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主题与修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论文,女性论文,主题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作家在各自的精神跋涉中，常常会相遇在某些个共同的精神家园。无论她们此前此后有多大差异，她们的写作一旦凸现性别立场，就会出现大致相仿的精神指向。她们由此结成了“想象的共同体”。九十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较之八十年代，有着更浓重的“主义”色彩，“主义”已成为女性作家的集体意识，因此，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主义写作”。通过此类写作，考察和揭示作为意识形态的性别模式，让性别这一“根本性的权力概念”（米利特《性政治》）浮出水面，成为经验现实。女性作家藉此眺望救赎之路，不复充当无处不在的性别模式中“沉默的她者”。在这里，性别已不是仅与婉约或相反的美学风格相关的、技术性的修辞语，而更主要的是一种文化立场，一种历史批判以及一种新型文学话语的策源。尽管仍有女性作家对于“主义”态度审慎，或强调个人写作中的“超性别立场”，但在她们强弱不一的声音背后，那种对历史、对文化和对文学的承担，那种勉力与忘我，与“主义”的要义同气相求。
因此，作为一种批判话语，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首先对我们的文化生态中以男性为表象的文化本体——历史、语言、欲望——进行了全方位的强有力的拆解。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池莉的《凝眸》直接面对历史，以对历史断层或错位的揭示和展露，使历史作为男性神话的叙事传统受到了尖锐的质疑和拷问。这与近代中国以秋瑾为典范的向“家”、“国”并进的女权传统，和现代中国以丁玲为代表的崇尚入世入“史”的实践主义有了泾渭之别。徐坤的《狗日的足球》则发现“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供她使用的语言！没有供她捍卫女性自己、发泄自己愤怒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是由他们发明来攻击和侮辱第二性的。所有的语言都被他们垄断了。”这一“发现”标示了女性生存的终极处境，这种“绝境体验”充满了深具本体意味的绝望感和深刻的愤怒。而正是这种绝境体验强烈地提醒女性作家在写作中对语言深怀警惕，并在有限的可能性中利用它来澄明自己的存在。八十年代，王安忆就以《岗上的世纪》等来照亮被黑暗覆盖的女性欲望，九十年代，更多的女性作家以更为激越但也更为成熟稳健的笔致豁开了女性被遮蔽的欲壑，被贬抑的利比多，更为本相的女性生存状态以鲜活、丰赡、多姿、眩目的风采次第开放（铁凝《对面》、《永远有多远》，王安忆《香港的情和爱》，方方《结局或开始》等），有力地纠正着被外力强加的天使和妖妇的二元性格模式。
但是，毫无疑问，因厄、创伤、痛楚、沮丧等感伤主义主题仍然是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主体内容。女性固有的生存困境并不因时序变迁而彻底改观，改变的只不过是与现实的遭遇方式。商业化市场化时代以更为隐蔽诡谲的伎俩明目张胆地对女性进行着无情而无耻的掠夺。女性作家仍然必须在四面楚歌的文本内外进行突围表演。陈染的《无处告别》以黛二与母亲、与情人、与朋友、与现代文明的强烈隔阂喻示着知识女性在一个四处碰壁的时代里哭告无门的孤凄境遇。徐坤的《厨房》则再一次以寓言方式揭示了女性的另一终极处境。在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时常出现的性别游戏里，女性总是身陷颓势劣境，即便她们在性别较量中取得了先期的胜利，也仍然无法笑到最后（蒋子丹《绝响》，徐坤《遭遇爱情》、《如梦如烟》）。于是她们“不谈爱情”（池莉《绿水长流》），主张“离爱远点”（徐坤《离爱远点》），甚或像《破开》（陈染）和《瓶中之水》（林白）所叙，以“姐妹情谊”（sister—hood）或同性恋来取代异性恋的二元性别模式。更为极端的则以自毁谋求解脱（徐小斌《吉尔的微笑》）。大多数时候，女性作家还是借助文本，恪守升华原则，以梦境或虚构，想象性地解决性别冲突（徐小斌《蜂后》、《双鱼星座》），池莉《小姐你早》）。在徐小斌的一部小说集里，她干脆将每篇小说编码为梦境一号、梦境十一号……想象性的解决方式，为我们铺开的是一个弱势群体的潜意识场景。
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所提供的文本形态，它所呈示的叙事或修辞手段。个人化写作在女性作家那里，常常显示为一种私秘化写作。由于没有可资借鉴的女性写作传统，又不愿身陷某些宏大叙事的合唱团，一些女性作家的写作资源便更主要地依附于“私人生活”，于是，文本缘个体经验而生成，有着极为主观化的叙事视角，经验与想象相生，纪实与虚构相伴，虚实相间，黑白互补。在修辞策略上，则有相悻之象。如徐小斌强调“摆脱菲勒斯中心的写作”，她的小说便有坚硬的性别理念戳露在叙事体外（徐坤亦如是）。而王安忆则摒嫌“象征主义”，以精微繁缛的叙述淹没或溶解理念之核，使对女性主人公进行简单机械的道德评判成为不可能（《米尼》、《我爱比尔》）。我将前者称为“有机的写作”，而后者为“无机的写作”，不同的修辞策略体现着不同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如此种种的差异，形成了女性文学文本异常丰饶的结构、肌理与色泽。
身临世纪末，接近世纪初，女性写作的队伍又有了壮观的扩充。但无论何时，女性文学始终需要警惕被他者遮蔽或被自我遮蔽、被奇观化被媚俗化的窘境。“现代化的陷阱”早已布好，而女性写作则注定是“穿过布雷区的舞蹈”。然而，可确定的是，中国的女性文学在进入九十年代后已成为当代文学成功地图上奇崛触目的一脉，旖旎之处难以尽述。它不仅是一次历时久远的地壳运动的结果，它还必将是另一次历时久远的地壳运动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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