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操作规范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中国论文,操作规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货币政策的操作规范是指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所遵循的行为准则或模式，它是决定一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上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货币政策操作规范类型，即按“规则”行事和“相机抉择”。一般来说，规则指的是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之前，事先确定并据以操作政策工具的程度或原则；而相机抉择是指中央银行在操作政策工具过程中，不受任何固定程度或原则的束缚，依照经济运行态势进行“逆经济风向”调节，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中国自1992年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后，逐渐加大了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力度。但究竟哪一种货币政策操作规范更加适合中国转型期的实际情况，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
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两种操作规范，“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至今已持续了150多年，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的学术争论中。在那次争论中，针对18世纪末英法战争期间英格兰所发生的通货膨胀，通货学派断言货币供给是引起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认为货币管理政策应该具有自己特定的原则，而不是为了应付金融恐慌，这种原则能够通过固定的规则加以衡量或调节。但银行学派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与真实贸易需求有关的信用扩张是无害的，因此货币供给可以不受固定发行规则的约束。通货学派最终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并将其观点体现于1844年颁布的《皮尔条例》中。
20世纪初，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运行相当成功，因此争论一度呈一边倒的趋势。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相机抉择政策的局限性就逐渐暴露了出来。1948年，西蒙斯(Simons，1948)重启了“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弗里德曼(Friedman，1948，1960)等许多经济学家都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受凯恩斯国家干预思想的影响，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纷纷采用“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货币政策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没有得到财政政策那样的重视)。但是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通货膨胀不断加速，加上其他各种原因的干扰，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出现了所谓的“滞胀”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既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更不能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弗里德曼认为，积极的、相机抉择的反周期政策不仅不能起到稳定作用，甚至其本身就是导致经济不稳定的一个原因。其理由包括：政策制定者面对的信息约束；政策操作中的不确定因素及时间滞后性；政策当局对政治压力和公众意见的屈从等。因此弗里德曼推崇稳定的货币增长率规则。但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主义试验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以证明规则的政策比相机抉择的政策有更为系统的优势。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赞同政府的经济干预并支持相机抉择，他们认为，当未预料到的经济扰动出现时，货币当局仍固守规则是不明智的；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十分灵活，可在经济扰动出现时进行微调以增进社会福利，就此而言，相机抉择要优于规则。因为，如果某一项具体的规则可以使经济稳定下来，那么相机抉择的政策制定者也总能做到这一点，同时还保有在需要的时候改变规则的灵活性。这种争论格局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
新一轮“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是由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 Prescott，1977)将“动态非一致性”概念引入宏观经济学而发展起来的。动态非一致性概念是将博弈理论应用于经济政策分析的自然产物，它对于众多经济现象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所谓的“动态非一致性”，是指政策当局在t时按最优化原则制定一项t+n时执行的政策，但这项政策在t+n时已非最优选择(谭旭东、李晓华，2004)。巴罗和戈登(Barro & Gordon，1983)最早将这一概念引入货币政策的研究，他们认为，动态非一致性导致初始的政策承诺是不可信的，假定实行低通胀是一个最优选择，则当公众有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预期时，中央银行就将面对某种现实的通胀激励——通过制造意外的高通胀率来获取产出的额外收益；但公众预期是理性的，他们确信政策制定者会屈从于这种激励，因此一开始就会有较高的通胀率预期。结果是货币当局的政策造成了高通货膨胀，却又得不到任何产出上的好处。而有相机抉择权力的中央银行更可能出现短视行为，也更容易导致政策的动态非一致性。
巴罗和戈登的研究将“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他们的模型中，采用规则型政策得到的是“最优解”或“承诺解”，而采用相机抉择型政策得到的却是“不一致解”或“欺骗解”，规则型货币政策表现出的优势，就类似于博弈论中的合作解优于非合作解一样。但就此并不能完全判断规则优于相机抉择。虽然货币政策规则可以通过稳定社会公众预期来消除内生性的通货膨胀倾向，加强货币政策可信性，但规则的政策还面临一个由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规范性问题，就是其不能顾及到未预期到的产出和价格的波动，明显缺乏相机抉择政策所具有的灵活性。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股市大崩溃造成的严重流动性危机，很难想像恪守规则的货币政策能预期到并从容应对。
近期争论的形势正出现了某种变化，双方的观点具有了更多的包容性，使得货币政策操作按“规则与相机抉择”的区别实际上转变为“是否遵守政策承诺”的区别(McCallum，1997)。也就是说，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关键并非在于它的变或不变，而在于货币当局是否执行它所承诺的货币政策。
二、中国“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的实践
改革开放后，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中国货币政策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1983年。在这一时期，虽然金融领域进行了多项改革，但货币政策仍然是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
第二阶段是1984～1992年。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最突出的是从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履行中央银行职能，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转变为以国家调控为主的宏观管理体制。间接的货币政策工具开始使用，但信贷现金计划管理仍是主要的调控手段。1984年，由于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过快，导致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为此人民银行于1985年紧缩银根，但当年的零售物价仍上涨了8.8％，并且通货膨胀的矛盾继续积累，到1988年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中央银行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性货币政策。1992年，由于信贷扩张和其他多种原因，中国出现了房地产热和各种重复建设，导致经济迅速过热，其影响持续了两三年才得到控制。
第三阶段是1993～1998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后，明显加快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并明确提出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金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相应地，货币政策间接调控的范围也逐步得以扩大。从1993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1993年两次调高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1994年对专业银行实行贷款限额管理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尽管如此，通货膨胀并未得到有效遏制，货币供给速度仍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故在1995年又上调贷款利率，这一年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效果开始显现。为了实现经济的“软着陆”，1996年央行又两次下调利率，并开始进行公开市场操作。1997年，中国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适度放松，开始面临反通货紧缩的任务。
第四阶段是1998年至今。中国人民银行自1998年1月起取消了信贷规模管理，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和影响力度得到空前提高。
从对1979～1998年20年货币政策实践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中国的货币政策采取的是一种典型的“相机抉择”的操作规范。总的来说，当中央银行尽量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运行时效果不太理想，而当经济一失控，中央银行转而运用信贷规模控制方法(主要是行政命令)，就往往变得很有效。这种现象说明中国中央银行在运用现代市场经济手段调节经济运行的能力还是较弱的。这个问题在1998年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
1998年，在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加大了对经济的支持力度。货币政策的提法经历了“稳健的”、“努力发挥作用”、“进一步发挥作用”等阶段，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意图相当明显。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效果就不太明显了。连续的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都未能起到应用的作用。中央银行最终不得不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才使经济逐步走出低谷。而针对2003年上半年以来的局部经济过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不断攀升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又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措施(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再贴现率等)，但结果却是贷款、投资规模节节走高，最后又不得不通过行政手段强化宏观调控。
三、向“规则”型货币政策转型：中国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已不适合采用“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
第一，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与“相机抉择”的本质不符。在西方发达国家，按“相机抉择”操作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逆经济风向调节”的“反周期”行为特征，这是由于西方货币当局一般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可以在对经济运行态势做出相应预测和判断的基础上，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的调节方向和力度。而中国中央银行有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的经济计划和行政指令的执行者。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实施的方向、时机和力度就难免受到各种外在压力和千扰。这样一来，在经济已经有过热倾向时，为了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央银行往往不能采用“反周期”的紧缩政策。
第二，“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是中国金融风险累积的重要原因。回顾中国20多年的货币政策调控实践可以看出，货币政策的一次次收放密切相关。当宏观经济过热时，虽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给经济降温，但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如企业已经上马的大规模投资由于缺乏必要的后续资金注入而成为银行的呆账(江苏铁本事件就是典型例证)。当宏观经济偏冷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又会使得企业由于融资成本过低，对前景盲目乐观，从而出现强烈的投资冲动，最终导致金融风险加大。
第三，中国的货币政策调节具有“一刀切”倾向，不能进行“微调”。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实施“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主要是用能动性名义国民收入波动来抵消因需求干扰等因素导致的自发性名义国民收入波动，旨在使经济运行稳定在货币当局所期望的水平区间之内。因此，“相机抉择”型货币政策规范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在于掌握好货币政策的调控之“度”，要掌握好“度”，关键又在于货币政策本身能够进行“微调”。
(二)“规则”型货币政策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第一，“规则”型货币政策可以真正起到稳定经济运行的作用。由于中国目前主要是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影响经济运行，故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就成为当前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内容。如果中国中央银行按“规则”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就可以有效平滑经济增长速度，以实现稳定宏观经济运行的目标。当经济过热时，由于“规则”型货币政策操作规范的核心是按照正常的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来确定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在货币增长率既定的条件下，超过名义国民收入增长率区间范围的总需求增长就会受到有效抑制，从而可以紧缩经济。反之，当经济运行趋冷时，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会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从而可以实现经济的有效扩张。
第二，“规则”型货币政策更加适合中国转型期的国情。首先，由于“规则”型货币政策的决策程度较为简单，操作方式也相对固定，货币政策的实施难度有所下降，这样在中国中央银行现有调控技术能力条件下，就会有助于减少货币政策的盲目性；其次，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政策受政策行政干预和其他部门影响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更加适合中国中央银行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货币政策的依附性；最后，“规则”型货币政策操作规范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纯粹“规则”，而是一个“相机抉择”成分不断减少、按“规则”行事的成分不断增加的动态过程。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政策急剧转向而带来的利益冲突，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第三，“规则”型货币政策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货币经济环境。随着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逐步推进，市场经济的雏形已基本形成，各层次经济主体越来越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当然也包括货币环境。
只有在稳定的货币经济环境中，各经济主体才能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减少经济活动的盲目性，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按“规则”型货币政策操作规范行事，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由于货币政策操作“有章可循”，并且“规则”型货币政策有明显的透明度和可信度，非常有利于形成稳定市场预期，从而促进稳定货币经济环境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