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理论发展及研究性质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学论文,性质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10）06-039-10
汉语意义上的“财政学”名称几经变化，若以英文表述也有很多类似的变化着的称呼：Finance,Science of Finance,Public Finance,Public Economics,Public Sector Economics,Government Economics,The Economics of Governmental Activities,The Economics of Public Issues,Economics of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在1950年以前，财政学科通常被命名为“财政学”（Public Finance）；之后，学者们更喜欢用“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 Economics）的名称；也有学者采用“政府经济学”（Government Economics）或“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的名称。汉语意义上的所谓“财政学”，从目前财政学理论发展情况看，称其为“公共部门经济学”更恰当些。财政学名称上的变化反映了其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的变化，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本质上是历史的和发展变化的，因此，研究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及方法”，似乎应该是“学说史”的任务。本文通过回顾财政学理论发展变迁的历史，分析财政学研究对象性质和方法的演化过程，以进一步认识财政学理论的内涵与外延。
一、财政学理论发展变迁综述：一个历史性评述
英国思想家培根（Francis Bacon）将财政（Finance）与宗教（Religion）、议会（Parliament）和法律（Law）视为政府存在的四大柱石之一。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称财政是“庶政之母”。中国唐代著名理财家杨炎说：“财赋者，邦国之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乱轻重系焉”。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79）说：“一个民族的财政史首先是其一般历史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归根到底，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其政策所预备的行为等——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更多的东西都反映在它的财政史当中”。政府的所有意识都会在财政上有所反映，其意识的实现也都需要有财政的支持。
“财政”是古老的经济范畴，财政活动和财政思想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广泛存在。但作为一门学科和一种系统的理论，财政学却属于起步较晚的领域。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活动尚未达到建立专门经济学的发展水平，国家财政与王室收入没有分开，商品货币关系没有扩展到主要生产和消费领域，从而财政学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财政学的诞生，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的事情。因而，财政学理论的研究开始主要是散落于古典经济学家的各类经济学著述中，并未形成独立研究财政学理论的一些专门性著述。在古典经济学派的非财政学专门著述中较为系统描述财政学理论的应该属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它被认为是第一部从理论上系统阐述财政理论的著作（被认为创立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财政学）。而威廉·配第（William.Petty）的《赋税论》（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1662）被誉为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著。德国旧历史学派学者卡尔·劳最先命名财政学（《政治经济学》，1826），首次出版财政学专著（《财政学基本原理》，1832）。最初研究财政理论的西方财政学的专门著述且又是以“公共财政学”命名的是巴斯塔布尔（C.F.Bastable）的《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1892）①。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1936）则被认为是当代资产阶级财政理论形成的标志。
（一）主要财政学学者及其代表性学术成果
在古希腊、古罗马以及西欧中世纪，已有一些思想家在论述政治经济问题时，表达了对财政问题的见解。在亚当·斯密之前，零散的论及财政赋税思想、观点的财政学或非财政学著述及古典经济学家主要有色诺芬（Xenophon）（《雅典的收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政治学》与《伦理学》）、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利维坦》（Leviathan），1651）、英国的威廉·配第（William.Petty）（《赋税论》，1662；《政治算术》，1690）②、托马斯·曼（Thomas Mun）（《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1664）、法国的皮埃尔·勒·庇逊·德·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Le Pesant,sieur de Boisguillebert）（《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1705）③、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赋税论》，1760）④、英国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论赋税》，1752》）⑤、德国的尤斯蒂（Johann Heinvich VonJusti）（《财政学体系》，1766）⑥ 等。亚当·斯密之后，有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让·巴蒂斯特·萨伊（Say,Jean Baptiste）（《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政治经济学原理》，1802）、麦克库洛赫（John Ramsey McCulloch）（《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门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述》，1825；《论赋税和公债制度的原理及实际影响》，1845）、法国的西斯蒙第（Sismondi,J.C.S.de）（《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德国的威廉·罗雪尔（Wilhelm Georg Friedrich Roscher）（《财政学体系》，1886）、德国的洛伦茨·冯·施泰因（Iorenz yon Stein）（《财政学教科书》，1860）、德国的阿尔伯特·伊伯哈德·费里德里希·谢夫莱（Albert Eberhard Fridrich Schaffle）（《赋税政策原理》、《赋税论》，1831—1903）、德国的财政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财政学》，1892）、庇古（《公共财政研究》，1925；1956）、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理查德·马斯格雷夫（《财政学理论》，1959）、彼德·戴蒙德（Peter A.Diamond）（《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务》，1965）⑦、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现代财政学之父理查德·阿贝尔·马斯格雷夫（Richard Abel Musgrave）和佩吉·布莱沃·马斯格雷夫（Peggy Brewer Musgrave）（《财政理论与实践》（Public Fi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1973）、［英］朗（C.V.Brown）和［英］杰克逊（P.M.Jackson）（《Public Sector Economics》，1978）、［英］阿特金森（Atkinson,Anthony B.）和［美］斯蒂格里茨（Stiglitz,Joseph E.）（《Lectures on Public Economics》，1980）、［美］鲍德威（Robin W.Boadway）和［美］威迪逊（Davaid E.Wildasin）（《Public Sector Economics》，1984）、哈维·S·罗森（Harvey S.Rosen）（《财政学》，1985）等。
（二）主要财政学流派划分
1.散落的财政学思想观点——亚当·斯密之前。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经济”一词并是在西方最早出现的经济思想家，他所阐述的奴隶主经济思想有一部分见解在历史上成为后来财政学这门学科的基石。因此，研究西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思想，都有必要追溯到古希腊财政思想的发展阶段。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增加雅典国家收入的方法》中讨论了希腊雅典的财政收入问题，并建议由国家购买奴隶，并将他们出租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在《论税收》中，色诺芬主要讨论了如何改进雅典的税收制度问题，主张要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维持雅典的财政平衡。第一次提出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概念，详细研究了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和财政支出项目，并对收入和支出进行了分类，同时，他还创见性地提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政策主张。
英国重商主义者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等著作中阐述了其赋税思想。率先探讨了国家建立及其人民应当向政府缴纳税收的原因。他也支持“交换说”或“利益说”的观点。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著作中，也有关于财产与收益之间以何者为课税标准，以及强制征税的公平原则之类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对财政问题的研究很深入，他认为国家机关、法官、军队等开支，都是靠行使国家权力从各盟邦中以缴纳和贡赋而征收来的，战争是获得财富的来源之一。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财务的概念，并对财务进行了分类研究。在罗马，有关于罗马税制以及专门讨论赋税负担的著作。英国重商主义托马斯·曼主张减免出口商品的税收，以增强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强调保护关税的作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J.－B.柯尔贝尔推行了一套重商主义的财政政策，采取关税保护措施，在国外加强经济扩张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以增加国库收入，在国内则统一全国的税率，以利于商品的流通。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法国经济学家F.魁奈主张只对土地的纯产品直接征税，由占有“纯产品”的地主阶级负担全部税赋，同时废除重商主义者实行的禁止粮食出口和压低粮价的政策，主张自由输出粮食，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大农业。
2.亚当·斯密及其追随者的主要财政思想观点。在学说史的研究中，把斯密的学说称为“古典经济学”。从斯密的《国富论》来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财富”和“怎样国富”的问题。斯密在创立科学经济学的时候，可以说是属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即“工业化”的开始时期。斯密提出“财富”就是“价值”的著名论点；并指出“市场经济”是“国富”的原因，倡导“廉价政府”。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比较狭窄的，财政学是作为被其理解的“市场经济”的外生变量来看待的。他把“国家”拟人化，即把国家行为看作是与自然人一样的理性行为，重点分析税收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不作为”。这可以称之为“斯密传统”。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建立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对财政税收理论作了系统的研究。主要贡献：
（1）斯密原则上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特别反对重商主义，也批评重农主义，在他看来，应该废除一切特殊的或限制的制度，树立起最明白而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认为国家的职能主要有三项：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也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益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补偿所费而有余，但代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斯密把一国的经济分成了私人和公共两大部门，市场经济及其体制的差别会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比例、赋税征收项目和方式、对外贸易制度、银行信用制度等方面表现出来。斯密主张支出节俭的“廉价政府”，他认为，国家所必需的费用须有其合理的收入来源，各项费用应该由受益人分别负担，从而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
（2）斯密分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和税收的原则。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公债。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在平时举债，因为债权者贷予政府的资本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当公债增大到某种程度时，几乎没有道德地完全偿还了的实例。税收的来源不外是工资、利润、地租等三种收入。最适合课税的是地租，因为地租是地主寄生性的收入，向他们征收不会影响社会生产，也不会转嫁给他人。同时，斯密也不反对对工资和利润课税。他提出了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四项税收原则。
大卫·李嘉图的财政经济思想集中反映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中。李嘉图的财政税收理论虽不像斯密那样完整和系统，但对税收问题也作了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精华。李嘉图认为，税收来自劳动产品的价值，“赋税是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中由政府支配的部分；它最后总是由该国的资本中或是由该国的收入中支付的。”同亚当·斯密一样，李嘉图也同意政府财政支出是非生产性的：政府税收是用于政府支出，因而也具非生产性；税收具有妨碍生产和耕种的通病，给生产带来负担。“任何形式的赋税，都只是流弊与流弊之间的选择问题。它要不是影响利润或其他来源，就一定会影响支出。”因此，李嘉图认为，“最好的财政计划就是节流，最好的赋税就是税额最少的赋税”。让·巴蒂斯特·萨伊特别推崇亚当·斯密，所以在其《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以通俗形式解释斯密的经济学说，是最早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⑧
法国的西斯蒙第虽然批判亚当·斯密、李嘉图、萨伊、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⑨、麦克库洛赫等人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尤其是批判李嘉图的学说（对古典经济学的怀疑和批判是以李嘉图为靶子），然而却是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约翰·穆勒是李嘉图学说的积极拥护者，其《政治经济原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对李嘉图学说的解释和发挥。穆勒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四分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⑩
3.近代主要学者的主要财政思想观点。被西方财政学者称之为德国财政学界三巨星的洛伦茨·冯·施泰因、阿尔伯特·伊伯哈德·费里德里希·谢夫莱和阿道夫·瓦格纳建立了社会政策的税收理论体系，是代表社会政策学派的财政学家。除此之外，近代著名财政学者还有皮科克（Peacock）和威斯曼（Wiseman）两位。
（1）洛伦茨·冯·施泰因认为国民经济与财政是一种有机的循环关系。他提出了国家经济循环和财政本身是“再生产自行消费的经济能力”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又提出了“税收再生产理论”，即“负税力产生税收，税收产生行政，行政再产生负税力”。同时认为，国家财政在行政方面有三大职能：一是对国家生活予以节度；二是维持国家生活的秩序；三是由其本身“再生产”自行消费的经济力。基于第三种职能，施泰因提出了国家经费开支的生产性和税收再生产学说。主张国家为共同欲望负起课征税收和管理税收的责任，赋税额应和国家向人民所提供的物质资料和服务相等。赋税不得阻碍个别资本的形成。由各自资本形成的担负赋税的经济力量就是国家财富。所有的人应向国家纳税，而国家应该对所有的人们提供物质资料与服务。当这种投入与产出形成有机循环且健全有力时，国家经济力就会增大。
（2）阿尔伯特·伊伯哈德·费里德里希·谢夫莱根据国家有机体学说，阐述了他的税收理论。他把税收解释为个别经济基于其作为社会一员的义务，为公共团体支付公益经费所共同分担的财务，国民不论是否从公共团体享受利益，均应纳税。谢夫莱主张按照纳税能力作为课税原则。谢夫莱以国家有机体理论为基础，从赋税与社会经济的相互联系上，来认识国民经济，研究赋税理论，这对社会政策学派起到了先驱的作用。
（3）阿道夫·瓦格纳把社会经济组织分为“个人的经济组织”、“共同的经济组织”和“慈善的经济组织”三种。财政是“共同的经济组织中由权利共同体构成的强制共同经济”。并据此提出了新的国家职能观。认为国家的职能应包括发展文化教育和增进社会福利，国家应为“社会国家”。认为“所谓租税，从财政意义上讲，就是公共团体为满足其财政上的需要，凭借其主权，作为对公共团体的事务性设施的一般报偿，依据一般原则和准则，以公共团体单方面所决定的方法及数额，强制地征自个人的赋课物；再从社会政策的意义上说，所谓赋税，就是满足财政上的必要的同时，或不问财政上有无必要，以纠正国民收入的分配及国民财富的分配，借以矫正个人所得与个人财产的消费为目的所征收的赋课物”。并从税收可以矫正个人所得和财产分配的思想出发，设计了所谓理想的租税体系。同时提出赋税九项原则（其中包括社会正义与社会政策原则）。瓦格纳（1882）通过对19世纪的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或称“政府活动扩张法则”，又称“瓦格纳法则”。即，他认为一国政府的支出与其经济成长之间，也就是政府职能的扩大与国家所得的增加之间存在一种函数关系。即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就要求保证行使这些国家职能的公共支出不断增加，日益充裕。瓦格纳还认为，只要符合国家职能的要求，即使出现暂时的财政不均衡也无妨。利用公债举办公共事业是可行的，条件是它将来带来的财政收入增加额能抵消这些公共事业的费用。
瓦格纳把导致政府支出增长的因素分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所谓政治因素，是指随着经济的工业化，正在扩张的市场与这些市场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复杂，市场关系的复杂化引起了对商业法律和契约的需要，并要求建立司法组织执行这些法律。这样就需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提供治安和法律设施。所谓经济因素，则是指工业的发展推动了都市化的进程，人口的居住将密集化，由此将产生拥挤等外部性问题。这样就需要政府进行管理与调节工作，需要政府不断介入物质生产领域，因而形成了很多公共企业。此外，瓦格纳把对于教育、娱乐、文化、保健与福利服务的公共支出的增长归因于需求的收入弹性，即随着实际收入的上升，这些项目的公共支出的增长将会快于GDP的增长。但瓦格纳关于公共支出增长的含义究竟是指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在当时并不清楚。后来，其追随者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其内容可以归纳如下：政府支出的增长幅度大于经济增长是一种必然趋势；政府消费性支出占国民所得的比例不断增加；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所得的上升，公共部门的活动将日趋重要，公共支出也就逐渐增加。导致财政支出增大的原因主要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原来由私人部门进行的若干活动，逐渐地由政府办理；人口的增加，城市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的激化，使得政府的一般行政、公安司法、经济管理、社会协调等方面支出扩大；由于某些投资所需财力较多，或出于调节经济活动的需要，政府就应参与投资、调控；随着国民所得的增加，政府对文化、福利方面的投资将会成倍增加。瓦格纳法则由于适应了当时俾斯麦政府强化国家机器，扩大干预经济，以加紧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从而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推行帝国主义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
4.现代西方财政学理论。现代西方财政学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凯恩斯、庇古、维克赛尔（Knut Wicksell,1896）、林达尔（Lindahle,1919）、鲍温（Bowen H.R.,1943）、布坎南（Buchanan J.M.,1949）、理查德·马斯格雷夫（1938; 1959）、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1962）、皮科克（Peacock,1961）、威斯曼（Wiseman,1961）、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1980—1990）、彼德·戴蒙德（Peter A.Diamond,1965）、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哈维·罗森（HarVey S.Rosen,1991）、斯蒂格里茨等。
（1）关于凯恩斯和庇古。1890年马歇尔发表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宣告了古典经济学的终结。马歇尔拓宽了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认为“纯粹”的经济学只研究可以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问题。不可用货币数量表达的经济问题，尽管对经济有重大影响，比如政治问题，不属于“纯粹”经济学的范畴。这就是说，“政治问题”、“国家问题”对于“纯粹经济学”来说，只是外生变量。从此古典经济学喜欢使用的“政治经济学”的名称被“经济学”替代。而后来马歇尔的两个学生并未完全遵循老师划定的经济学研究范围，一个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1920）将社会公平问题纳入经济学的大雅之堂；另一个是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将宏观问题请进经济学的殿堂。在学说史的研究中，通常把“新古典”时期划到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1936年，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应该以1950年左右为界较为恰当。因为就学术成就上看，凯恩斯仍然应该被纳入“新古典学派”，但标志着新古典学派的终结。凯恩斯以他关于经济学基本问题的观点，创立了“国家干预的财政学派”，其财政学思想拯救了资本主义制度。从美国“罗斯福新政”采用凯恩斯理论取得奇效之后，凯恩斯理论就取代了亚当·斯密的理论，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并在西方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至今。凯恩斯因此也享有“战后繁荣之父”的美称。其理论问世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再也未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即新古典学派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效率、公平和稳定”三大领域，成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三条主线，政府职能也由此聚焦于公平、效率、经济稳定三个方面。
（2）关于鲍温、布坎南、马斯格雷夫等。在凯恩斯将“宏观”问题纳入到“财政学”研究的同时，另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对“国家组织”进行了微观研究(11)。早在1880年，维克赛尔就开始将财政经济纳入交换结构进行分析，把财政支出和税收结合起来一并考虑，并且把公共部门决策作为政治和集体选择的过程来看待，这实际上暗含了经济学要研究“政治需求”的问题，即“动机问题”(12)。1896年维克赛尔(13) 在税收理论中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三个构成要素：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以及看作交易的政治。林达尔（Lindahle,1919）提出了公共产品供需均衡的模型，即“林达尔均衡”。指出，税收水平的确定与其本人享受公共产品的意愿是相联系的，但是没有人愿意如实说出自己的实际受益情况和愿意分担的成本的水平。马斯格雷夫1938年发表的《公共经济的自愿交换理论》，提出税收和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自愿交换学说”；鲍温（Bowen H.R.,1943）提出公共产品的需求和投票理论；布坎南（Buchanan J.M.,1949）提出政府财政的纯理论，是公共选择学派的重要代表。马斯格雷夫（1959）被誉为现代财政学的真正开拓者之一，是现代财政学之父。其研究税收对价格和产量所产生的部分均衡效果以及对额外损失的相关影响，涉及税收归宿与效率的核心问题和税收对买卖双方行为的消极影响，首次引入“公共经济学”概念。20世纪50年代以前，研究“财政”的著述大部分成为“Public Finance”，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学研究》（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A Study in Public Economy,1959），首次称“财政学”为“Public Economics”。
总之，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财政研究的风格从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上，英美经济学家研究财政问题时，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将“国家”拟人化），当作自然人一样进行行为分析，其财政理论实际上只是税收理论。（为此，布坎南批评马歇尔的理论只是价格理论而已）。而在1930—1950年代的研究，则将税收和财政支出结合起来一并考虑，并且在政治程序上探索“政府行为”的根源，打开了政府行为的“黑箱”（Opening the black box）。财政学研究风格的转变大大拓展了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支出问题和决策问题成为普遍关注的对象。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研究获得飞速发展，并且成为推动整个经济学科发展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财政学”被广泛地使用“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称呼，这也可以认为财政学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如1954年，萨缪尔森（Samuelson P.A.）在鲍温的投票理论、布拉克（Black D.）的小组决策原理（1948）、阿罗（Arrow K.J.）的集体选择的逻辑（1950）和社会福利函数的基础上提出公共产品的需求理论，建立了萨缪尔森模型。1962年，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将集体选择、决策规则和投票程序结合成公共选择理论，发表著名著作《同意的算术》（The Calculus of Consent）(14)。与此同时，道恩（Downs A.,1957）、吐鲁克（1965）和尼斯卡能（Niskanan W.A.,1974）展开对政党、官僚的微观行为分析。1983年，Richard E.Wagner将财政学研究对象纳入微观经济学中，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应。”(15)
（3）皮科克（Peacock,1961）和威斯曼（Wiseman,1961）的替代—规模效应理论。在瓦格纳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对1890—1955年间英国的公共部门发展情况的研究，皮科克和威斯曼提出了导致财政支出增长的内外因素，并认为，外在因素是说明财政支出增长超过GDP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财政支出的增长并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呈现出阶梯性增长的特点。和平时期，财政支出逐渐增长，呈直线型上升趋势；战争时期，财政支出呈跳跃性增长态势，与此同时，私人部门支出和民用财政支出相对减少。对这样的结果起作用的是两个效应：审视效应（Inspection Effect）和替代效应（Displacement Effect）。审视效应是在和平时期，因为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受公众心里的“可容忍的纳税水平”的制约，财政支出的增长呈直线型；而在战争时期，公众“可容忍的纳税水平”提高，财政支出就出现阶梯性跳跃增长；战后公众“可容忍的纳税水平”并没有降低，从而财政支出规模可以继续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替代效应”有两层涵义：一是战时战争支出对私人支出和民用财政支出的替代，财政支出规模扩大，而私人支出和民用财政支出规模相应减少；二是战后民用财政支出对战争支出的替代，战争支出减少，而民用财政支出增加。皮科克和魏斯曼的模型强调了公共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制约。
（4）关于马丁·费尔德斯坦、彼德·戴蒙德、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哈维·罗森。马丁·费尔德斯坦（Feldstein,1980—1990）(16) 关于税收问题的研究方法对公共经济领域的影响很大，是最早使用家庭层面的调查数据和行政管理记录分析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对家庭行为影响的人物之一，其主要贡献是加速了新的研究方法在应用经济学领域的传播。公共财政领域的研究者在今天仍然广泛使用他的计算机程序模型（taxsim computer model），这是一种费尔德斯坦从1970年代便着手建立的计算家庭层面上纳税义务的程序。在其一系列关于可征税收入对边际税率变化的反应的文章中，费尔德斯坦发展了一套评估所得税有效成本的新理论，从而为国会的税收分析专家应该如何计算税制改革的收入效应的争论提供了极佳的分析思路。
彼德·戴蒙德（Peter A.Diamond,1965）建立了著名的世代交叠（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OLG）模型，将世代交叠研究方法用于研究公共财政问题。此后戴蒙德继续在就公共财政领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71年，戴蒙德与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 A.Mirrlees）合作发表《最优税制与公共生产：（I）生产效率、（II）税收规则》，全面探讨了最优税收问题，对最优税制理论研究具有开拓性作用，使最优税制理论真正形成了体系。戴蒙德和米尔利斯用精细的数学工具首先证明在税收和公共生产存在的情况下，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生产效率的存在性，即证明了最优效率点是存在的，并且最优点就在效率可行性边界上，从而提出了使经济处于帕累托有效状态的“拉姆齐—戴蒙德—米尔利斯税收法则”。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是凯恩斯思想的继承人。凯恩斯对经济学范式的贡献因为其后的经济学家（虽然很多是他的信徒）沉浸于数学模型而被大大低估，加尔布雷斯研究的意义在于其继承了凯恩斯处理公共政策的技巧。加尔布雷斯继承美国制度学派的传统，坚持以制度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认为把资源配置与利用作为研究对象是一种错误，将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是一种不幸。经济学研究要改变重物轻人，只看产值不见福利的倾向。他研究了广泛的课题，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指出为解决美国各种收入分配不平等、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失调、通货膨胀与失业等问题，需进行制度改革，通过国家力量使两种体系的权力与收入平等化。
哈维·罗森（1991）(17) 的研究成果涉及理论经济学与财政学的诸多领域。关于最优税收，税收与公平，税收与效率，以及各税种如何最优设计等问题，罗森都作了出色的分析。关于美国“收费”的制度描述，美国预算外的种种规则，罗森也作了具体分析。斯蒂格里茨由于“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被国际上公认为一代经济学权威之一，其对经济学的几乎所有主要学科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宏观经济、货币经济学、公共财政和公司金融、贸易理论、发展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
二、财政学的性质：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评述
关于财政学的性质，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18) 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19)，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20)，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关于公共财政的性质（Nature of Public Finance），古典经济学将财政问题集中于收入、支出与债务方面，(21) 所不同的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侧重的是支出，而李嘉图和穆勒更多考虑的是收入。后来，在马歇尔—埃奇沃斯（Edgeworth）时期（19世纪末期）很少有学者是系统讨论公共财政学科的。事实上，那个时期，系统阐述公共财政学问题和对公共财政的研究在经济学家著作中消失了。但例外的是巴斯塔布尔（Bastable）的《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1892）出版了(22)。Bastable认为，公共财政是地方公共当局的支出和收入，以及各级政府之间财政管理与控制的相互关系。(23) 在道尔顿（Dalton,1922）所著《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和庇古（Pigou,1928）所著《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中，Dalton（1922）给出了一个明晰的关于公共财政的定义：公共财政是公共部门的收入与支出，是收入到支出的调节。(24) 这是狭义的公共财政的定义。同时，Dalton仍然认为，公共财政存在于政策实践中，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财政的大部分内容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出于这个原因，公共财政的研究具有相当丰富的遐想。(25) Dalton的公共财政的政策内涵被1930年代的大萧条所验证，其思想体现在凯恩斯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政府财政政策调节经济总量和就业水平是公共财政的基本部分。这一特性也体现在Pigou和Dalton的再版著作中。关于公共财政狭义的定义在近年来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如格罗夫（Harold Groves）关于公共财政的定义是：“A field of enquiry that treats of the income and outgo of government（Federal,State and local）.”在现代，公共财政包括四个部分：公共收入、公共支出、公共债务和财政制度（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26) 关于公共财政的研究主题（Subjects），Rolph and Break Hold认为，它（公共财政）可以被定义为政府财政政策效应的发现与评估。(27) 这意味着，在经济学意义上，公共财政研究财政政策对人的经济活动的影响，使经济保持快速均衡发展。财政政策带来的经济变化及其对主体的不同影响是财政研究的主要对象（Objective）。Brownlee and Allen（1954）认为(28)，公共财政职能涉及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这样公共部门的经济决策像私人部门一样，其预算政策会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公共财政学要研究和分析政府预算活动（课税与政府花费）的效应。(29) Brownlee进一步指出，公共财政研究的客体就是根据其对基本的福利经济学标准的影响分析其政策效应，这些福利经济学标准包括：（1）经济总水平及稳定性；（2）产品和劳务生产的组合与配置；（3）收入在各类收入者（要素投入者）之间的分配。(30) 政府收支活动是对政府财政政策的一个有效解释，这种对财政政策的评价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有效部分。Herber放弃（lays down）了政府靠财政政策实现资源配置手段的观点，认为除了配置资源外，公共财政涉及三个主要经济活动：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这样如同私人部门一样，公共部门的经济决策通过预算活动最终影响配置、分配、稳定与增长。(31) 可见，公共财政学科旨在研究和分析通过政府课税、政府花费活动的影响，包括四个方面：（1）稀缺资源在多种使用机会中的有效配置；（2）收入与财富在人群中的分配；（3）在货币经济条件下，以就业和价格水平所代表的经济稳定状况；（4）一定经济水平下的经济增长。Carl S.Shoup（1969）(32) 描述和分析了公共财政领域中政府服务、补助金、福利性支付，以及税收、支出、国外援助、外债（internal and external）、外汇储备的方法。公共财政往往不使用价格机制进行资源配置，有些甚至在政府免费提供服务方面不存在货币支付。有的情况下政府在某些领域使用货币但不使用价格机制，如补助金和福利支付。有的情形下，货币支付及价格机制同时使用，如政府雇佣劳动要素和其他要素，或者从厂商购买商品与劳务。(33)
从以上定义中可看出，公共财政研究的主题被扩展了。开始只涉及公共收入，甚至局限于税收，或政府支出，或二者。现在已包括政府债务收入、支出政策、经济利益与财务负担。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调控收入在不同部门区域和人群中的分配，经济的稳定性、经济发展与增长的路径等已经成为政府的责任。Robbins认为，毫无疑问，公共财政是经济学科的一部分，但它属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无论税收还是政府支出，没有一定的价值判断（诸如累进税率应该是多少，应该给穷人分多少钱等问题），政府什么也不可能做，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财政的研究对象存在一个漫无边际的领域（free licence）。
公共财政与私人部门财政相比较，其共同点都是满足人类需求，但私人财政是为满足私人需求，公共财政是为满足社会或群体的需求或福利，有时，政府也置身于自己所在的政党或群体，这样的公共财政会有失公平，个体福利提高未必带来社会福利的提高，个体福利最大化不一定带来社会福利最大化。公共财政与私人部门财政存在一系列的区别：（1）目标不一致：私人财务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所以只考虑直接的私人成本与损失，而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既要考虑直接的成本损失，也要考虑间接的成本损失。（2）商品与服务交换的条件不一样：私人部门通过价格机制，而定价机制往往不适用于公共部门的福利支付，公共产品往往也不能定价。政府需要寻找一种公共选择机制与偏好显示机制。（3）私人部门是自愿的，而公共部门往往是强制的。如Taxes are said to be a human certainly like death.To quote Due,“Coercion is an inevitable concomitant of governmental activity.”(34)（4）政府可能能够承担私人部门所不能承担的投资，这或许是出于项目规模宏大，或者风险承担的原因。（5）政府举债既可以从外面获得，也可以从自身获得，而私人只能从外面获得。(35)（6）除了借款外，中央政府还可以发行货币，而私人本身不能创造货币。（7）私人渴望（aspires）储蓄，储蓄被认为是一种美德（virtue）；而储蓄不一定是政府活动的目标。（8）私人是收入决定支出，而政府是支出决定收入。在整合收入与支出方面，公共部门比私人部门更有优势。(36)（9）政府预算期可能比较长，一般1年，此外，还可以进行5年或10年的中长期计划。而私人预算期限往往很短，通常1个月。（10）政府实施经济政策或财政政策目的是获得高的就业水平、经济周期稳定以及完成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可能采取赤字预算（deficit budget）。（11）在未来的提供方面有区别：公共部门的未来属于自己管理，也就是说，公共部门能够经营它的未来，为未来储备资源，而私人对现在的偏好总是超过未来，因为生命是短暂的。尽管私人部门也为自身养老及儿女做些资源储备，但引用Dalton的说法，“…Since community outlasts the individual,and since…statesman should regard himself as trustee for future,he is not entitled to discount it at so high a rate as most individuals in their private capacity normally do.Indeed,it doubtful whether he should discount it at all.”(37)（12）私人财务不公开（shrouded），而政府预算要公开。（13）私人财务要实现自身最大化其总效用，可以主观感受自己的效用。而公共财政不可能了解每个人的边际效用水平，需要集体决策。
从以上分析可见，两者有区别，所以，公共财政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不能被替代的研究领域。公共财政目标：（1）资源配置目标（allocation goal）。资源的稀缺与人类需求的无限之矛盾产生了资源配置功能的要求。在现代社会有两个基本的机制对配置资源产生影响：市场与政府或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38) 公共财政资源配置目标主要是将资源在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以及公共部门之间进行有效配置。除此之外，还有三个目标。（2）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尽管各种目标之间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三、简短结论
1.财政学研究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兼具宏观经济学的内容。财政学在最初产生时，只涉及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微观问题，发展到当代已扩展到政府收支与经济结构、经济稳定和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方面，但仍然以微观内容为基础。财政借助于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根据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运用演绎法和数学模型，主要介入市场失灵领域，参与资源配置，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为目的来讨论政府的微观行为。因而，重视其微观基础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效率。
2.财政学理论变迁反映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成熟过程。古典到现代，经济学领域知名学者的代表性经典著作中几乎都涉及到财政学的思想观点。财政学理论发展过程演绎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进步。
3.财政学与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相同。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发展与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密切相关，财政学理论主线由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财政学对财政问题的研究所采取的基本思维方式与经济学相同，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
4.财政学理论发展凭借于分析方法或工具的突破。财政学理论发展过程伴随着成本收益分析、效用分析、福利分析等方法，和税收、公共预算、赤字等工具的广泛使用，反映了财政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演进过程。
收稿日期：2010－09－24
注释：
①(18) Bastable,C.F.,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 & Co.,1892.p.7.
② 提出对财政收支要进行总体分析，主张减少非生产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支出。威廉·配第的《赋税论》被誉为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著，马克思称其为“政治经济学之父”，并曾评价威廉·配第是“最有天才和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
③ 着重批判了重商主义关于财富和货币的观点，以及他们所推行的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追求货币的财政和赋税政策。
④ 提出土地单一税理论。魁奈在《赋税论》中说：“关于赋税落在哪些对象身上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总是落在同一个原本上，因为总是靠土地收入来支付”。“把赋税的分配重新调整，采取负担较小的征税形式，绝对不向农业本身征税，而只是向农业提供的收入以及靠农业收入维持的各种工作征税，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切的税结果都是由土地收入负担的”。
⑤ 对斯密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⑥ 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给财政学下了定义：“人类形成社会团体之后，就必须管理由自己的财富产生的共同利益。社会形成的初期，就有一部分公共财产必须用于满足公共的需要。如何征收和管理这种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公共所有的国民收入，就成为政治家的一门重要的科学知识，我们把这部分知识叫做财政。”他把财政同国民收入结合起来，但还是一个极粗糙的定义。不过，其之后约1个世纪中的资产阶级财政学，在什么是财政这一问题上，基本上没有离开西斯蒙第的看法。
⑦ 《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其第一篇经典论文：《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务》。
⑧ 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比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早14年。萨伊与李嘉图是同一时代的人，但他们的学说截然不同，李嘉图吸取并发展了斯密学说中的科学因素，而萨伊则扩大了斯密学说中的庸俗成分。萨伊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等书中阐述了他的赋税理论。
⑨ 马尔萨斯认为利润从交换中产生，国家财政支出是商品销售和实现利润的重要条件。从根本上否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支出属于非生产性消费，并尽可能限制其规模的论点。
⑩ 在穆勒之前，萨伊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部分，认为交换是从属于分配的。穆勒把“交换”独立出来，成为四分法的创始人。
(11) 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的主体（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和政治家）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
(12) 而这类动机问题在马歇尔看来应该是哲学家研究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
(13) 1896年维克赛尔（Knut Wicksell）发表《公平赋税的新原理》论文，这一“财政学的古典”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给予了重要的、并且是直接的影响。
(14) 戈登·塔洛克（1962）指出，在行政机构中，人们有可能恣意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管这些个人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这不但为“政府失灵”提供了微观分析基础，而且成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特征。
(15) Richard E.Wagner,Public Finance: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Little Brown & Co.,1983,P4.
(16) 被称为供应学派经济学之父。
(17) 其《Public Finance》在诸多方面超出了罗森的老师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其最显明的特色就在于，其吸收了近30年来西方财政学理论的新进展。比如，关于社会保障，系统地分析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它所存在的问题。
(19)(20) Hunter,M.H.,Outline 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p.4,p.5～7.
(21) Prest,A.R.,Public Fi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1st Edition,p.14.
(22) p.c.Jain,Economics of Public Finance,2nd Edition,1989.p.1～149 (Atlantic Publishers & Distributors).
(23) Bastable,C.F.,Public Finance,The Macmillan Company,Newyork,3rd edn.1928.
(24)(35) Dalton,Hugh,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4th,edn,p.1.p.13.
(25)(30)(36)(37) Ibid.,p.4.p.iii.p.15.p.16.
(26) Groves,Harold,Finacing Government,5th,edn,p.1.
(27) Rolph,E,R.,and Break,G.F.,Public Finance,1th,edn,p.11.
(28)(29) Brownlee,O.H.,and Allen,R.D.,Economics of Public Finance (2nd,edn.; New York,1954),p.126.Also,see Henry C.Murphy,The National Debt in War and Transition (New York,1950),p.60.p.9.
(31) Herber,B.P.,Modern Public Finance,1st edn.,p.4.
(32) Public Finance,Carl S.Shoup,1969,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New Jersey.
(33) Shoup,C.S.,Public Finance,1st edn.,p.3.
(34) Due,J.F.,Government Finance:Economics of the Public Sector,4th,edn,p.18.
(38) "No Profit Sector" represented by religious and philanthropic institutions being a very small one may be conveniently ignored."Co-operative Sector" which tries to synthesise the profit motive with social goals also being relatively unimportant is not taken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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