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问题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史学”作为年鉴学派批判传统史学的一项主要成果，不仅集中反映了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实践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史学的根本超越。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外有的学者给予它高度的评价，称它为历史研究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如果这一评价恰当的话，那么，无疑要求我们应当对它进行充分的研究，尤其是要揭示出它的实质所在。
本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涉及到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课题：究竟史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起着什么作用、处于怎样的地位？“问题史学”的实质正是在于对此作出与传统史学截然不同的回答。
人所共知，当代西方史学界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是随着西方历史哲学从注重研究客观历史过程，转向重视探索历史认识及历史知识的性质，而不断深化。不过，从事具体历史研究的学者毕竟与哲学家分属不同的群体，尽管他们不可避免要受到某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从中获得理论支持，但是，却不像哲学家那样沉迷于艰深的纯理论思辩，往往更执着地追求实践的效果，透过具体的研究成果阐发自己的观点。颇能说明这一现象的一个例子是，年鉴学派成员对于史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并没有作过于玄奥和晦涩的理论论述，而是通过确定历史研究程序表达自己的主张，以实践的形式否定传统史学。这一实践形式就是“问题史学”。
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是对研究程序作出明确表述的第一人。他指出：“提出一个问题，确切地说来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①。这一段话看似简短，实则概括了“问题史学”的基本特征：历史研究起始于提出问题，而提出问题就意味着必须解决问题，因此，研究的最终结果应该是对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说，历史研究是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提问——解答”）的过程。吕西安·费弗尔的话是有关“问题史学”的经典性论述，年鉴学派成员就是据此展开具体研究实践的，即使始于70年代的“系列史”研究，也毫不例外是以此为基本理论依据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年鉴学派成员为什么把历史研究归结为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过程？他们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即充分肯定史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一基本观念构成年鉴学派成员变革一系列传统史学观念的逻辑起点。他们正是从这一基本观念的演绎过程中，通过对传统史学的深入批判，一步步推演出历史研究所必然遵循的程序，从而确立了“问题史学”这一实践形式。
观念变革之一：史学研究者居于研究的主导地位
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作为中介，舍此便无法展开研究。正由于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致使史学研究者与史料之间的关系，长期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两者究竟孰为主导？
众所周知，19世纪占据西方史坛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历来主张史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泯灭自我、或摒弃主观观念，抱持不偏不倚的态度，通过大量地搜集史料和对史料踏踏实实的考辨，如实地叙述历史，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年鉴学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曾对实证主义史学家的研究实践作过不无嘲讽的形象描绘，说他们是“让文献资料‘客观地’制造历史，而自己则袖手旁观”②。也就是说，自我标榜为客观主义的实证主义史学，所主张的是一种“让史料自己说话”的历史研究，把史料抬到决定性的高度，相反，却把史学研究者置于从属的地位。
果真如实证主义史学所主张的那样，在历史研究中史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史学研究者则居于从属的地位吗？当然不是。年鉴学派成员从未否定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弗朗索瓦·菲雷就指出，当代历史学取得进步的条件之一，是“尽可能仔细地组织其研究资料”③。尽管如此，年鉴学派成员却不像实证主义史学家那样，把史料的中介作用绝对化，以至沿袭“史料崇拜”的传统成见。相反，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实证主义史学所作的批判，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主张，即如果没有史学研究者能动的参与，史料本身不会也不可能主动阐明一切。因此，不是史料，而是史学研究者居于研究的主导地位：
（一）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年鉴学派与实证主义史学的一个主要分歧问题。
实证主义史学公开表示其研究目的是如实地再现客观历史的真情实貌。在年鉴学派成员看来，实证主义史学的主张既荒唐，又不具有实在的意义。客观历史已经消逝，后代史学研究者不可能仅仅为了历史而研究历史，他们总是怀着明确的目的，从现实出发去研究历史。就如吕西安·费弗尔所说：“人从现实出发——而正因为总是通过现实，他才认识和评价过去”④。这也正应了马克思的一段论述：“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⑤。而对于年鉴学派成员来说，史学研究者之所以从现实出发去研究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启迪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现实社会。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体现出它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现实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还是历史研究的归宿。
有鉴于此，年鉴学派成员为自己所确立的研究目的，借用人们所熟悉的马克·布洛克的那句名言来表述，就是“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具体反映在《年鉴》杂志的办刊方针上，则是“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从现实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以便能在一个‘动荡不宁的世界中’生活和理解”⑥。年鉴学派成员就是怀着上述目的，努力去“构建”和解释历史演变过程，进而理解当今世界。
年鉴学派成员一经阐明历史研究的目的，那种认定史料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传统成见，越发显现其片面性。既然历史研究是以现实作为出发点和归宿，那么，就不仅仅是如实地再现客观历史的真情实貌，必须立足现在，追溯过去，通过对所“构建”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析、解释，使过去和现在在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中获得沟通，为深刻地理解现实社会提供历史依据。而就史料的性质而言，其作为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中介条件，固然承载着各种各样的历史信息，但是，它所向人们展示的是纯粹的“过去”，这对于以现实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历史研究来说，显然没有提供现成的历史结论。就如马克·布洛克所说：“如果认为文献中的术语有能力主宰我们的世界，这就等于承认它已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结论，若真是这样，历史学将无所作为。好在事实并不是这样”⑦。
既然如此，历史研究的最终结果，就有赖于史学研究者能动的创造性思维活动去完成。由他们借助于史料这个中介，沟通起人类社会的过去与现在，让历史走向现实，从而达到“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的目的。至于史料中那些僵死的、有关人类社会过去的记述，也因被纳入特定的意义网络，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二）历史研究是叙述还是分析和解释？这是年鉴学派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另一个主要分歧问题。
由于实证主义史学片面地主张如实地再现客观历史的真情实貌，因此，其研究方式是以描述性为显著特征。从19世纪末起，就不断有学者就此批评实证主义史学。本世纪初，法国的亨利·贝尔和德国的卡尔·兰普莱希特等就认为，“必须从事件发生的结构的关系中去了解事件。所以，纯叙述是不够的，必须用分析加以补充”⑧。及至年鉴学派成员，在此方面的认识已经十分明确。马克·布洛克就表示，历史研究必须“显示事实之间的联系和内在的变化”，而“实证主义徒劳地声称要将‘原因’这个概念从科学里根除出去。不管是否愿意，任何物理学家、生物学家都要用‘为什么’、‘因为’这些词来进行思考，史学家也无法避免这些共同的思维规律”⑨。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不应是单纯的叙述，必须对客观历史加以深入的分析，揭示历史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对历史的发展演变作出解释。这一主张促使年鉴学派成员一改传统史学的研究方式，着力于揭示历史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力求深入到深层结构去探明客观历史的演变机制。
历史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反映的是客观历史的内在联系。科学的本质就是要揭示客观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历史学既是一门科学，当然也必须做到这一点。问题在于，史料不仅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历史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现成结论。而以考辨史料为主的单纯描述性研究，同样无法获得这一方面的成果。因此，揭示历史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例外地有赖于史学研究者能动的创造性思维活动。需要史学研究者透过表面的孤立的现象，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物的排比分析中，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毫无疑问，这是最充分体现史学研究者作用的一项工作。
年鉴学派成员关于不是史料，而是史学研究者居于研究的主导地位的主张，对长期被颠倒的史学研究者与史料之间的关系，作出根本性的澄清和纠正：“过去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资料本身会说话……布洛克和费弗尔断然与这种观点决裂”⑩。年鉴学派成员正是在与传统观念断然决裂的基础上，而确立起“问题史学”的。
观念变革之二：“所有历史都涉及选择”(11)
年鉴学派成员作为从事具体历史研究的研究者，必然要把史学研究者居于研究的主导地位这一基本观念，进一步贯穿到对历史研究过程的探讨上。
在年鉴学派成员看来，史学研究者在历史研究的具体过程中，同样处于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个别成员曾对这种现象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如马克·布洛克就称历史研究是“观念在先”，或如弗朗索瓦·菲雷所说是“主体在先”。具体而言，就是史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势必处于积极、主动的态势，他们总是从原有的认知结构出发，去选择研究对象、选择史料、选择研究方法和选择表述方式。历史研究离不开史学研究者的选择。史学研究者也正是通过种种选择，而具体体现他们在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年鉴学派成员的这一观念，不妨借用美国史学史家伊格尔斯所著《欧洲史学新方向》中的一句话来表述，那就是“所有历史都涉及选择”：
首先，科学研究需要先确定研究什么。只有确定出研究什么，规定了研究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目的。这是展开研究的先决条件。历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弗朗索瓦·菲雷就指出：“当代历史学只有明确规定它的对象，……才能取得进步”(12)。而在此方面，年鉴学派成员与实证主义史学家的根本分歧，是在于如何确定研究对象这一点上。
在年鉴学派成员看来，史学研究者在确定所要研究的对象时，并非消极、被动地跟着史料走，从史料中去获得灵感，研究对象决不会自动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它只能是研究者选择的结果。历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涉及选择。这是年鉴学派成员一以贯之的观点：“按马克·布洛克所说，史学家应当像任何科学研究人员一样，‘面对众多纷繁的现实’，作出‘自己的选择’”(13)。也就是说，史学研究者在研究的初始阶段，面对内涵极为丰富、外延十分广泛的历史现实，都是以积极、主动的态度从中作出自己的选择。
其次，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作为中介，舍此便无法展开研究。这就决定了搜集史料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年鉴学派成员对于搜集史料的必要性，始终是持肯定的态度。不过，他们不赞成那种泛泛地搜集史料的方式。
在年鉴学派成员看来，搜集史料并非无目的的盲目行为，在特定的研究过程中，当史学研究者面对庞杂的史料时，总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决定取舍，从中选择研究所需的部分。就如马克·布洛克指出的那样：“同任何学者、任何正常的思维一样，历史学家也要对史料进行选择和分类”(14)。如果不加选择泛泛地搜集史料，其研究成果充其量只是由史料堆砌的大杂烩，那样的话，显然“不比集邮或搜集贝壳更具有科学价值”。尤其随着史料的种类和数量不断膨胀，有选择地搜集史料更显其重要性，已经构成当今历史科学研究的重要条件之一。
此外，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不仅确定研究对象和搜集史料，涉及史学研究者的选择，它如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也需要史学研究者作出选择。一句话，在年鉴学派成员看来，“所有历史都涉及选择”。
客观地说，关于史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总是作出种种选择的论述，并非年鉴学派成员的创新。科学研究离不开认识主体的选择，业经其他学科的学者、尤其部分科学哲学家的充分论说。而年鉴学派成员的主要功绩则在于，把“所有历史都涉及选择”这一观念，作为历史学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理论催化剂，借以推进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这才是年鉴学派成员见解的独到之处。
在年鉴学派成员中，就此作过较为系统阐述的，当推马克·布洛克。他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曾指出：“面对每一份资料、每一个人、每一种集体生活状况，难道我们能不加选择和整理就按原来混乱的形式照单全收吗？这样做，历史将毫无清晰度可言，也无法揭示由自然亲和力与内在联系构成的真正的历史脉络，取而代之的只能是肤浅的大杂烩”(15)。就在同一本书里，他一再表达相同的看法：“如果人们希望有所发现，就要经过系统的选择，这以后，不仅对问题的陈述会更具体，而且也能更清晰地显示事实之间的联系和内在的变化”(16)。马克·布洛克的这些阐述，显然是对前述他的观点——历史研究与任何科学研究一样，也需要揭示对象物的因果关系，史学研究者“无法回避这些共同的思维规律”——的进一步具体阐发。
从年鉴学派后代成员的相关著述中，也不时能看到与马克·布洛克一脉相承的论述。他们同样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科学的历史研究要求史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进行系统而精心的选择。正由于年鉴学派成员把“所有历史都涉及选择”的观念，上升到历史学科学化的层面，从而是使这一观念既具有理论的价值，也满含实践的意义。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年鉴学派成员强调史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处于积极、主动的态势，主张“所有历史都涉及选择”，反映了历史研究的真实状况，是符合认识规律的。
现代认识论的原理告诉我们，在认识过程中，认识的基本格局是按照主体性原则建构的：“主体性是主体在其与客体的关系上的一种主体势的作用。所谓主体势是指一定的主体由自己的地位、本质力量和认知定势等等所形成的对客体的一种主动态势、能动态势。主体势使主体在认识活动中决定对客体的选择，决定运用何种中介手段和怎样运用中介手段的选择，决定对客体的解释方式和使用方式的选择”(17)。也就是说，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处于主动的态势，他们总是从特定的认知结构出发，去感知、理解和框定对象物，能动地作出种种选择。
历史研究既是一种认识活动，当然也是如此。史学研究者作为历史认识主体，相对于历史认识客体——客观历史、以及客观历史的主观反映物——史料，势必处于主动的态势，以其固有的主体势去选择研究对象、选择史料、选择研究方法和选择表述方式，由此构建历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实证主义史学家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并不理解这一点，片面地主张史学研究者必须泯灭自我、或摒弃主观观念，从而陷入“自我封闭在对文字材料的反复思索之中”(18)的认识误区。在此方面，年鉴学派成员较之实证主义史学家，其观念显然发生了根本的变革。
观念变革之三：历史研究是创造性认识活动
不可否认，如果年鉴学派成员在批判传统史学的过程中，仅仅意识到“所有历史都涉及选择”，那么，他们的研究实践仍然走不出传统史学的误区，也就无以确立“问题史学”。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年鉴学派成员并没有停留在“所有历史都涉及选择”的认识水平。他们在意识到“所有历史都涉及选择”的同时，进一步揭示出史学研究者进行选择的具体运作方式，阐明了历史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活动。这才使得“所有历史都涉及选择”由观念向实践转化成为可能，从而迈出了超越传统史学的关键性一步。
提出问题——创制“对象”
前已述及，年鉴学派成员认为，史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首先需要选择研究对象。而他们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揭示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即史学研究者是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选择研究对象。弗朗索瓦·菲雷曾指出：史学研究者“从过去中挑选研究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提出同某个特定时期有关的某些问题”(19)。弗朗索瓦·菲雷的话概括性地表达了年鉴学派成员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史学研究者在研究的初始阶段选择研究对象，是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实现的。年鉴学派成员所提出的这一观点，获得了其他国家部分史学研究者的认同，其中有的学者就此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历史学家要筛选研究对象和准确地确定研究目的。在这里，研究目的往往以直接提出问题的形式来表达”(20)。这样一来，史学研究者在研究的初始阶段选择研究对象，就不再是一种抽象的行为，已经可以在研究的实践中加以具体的操作。
应该指出，年鉴学派成员上述观点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哲学相关理论的影响。他们正是从中获得了启迪，于是，“不相信现实会轻易地展现在消极的观察者面前”，认为“不论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客观现实，只回答探索者所提出的问题”(21)。基于此，年鉴学派成员坚信，历史研究与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卓有成效的研究方式应该是先提出问题。在他们看来，史学研究者只有先提出了问题，此后的研究该解决什么问题、采用何种方法以及搜集哪些史料，才会一一了然于心中。而对于选择研究对象来说，这也正是它的意义所在。年鉴学派成员就是据此认定，提出问题实质上意味着选择研究对象，史学研究者提出了问题，也就相应规定了研究对象，明确了研究目的。
更为重要的是，年鉴学派成员还进而对历史研究的“对象”进行了重新界定。在他们看来，由于史学研究者是通过提出问题的方式选择研究对象，提出了问题也就相应规定了研究对象，因此，实际所要给予解决的是那些经由史学研究者对社会、历史理解和思索后提出的、被认为需要予以回答的问题本身。这样，所谓历史研究的“对象”，并非传统观念所指称的自在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而应该是史学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显而易见，年鉴学派成员对历史研究的“对象”作了不同于传统的阐释。他们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由史学研究者创造出来的。
这应该说是年鉴学派成员所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却又往往被人们忽略了的观点。马克·布洛克将历史研究顺利展开的第一个必要前提，归结为首先要提出问题，他据此进一步认为，“同科学家的做法完全一样，正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研究‘对象’”(22)。而在此方面，年鉴学派第三代成员的观点尤为鲜明。如弗朗索瓦·菲雷就指出，史学研究者“不仅通过确定时期（事件的合成物）而且通过规定由那个时期和那个事件所提出并需要解决的问题，来构造自己的研究对象”(23)。类似的说法在相关著述中并不鲜见。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但从所使用的“建构”、“建造”等词汇来看，实际上都是阐发同一个观点，即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史学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它是由史学研究者创制出来的。
既然如此，那么，史学研究者所提出问题的质量，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将关系着历史研究的深度、广度。“问题”本身显得那样的重要，以致弗朗索瓦·菲雷才说：“一个有效的提问或一个阐述充分的问题，变得比为揭示一个未知的但却是非核心性的事实所需要的技巧和忍耐力更重要”(24)。尤其在年鉴学派成员看来，“问题”的质量是与对现实生活的参与程度密切相关，这是因为现实生活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的缘故。
解答问题——构建“史实”
历史研究首先需要提出问题，而提出问题就意味着必须解答问题。因此，史学研究者在提出问题之后，就要针对具体的问题展开解答工作。在年鉴学派成员看来，解答问题不是消极地“让史料自己说话”，相反，它是史学研究者能动地选择、分析和组织史料的过程。
前已述及，马克·布洛克早就指出，史料并没有为历史研究提供现成的结论。应该说，这一看法的形成是年鉴学派成员变革传统史学观念的综合结果，其中也包括他们对于传统史料观念的变革。
在年鉴学派成员看来，任何史料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雅克·勒高夫说：“我们现在具有一个对史学材料的新概念：所有材料都是由特定社会所创造的，并不存在什么天然的原始材料，甚至一个物品、一件文物都是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实证史学曾力图分辨真的还是假的材料，其实即使是假的、错的材料也还是真的，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形成这类材料的内在动机和条件。这是一个对材料的再认识过程”(25)。仔细琢磨雅克·勒高夫话的潜在含义，那就是史料并非客观历史本身，其关于客观历史的既有陈述，实际上是记述者基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认知结构，将各种历史信息组合的结果。史料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所体现的正是也仅仅是记述者本人及其所处的时代，对于客观历史特有的理解和把握方式。
因此，在年鉴学派成员看来，史料关于客观历史的既有陈述，并不就是关于客观历史的最终陈述，它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是确定不变的。这样，后代史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会也不可能简单地照搬史料中的既有陈述，他们需要“‘创制’自己的原始资料，因为原始形态的历史资料，通常对历史学家的研究来说是不适宜的”(26)。与史料的形成一样，后代史学研究者也是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认知结构出发，以他们对历史理解和把握的特有方式，对史料中所蕴含的各种各样的历史信息，加以重新组合，从而对客观历史作出相对的陈述。每一代的史学研究者都在重复着这样的过程，历史学由此保持它那永恒的生命力。
具体到对问题的解答，就是紧紧扣住问题搜集史料，从繁杂的史料中选择能够对问题作出解答的部分，而后对它们加以充分的分析，并把它们纳入一定的意义网络，重新组合成有关客观历史的新的陈述，进而对所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用雅克·勒高夫的话来说，就是史学研究者不应当“随心所欲或简单武断地收集资料，而是需要科学地收集资料，并应通过对这种资料的分析来达到重建和解释过去的目的”(27)。不难看出，年鉴学派成员的所谓解答问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史学研究者能动地选择、分析和组织史料的过程，同时，这也是一个对客观历史的再认识过程。
年鉴学派成员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而不断表示，是史学研究者构建了“史实”。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一文中，曾大段引述吕西安·费弗尔在法兰西学院开学的第一堂课上所举的一个例子：“史实本身可以说是历史学构成中的一个原子。我们该到何处去找呢？亨利四世被拉法亚克所谋杀，这是一个史实吗？我们不妨对之进行分析，将这一史实分解为一系列的因素，其中有物质因素，也有精神因素。在这犹如乱麻般的复杂整体中，我们通过种种分解很快就会看到：这是一系列普遍规律、当时当地特殊环境以及在悲剧中充当各种角色的每个个人特殊情况的综合产物……这是自然所给予的吗？不！这是史学家的创造！无数次的创造！史学家在假设和推断的帮助下，通过细致而又令人振奋的工作，实现了这种创造”(28)。这种对客观历史的因果分析，毫无疑问不可能从史料中获得现成的结论，只有通过史学研究者能动地选择、组织史料和对史料的充分分析去求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难道能否认是史学研究者构建了“史实”吗？
与年鉴学派的前辈大师相比，其后代成员就此所作的论述则更为明确。如雅克·勒高夫就指出：“历史是被重新组合起来的，实证史学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历史事件是由人和史学研究组合揭示出来的”(29)。雅克·勒高夫所说的“组合揭示”，显而易见就是“构建”的不同表述。此外，在其他成员的相关著述中，也不乏可资征引的类似论说。在他们看来，史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仅创制，制造、建构、建造“对象”，还构建或建造、建构“史实”。当然，前述已经表明，年鉴学派成员的所谓构建“史实”，并不意味着凭空臆造，而是以史料为据，建立在对史料能动的选择、分析和组织基础上的再认识过程。我们只要清楚了这一点，就不会对年鉴学派成员的观点产生误解。
概而言之，在年鉴学派成员看来，“所有历史都涉及选择”，这具体反映在研究过程中，就是：首先，史学研究者以提出问题的方式选择研究对象，通过提出问题，创制“对象”，明确研究的目的；其次，史学研究者紧扣问题搜集史料，能动地选择、分析和组织史料，通过对问题的解答，构建“史实”。历史研究既是“提问——解答”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认识活动。
上述表明，与实证主义史学家截然不同的是，年鉴学派成员充分肯定史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他们正是以此为基本观念，而把历史研究归结为“提问——解答”的过程，进而确立了“问题史学”的实践形式。由此也就决定了“问题史学”的实质，那就是凸现了史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揭示“问题史学”的实质，对于准确地把握“问题史学”本身、深刻地理解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以及全面地分析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演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它还将带给我国史学界不可多得的理论启迪，有助于唤醒我国史学研究者的主体意识。
注释：
① 转引自姚蒙：《法国当代史学生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7-48页。
② 勒高夫：《新史学》，见《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译本，第32页。
③ 菲雷：《历史学中的计量》，见《新史学》，第124页。
④ 转引自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第46页。
⑤ 《资本论》第1卷，第92页。
⑥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同前，第13页。
⑦ 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译本，第123页。
⑧ 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译本，第5-6页。
⑨ 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39页。
⑩ 安德烈·布吉耶尔：《年鉴派史学的演变和现状》，见《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11)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译本，第15。
(12) 菲雷：《历史学中的计量》，同前，第124页。
(13)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同前，第10页。
(14) 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06页。
(15) 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06页。
(16) 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113-114页。
(17) 夏甄陶主编：《认识发生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7页。
(18)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同前，第14页。
(19) 菲雷：《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见《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页。
(20) 米罗诺夫等：《历史学家与数学》，华夏出版社1990年译本，第2页。
(21) 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第55页。
(22) 参见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译本，第56页。
(23)(24) 菲雷：《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同前，第224页。
(25) 《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第70页。
(26) 菲雷：《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同前，第225页。
(27) 勒高夫：《新史学》，同前，第10-11页。
(28) 勒高夫：《新史学》，同前，第11页。
(29) 《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