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期周作人新理想主义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主义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新理想主义——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思潮
本文所论新理想主义①，是指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西方理论家对于当时在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对自然主义时代精神进行反拨的一种思潮倾向的总体概括，其指涉范围相当广泛，各领域内所指亦差别较大，但同时，在不同领域中的新理想主义思潮活动间，关系又十分密切，彼此相互影响渗透。在现有各种史论叙述中，新理想主义主要被概括为两个方面思潮流向：其一是哲学的思潮动向；其二是文学艺术思潮及社会思潮。对于前者大江精志郎在1936年出版的《世界文艺大辞典》中作了较全面概括：
与自然科学的全盘相伴随，在哲学思想上自然主义与唯物论从19世纪中叶起也居于支配地位，作为对此的反动，始于19世纪末，与在德国的“回到康德”的呼吁同时，新康德派兴起，它在对英法产生影响外，德奥学派（布伦塔诺学派）与柏格森、倭铿等理想主义的哲学勃兴起来。这样的认识论上观念论、或者形而上学上唯心论的诸种哲学动向统称为新理想主义②。
当然广义上，新费希特学派（倭铿③为代表）、新黑格尔学派（克罗齐为代表）、现象学、生命哲学都可包含在内。④本文将着重讨论作为文学艺术思潮及社会思潮的新理想主义，它与作为哲学思潮的新理想主义有一定距离。⑤
从20世纪初开始，新理想主义思想潮流在中国得以介绍、并产生一定影响。其中既有来自日本的转介⑥，也有直接引自西方的。1902-1904年，王国维阅读了新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F.Paulsen)的《哲学导论》与《伦理学体系》（王国维的译名为《哲学概论》、《伦理学系统》），并深受影响。《伦理学体系》的《序论》及第二篇经蔡元培据日译本译出，冠以《伦理学原理》之名由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⑦。1913年2月1日，章锡琛在《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上刊载译白1912年11月28-30日日本《万朝报》茅原华山的《新唯心论》，论及柏格森、倭铿为代表的哲学观。而最早明确论及新理想主义观念的是周作人，1918年4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做了《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在介绍日本文学最近趋向时，谈及作为文学思潮的新理想主义的流行情况⑧。此外，9月29日杭州《教育周报》第216期刊载了去非译自日本介绍新理想主义哲学的《郁根之新理想主义》⑨。到“一战”结束前后，国内形成西学介绍热潮，东方文化论亦兴起，还出现了科玄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等大论战。正是在这些活动中，新理想主义得到广泛介绍、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领域：
首先，对哲学的新理想主义的介绍。哲学思想界出现大量译述、译著、专论，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哲学·心理学》卷统计，截至30年代中期，专门译著以及论及此问题的相关著作，已不少于40余种⑩。重要介绍者有李石岑、张君劢、朱谦之、张东荪等，李石岑借助《民铎》杂志，介绍最力，广有译介、撰述(11)。张君劢是倭铿最重要的介绍者与杜里舒的主要译者，他利用《解放与改造》、《改造》等刊大力宣传新理想主义与倭铿哲学。朱谦之着重从历史哲学角度介绍新理想主义，张东荪是介绍柏格森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此外，国人还在20年代前后与西方新理想主义哲学家进行了直接交流，如1919年梁启超、张君劢等欧战后西游，在法德与柏格森、倭铿会晤。张君劢之后游学欧洲，师事倭铿，又常往法国求教于柏格森。1921年，共学社还欲邀柏格森、倭铿讲学，倭铿推荐杜里舒于1922年来华讲学。这些活动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积极影响，最直接表现就是，一方面柏格森、倭铿等的观念成为“科玄论战”玄学一方重要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哲学的新理想主义观推动了五四以来的生命哲学发展。哲学思想界对新理想主义观的介绍运用，在其他领域也有所反映，如政治思想界，李大钊提出以新理想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论(12)，还出现了李达、张君劢等关于“新马克思主义派的康德化”问题的争论(13)。
相形之下，对作为文艺思潮、社会思潮的新理想主义的介绍，在1920年以前，除周作人外，在中国文坛及思想界几乎渺无声迹。1920年后，此理论解释系统才开始在一些译著与著述中出现，但明确肯定此说法，并使用此解释系统的，当时也只有周作人、沈雁冰、谢六逸、郁达夫、张闻天、汪馥泉、郑振铎等，到了1923年后的“苦闷时期”，它才被广泛接受，在20年代中后期到30年代初的文学史、文学思潮史的编著、翻译热潮中，出现大批使用此解释系统的译著、编译、论著。翻译较多的有日本宫岛新三郎、相马御风、升曙梦几位文学史家的著作，沈雁冰、谢六逸、孙席珍、汪馥泉、吴云、黄忏华等是重要的译介、编著者(14)。不过，此解释系统在唯物史观历史解释系统冲击下，很快就失去了影响。
本文集中探讨作为社会思潮与文艺思潮的新理想主义在中国的思潮表现。这种新理想主义的基本特质简单概括就是：基于对包括自然主义在内实证科学至上时代的观念的反动，表现出积极肯定人生的态度，同时肯定人的自由意志，并抱定坚定理想，不仅发出社会改造的强烈吁求，而且直接投入到积极的社会改造实践中。这种新理想主义在中国虽产生深远影响，但真正形成一种思潮现象的时间却较短，主要集中于五四前期社会改造热潮中，当时社会运动、文学活动充分显现出新理想主义某些基本特质。周作人是此思想浪潮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极重视理论介绍与思考，并特别强调新理想主义与社会改造实践的关系。通常认为，周作人是五四前期最重要的人道主义思想家、活动家，不过实际上当时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正是新理想主义思想潮流中最重要的一支。
应该说，周作人引入新理想主义思潮，有着明确意图，且对新理想主义观有着整体判断与独立思考，分析也较全面透彻。不过因其论述过于简短，只在文章中片断出现，或是在所译作品附记中精要论及，因此论者就需参照五四前后至30年代各种文学史、思潮史译、著中相关论述来阐释其新理想主义观。
周作人的新理想主义观
如前所述，国内最早论及作为文艺思潮与社会思潮的新理想主义，是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的演讲《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其中他把日本不久前发生的对自然主义反动的倾向概括为新主观主义：
自然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文学，专用客观，描写人生，主张无技巧无解决。人世无论如何恶浊，只是事实如此，奈何他不得；单把这实情写出来，就满足了。但这冷酷的态度，终不能令人满足；所以一方面又起反动，普通称作新主观主义。
接着他把新主观主义分为“享乐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对“理想主义”他做出以下解说
一是理想主义。自然派文学，描写人生，并无解决，所以时常引人到绝望里去。现在却肯定人生，定下理想，要靠自由意志，去改造生活；这就暂称作理想主义。法国Bergson创造的进化说，Rolland的至勇主义，俄国Tolstoj的人道主义，同英美诗人Blake与Whitman的思想，这时也都极盛行。明治四十二年，武者小路实笃等一群青年文士，发刊杂志《白桦》提倡这派新文学。到大正三四年时(1912-13)，势力渐盛，如今白桦派几乎成了文坛的中心。武者小路以外，有长与善郎、里见弴、志贺直哉等，也都有名。(15)
这里周作人虽只是在介绍当时日本的思潮现象，但从其客观描述中，明显可看到日本“理想主义”思潮的出现与欧西新理想主义思潮间的密切关联，而通过当时他的外国文学译介，更能清楚看到，他把理想主义看作当时世界上正在广泛流行的思潮现象。1919-1920年间周作人在其小说翻译的译者附记中曾多次论及现代西方思潮，就“理想主义”，他分别在《沙漠间的三个梦》（南非Olive Schreiner）、《诱惑》、《黄昏》（波兰什朗斯奇），《晚间的来客》（俄国库普林）、《玛加尔的梦》（俄国柯罗连珂）的译者附记中论及(16)，比如“现代文人对于人生，又多带乐观的倾向，在文艺上理想主义渐占了势力”(17)、“《诱惑》的作者是理想主义的文学家”(18)、“（库普林——论者注）最有名的《生活的河》与《泥沼》……写实里面，也都含有新理想主义的色彩”(19)、“（《玛加尔的梦》——论者注）是写实主义后的理想派文学的一篇代表作品”(20)，并在《玛加尔的梦》、《沙漠间的三个梦》译者附记中对“理想主义”的精神实质做出精要分析。对周作人而言，这些“理想主义”或“新理想主义”的提法实有专指，它们同“自然主义”、“新主观主义”、“新浪漫主义”等，都是由当时西方批评家、文学史家对19世纪中期以来主要发生在西方世界，并先后风行的文学活动、社会观念的思潮定位，在他们看来，这些思潮的演进过程是：由反对自然主义而出现新浪漫主义与新理想主义两种趋向相反的思潮运动，统称新主观主义。(21)而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所论正在发生的理想主义思潮流向，在日本正是被视为整个世界思潮运动中的一支，与“享乐主义”思潮倾向，分属新理想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在日本文坛、思想界的表现与实践(22)。应该说，这种认识在20世纪10年代前后至30年代，是西方、日本、中国文坛和思想界的常识。
周作人这些言论，不仅论及这些思潮现象作为文艺思潮的一面，且对其作为社会思潮的层面亦有所涉及。实际这些思潮现象首先是作为社会思潮而存在，文艺中的自然主义、理想主义等不过是这些社会思潮的一种直接反映与集中表达。作为社会思潮的新理想主义，其观念倾向首先根本体现于全社会人生观念的整体取向上，因此思潮演进过程也就最明显显现于不同时期人生观念的嬗变中。就新理想主义而言，其出现便主要表现在对实证科学时代自然主义人生观念负面效应的强烈反拨上。基于此，欲阐释新理想主义精神实质及周作人的新理想主义思考，首先必须回顾实证科学时代自然主义的思潮特点及其对时代人生观造成的负面效应，由此推断此观念必然被取代的根本原因。
1.实证科学时代自然主义观念对人生观的负面影响
首先需要说明，周作人对于自然主义观念对人生观影响问题的论述较分散，也不大系统，以下结合30年代一些思潮史译、著加以分析。
《近代欧洲文学史》(23)中，周作人专章讨论写实主义时代文学，他从新理想主义者视野出发，对自然主义基本情况做了客观描述。他将此时代总体精神的产生基础，归于近代自然科学与科学精神，指出“Auguste Comte创实证说以来……研求真理者，多而自然科学为本”，“逮进化之说发明，科学思想、弥漫世界”。自然派文学正是“根于时代精神”的自然产物，即“科学精神，及于艺文，人为本柢”，产生了“唯物思想之文学，即所谓自然主义”。科学思想也决定了自然派基本特质，首先，自然派“重客观”，“描写事物，俱依实在。不以一己情思，有所损益”，其次，自然派“尚真”，“凡人世所有事，继极凶戾丑恶，倘能观察精审，描写确实，俱可入文。盖文艺者，实为人生纪录……但能写现世裸露之真……即为最善”，其三，自然派“好平凡”，“专写现世实事……所记者但为凡人庸行……故自然派著作，又有Uninteresting之称。而价值亦正在此”。(24)关于科学思想如何决定了这些特质，周作人归于自然派“求诚”的人生观，他在《〈不自然淘汰〉译者附记》中指出，自然派作家“以求诚为归”，而“求诚”的另一面正是描写人生真实，因此不仅“所有自白，皆抒写本心，毫不粉饰”，且“对于世间，揭发隐伏，亦无讳忌”(25)。
从他在《近代欧洲文学史》中的作家分析，及五四时期宣传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批判传统文学与黑幕小说等活动看，他对自然主义这些源于科学精神的特质的积极意义，有较清晰认识，不过亦未加系统论述。对此问题宫岛新三郎在1921年前后有过明晰论述：
自然主义的最后终局的目的，是描写人生的真。从而什么东西，都可以为文艺之题材……如欲表现人生之真，便须将那丑恶的部分，黑暗的事实，不正的行为，一切都写出来。自然主义，在这种意思，是衡量广大的人生，深刻的现实的尺度。
赤裸裸的人，那种人和人的关系，集那种人于一处的社会的生活：这在自然主义的文学是唯一的题材，内容。一样是美人……自然派作家，非把那打扮撤消……再把人的皮肤剥起来，用解剖刀将肚肠都剖给人家看不能了事。那里没有像浪漫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所梦想着似的，被薄霭蔽住的美之类。反而是丑恶其物，黑暗其物，兽性其物的揭扬，暴露。这种主张，旋又引出了广而深地观察我们的日常生活，现实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倾向了。文学和社会，文学和人生的关系，到此始加了所谓二而一，一而二的密度，而提高了文学之“社会的”价值。
追求人生之真这种倾向……还得进而对于深入于那根底的人性之弱点，对于欲一时糊涂那弱点的既成的宗教，道德，教育及其他偶像，振起破坏的大刀阔斧了。旧物破坏，偶像破坏的精神之所以为自然主义之有力的主张者，无非都是为此。社会问题，个人之解放，旧道德之破坏，既成宗教之否定等等之所以自然而然成了文学的内容者，也不足为奇了……
既然是要描写人生之真，那所谓人生之真，又较多出现于丑的，肉的，暗的方面，故自然派作家之好取题材于那方面，是毫不足奇的。(26)
从描写人生真实的自然主义文学的最终目的出发，宫岛对自然主义文学的积极意义作了较全面概括，实际上自然主义文学家这些主张正是此时代的共同理念。可以说自然主义文学家与同时代科学家、激进思想家共同完成了时代精神构建，他们使时代人生观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促使人们生成了偶像破坏、科学、求真等积极人生观。对此，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中谈到，“许多重大问题，经了近代的科学的大洗礼，理论上都能得到了解决。如种族国家这些区别，从前当作天经地义的，现在知道都不过是一种偶像”(27)。
但推崇求真、破坏偶像的自然主义，在用科学眼光认识整个世界、破除一切旧观念迷障时，显露出明显偏颇，而当其某些观念被进一步推向极端时，它对人们精神及人生观、世界观便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巨大负面影响，新理想主义对自然主义的反动，很大程度上便缘于此。
从新理想主义批判的眼光看，自然主义对时代观念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由科学化的态度形成的一些主要观念倾向，其二是自然主义对人生真实状况的判断与表现，这些对当时人们精神、心理，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有着巨大影响。
基于科学化的态度，自然主义者形成了“无解决”、“无主张”，以及否定理想性精神诉求的观念倾向。
首先，他们对现实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坚持“无解决”、“无主张”的态度。对此周作人曾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论及，“自然主义是一种科学的文学，专用客观，描写人生，主张无技巧无解决。人世无论如何恶浊，只是事实如此，奈何他不得；单把这实情写出来，就满足了”(28)，在1921年增补重版的《域外小说集》的《著者事略》中，他评论莫泊桑为“法国自然派大家……在《彼得与约翰》自序中言、别无主张、唯以模写自然为务、盖深得自然派之实验科学法者”(29)，在《近代欧洲文学史》他还引述托尔斯泰《莫泊桑论》的评论，“彼盖绝不解释人生意义，对于世相，无所动心，亦别无好恶之念，人生之现状而已”(30)。对此问题升曙梦有更详备论述，他说，由于自然主义“是从科学精神产生的，所以自然主义作品底最大特色……在于‘科学的’这一点。在自然主义，文学是科学化了”，那么自然主义必然会要求客观冷静、无关心的态度，即“科学的，便是客观的，抛去了主观的冷静的客观的态度……有所谓‘自然底无关心’，自然是无关心的……单由于因果的法则而支配一切，恶人也许光荣，善人也许苦恼，对于这些事是不理会的。自然主义的作家，也以……自然一样的态度，来应付一切事象”，所以自然派作家对其所观察、描写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其最关注的人生黑暗面的态度就只能是，“不论怎样可愁可愤的事，只是冷静地观察和描写，决不悲哀愤怒……单单照所能观察的观察，所能描写的描写，作家底工作已完事了……决不叙述作家底意见、加以作家底解决的。就是让它无解决那么地放着，这是自然主义底特色”。不过“无解决”的态度并非冷漠麻木，乃科学态度使然，升曙梦说“实际上，忠实地观察这现实底相时，纷乱得很；可决不加以解决”，即自然主义者特别强调现实世界过于纷繁复杂，人不可能认识真实世界的全部，另外人间、社会自有它自身的规律支配，因此人们对于眼前事实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做出任何解决，如果“强加解决，这便成了独断……有伤科学的态度”。(31)
其次，缘于“科学化”态度，自然主义者直接否定理想的真实性及存在意义。我们说，如果自然主义者仅站在实证科学维度上衡量理想，必然会得出以下结论：其一，理想与现实是隔断的，1907年长谷川天溪在《排除假说的游戏》中对此作过深入讨论。其二，理想妨碍人们对生活现实的真实把握。长谷川说，对人类而言，“宗教问题、道德问题、人生问题、文艺上的诸问题，在哪一个时代也不会消失，由此产生出了战争、争论、烦恼、自杀者，这些皆缘于理想的五彩的光华的迷惑”，所以理想“只不过就是假说的游戏的结果，与这个现实的世界几乎是没有关系的。”基于以上两点，自然主义者认为，要真正全面探究、解释“切实的人生的诸问题”，“首先就必须将这些作为理想的东西视为芻狗。而在文艺上的自然主义的立脚点，确是必须达到破弃理想的境地，即破理显实，这正是这种主义的要諦”(32)。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探索人生目的和终极理想都是没有必要且毫无意义，主张放弃对理性、道德、宗教和人生的探求，以及对目的和理想的探求。(33)对此，田山花袋1908年做出的“自然派是无目的无理想的”(34)的断语可作为恰切总结。(35)而始于19世纪后半期基于实证科学立场的偶像破坏活动，更是对理想性的精神诉求，从传统宗教信仰、习俗到现实改造的理想、信念等，一概否定破除。
那么自然主义者又是如何看待人的本质，及人的社会生存的真实状况？
自然主义者的人的本质观，完全建立在当时生物学、人类学最新研究及假设（如进化论）基础上，认为人本质仅限于人的动物性生存中，完全否定人的超越性精神，正如升曙梦所概括，“自然主义……观察人，只从生物的一面，对于心灵、精神的一面全不顾到”(36)。由此他们对人的生活描写主要注重于纯粹生物性一面，特别是对隐蔽、黑暗的部分，尤以对性欲的描写最突出。当这种认识发展至极端，他们便“只看见人间的兽性”(37)，并把这些“兽性”的真实视为人生全部。
对人生的真实状况，自然派作家有着较集中表达。他们本着求真态度如实描写，对此问题一般不会做出明确判断，但其作品中表现出的人生却显示出了共通情状。对此相马御风作过分析：
通观许多作家底作品，也可以看出“时代的特色”这共通点来……十九世纪后半的作家有一共通的特色，即肉迫理想与现实底矛盾和冲突，而描写其真相。在现实与理想底战争中，大多是现实占胜利的：这一点也是许多作家相同通的……作品……都是描写这一点的。（着重号为译著原有——论者注）(38)
求真意志使自然派作家勇于抓住并直接“肉迫”社会与人生最尖锐问题，相马揭示出最为自然派作家关注，也最令其精神煎熬的一个“共通”思考命题，即人的强烈求生意志或扩展自身生存的愿望同现实的剧烈冲撞，这正是当时人们所普遍面对的生存困境，它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并造成人们巨大身心痛苦。对此，自然派作家力图“描写其真相”，但当着手描绘观察到的那部分真相时，每个作家所表现出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结局，却大抵相同，几乎皆为人被现实或自然法则等压倒。 （不过这里只是表现，并无价值判断，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如此坚持）。
这里要补充一点，由于自然派作家“因为只依靠自己的直接经验，专要忠实描写眼前的现象或生活，势必不会描写以往那样的人生普遍的类型Type，而要描写眼前所见的个体Individual，并因此要十分显著地表现那个事物本身的个性”(39)。所以大多数作家作品虽都表现出相近的现实状况，但这仍只是每个作家个人的观察与表现，不能看作他们的普遍认同。
在新理想主义者看来，正是自然主义这些观念倾向，及对人生真实状况的判断与表现，对实证科学时代人们的精神、心理，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产生巨大负面影响。但正如前文所述，自然主义者只是依科学观念要求，对亲身观察作忠实描述，并未想对人生做出消极判断，更未曾预料到会对社会人群造成如此负面影响。这种严重负面影响究竟是如何生成的？
据上文分析，自然派作家虽只是不带任何判断据实描写，但在作品中表现出的人生却显现出共通情状，这样很容易让人产生他们对人生价值带有一种暗示的判断的错觉。如相马就发现，大多数自然派作家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描写，基本都展现为人被现实或自然法则等所压倒。虽然每个作家都是依亲身观察体验就实描写，但由于大多数作品都表现出共同内容，且他们选择题材又大都集中于人生黑暗面，再加上表现时“冷酷的态度”(40)，这似乎就已暗示出自然派作家对人生真实状况具有共同价值判断，如此必然会深刻影响社会人群对现实的把握，其结果，社会人群便极易把这些共通描写视为现实人生普遍状况——人生全部真实，并接受从这些据实描写中看到的对人生意义的“终极”价值判断。继而唯物时代中原已存在的“唯物主义的决定论(Determinism)”(41)也被他们极端化，变为“机械的运命观”。这就是相马所说“现实描写所暗示的人生底意义，到了极端，便成了机械的运命观”(42)，周作人称为“极端之决定论”(43)。
这种“机械的运命观”原本就已揭示出人在世界上的悲惨地位，而自然主义者对现实问题“无解决”、“无主张”的态度，以及直接否定理想真实性与存在意义的观念，对人们已极脆弱的心理无疑雪上加霜，因为它向人们昭示出人在社会、制度与精神层面都难挣脱其悲惨境遇的残酷的现实景况。首先，人们从自然主义者的观念中看到，人提不出任何能有效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方案，一切力图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想、主义只不过是缺乏现实性的幻想、空论而已；更严重的是， “机械的运命观”把科学作为其稳固基石，令人感到无法违拗。其次，作为对浪漫主义时代思潮的反动，自然主义者否定一切超越性精神诉求，当这种认识发展至极端，他们便直接将人仅视为“兽性”的集合，按照新主观主义的说法，他们抹煞了人性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精神的意义，甚至连想象力也被否定(44)。同时，决定论观念也彻底抹杀了自由意志的存在，周作人说，在自然主义者看来，“人类生存，与一切生物，同受自然之支配，别无自由意志，能与抗争”(45)。如此，对于人们而言，最终连“精神上的超越”、自由意志抗争的唯一逃路也被彻底阻断。
在此境况下，无形中人就被自然法则的铁笼牢牢枷住，只能听从支配，正所谓“人类精神力底无用与自然的运命之绝对的君临”；同时人的生活完全处于无比黑暗的状态下，其间所有的都是丑陋、污秽、邪恶、黑暗的东西。这样人生就被蒙上一层惨雾，人们心中充满“人类怎么样苦闷，也不能战胜自然的运命的这种痛苦的绝望”，对人生完全悲观绝望，甚至产生“黑暗的厌世的心情”。(46)
这一走向“怀疑断望”(47)的心理历程，周作人在《近代欧洲文学史》有过分析：“物质主义(Materialism)应用于人生观，乃成决定论(Determinism)……人类生存，与一切生物，同受自然之支配，别无自由意志，能与抗争。盖天性与外缘，实为一生主宰，联结造因，以至归宿。此唯物之人生观，实即自然派文学之主旨，神既非真，无以尊于人，人又不异于物。现实暴露之悲哀，引人入于悲观”，而这种绝望悲观的程度极为深重，“较之历世人生厌倦(Tedium Vitae)自尤为深切”(48)。
应该说，此时代原本已给人们压上沉重精神负担，而自然派作品则在一定程度上最终使人们给自己的精神加上了异常沉重的枷锁，以至很难再挣脱。
2.周作人对新理想主义精神本质的理论思考
虽然当时的思想家未曾预料自然主义观念会对人们精神造成如此深重的负面影响，但这正是鲁迅所说“文化偏至”的必然后果，这些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实证科学时代观念迅速衰微。19世纪后期，西方世界发出反自然主义呼声，其中新理想主义者的反动，主要集中于上节所述自然主义主要观念倾向、对人生真实状况的判断与表现，以及“机械的运命观”、绝望的人生观念几方面，他们在对此积极反思基础上，形成各成体系的新理想主义观。不过他们反对的主要是实证科学时代观念的偏颇与极端，对其积极方面仍极力肯定、吸纳：如对科学本身及19世纪科学成就的信任（但反对实证科学时代的唯科学主义）；对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精神、求人生之真的态度——即敢于大胆直面现实，掀起一切掩盖，并对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做出广泛深入探查，力图认识人生全面、世界全景——的推重（但要求更全面的人生）；尤其将自然主义大刀阔斧破坏既成宗教、道德、教育及其他偶像的旧物破坏、偶像破坏的精神与实践(49)视为楷模。总之，新理想主义观念的形成，承继了实证科学时代积极的探险精神，并在此精神探险成果上有了新发展。关于这种联系，升曙梦曾引述某评论家的论断加以说明：
并不是说因为自然主义到了末路了，我们再从原来的地方来出发……我们并不想还到原来的地方去，由自然主义来打开了眼睛，不会无理地塞没的。回顾那由自然主义底凄惨的努力而通过了的险路的时候、我们决不会把由它赢得了的东西来瞎弄的。不要忘记：我们底理想主义，是通过了自然主义之后的理想主义。越是Realistic，便越是Idealistic……(50)升曙梦也赞同新理想主义是“从充实的批评的精神，向着新的理想底目标，继续勇猛精进的努力”(51)的观点，所谓“继续”，即指新理想主义的活动是对上一时代积极探索活动的继续。总之，新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时代观念的关系，一方面是新理想主义反抗后者对人生观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新理想主义对自然主义时代求真的探险精神及其积极成果加以肯定，并使之成为自身重要思想根基，升曙梦的“新理想主义之所以成为新理想主义，在于通过了自然主义底幻灭时代这一点”(52)的论断，正是基于对二者这种关系的认知而做出的。
周作人对上述新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时代观念间关系的认知，相当认同，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诱惑〉〈黄昏〉译者附记》、《〈沙漠间的三个梦〉译者附记》、《〈玛加尔的梦〉译者附记》中都有精到论断，并同时表达了对新理想主义共通精神内涵的基本看法。实际上，周作人选取这些小说本来就是有意为之，当然最主要原因还是为思想的介绍、宣传，对此他在五四前后曾多次说明。关于周作人对此共通精神内涵的认识，论者将以《〈沙漠间的三个梦〉译者附记》为主，并结合其他作品加以分析。
1919年4月12日周作人在为“比喻(Allegoria)体”小说(53)《沙漠间的三个梦（Mimosa树下所见）》所作译者附记中谈到：
现代文人对于人生，又多带乐观的倾向，在文艺上理想主义渐占了势力。Schreiner夫人对于女子问题，回顾过去，近看现在，自然多是黑暗；但远望将来，却抱着无限光明的希望：所以伊的著作的基调，与消极的自然派便自不同。伊一样的根据现实，但并不就此完结；却更以理想，寻求圆满的解决。这积极进行的态度，与古来空想家的梦幻，又有分别；所以这篇比喻，虽说是《天路历程》一流，却更加真实。因为写人间生活的历程，在现代人看了，自然觉得尤其深切……(54)
这段评介较清楚地说明了新理想主义如何由反对自然主义而生成自身的精神特质。
首先，新理想主义者在继承实证科学时代严格的历史与现实批判精神的同时，也继承了自然主义思想家对历史与现实状况的基本认识。对于现实，经受了实证科学时代洗礼的新理想主义者，不仅全面肯定前一时期的科学成就及观念，而且接受了基于这些科学“常识”的对现实人生、世界的认知，他们认为这是对现实的科学的真实认识，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当时很多史家称自然主义者看清了现实真相。同时新理想主义者也肯定了自然主义者对历史的基本认知。自然主义者加入到偶像破坏的思想运动中，以科学为指归进行历史批判与研究，因此被他们揭示出的历史，往往是以前被意识形态或传统观念的历史“神话”所遮蔽的黑暗的历史，他们认为这才是历史真相，这种认识被新理想主义者所赞同。周作人正是在《〈沙漠间的三个梦〉译者附记》中，明确指出新理想主义者在对历史、现实的认知上与自然主义者一致，“Schreiner夫人对于女子问题，回顾过去，近看现在，自然多是黑暗”、“伊一样的根据现实”（这是在与自然派比较时所说），说明了新理想主义者同自然主义者一样看清了黑暗历史与现实真相。应该说，这一认同，正是新理想主义者对历史、现实问题进一步思考的真正起点，在此基础上，他们才做出新的开拓与发展。
其次，在周作人看来，虽然新理想主义者接受了自然主义者对现实、历史的认识及判断，但如何对待这种历史、现实，新理想主义者与自然主义者，以及自然主义时代普通大众相比，则有本质差异。一方面，新理想主义者既与“消极的自然派”不同，不会像他们那样对现实、人的生活的黑暗不作任何价值判断，也异于前一时期普通大众，对现实、历史完全消极、绝望。周作人在谈到契诃夫人生态度时，与自然派做了明确比较，“契诃夫虽悲观现世、而于未来犹怀希望、非如自然派之人生观、以决定论为本也”(55)，而当论及库普林人生态度时，也谈到“Kuprin思想，颇近乐观；以为现世恶浊，而将来非无光明之希望”(56)。总之，在他看来，新理想主义者不仅“肯定人生”(57)、“多带乐观的倾向”，而且“远望将来，却抱着无限光明的希望”。周作人在《〈玛加尔的梦〉译者附记》中所引述英国斐尔(Marian Fell)对科罗连珂的评断，对新理想主义者这一特质也有较全面准确的表述。(58)另一方面，自然主义者在看清现实后，只是把现实中的黑暗、矛盾、不义等照原样表现出来，却并不寻求解决之道，“就此完结”，因为对其而言，“人世无论如何恶浊，只是事实如此，奈何他不得；单把这实情写出来，就满足了”(59)。新理想主义者则与之相反，他们“一样的根据现实，但并不就此完结”，而是持一种“积极进行的态度”，具体而言，即周作人所说的， “现在却肯定人生，定下理想，要靠自由意志，去改造生活”(60)，这里所谓“改造生活”，绝不单是停留于发出社会改造吁求的阶段，而是要求直接投入到积极的社会改造实践中去，而且，在理想朗照下，这种改造活动也必然会表现出对理想终极目标的诉求，即“以理想，寻求圆满的解决”。
第三，在周作人看来，新理想主义者“寻求圆满的解决”的“积极进行的态度”，与以往一些理想主义者具有本质差异，他将后者对圆满解决的寻求称为“空想家的梦幻”，言下之意，新理想主义者寻求圆满解决的积极进行的态度具有坚实现实性。究其原因，在于新理想主义者经过实证科学时代洗礼，因此一方面，正如上文所析，他们敢于大胆直面现实，掀起一切掩盖，并且对日常生活与社会现实做出广泛深入探查，力图认识人生全面、世界全景，对此周作人所译蔼理斯《论左拉》中有所揭示(61)；另一方面他们由于拥有科学眼光及认识工具，因此比以前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更能全面看清现实，并说明现实真相，所以周作人称他们“写人间生活的历程，在现代人看了，自然觉得尤其深切”。正是基于两方面原因，在周作人看来，新理想主义者寻求积极解决，并要付诸行动（即“进行”）的态度，是站在对世界的正确认识上，显现出“新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新理想主义”时代的特征。因此，新理想主义者“远望将来”所怀抱着的“无限光明的希望”，改造社会、最终要实现“圆满的解决”的理想，以及要将这些付诸实施的“积极进行的态度”，也就绝非空想，是基于对现实真实判断而做出的，具有完全的现实性；而且更进一步，周作人翻译了《沙漠间的三个梦》，这篇小说以比喻方式解说了“人间生活的历程”，即全人类从被奴役状态到将来完全自由解放、建成地上天国的艰难迈进的历程，正是通过译介这篇小说，充分表达了周作人对在不久未来必将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并建成地上天国理想的坚信。
在上述判断基础上，周作人必然会做出如下结论，即新理想主义者在理想朗照之下的社会改造活动，一定是建立在对现实的真实认知基础上，并必将得到“圆满的解决”。而我们说，这种社会彻底改造的实现正是新理想主义最终要完成的目标。关于新理想主义与社会改造间的关系，宫岛新三郎曾在《现代欧洲文艺思潮》中从近代思潮发展角度做过阐释，指出此时期西方社会步入社会改造期，同时“社会意识”取代19世纪盛行的“个人意识”，在社会思潮中占据主要地位，新理想主义正是此时期的产物，并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思潮运动，因此社会改造也自然成为新理想主义的中心任务。(62)
除以上三点外，周作人还在另两篇译者附记中论述了他理解的新理想主义的其他一些特质。在《〈诱惑〉〈黄昏〉译者附记》中，他谈到自然派与新理想主义者的某些关键性差异，在他看来，自然派完全从物质角度分析解释人生与人的精神活动，否定了超越物质之外的精神的存在；而与之完全相反，新理想主义充分肯定精神的价值与意义，以及精神的超越性、独立性。对此，周作人做出明确价值判断——新理想主义者的看法是“健全”的。(63)
同时，周作人也强调新理想主义者对整个人的生活的理解，超越了自然主义时代只作唯物质理解的偏颇，是一种健全的人生观。此认识对周作人而言极其重要。
1920年8月27日周作人完成《〈玛加尔的梦〉译者附记》，其中全文引用斐尔对科罗连珂的评论（1916年），实际周作人是想借这篇简短的思想评传，作为个案具体展示新理想主义者的生活历程、基本观念，及社会改造实践。菲尔在文章最后总括了科罗连珂的思想，即其新理想主义观对理想的认识，这也可说是周作人在内大多数新理想主义者的普遍认识。菲尔这样概括道：
但是无论庄重或愉快，喜悦或悲哀，科罗连珂在他对于世界的观察上，总是一个乐天家。即使经了艰难忧愁不幸，他小说中的穷苦质朴的英雄都回头向着光明。著者的亲切的心不绝的在那里寻求各人里面的“永久的人性”；他很深的表同情于人类的不可遏的求自由与公道的愿望，因为有这个，才能无畏的与“恶”相对面。他……曾对朋友说：“宇宙并不是偶然的各势力的游戏。决定论，进化论与其它学说，都使人承认那里有一个定律，牵引我们向着一件事物；这事物，在他一切的表现上，我们称他作‘善’，就是说向着爱，真理，正直，与公道。”
这便是科罗连珂的装在他一切著作里，对于世界的使命与主旨。(64)
可以看到，科罗连珂在深刻了解生活的黑暗后仍对世界、人生抱有乐观态度，因为有理想的坚信作为支撑，而且他确信这理想符合宇宙间的“定律”，此定律带领我们向“善”——即爱、真理、正直，与公道等一切人生、社会的理想而进。为了突出这是真理性质的“定律”，科罗连珂作了有趣的解释，即把实证科学时代的决定论等都重新进行了新理想主义化的解读，使之变成新理想主义理想观念的一部分： “宇宙并不是偶然的各势力的游戏。决定论，进化论与其它学说，都使人承认那里有一个定律，牵引我们向着一件事物；这事物，在他一切的表现上，我们称他作‘善’”。
以上所析几点便是周作人对新理想主义共通精神内涵的基本认识。
3.周作人与新理想主义世界改造思潮
“一战”后世界范围的社会改造热潮中，新理想主义从观念领域的思潮转变为社会改造的思潮运动，而且全世界都表现出强烈新理想主义色彩，新理想主义思潮达到鼎盛，真正成为一种世界性观念。(65)
而周作人作为新理想主义重要代表，正是在此时期，对新理想主义不仅进行了有意义的理论思考，而且积极投身新理想主义改造世界的洪流，在中国极力推进新理想主义宣传与社会改造实践。当然，他所介绍的新理想主义，主要是其中最重要的现代人道主义思潮。对于新理想主义与现代人道主义间这种隶属关系，20世纪初众多史家、思想家都基本认同。(55)
当然，周作人对新理想主义世界改造思潮运动的积极投入，是基于他对时代总的判断。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些充分肯定新理想主义并积极宣传的史家、思想家，虽对新理想主义内涵、范围的认识有一定差距，但对其与时代的关系，却有共同认知：他们认为新理想主义是历史发展必然产物，作为20世纪初最新的社会、精神现象，它蕴含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广阔前景与希望，在他们看来，包括文艺在内整个世界文明现在的各种倾向都在向着新理想主义的大路迈进，这是一个新理想主义的时代。在此时代认知下，他们都表示愿意积极投身这一人类精神、历史的盛典，为新理想主义社会改造最终目标实现而努力，并积极从新理想主义观出发，对人类历史、现实社会做出严正评断，同时对未来做出展望。(67)应该说，这些认识在周作人那里也得到充分体现。正如前文所述，周作人在其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中，从史论角度暗示出了时代特征，表明新理想主义不只是当时日本的情形，也不仅是文学发展的特点，而是整个世界思潮的状况，并代表世界的新走向。而在《人的文学》及有关新村的文章中，他则充分阐明对世界、中国发展前景的总判断，并表达了对整个世界及文明必然走向的坚信，同时也表达了肯定人生的态度及根本性地改造人生和社会的愿望，并阐述了自己的人学观念。
周作人在五四前期的思想观念，及对时代的判断与对未来的展望，皆为新理想主义中现代人道主义基本信念的显现。对此如果参照他在1920年4月17日所作《点滴·序言》，便可清楚了解。此文是他对五四前期翻译工作的总结，其中概括了所译作品的思想倾向，即共同的人道主义思想，当然本文也是他此时期思想倾向的明确表达(68)：
但这些并非同派的小说中间，却仍有一种共通的精神，——这便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如托尔斯泰的博爱与无抵抗，固然是人道主义；如梭罗古勃的死之赞美，也不能不说他是人道主义。他们只承认单位是我，总数是人类：人类的问题的总解决，也便包涵我在内，我的问题的解决，也便是那个大解决的初步了。这大同小异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实在是现代文学的特色。(69)
上述论断明显就是现代人道主义的相对完整定义，而他介绍的这些人道主义作家，大多被当时西方文学史家、批评家归入新理想主义者之列，或被认为在某些观念上与新理想主义极为接近，如梭罗古勃、库普林、斯忒林培格、托尔斯泰等。
正如周作人所讲，这些具有共同精神的作家的人道主义观念倾向各不相同，而他的人道主义观念与社会改造实践也自有偏向，他较认同日本白桦派成员的理论思考与实践，不过与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等仍有所不同。周作人将中心置于对人的问题全面思考上，重点探讨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包括“人”与“人间”的和谐）的问题，对此他不仅做出全面思考与理论创新，且从社会实践层面提出全面解决人类现存问题的方案。不过此已超出本文范围。
［致谢：本文写作中得到日本以文会及林少阳先生的批评指正，木山英雄先生也向笔者提供了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初版本，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注释：
①新理想主义的提法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曾出现很多，但所指不大相同，如1916年8月22日《晨钟》报李大钊《介绍哲人尼杰》所说尼采的新理想主义明显是指鲁迅所谓“新思宗之至新者”，与本文所论无太多关系。日本还有以此命名的刊物，即茅原华山主编的《第三帝国》，1913年创刊，英文刊名THE THIRD EMPIRE The First Symbolization of Neo-idealism in Japan，其中虽也涉及到本文论及的哲学的新理想主义观，但刊物中多数所谓新理想主义，是指建设新的理想的日本，建立起新的人生、社会、思想，与本文所论新理想主义几乎无关。
②［日］吉江乔松主编：《世界文艺大辞典》第4卷，中央公论社1936年版，第215页。引文为论者所译，以下皆同。
③德国哲学家奥伊肯(Rudolf Christoph Eucken 1846-1926)，20世纪10年代以来，在国内有多种译名，如欧坎、倭铿、倭伊铿、倭伊鉴、倭俟铿、郁根、欧根等。
④广义定义，见《广辞苑》“新理想主义”辞条（新村出编，岩波书店，1955年初版，第1128页）、《大辞林》“新理想主义”辞条（松村明、三省堂编修所编，三省堂1988年初版，第1255页）。较狭义的定义，其一专指德国新康德学派，见《教育大辞书》“新理想主义”辞条（唐钺等主编，商务印书馆，1930年朝版，第1278～1279页）；西田几多郎：《现代理想主义的哲学》（弘道馆1917年初版）、朝永三十郎《近世“我”之自觉史——新理想主义哲学及其背景》（东京宝文馆1916年初版，蒋方震译为中文，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也对此做了细致研究。其二专指倭铿的哲学思想，因为他名之曰新理想主义，见《新思想的解剖·上》“新理想主义”辞条（高木八太郎著，教文社1922年出版，第261～265页）。在1911年和1913年日本至少有两部直接标名为新理想主义的译著，一为倭铿1909年所作演讲《自然主义还是理想主义》（鹿子木员信译，《新人》，1911年9、10月），译者曾谈到西方对倭铿的推重，1911年他在德国耶拿留学，一位英国人和他同时译此书；另一部原名《为精神的生活内容而战》，日译本直接译为《新理想主义的哲学》，倭铿作序（波多野精一、宫本和吉译，东京内田老鹤圃刊行，1913年初版）。
⑤关于两种类型新理想主义的划分，亦可参照谢六逸《西洋小说发达史（七）》，1922年1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11号。两种类型新理想主义虽有一定联系，但绝非如沈雁冰在《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等所说那样，是哲学思想决定文学的关系，见刘贞晦、沈雁冰《中国文学变迁史》，上海新文化书社1921年版，第9页。
⑥19世纪后期以来，新理想主义在日本也产生重要影响。大正初期，移植德国新理想主义哲学成为风潮［（日）金子筑水：《明治时代的哲学及伦理》，《解放》十月特大号《明治文化研究》，1921年10月］，作为哲学观的新理想主义盛极一时，以上所讲西田儿多郎与朝永三十郎两部专论是较具代表性的著作，主要介绍新康德学派，此外，柏格森、倭铿也被广泛译介。同时，白桦派在反自然主义潮流中掀起新理想主义、人道主义文艺及社会改造运动。这些译介与理论创造，被中国广泛借鉴。
⑦罗钢：《王国维与泡尔生》，《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5期。
⑧(15)(28)(40)(57)(59)(60)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1918年4月17日作，19日讲演，连载于5月20日到6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141～152号。
⑨1916年1月15日至1917年6月20日《教育杂志》第8卷第1号至第9卷第6号曾多期连载美国Herman Horrall Home《新理想主义之教育》一文，过瑶圃译，但与本文所论新理想主义无多大关系。
⑩《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哲学·心理学）》，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11)李石岑介绍哲学的新理想主义始自1919年，并多有译、著，对五四人生哲学的发生发展推动甚力。但其文章常直接搬用国外学者观点（主要是日本），甚至全文移植，却不标来源。
(12)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1919年5月第6卷第5号。李大钊新理想主义观，是李大钊研究的重要问题。通常是将他说的新理想主义看作“修正主义”的理论观点，或等同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协合互助思想。论者以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仅语焉不详地提及新理想主义，从上下文很难看出确切含义，且他在《史学要论》中也只是谈到西南学派的历史观，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无关，因此《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新理想主义的提法难以考辨确切含义。
(13)佛海（周佛海）：《精神生活的改造》，《解放与改造》1920年4月第2卷第7号；李达：《马克思还原》，《新青年》1921年1月1日第8卷第5号。
(14)重要译著：［日］宫岛新三郎：《现代日本文学评论》，张我军译，开明书店1930年初版；《欧洲最近文艺思潮》，瞿然译，上海现代书局1930年出版。［日］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讲》，汪馥泉译，北新书局1931年出版。［日］相马御风述：《欧洲近代文学思潮》，汪馥泉译，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出版。重点论述新理想主义的论著：孙席珍：《近代文艺思潮》，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出版；谢六逸：《日本文学史》，北新书局1929年出版；吴云：《近代文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出版；黄忏华编述：《近代文学思潮》，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等。
(16)周作人：《〈沙漠间的三个梦〉译者附记》，1919年4月12日作，11月1日《新青年》第6卷第6号；《〈诱惑〉〈黄昏〉译者附记》，1919年12月20日作，1920年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3号；《〈晚间的来客〉译者附记》，1920年2月29日作，4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5号；《〈玛加尔的梦〉译者附记》，1920年8月27日作，10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2号。
(17)周作人：《〈沙漠间的三个梦〉译者附记》。
(18)周作人：《〈诱惑〉〈黄昏〉译者附记》。
(19)周作人：《〈晚间的来客〉译者附记》。此点他在《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中也谈到，载1920年11月15～16日《晨报·副刊》。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中也这样介绍，“《生命之河》与《泥沼》则于写实主义里含着新理想主义”，不过从介绍的全文看，完全是照搬周作人，见郑振铎《俄国文学史略·五》第十三章《迦尔洵与其它》，1923年9月10日《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关于库普林小说的理想主义内涵，另可参照沈雁冰（茅盾）《近代俄国文学家三十人合传·〈古卜林〉》中对《生活的河》的分析，载1921年9月《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
(20)(58)周作人：《〈玛加尔的梦〉译者附记》。
(21)周作人的认识基本是当时通行观点。茅盾也多次谈到新理想主义，于是新理想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茅盾研究重要论题。但茅盾的看法与当时通行观点不大相同。茅盾所使用的“新理想主义”概念，所指较为混杂，在其概念系统内，他常把“新理想主义”与“新浪漫主义”作为同一概念使用，如果依照通行概念衡量的话，茅盾实际是把属于新理想主义的思潮流向全都归到新浪漫主义名下，即把新主观主义的内容全部由“新浪漫主义”来涵括，这与周作人的概念定位差别很大。但在极少情况下，茅盾对新浪漫主义（他称作新传奇主义）的定义又完全与通行说法一致（如《茅盾全集》第31卷《外国文论三集》中《文艺小辞典》“新传奇主义(Neo-Romanficism)”辞条，1925年撰，第378～379页）。虽说茅盾没有像周作人那样理解、使用新理想主义概念，但他对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新理想主义的文学及社会思潮现象作了大量译介工作，如对19世纪后期以来现代人道主义文学及社会思潮的译介等（包括“一战”前后反战文学及思潮），这些工作在当时十分突出。另外，在论者看来，很多情况下，茅盾在讲新理想主义时主要在说明社会思潮倾向，讲新浪漫主义时更多在说明文艺思潮的演变与特质。以上参照《茅盾全集》第29～33卷《外国文论》——五集，2001年1版，第18卷《中国文论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版。
(22)这是当时日本文学批评、史论的普遍看法，延续至现在很多文学史、文学思潮著作中。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开始曾谈及，日本“明治四十五年中，差不多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逐层通过；一直到了现在，就已赶上了现代世界的思潮，在‘生活的河’中，一同游泳”。
(23)周作人1917～1919年编著的《近代欧洲文学史》（止庵等校注，团结出版社2007年1版），在某些地方仍有编纂痕迹，还出现一些与其观念不大符合的判断。本文多次引用的《绪论》及第五章《写实主义时代》，由于很多论点都可在其作品中得以印证，而且也未出现抵触，大致可代表他同期的观念或倾向。
(24)(30)(43)(45)(47)(48)周作人：《近代欧洲文学史》，三种特质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也有提及。第211，4，211，212，219，242，211，236，211～212页。
(25)周作人：《〈不自然淘汰〉译者附记》，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2号。附记中说明录自以前所编《欧洲文学史》，即《近代欧洲文学史》，第308页。
(26)译文见张我军译，宫岛新三郎《现代日本文学评论》第二章《自然主义之意义和价值》，第7～9页。宫岛这段分析是在1921年前后系列演讲中，此演讲自1922年3月起，在《文章俱乐部》连载一年左右，1925年结集为《明治文学十二讲》，大洋社出版，这段分析见第十讲《自然主义的意义及分化》第一节《自然主义文艺的内容》。
(27)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1920年1月6日讲演，载8日《晨报·副刊》。这些是五四的普遍认识，如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1915年11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也有相关论断：“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
(29)周作人、鲁迅：《域外小说集·著者事略》，周作人翻译莫泊桑《月夜》，因此著者事略应为他所做，见《域外小说集》，周作人、鲁迅译，上海群益书社1921年初版，第3页。1909年初版《域外小说集》第二册《杂识》未见此说法。
(31)(36)(50)(51)(52)升曙梦：《现代文学十二讲》，第212～213、106、296～297、296、297页。
(32)［日］长谷川天溪：《排除假说的游戏——论自然主义的立脚点》，《太阳》，1907年10月1日第13卷第13号。文章主旨是把人类一切关于人生的理想都视为假说，要求排斥理想的假说，忠于现实。日本自然主义1906年发生，1907年自然主义论大盛，长谷川天溪是最主要的理论代表之一。
(33)(44)叶渭渠：《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述评》，见《自然主义》，柳鸣九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初版第274～275、275页。
(34)［日］田山花袋：《自然主义的前途》，《新潮》，1908年第3月第8卷第3号。
(35)以上部分分析参考叶渭渠《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述评》。
(37)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922年7月10日《小说月报》13卷7期。
(38)(42)(46)相马御风述：《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第119、120页。
(39)［日］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下卷》，罗迪先译述，学术研究会总会发行，1922年初版，第50页。现据原文重译，见《近代文学十讲》，大日本图书，1912年3月初版，第332页。
(41)同⑧，《近代欧洲文学史》称为“唯物之决定论”，第219页。
(49)宫岛新三郎：《现代日本文学评论》，第9页。
(53)《〈沙漠间的三个梦〉译者附记》视此小说为“《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一流”的“比喻(Allegoria)体”小说。
(54)同(17)。此文及其他译者附记在《新青年》登载时，文字、标点不确切之处，论者皆略加调整，不再标注。
(55)周作人、鲁迅：《域外小说集·著者事略》，第7页。契诃夫《戚施》、《塞外》由周作人翻译，因此著者事略应为他所做。
(56)周作人：《〈皇帝之公园〉译者附记》，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
(61)［英］蔼理斯：《论左拉》，原载1898年出版的Affirmations，周作人译，载《艺术与生活》，上海群益书社1931年初版，第131～157页。
(62)参照宫岛新三郎《现代欧洲文艺思潮》第五章《改造期的文艺思潮》，第133～177页。
(63)周作人：《〈诱惑〉〈黄昏〉译者附记》。对莫泊桑《月夜》的这种分析，在1909年《域外小说集》第二册《杂识》早已谈及：“《月夜》一篇，可仿佛见摩波商著作大意，此言灵肉之冲突，而人欲终为世主者也，相其外貌，与常人言爱之神圣颇近，第返检作者行状，则殊异可见矣”，第110页。这种本质差别，即1921年《域外小说集·著者事略》所说的“根柢实不同”，第3页。
(64)同(20)。这是斐尔评论中的说法，周作人说这篇文字“说的很明白，所以便将他全译了。”
(65)见拙文《20世纪初世界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五四人道主义思潮背景探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3期。
(66)(67)参见注(14)所列著作。
(68)《点滴·序言》谈到，“这一册里所收的二十一篇小说，都是近两年中——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的翻译”，见《点滴》，周作人辑译，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年初版，第1页。
(69)周作人：《点滴·序言》，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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