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时间演进及空间机制分解：1952-201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分解论文,差异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14(03)-0001-10 一、问题提出 自工业革命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总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促进国家内部区域间的协同、一体化发展逐步成为国家管理层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问题得到了西方经济学研究者的关注，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观点。其中，以索罗(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认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中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的特性，而在市场机制下将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而使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趋同。这种在要素边际效益和价格的均等化条件下产生的经济增长稳定状态即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目标。而以罗默(Romer)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专业化和分工可以实现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内生化的技术进步[1]。上述不同的理论观点对于分析区域发展差距的产生原因及变动趋势有不同的结论，进而提出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也具有较大差异。 就我国的发展现实来看，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尽快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发展和壮大国家整体实力，实施了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战略。近年来，随着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和东部地区经济的迅猛增长，中国经济社会得到了全面进步和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地区间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公共服务等差距也表现出扩大的趋势，地区间公平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问题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理论研究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在政策层面，其表现在国家及地方政府不断出台多项政策以全面推进落后区域加快增长速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实施；在理论层面，则表现为众多学者从区域经济收敛的存在性、特点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而本文拟利用德·朗格提出的关于“经济收敛”问题的三维研究视角：即是否收敛、如何收敛、为何收敛，并重视中央集权制国家政策变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在结合政策变动的基础上，对我国建国以来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变动状况及演进特征进行分析，并通过要素空间机制分解，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根源进行探索。 二、文献综述 现阶段关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测度方面：现阶段主要有两种评判的思路。第一种是以横向对比的视角，通过对每一阶段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横截面数据进行横向对比，以评判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第二种是以纵向发展的视角，通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速率进行分析，从而判断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变动趋势。由于以经济发展的收敛为视角进行分析能够为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量化可比的数据支持，例如当区域间经济发展呈发散时，表示亟需政府引导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应加大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支持力度；而当区域间经济发展为收敛时，其表示现行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有效，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因此，在现阶段学术界的研究中，普遍从构建收敛方程入手，通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性分析，评判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覃成林对我国1978-1990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得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β收敛，收敛速度约为9%[2]。林毅夫、刘明兴经过测算得出，我国省区之间存在7%的条件收敛[3]。许召元和李善同认为我国省域经济发展的收敛速度为17.6%[4]。与此同时，部分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王志刚认为我国区域经济的增长呈发散状态[5]。马栓友认为我国区域经济以1.2%的速度发散。此外，王小鲁、樊纲[6]，彭国华[7]，潘文卿[8]，金相郁、武鹏[9]，陈得文、陶良虎[10]等学者都通过实证研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性进行了分析。而上述学者研究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是由于在研究区域和时段、理论模型以及计量方法选择层面存在的差异所导致的。因此，对实证研究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并选择适当的研究对象和时段，对于准确测度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动速度，评估和分析现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对我国区域差距的成因分析方面：由于不同的学者在问题分析中选取的指标以及采用的实证方法的差异，导致对于该问题的研究结论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根据研究视角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第一是全域一致性视角，即学者从全域整体时间段的研究视角对区域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得到区域差距主要影响因素。魏后凯认为区域之间产业结构差异是区域差异的外在成因，其反映了区域内部资源禀赋的差异[11]。蔡昉、都阳研究认为，区域之间人力资源的差异是区域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12]。沈坤荣、马俊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工业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是区域经济收敛的主要影响因素[13]。彭国华通过对我国区域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进行测算，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收敛是区域经济收敛的充分条件[7]。张茹认为我国区域之间差距是由于投资效率、技术水平、政府作用以及自身经济结构等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4]。第二是分时段研究视角，即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要素在不同的时间段中具有差异性。张胜认为在1952-1978年中区域发展历史和制度差异是区域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在1990-1998年区域之间人均投资的差异则成为主要影响因素。赵伟、马瑞永研究认为1978-2002年区域之间技术发展水平的收敛是区域收敛的主要成因，而1989-2002年中主要影响因素则转变为区域贸易下的投资转移[15]。第三是分空间研究视角，即将空间因素引入传统以要素投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型中，从而分析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林光平[16]，吴玉鸣[17]，金相郁、武鹏[9]，潘文卿[8]，史修松、赵曙东[18]，陈得文、陶良虎[10]等学者都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源泉进行分析，并且得出结论普遍认为，空间因素是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上述研究背景下，本文结合政策变动的宏观背景，在对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变动状况及演进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空间因素视角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根源进行了探索，以期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时间演进 (一)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分析框架 β收敛检验方法是考察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方法之一。它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落后区域接近发达区域的速度来衡量区域发展差距的变动过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来自于不同生产要素的比重差异。对于落后地区而言，最初的资本与劳动的比值较低，而其后期的发展速度会较高，这是由于在地区之间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时，劳动力和资本将由边际收益较低的地区流向边际收益高的地区。利用新古典经济模型，鲍莫尔(Baumol，W.)提出了收敛的方程式：
在(3)式中，系数β的大小取决于期初的人均经济总量，为绝对收敛。通过对(3)式进行变形和简化，能够得到关于β收敛的经典回归方程：
在(4)式中，当估计结果ρ值小于零时，表示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初始发展水平成反比，即初始落后地区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则表示存在β收敛。通过所估计的ρ值能够测算收敛速度β，收敛稳态值B，半生命周期r，其中：
此外，由于在β收敛中，需要假定期初的发展状态独立于区域的自身发展条件，且各区域之间具有同质性，这与现实差距较大，因此现实研究的结果常常表现为区域之间即不存在绝对收敛，也不存在条件收敛。为了满足β收敛的假定，深化研究结论，在现实研究中开始将区域整体中具有相似发展条件及发展状态的子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从而引出了俱乐部收敛。 俱乐部收敛是指初始发展水平相当且经济结构特征相似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收敛，其计算公式与β收敛类似：
现有研究中，关于相似区域的选择常基于两种方法，一是地理区位法，是指按照地缘结构，参照行政区划，将初始状态和发展条件相当的区域作为一类子区域的划分方法，例如蔡昉、都阳以我国东、中、西部作为子区域进行，认为我国存在俱乐部收敛[12]。另一类是聚类分析法，是指通过选取一定指标，对区域整体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对具有相似性区域进行聚类划分的方法。例如赵伟分别对资本、技术、劳动力的收敛状况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存在资本和劳动力层面的收敛[15]。何一峰从初始条件、地理位置以及经济政策三个层面进行聚类分析，并得到了三个收敛的俱乐部[20]。 (二)变量和数据处理 本文的研究对象选择中国大陆地区28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其中，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本文在研究样本中剔除了海南、西藏，此外，鉴于重庆市于1997年由四川省分离出成为直辖市，为了统计对象的一致性，将重庆市并入四川省进行测算。在变量选择方面，本文选取自1952-2012年我国省域人均GDP的真实值作为测算变量。在变量处理方面，为消除价格因素，根据名义人均GDP和当年GDP折算指数计算以1952年为不变价格的实际人均GDP。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泰安数据库。 (三)实证测算结果及分析 在β收敛的测度中，本文将首先采用Barron，R.J.和Sala-i-Martin的经典测度方法，对我国省域之间经济发展绝对收敛的存在及速度进行判定和测度。鉴于面板数据在自由度、信息量以及对象异质性处理等方面中存在的优势，本文采用1952-2012的我国28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进行测算。
由表1的测算结果能够看出，自1952年至2012年，我国省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发散的态势，未形成收敛。但是，本文结合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将整体研究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进行研究： 第一个阶段是由1952年至1978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省域经济发展趋势呈收敛的态势，收敛速度为16.79%。而产生这一现象的政策背景是在建国初期，基于特殊的国内外发展形势，在备战备荒的发展战略下，我国采取了以三线建设、支援大西北等为代表的发展战略。从我国历史来看，东部沿海的江浙地区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优势，而导致无论在地区生产总值还是在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都优于西部内陆地区。但是，在这一阶段中，通过将大量的重工业、科研机构迁往西北及东北地区，使得我国省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此外，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发展原则就是以平均主义为重点。再加之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各地区国民经济发展具有的较强的操控作用，共同促进了我国省域经济的趋同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由1979年至1999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并将经济发展作为我国发展的中心目标。在宏观方面，我国提出并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而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在具体举措方面，不仅在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开辟特区进行招商引资，而且在各项制度上给予极大地支持。在一系列政策倾斜的背景下，我国东部地区以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为驱动，充分利用规模效应和积聚优势，取得了较快的增长。而与此同时，在三线建设时期迁移至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产业，在市场经济下逐渐表现出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弊端，而无法适应市场竞争，从而拖累了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发展。在东部地区持续快速发展和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停滞综合作用下，我国省域的发展呈现出发散的态势。 第三个阶段是由2000年至2012年，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步得到了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在理论研究层面，表现为众多学者分别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测度标准、影响因素、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在政策研究层面，表现在国家及地方政府不断出台多项政策以全面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自1999年我国出台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又陆续出台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等一系列促进板块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但是，从2000年到2012年的发展现实来看，我国省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并未呈现出收敛的态势，仍处于发散状态。这表明我国出台的一系列区域协调发展相关政策的效用尚未完全显现。考虑到政策作用的滞后性，为了更加清晰地对省域经济差异变动进行分析，本文分别对2000年至2005年以及2006年至2012年两个阶段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在2000年至2005年中，省域经济差距呈发散趋势，而自2006年至2012年，省域经济差距逐步呈现出收敛的趋势。这说明我国出台的板块间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以及“十一五”期间出台的一系列以培育地方经济增长极为目标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效果已经逐步显现，我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 在对我国省域之间区域发展差距的时间演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鉴于我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的发展条件及初始状态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为了更清晰地描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的发展趋势，本文拟采用俱乐部收敛的分析思路，将时间与空间相结合，分析各板块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趋势。 而在俱乐部收敛的区域板块划分中，结合我国相邻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条件的相似性特征，本文研究仍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式，即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海南、广东等十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山西、河南等六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内蒙古、宁夏、青海、新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以及西藏等十二个省份。 在俱乐部检验中，本文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四大区域进行俱乐部收敛的检验，在时段方面，结合我国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政策重大调整的时段背景，以1952-2012、1952-1978、1979-1999、2000-2012年四个阶段为研究对象，得出结论如表2所示。
由表2检验结果能够看出，第一，从建国以来的整体时间段的发展来看，我国四大区域均未表现出俱乐部收敛的发展趋势。这表明就各板块内部各省份而言，发展过程仍处于发散状态。第二，从分时段的发展来看，在1952-1978年中，我国四大板块均呈现俱乐部收敛趋势，这表明在我国“三线建设”等战略的推动下，各板块内部的各省份发展差距都在缩小。在1979-1999年中，我国四大板块均未呈现俱乐部收敛的发展趋势，其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国家在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对东部沿海的部分地区采取了较大的政策倾斜，在这一背景下，这些地区吸引生产要素集聚，形成经济增长极并拉大了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在2000-2012年中，我国四大板块中只有东部呈现出俱乐部收敛的发展趋势。可能的解释是在这一阶段中我国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目标，不断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在这一背景下，东部地区在已经形成的增长极的带动下，呈现出以民营经济、乡镇经济等作为持续驱动的发展态势，从而使得板块内各省份之间呈现出收敛的发展趋势。而对于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而言，在这一阶段中国家才逐步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在上述政策的刺激下，由于各省份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导致这些板块内部呈现出发散的趋势。 四、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驱动因素的空间分析 在本文前部分对于我国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变动趋势进行纵向演进分析的基础上，本部分拟对影响区域发展差距的因素进行分析。在传统研究中，普遍从变量时间序列相关性的角度出发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变动的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空间经济学认为，区域之间在空间单元上的经济现象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即区域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在一般计算中，通常采用莫兰指数(Moran′s I)测算区域之间经济指标的空间相关性①。莫兰指数的公式如下：
在(7)式中，
表示不同区域之间某一经济变量的观测值，
表示区域之间的空间权重矩阵。而对于空间权重矩阵的确定，一般有相邻法和距离法两种办法。其中，较为通用的相邻法是指将相邻区域的w值取为1，而将不相邻区域的w值取为0。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空间权重矩阵的设立相对简单明晰，但缺点在于其将不相邻区域的w值取为0，即认为不相邻的地区之间不存在经济联系，这明显与区域发展现实有区别②。在区域发展现实规律中，当区域之间的发展相关性与其相邻距离有关，当区域相邻距离越小时，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越大。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将采用距离法对空间权重矩阵进行测度，即以我国各省份省会之间距离的倒数作为空间相关性的参数。而在截至距离的计算方面，通过对Moran′s I值的计算，当截至距离为1036公里时，区域之间的相关性较强。本文的测算结果居于潘文卿1700公里和史修松、赵曙东750公里之间。以1036公里作为门槛距离，测算各省份的空间权重，进而计算出1952-2012年我国各省份的Morans′I指数如图1所示。
图1 1952-2012年Moran′s I全局指数图 由图1中的测算结果能够看出，自1952-2012年的我国各省份全局Moran′s I指数均为正，且呈现出阶段性上升的发展趋势，这表明我国门槛距离内的相邻省份之间呈现出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性，而且近年来，这种正相关性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在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中，应重视区域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将对区域空间机制的分析纳入所构建的模型之中。 (一)驱动因素的模型构建 一般而言，区域的空间相关性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相邻区域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因此，某一特定区域中的变量产生变化，会对相邻区域产生扩散式的影响；二是由于变量指标空间统计上的测量误差，即当区域中变量变化时，其产生的影响可能是发散的，跨区域的，而经济变量以区域为单位的统计方法可能导致统计偏差。在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下，在空间经济学中，一般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有两种，即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其中，空间滞后模型表示各变量在某一区域中是否有溢出效应，其表达式为：Y=ρWY+XB+ε，而空间误差模型主要衡量相邻区域中的因变量误差扰动对本区域变量的影响，其方程式为y=Xβ+ε，ε=λWε+μ。 在本文的研究中，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区域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以及技术变动等三个层面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分别采用标准模型、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分析思路构建模型如下：
在上述模型中，W为基于门槛距离的各省份相邻矩阵，K为各省市的资本存量，L为各省份的劳动力总量，TFP为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GDP为各省份人均经济总量的实际值，δ、ε和μ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择及处理 经济发展水平(GDP)：本文以各省份人均经济总量的实际值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这样不仅能够剔除人口因素对各省份经济总量的影响，而且剔除物价变动的影响。在实际计算中，以1952年作为基期，利用各年份的GDP平减指数对名义值进行平减，而后分别除以当年该省份的人口数，得到各省份人均经济总量的实际值。 区域资本存量(K)：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各省份的固定资本存量作为资本投入值，公式为
。在公式中，当年投资数据
选择固定资产形成额，这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统计年鉴中的资本投资总额包含固定资本投资与存货增加两部分因素，而存货作为未能实现价值的投资部分，不应将其放入生产函数测算中。二是作为投入的资本，应既包括直接能够转化为产出的各种投资，还包括能够为生产服务的各种间接投资，因而住房投资等非生产性投资也应当计入资本投资额中。在具体计算中，首先，在基期资本的测算中，本文借鉴Hall和Jones、张军[21]、单豪杰[22]等学者采用的方法，即以基期的新增投资除以相邻若干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与折旧率之和，从而得到1952年的固定资本；其次，在固定资产的折旧率方面，假定固定投资的相对效率几何下降，通过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不同构成部分进行测算及平均，得到结果为10.96%。而由于分省的各项投资数据很难得到，因此，采用10.96%作为各省份统一的折旧率；再次，在基期固定资产测算结果的基础上，通过各省份每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额、价格指数和折旧率，利用永续盘存法，公式为：
，计算出各省份每年的固定资产存量。 劳动力投入量(L)：本文以各省份的劳动人口数作为劳动力投入量，而并没有采用以杨文举、李国璋[23]等学者为代表的，以不同的受教育年份乘以接受相应教育阶段的就业人员数作为区域劳动力投入量的计算方法。这是由于在现实中，因为存在知识性失业以及专业性培训年份无法统计等情况，导致单以学历教育年份评判劳动力质量存在较大的偏差。金相郁也指出，以就业人员数，以受教育年份作为系数则从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劳动力投入总量[24]。因此在本文的估算中，将直接以就业人口数作为劳动力投入数量。 科学技术水平(TFP)：由于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单位总投入与总产出之间效率的重要指标，因此，在现阶段研究中，普遍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评价区域科学技术水平的指标。而在本文的研究中，也选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科学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在具体测算中，利用Malmquist指数法，利用DEAP软件，测算出1952年-2012年我国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值。 (三)模型参数估计 在空间经济学中认为，当区域之间存在空间相关性时，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会导致参数估计结果有偏，应采用极大似然法或广义最小二乘法等方法来估计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参数。在此，本文拟选用最小二乘法对标准方程以及采用极大似然法分别基于对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所建立的方程参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中分别采用最小二乘法以及极大似然法对三组方程进行了估计。由于在前文中已经论证了我国区域之间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因此，应选取空间滞后模型(SLM)或空间误差模型(SEM)的研究框架进行建模分析。而对于两种空间模型的选择，在空间经济学中一般有两种评价方式： 第一是由模型的检验结果评判。以标准模型估计结果中的LM—lag、R—LM—lag、LM—error、R—LM—error等四个检验值进行测算。当LM—lag显著于LM—error，且R—LM—lag显著、R—LM—error不显著时，应选用空间滞后模型。而在本文所购建模型的检验结果中，LM—error显著于LM—lag，且R—LM—lag显著、R—LM—error不显著，因此，本文应选用空间误差模型(SEM)。
第二是由模型的拟合效果判断。一般常用的评判指标有对数似然函数值(Log Likelihood)、赤池信息量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简写为AIC)以及施瓦茨标准(Shwartz Criterion，简写为SC)等。在具体评判中，一般对数似然函数值越大，而AIC与SC值越小，表示模型的拟合程度越好。而在本文的估算结果中，对比标准模型、空间滞后模型(SLM)以及空间误差模型(SEM)等能够看出，空间误差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最大、而AIC与SC值最小，这表示空间误差模型(SEM)的拟合程度较好。 (四)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综合上述两种评判标准，本文以空间误差模型(SEM)的估算结果进行分析。由模型检验结果能够看到： 首先，模型中的劳动力投入量(lnL)、资本存量(lnK)、科学技术水平(ln TFP)的估算结果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且他们估算技术均为正，这表明这些变量对于区域的经济发展有正向的贡献。这与普遍研究经验和客观事实一致。 其次，从劳动力投入量(lnL)、资本存量(lnK)、科学技术水平(lnTFP)三个变量的估算参数来看，区域劳动力投入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最大，方差贡献率为48.11%，其后为区域资本存量，贡献率约为31.06%，而区域科学技术水平的贡献率最低。这反映出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要素中，仍以劳动力投入为主体，这导致区域经济增长保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以粗放性为特征的发展方式。而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他们通过政策扶持下的先发优势，大量吸引中西部地区生产要素向东部转移，从而进一步形成人口红利，促进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拉大了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但与此同时，这种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多重弊端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和理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在政策层面，在全国两会、地方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各地区的“十二五”规划中，关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问题的论述屡屡出现，甚至有学者提出我国已经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落入了“有增长无发展”的陷阱之中。此外，众多学者从人口红利的视角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并且提出在我国人口红利几近枯竭的背景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变成为现阶段我国所面临且亟待完成的任务之一。在此背景下，对于我国落后地区而言，应以资本投入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为主要渠道，以实现区域跨越式发展，进而缩小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再次，从模型误差项的估算结果来看，本文所构建模型的误差项系数为正，这说明当某一区域的参数值发生变化时，即当该区域中的劳动力、资本存量以及科学技术水平发生变化时，它会对周边区域产生扩散作用，且该区域与周边区域之间成正向相关关系。这就要求在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对于落后区域而言，应重视区域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促进落后地区的跨行政区式，连片化发展。而这一观点也在我国近年以来对于扶持落后地区发展而出台的各项政策中得到印证和支持。2012年8月，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发布《支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对于落后地区实行片区化的扶持政策。此外，近年以来我国提出了诸如“关中—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等一系列跨行政区型，连片式的国家级经济区。综上所述，对于落后区域而言，在注重自身要素投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应同时注重与周边区域形成联动效应，以实现落后区域跨越式发展，促进我国区域的协调发展。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纵观各发达国家，都具有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较小的特点。而结合我国的发展现实来看，我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较大。为了缩小我国区域之间巨大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自1999年以来，我国逐步颁布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等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而上述战略举措实施后对于我国的区域差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国区域差距的来源及驱动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仍然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而本文选择自1952年至2012年为研究时段，以时间为序对我国省级行政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阶段性演进进行了分析，从空间机制的角度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到了以下几点结论和建议： 第一，在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间演进分析中，首先，本文通过构建β收敛模型，对自1952年至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的收敛状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为：就时间段整体而言，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发散状态，而结合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将整体研究时段分段研究得到，由1952年至1978年，我国区域经济呈收敛趋势，由1979年至1999年呈发散趋势，自2000年至2012年呈发散趋势，但其中，2000年至2005年呈发散趋势，2006年至2012年呈收敛趋势。通过结合宏观政策变动的分析能够看出：一是我国宏观政策导向的变动，通过调整生产要素的配置，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二是现阶段我国所实施的一系列板块化、系统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已经逐步显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开始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其次，为了进一步探索相邻区域板块的经济收敛状况，本文以地域划分，对我国东、中、西以及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俱乐部收敛分析，分析结果为：四大板块呈现出时段性收敛的特点，即在1952年至1978年，呈现出全域收敛的特征；而在1979年至1999年中，呈现出全域发散的特征；在2000年至2012年中，只有东部地区呈现出俱乐部收敛。这表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在保持多年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已经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乡镇经济作为持续动力的由“增长极—增长线—增长面”的发展趋势。而与此同时，对于中西部落后地区而言，在现阶段政策扶持下，要素集聚点逐步成为增长极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从而导致了板块内部经济增长的发散。这一研究结论表明，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历程中，不仅要重视板块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且要注重板块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对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都具有较大差异的我国中西部落后地区而言，如何形成板块内部的协同发展机制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二，在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机制分析方面，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构成我国区域差距的影响机制，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时间演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空间机制层面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首先，利用Moran'I指标检验发现我国区域之间存在较高的空间相关性和依赖性，因此，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一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是依托于人口红利的劳动力投入，但是在现阶段人口红利几近枯竭的背景下，对于我国落后地区而言，应以资本投入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为主要渠道，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实现区域跨越式发展，进而缩小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二是我国相邻区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要素投入具有区域之间的扩散效应，对于落后区域而言，在注重自身要素投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应同时注重与周边区域形成联动效应，以跨行政区式、连片化发展将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渠道之一。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结论表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状况呈现出阶段性、波动性的特征，而近年来，在我国一系列宏观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举措实施的推动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已逐步呈现出趋同的发展态势，但与此同时，板块之间以及板块内部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依然不断扩大。而要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首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的劳动力密集推动型向技术推动型转变，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鼓励企业的科研创新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并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构建创新性、学习型社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次要突破传统行政区划的发展思路，注重周边区域的联动效应，利用要素投入的扩散效应，形成跨行政区式、连片化的发展模式，带动落后区域跨越式发展，以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 ①具体可见吴玉鸣2004；潘文卿2010；史修松、赵曙东2011等学者研究。 ②相关研究旁证可参见潘文卿2010；史修松、赵曙东2011的研究。
标签：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相关性分析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经济学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误差分析论文; 区域发展论文;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时间演化与空间机制分解：1952/2012_经济模型论文
下载Doc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