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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台湾有些人不断鼓吹“独立”，其理由之一就是：“台湾自来就一直被清廷列在荒外地区而备受忽略〔1〕”，“马关条约意味着中国对台湾边陲之忽视，弃置不顾……，中国已出卖台湾给强邻日本〔2〕，”等等。然而，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本文拟就清政府之所以在《马关条约》中割让台湾给日本作一分析。
一、夺取台湾是日本蓄谋已久的计划
台湾位于我国的东海和南海之间，其战略地位和丰富物产早就为日本所注意。16世纪末，丰臣秀吉就声称要吞并中国、朝鲜，并企图进犯台湾而未得逞。明治维新前，不断有人狂热地鼓吹进攻中国，吉田松阴即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幽囚录》中写道：日本“今宜急修武备，……北割满州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3〕吉田的思想被他的学生们——明治维新的元勋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所实践。
明治初年，日本制定了“南进与北进”的向外扩张计划，在南面，占领中国东南沿海的台湾，并以此为基础，向东南亚扩张；在北面，以朝鲜作为侵入中国东北的桥梁，进而征服全中国，称霸亚洲。
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人所杀，出兵台湾，遭到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侵台日军又因感染虐疾或水土不服而普遍患病，进退两难。最后在英、美的调停下，清政府付给50万两银子，日本从台湾撤军。
此后，日本为了实现其扩张计划，积极进行对华作战的准备。1887年提出的《征讨清国策》中，详细拟定了对华作战方案，强调要在1892年前完成一切战备工作，以抢在清政府完成军备改革和欧美各国增强远东实力之前发起进攻。其第三部分《善后处理》明确提出：日本战胜中国缔结和约时，应将盛京、盖州以南的辽东半岛、山东登州府、舟山群岛、台湾、澎湖以及长江两岸十里之地，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并设想了肢解中国的详细方案。此后的两次中日战争中日本的侵略行为于此均可见端倪。
19世纪末，列强在远东的争夺愈益激烈。1891年，俄国开始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以加强对远东的控制，日本有鉴于此，加速扩军备战，寻找机会与清朝作战，以抢在列强之先，占据有利地位，确保日本的利益。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政局不稳，风潮迭起，日本驻华盛顿公使直截了当地对美国副国务卿说：“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对国内现状的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反华战争。”〔4〕
1894年6月，日本乘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 借口“保护日本在朝鲜的经济利益”，发动甲午战争，并把战火引向中国境内。11月，大连、旅顺相继失陷。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军部主张继续进攻山海关及直隶，直逼北京城下。首相伊滕博文则有不同的看法。12月4日， 他以《应攻打威海卫、占领台湾的方针策略》为题，向大本营提交长篇意见书，反对在直隶作战，因为这在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皆不利。他主张派兵去威海卫和台湾，歼灭北洋舰队，控制台湾，以造成有利的和谈条件，并获得割取台湾的“根基”；而且只要采取和缓的办法，照顾欧美各国的通商利益，保护在台侨民，便不会引起干涉〔5〕。 当时负责财政的松方正义也批评大本营把作战方向指向直隶。他说，占领北京虽然“声名赫赫”，但在“实际利益”上却不如占领台湾重要，因为“台湾之于我国，正如南门之锁钥，如欲向南发展，以扩大日本帝国之版图，非闯过这一门户不可”，占领了台湾，既可使日本的势力伸向东南亚及南洋群岛，还可防止其它国家插足。他强调：“今日不能占领（台湾），则将永远失去占领的机会”，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在列强下手之前夺取台湾。大本营采纳了他们的意见。〔6〕
日本的舆论此时对割地赔款的呼声也日高，“把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几乎是当时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明治启蒙思想家、有“日本的卢梭”之称的福泽瑜吉在中日开战后不久，便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主张：“应首先占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纳入我国版图”，“把旅顺口变成东亚的直布罗陀，……把金州、大连港变成属于日本的华北的香港”，并希望“除占有威海卫，山东省和台湾之外”，“即使要求几十亿的赔偿也并不苛刻。”〔7〕前首相大隈重信、 众议员岛田五郎、藏相松方正义等等都有类似的意见。
1895年1月27日， 日本大本营召集当时在广岛的阁员及大本营的高级幕僚，就两国媾和问题举行御前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此次中日两国开战主因之朝鲜独立、割让土地、赔偿军费及将来帝国臣民在中国通商航海之利益等问题为重点”的媾和条约方案〔8〕。 明治天皇批准了这个方案。
与此同时，由于接连战败，国土相继沦丧，为避免更大的损失，清政府感到必须尽快实现和平。在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东渡试探和谈失败后，正式任命张荫恒、邵友濂为全权代表，赴日会谈。而此时，日本对威海卫与澎湖的作战还处于计划之中，他们认为应该在拿下这两地后再和谈，以取得优越地位，逼迫清政府就范。因此，内阁会议决定“决心拒绝”停战〔9〕。由于日方的蓄意破坏，谈判未能进行，张荫恒、邵友濂几乎是被驱逐回国的〔10〕。日方要求清政府改派有“商议土地及日本日后定立办理交涉能以画押之全权”的代表〔11〕，并暗示为奕或李鸿章〔12〕。
从1895年1月下旬起，日本开始进攻山东半岛，至2月17日威海卫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3月下旬，日军进攻并占领澎湖列岛，至此，日本才以此为据，在谈判桌上迫使清政府屈服。
二、台湾是列强角逐远东的牺牲品
从对日宣战前，战争期间，直至马关谈判前后，清政府一再请求西方各国出面调停，以避免战争，或尽量减少损失，降低日本的索求。然而，尽管西方列强在远东争夺激烈，矛盾重重，但都想利用中日战争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清廷的活动收效甚微。
沙俄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从西南面取得出海口的希望破灭，因而更加积极地向东方发展，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夺取了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海参崴建军港，并开始修建连接欧洲本部与远东地区的西伯利亚铁路，以保证商品运输和军事调动，还可图谋向南扩张，获得大连、旅顺或朝鲜的港口，把满州和朝鲜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就必然与日本的扩张发生矛盾。但由于俄国的兵力还不足以承担与日本对峙的进攻与防守的任务，在铁路建成前，运输也有问题，因而不愿直接与日本冲突，而是有意唆使日本南下，夺取台湾。1895年2 月14日，俄国驻日公使会见日外相陆奥宗光，明确表示：“现在日本向中国要求割地是当然之问题，而俄国欲在太平洋岸获得自由通路亦非一日”，因此，“日本要求割让台湾，俄国对此毫无异议；若日本放弃岛国之地位，向大陆扩张版图，则决非上策。”〔13〕
英国是俄国的宿敌，英俄矛盾十分尖锐，从欧洲、中东，一直扩展到远东，对国际局势有重大影响。英国的远东政策的基本点是维护它在太平洋和中国的优势地位，所以对日本的兴起与扩张一度深怀戒虑，不希望日本独占朝鲜，破坏势力均衡，破坏其利益。然而，随着俄国在远东力量的加强，英国态度逐渐变化。较之日本，它更担心俄国，因而希望利用日本作为抗俄的前哨，以阻止俄国南下，同时也可避免日本染指英国在华利益最大的长江流域和华南。日本早就蓄谋同中国打仗，迫切需要得到英国的支持，至少也是中立，便向英国作出重大让步，英国在得到日本“尽早遏止俄国人南侵”〔14〕的保证后，也适当降低要求。这样，双方曾历经20多年的修约谈判，终于在1894年7月16 日签订新约，即《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条约刚一签订，无后顾之忧的日本政府就下达了作战令，随即爆发了中日战争。被蒙在鼓里的清政府却还在指望英国的帮助。除战争爆发之前和初期，一再请求英国调停外，1895年2月23日、24日李鸿章赴广岛前，曾两次密访英国使馆，谈及日本提出割地要求的问题，询问“是否可以得到英国的某种支持，以抵制割地要求”；并拿出一份《中英同盟密约草稿》，建议与英国建立同盟，允诺给英国以更大的利益〔15〕。3月， 署两江总督张之洞通过驻英公使龚照瑗向英国政府提出一项抵押台湾的计划，以抵制日本割台，稍后台湾士绅通过巡抚唐景嵩提出了相似的建议〔16〕。由于战争开始后，日本显示出它的军事优势，清军和清政府明显处于劣势，英国已经在考虑拉拢日本，使之成为将来能与俄国抗争的一个有力的盟国，加上日本在媾和条件中有意确保英国的利益，因此，英国不仅不理会清政府的游说劝诱，“不反对把台湾割让给日本”〔17〕，而且也不参加后来的三国干涉还辽。
美国的工业生产在19世纪末已达到世界第一位，开始向太平洋扩张。但它毕竟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同其它早已侵入远东的列强争夺霸权，因而希望通过扶助及联合日本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需要美国的支持，以对抗中国，加强在朝鲜的影响。甲午战争期间，美国的观察家一再预言日本一定会获胜，成为强国，成为东亚的稳定因素，并将维护“机会均等”的原则。“日本是在遥远的世界那边为美国利益服务……日本的胜利似乎成了美国文明的胜利，并将扩大亚洲市场，缓和美国生产过剩和社会动荡不安。日本的胜利，将为传教事业、美国的工业产品和西方教育，打开中国和朝鲜的大门。〔18〕”正是从这种利益关系出发，美国政府多次表示，只能在中日双方“作一个调处人，而不能超越这个界限”，实际上则有形无形地支持日本侵略。
法国一直谋求夺取台湾，中法战争期间曾一度占领台湾基隆和澎湖列岛，十年后仍有垂涎之意，企图染指澎湖，但此时法国正用兵于马达加斯加岛，力难兼顾，而且在外交上得不到任何一个大国的支持，因此转而与盟友俄国一起参加干涉还辽，以确保在远东的利益。
德国早就想插手远东事务，“要及时地在中国沿海占领一个坚固的据点。”不过当时的欧洲和巴尔干更重要，所以最初对中日问题持旁观态度，静观事态变化。当日本胜利的局势逐渐明朗后，积极鼓动并参与三国干涉还辽，以争取在未来对中国的瓜分中获得有利的地位〔19〕。
综观当时各国的外交活动，不难看出，19世纪末，复杂、紧张而又诡谲多变的国际关系，对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经过和结局（包括割让台湾），有着不可忽视的制约作用。
三、割让台湾是清政府迫不得已之举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且很早就与中国大陆有联系。明中期后，福建、广东一带居民渡台者日渐增多，形成较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移民们带去了生产技术、文化和资财，与当地人民一起开发建设台湾，取得很大成就。清代在台湾实行与内地相似的教育制度和科举考试，进一步密切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至19世纪中期，（台湾）已开发地区内地化几已完成，非仅设官分治与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相同，甚至地方官亦大多数是科举出身，社会上领导阶层已由豪强之士转变为士绅阶级，民间的价值判断与社会习俗均以儒家道德标准为主。”〔20〕晚清以降，海疆不宁，列强不断觊觎台湾并数次犯台，清政府认识到台湾是“东南之枢纽”、“七省之藩篱”，决心加强建设，巩固国防。1874年命令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省，以为兼顾之计；中法战争后，1885年决定台湾正式建省。首任巡抚刘铭传在其任职的6年中，对台湾的防务、 行政、财政、生产，交通等进行了广泛的改革，颇具成效。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在战败屈辱的情况下，不得不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和谈。李鸿章深知这是难事，曾先后访问英、美、俄、法、德等国驻华公使，并请中国驻外公使与各该国密商，请求帮助，但无任何成效〔21〕。1895年2月22日进京请训， 李鸿章表示“割地之说不敢承担”〔22〕。由于“不割地则不能开议”，而且此时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王朝已无可能在短时期内转败为胜，焦灼万状，急于议和，经反复商议，3月2日，光绪帝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23〕。
3月14日，李鸿章启程赴日。20日起， 与日方全权代表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举行首次会谈，李鸿章提交了拟请停战的备忘录。次日下午，双方第二次会谈，伊藤博文提出极为苛刻的复文，其中包括日军将占领目前并未到达的大沽、天津、山海关等战略要地，以及支付占领军军费等，并限三日答复。李鸿章再三恳商，伊藤丝毫不松口。
在3月24日举行的第三次谈判中，伊藤博文突然言及台湾之事， 并称：“我国之兵已向台湾进行。”李鸿章十分惊愕，立即意识到其中的阴谋：“几日前议及停战，贵大臣不肯轻许，盖为出兵台湾之故欤？”明确表示：“台湾已为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并以“台湾地近香港，英国不会听任日本占领”为由，劝说日本收敛。伊藤对英国与日本的外交默契了然于胸，微笑着说：“岂止台湾而已！不论贵国版图内之何地，我倘欲割之，何国能出面拒绝？”〔24〕
由于随即发生了日本浪人击伤李鸿章的事件，国际舆论哗然，日本政府惟恐列强借此干涉，使局势对日本不利，因而主动同意停战，但巧妙地利用停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日停战协定》第一款规定，中日双方“在奉天、直隶、山东地方”停战〔25〕，而把台湾、澎湖排斥在外。而此时，日军正在向澎湖列岛进攻，并为下一步占领台湾作准备。
4月1日，日方出示了和约底稿，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国将盛京省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国”〔26〕，并限四日答复。李鸿章虽早已料到日本所欲甚奢，却未想到如此苛刻，急将和约底搞电告总理衙门。光绪帝为此召集枢臣商议，翁同龢力主“台湾不可弃”，为此，廷臣再起争议。4月8日慈禧懿旨：“两地皆不可弃，即使撤使再战，亦不恤也。”〔27〕在左右为难中，8 日总理衙门发给李鸿章一封语义含糊的电报，内称：“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要求李鸿章“反复辨驳”，“不得退避不言”〔28〕。
由于在日方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得到国内答复，李鸿章乃对日方的和约底稿拟一说贴（备忘录），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对日方要求的其余三项皆有辨驳。其中有关“让地”的部分说：“日本与中国开战之时，令其公使布告各国曰：‘我与中国打仗，所争者朝鲜自主而已，非贪中国之土地也’，”何以现在“持一时之兵力，任情需索。”〔29〕这份说贴“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都尽情地说了出来”，连日方代表也不得不承认“不失为一篇好文章”〔30〕，但也正因为被点到了要害而大为恼火。伊藤博文主张“彻底反驳”，陆奥宗光则认为，“与其在空洞的理论上和他们哓哓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31〕因此，一方面在给李鸿章的照会中蛮横地说：“应知由于战争结果所要求之条款，自不能与在通常情况下谈判某事件相提并论。 ”〔32〕；另一方面，伊藤博文邀见中国新任全权大使李经方， 厉声恫吓：“尊意欲将奉境全行收回，万作不到。南北两处均要割让，仅让一处亦断不行。”并直接以战争再起相威胁：“尚希中国使臣能深切考虑现在两国之间的形势，即日本为战胜者、中国为战败者之事实。……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舳舻相接，陆续开往战地。如此，北京的安危也有不忍言者。如再进一步言之，谈判一旦破裂，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33〕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还是希望力争。在4月10 日举行的第五次谈判中，李鸿章提出：日本所要的奉天南部及台湾皆日军所未到之处，根据国际惯例，“未便请让”。伊藤再次以武力要挟，声称日军已准备完毕，即刻可行，“如所让之地，必须兵力所到之地，当即遣兵。”并一再强调，对日本所提的各项要求，“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34〕
整个和谈期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间进行了频繁的电文往来，总理衙门命李鸿章“能争一分是一分”，在力争保全而无可能时，希望“以矿利让之，土地人民仍归我有”，或者“割让台湾的一半”〔35〕。由于日方据战胜者的有利地位，怎肯放弃垂涎已久，现已到手的肥肉；加之日方破译了中方的密码，对中方的意图了如指掌。故而尽管李鸿章在第六次谈判中唇焦舌敝，竭力与争，近乎哀求，伊藤并不松口。李鸿章打出台湾人民反割台这张牌，希冀有一线转机，伊藤回答十分干脆：“听彼鼓噪，我自有法”，“中国一将治权让出，即是日本政府之责。”〔36〕对李鸿章提出的修改意见几乎寸步不让。
由于停战协定规定的最后期限将满，各国列强并未给以实质性支持，清政府自知无力再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电令李鸿章：“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37〕4月17日，双方代表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中日讲和条约》， 即《马关条约》，其第二款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给日本。〔38〕5月8日换约，26日，李经方代表清政府同日本代表办完割台手续，次日日军全面进攻台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日本早就图谋扩张，强占中国领土，并为此发动了甲午战争；列强之间的勾心斗角，促成了日本侵略行为的实现；清朝政府仓促应战，一败涂地，虽然尽了最大努力，希望从外交上得到支持，并在谈判桌上减少损失，但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衰弱的清政府最终不得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割让了台湾。
注释：
〔1〕陈振淦：《台湾早已脱离中国的统治》， 载《民众日报》1995年4月15日。
〔2〕林明德：《马关条约的背景及历史意义》， 载《民众日报》1995年4月2日。
〔3〕林子厚《台湾涉外关系史》第276页。
〔4〕田保桥浩：《日清战争外交史》。
〔5〕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29—130页；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第264—265页；
〔6〕林子厚：《台湾涉外关系史》第519—520页；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79页。
〔7〕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133—134页。
〔8〕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01—204 页。
〔9〕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32页；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119、121—122页。
〔10〕在日方宣布拒绝中国使节的第二天，日本外务省外交顾问丹尼森访问了中国聘请的和谈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会见后，科士达得到一个印象：日本拒使的原因之一是“日方已经派出一支军队去攻袭威海卫炮台，击毁或捕捉在那里避难的中国海军的剩余部分。当使臣在广岛举行会议时，在该炮台正进行着激烈的战事。无疑，日本人感到在这一仗胜利结束后，他们可以处于一个较优越的地位来签订和约。”（《科士达外交回忆录》，《中日战争》（7）第472页。）他的观察是正确的。
〔11〕北京美国公使馆《中日议和往来转电节录》，《中日战争》续集（6），第609页；
〔12〕《伊藤博文与伍廷芳问答节略》，《盛宣怀档案·甲午中日战争》（下），第393页。
〔13〕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171—172页。
〔14〕井上清：《日本历史》（中译本）下册，第686页。
〔15〕《中国和三国干涉（1894—1895）》，第244页。
〔16〕同上，第118页；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第401页。
〔17〕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第401页。
〔18〕Jeffery M.Dorwart:The Pigtail War,P.134。
〔19〕参见郭焕圭《英国外交与台湾的被割让1894—95》。
〔20〕李国祁：《清季台湾政治近代化》。
〔21〕参见《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83—84页；《中日战争》（7）第491页；《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20，第18—19页等。
〔22〕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19—223页。
〔23〕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50页。
〔24〕参见《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载《东行三录》，第227—239页；《马关会谈纪要》，《日本外交文书》第28卷，第1089号， 附件2，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第二卷，第234—238页。
〔25〕《光绪条约》，第38卷，第13—14页。
〔26〕《增补中日议和纪略》，原刻本，第3—9页。
〔27〕《翁文公恭日记》，乙未三月十二、十四日。
〔28〕《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0卷，第33页。
〔29〕《使相徂东公牍》，《中日战争》（5）第388—395页。
〔30〕〔31〕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145—146页。
〔32〕〔33〕陆奥宗光：《蹇蹇录》；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2卷，第264页。272页。
〔34〕〔36〕：《马关议和中日谈话录》，《东行三录》第239—246页、247—260
〔35〕均见《李文忠公全集》，电稿，第20卷。
〔37〕同上。
《马关条约》签字担潮天，割台的消息便传到台湾，全台震骇，官绅纷纷上书抗议，质问朝廷，4月19日，总理衙门复台湾巡抚唐景松电， 谓：“割台系万不得已之举，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中日战争》（6），第385页。）另，《马关条约》换约后，清廷于5月17日明发朱谕，宣示万不得已批准和约之苦衷，亦是满纸无奈之语。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3183），第44卷第19页。
〔38〕《中外条约汇编》。《中日战争》（7），第495—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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