国）一级，通过预算重新分配了大概三分之一的GDP。到1999年，中国的比例仅为7%。同一年，俄罗斯的数字是中国的三倍多。同时，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在地区级征收的各种税款。
启示
通常将休克疗法理解为突然的宏观经济稳定手段。这样的理解被成功地运用于像“二战”后的德国这样的失败或被摧毁的市场经济体，它们不需要进行重大的微观经济改革。但是，这种理解看起来不足以比较和解释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每况愈下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的经济改革过程和结果（两国均需要宏观经济稳定和微观经济转型）。
在市场经济改革的20年间，中国改革加速的主要原因是其独特的微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构。我们赞成格里菲斯和卡恩的观点，他们强调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并认为农业改革和外商直接投资发挥的作用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与普遍意见相反，中国实行了以农业自由化为重点的迅速的改革而不是谨慎的渐进式改革。农村地区向独立企业的转变，农产品向自由市场的过渡以及可以到独立企业就业的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在短短几年的历史时期内就实现了。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能被当成“休克疗法”（对此词更广义的理解），它包括实质性的迅速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改革在内。中国自由化的独特成果之一就是独立的（非政府所有的）经济部门史无前例地迅速增长，并且政府减少了通过发出命令对GDP进行再分配来对日常经济决策进行干涉。政府减少对经济决策的参与主要并不是通过撤出政府对现有公共部门的控制来实现，而是靠迅速增加国民经济中新兴独立部门的比例（这是以农村经济改革中从农业领域剥离出的廉价的劳动力为基础）来实现。在我们看来，这一点加上政治相对稳定以及改革后的中国经济对外商的吸引力是近来中国突出的经济发展的原因。
与中国的情况相比，在俄罗斯（其宏观经济稳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微观经济的改革过程看起来是冗长的、渐进式的而且不如中国的改革那样前后一致。俄罗斯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比中国多，而且实际上在改革的十年间并未充分减少。俄罗斯经济中新兴的独立部门的发展显得比中国的新兴独立部门慢得多。大多数的微观经济改革是在先前的公共部门（主要包括低效的大型工业企业，它们是根据任意制定的国家发展优先顺序而不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成立的）中进行的，包括股份制改革以及完全或部分私有化。缓慢的微观经济改革是部门重组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尽管失业率很高，这仍是造成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原因之一。当然，政治不稳定是妨碍外资进入的另一个因素。
结论
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在极短时间内使市场化实现质的飞跃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原因，而与此形成对比，宣布采用休克疗法的俄罗斯却经济问题不断，而且，其微观经济改革显得进展缓慢。我们提出的对两国情况进行的比较也得出了关于未来发展（包括在两国的投资机会）的结论。只要劳动生产率仍然提高，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不枯竭，政治保持稳定，中国的投资潜力就会持续下去。如果这样，中国发展潜力的惟一限制条件就是其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相联合的能力。相比较而言，俄罗斯的经济（除资源部门外）尽管看起来正在部分地复苏，长期前景却不容乐观。只要今后不进一步实行彻底的微观经济改革，俄罗斯的投资机会就不会增加，实现政治稳定的措施也不会奏效。
译者单位：于淼，中共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