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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口的危机
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严重的出口危机。据中国海关最近公布的数字，1998年出口增长率只有0.5%，是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如果与历史数据比较的话，那么去年的出口下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暴跌”：1986年—1990年间，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7.8%，1991年—1997年间为16.7%。
毫无疑问，中国出口危机的首要原因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因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几乎把本地区所有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都卷进了危机的深渊。其次，它也是国内政策选择的结果，因为亚洲危机把中国出口逼到了一个两难境地，迫使它必须在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之间决定取舍：
第一条道路是顺流而下，降低现行汇率，与其他亚洲国家保持步调“一致”；第二条道路是逆流而上，维持汇率不变，与其他亚洲国家拉开一定“距离”。尽管在理论研究领域，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两条道路的利弊大小至今依然争论不休，但是，在政策决定领域，中国却毫不犹豫地几乎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经过1998年的实践可以看出：目前第二条道路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1999年中国出口面临的问题是：应当继续坚持第二条道路，还是应当返回到第一条道路？或者，在对立的两条道路之间，是否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是否它可以成为现有两条道路之间的过渡桥梁？
2.主要的分歧
坦率地说，选择第一条道路的理由，不仅是因为有近代西方经济理论的论证和历史经验的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过去中国本身也是这么做的：例如，在1981年—1997年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调的年份一共有12年，而每次下调都有力地促进了出口的扩大。因此——请恕我直言——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口选择第一条道路应当是上策。
相比之下，第二条道路的选择，不仅缺乏充实的理论根据和成功的实例证明，而且，也与中国过去的实践经验正好相反。不过，应当承认的是，虽然它的选择在当时出人意料，但是，现在回顾起来，也在情理之中。首先，第二条道路的目标显然要更加崇高和伟大，体现了人性中的大公无私的精神。其次，正如“条条道路通罗马”和“车到山前必有路”等古训所昭示的那样，第二条道路的选择也未必不妥。最后，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国内普遍存在的乐观情绪：有些人认为中国不会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有些人认为，即使有影响，也是暂时的。
当然，无须讳言的是，与第一条道路相比，第二条道路的选择必然也就意味着中国出口将要遇到更多的困难，需要付出更大的牺牲。而且，不幸的是，这种担心也逐步地得到了证实。
3.巨大的代价
由于迄今为止有关部门还没有向公众报告出口损失的统计数字，因此，笔者采取以下简便算法进行了初步估计：1997年中国出口额为1827亿美元，根据1998年原定计划，应当增长10%，但是实际只增长了0.5%，因此可以认为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损失。请注意：10%的选定虽然有点武断，但是与1985年—1997年间出口的平均增长率（17%左右）相比，还是比较低的。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的话，去年中国出口的增长率也很可能会超过10%。下面是计算的结果：
1998年计划出口额：1827＊1.1＝2010（亿美元）
1998年实际出口额：1827＊1.005＝1836（亿美元）
1998年出口损失额：2010－1836＝174（亿美元）
按1美元兑换8.3元人民币换算，174亿美元的损失等于1444 亿元人民币。这是直接出口损失。另外，由于出口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广泛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因此，出口下降的影响必然还会“波及”到其他部门。
根据国家统计局专家的计算，出口部门的“波及”系数为2.5 左右，即每出口1元钱的产品可以带动国内其他产业多生产2.5元的产品。按照这一比例计算，出口造成的间接损失为3610亿元。
因此，两项损失相加，出口损失总计为5054亿元。众所周知，去年中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其经济损失为2500亿元左右。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出口损失总额已经超过了洪灾损失的两倍。
上述“钱”的损失实际上也就是“人”的损失。根据1997年《中国统计资料》的有关数据计算得知，平均每1 万元左右可以保障一个劳动者得到一个就业岗位。按此比例可以算出：1998年的出口损失使中国失去了大约5054万个工作岗位。另外，假设每一个就业者都有一个三口之家的话，那么，全国就有大约1亿5000 万人的家庭生活和收入水平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在全国人口当中大约每8个人里就有1个人，因为出口的下降而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数字中没有包括：因为出口下降导致的进口减少的损失、出口企业因为减产或倒闭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税收损失、政府和出口企业为了维持职工在岗和就业而支付的社会成本；也没有包括因为“下岗”和失业增加而引起的失望情绪、精神痛苦、治安混乱等一系列无法计算的无形的社会损失，等等。
4，失去的机会
既然已经明白了出口损失的实际情况，那么，是否应当从第二条道路“返回”到第一条道路上来呢？笔者认为，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行动却是非常困难的。其理由如下：首先，中国出口“火车头”的作用已经基本终结，基建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据报道，去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 %，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2%，分别比1997年高出5%和9.7%。因此，当今年经济专家们制订计划的时候，已经把出口的“零增长”和对国民经济的“零贡献”当作了一个“已知”的前提。
其次，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不大可能因为出口下降而发生变化。当今年许多金融专家们在谈论汇率走向的时候，再次公开批评了关于贬值的建议，并且重复了去年就曾经多次重复过的、不能贬值的那几条理由。有些专家的态度虽然比较灵活，但是也表示，即使需要贬值，那也是两三年以后的事情。
最后，目前全球范围的货币贬值浪潮基本过去，中国可能已经失去了汇率下调的最佳时机。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去年日本、南亚、俄罗斯、南非、中东、拉美等地的货币纷纷贬值，从1998年10月中旬开始，一直岿然不动的美元也突然暴跌。美元的贬值标志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能量”已经释放完毕，如果今年1 月中旬发生的巴西货币危机不扩散到其他地区的话，那么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认为：全球性货币贬值的浪潮已经基本结束，国际货币正在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新时期。因此，如果人民币汇率下调的话，它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肇事者”、而不是一个“追随者”——尽管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而受到更严厉的批评。因此，当进入1999年的时候，中国出口再次面临进退两难的选择：如果沿着第二条道路走下去，势必还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如果打算退回到第一条道路上，又失去了适当的机会与理由。
那么，到底应当怎么办？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
5，“第三条道路”
所谓“第三条道路”是介于现有两条道路之间的一条临时的、过渡的道路，因此可以作为一种理论探讨或者政策建议。它的主要目标可以概括为两点，即调和第一条道路与第二条道路之间的矛盾，以便满足两者的共同利益；同时，尽量把中国出口减少到最小程度，以便国内外经济形势一旦好转的时候，它就可以重新发挥“火车头”的作用。
这些综合性目标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以下四点理由：
第一点，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中，中国既要追求应有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形象，也要注意维护本国的实际经济利益。由于中国是亚洲和世界的大国之一，因此在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对国际地位等长远目标的追求与维护目前的实际经济利益，应当是并行不悖的，因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实际上，如果忽视长远目标，那么维护中国当前利益就很容易成为短视的、狭隘的行为，但是，如果忽视了当前利益，那么中国的长远利益最终也难免受到削弱和损害。
第二点，既要看到亚洲“出口导向”或外向型经济模式有缺陷的一面，也要看到它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促进的一面。虽然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这一模式的缺陷，但是，不应当因此认为，中国也要放弃这一模式或者减少对外开放的程度。各国的经验都已经反复证明：封闭式的或内向型的经济模式虽然比较安全和便于管理，但是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作用。因此，今后中国应当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且根据国内外的环境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
第三点，在扩大内需的问题上，既要发挥投资“拉动”的积极作用，也要注意其限度与弊病。为了弥补外需不足和出口损失，中国需要挖掘国内市场的潜力、扩大基建投资规模，并且实施积极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不过，与此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当强调扩大内需的时候，不要产生“内需可以替代外需”的误解；当强调扩大投资的“拉动”作用的时候，需要防止“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等弊病。另外，扩大内需也应当与产业技术升级和改造相结合，而在这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进口的作用，并且使扩大投资与今后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相结合。第四点，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既要敢于付出一定的必要的代价，也要尽量避免遭受“伤筋动骨”的损害。由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影响的程度也会随之深化，所以，在应对外部冲击的时候，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必要的和正常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代价是有一定限度的，否则中国的出口产业很可能会在这场持久战和消耗战中被拖垮。因为中国出口产业的利益实际上代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而它的损失，也就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损失。如果出口产业能够维持竞争力，那么中国就可以在正在出现的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反之，如果出口产业陷入衰退的话，那么整个国民经济也可能会被推向危机的边缘。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在组织机构方面，打破部门和“条块”的界限，建立一个统一的、负责制订与协调出口政策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名称可以叫做“中国出口综合对策委员会”，其成员不仅应当包括计划、财政、金融、外贸、海关、以及其他有关政府部门的代表，还应当包括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与外资企业的代表。由于这一机构可以代表各方面的利益，反馈各方面的意见，因此可以避免“政出多门”、彼此牵制或互相扯皮的现象，从而可以使出口政策更加充分地体现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并且保证出口企业在新一轮的国际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得到有力的支持。
其次，在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方面，虽然人民币汇率不能变动，但是应当对所有中国出口企业——不论规模大小和所有制的不同——实施全面的特殊照顾和充分保护。例如，可以实行“重点倾斜”政策，即在投资、贷款、税收、保险等方面对出口企业实行特别的大幅度优惠和加倍的出口补贴；可以实行“以进养出”政策，即在进口方面让出口企业享受优先进口权，并且实行大幅度的减免关税和特殊的进口补贴；可以实行“以出养出”政策，即在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或商业贷款的时候附带若干必要条件，从而带动中国产品的出口；还可以实行“迂回出口”政策，即鼓励有条件的中国出口企业在海外建立生产和加工基地，向第三国出口，以便弥补本国出口企业竞争力下降造成的损失，等等。
最后，在理论研究方面，应当集中力量，重点研究与中国出口有关的课题。例如，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际经济新格局的特点、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各种汇率制度的利弊、汇率政策与出口政策的关系、内需与外需的关系、中国主要出口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状况、中国主要出口竞争对手的经济恢复情况，等等。这些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使经济理论界更加贴近现实，而且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战略的制订与实施、以及改革开放战略的持续与深化，也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所述，第三条道路设立的目标、说明的理由以及政策建议，并不都是全新的内容，因为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学者已经提出过某些与此相同的观点或建议，并且使笔者受益匪浅。在此，笔者对它们进行了必要的补充整理，使之更有系统性和条理性，以便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批评与讨论，并引起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与思考。
当然，由于中国出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不论研究方法，还是观点或建议，实际上都远远不止本文所归纳的三条道路。不过，三条道路的划分有利于人们提纲挈领地考虑全局问题，也有利于人们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间寻求妥协与过渡的桥梁。因此，在目前的紧要关头，即在第一条道路难以通行、而第二条道路代价高昂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另寻出路——即“第三条道路”，可能是一个适宜的和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