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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郭沫若是以其诗歌和历史剧创作的巨大成就，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但他的小说也写得很有特色。本文对郭沫若小说的开创之功和独特的认识价值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郭沫若 小说 特色
郭沫若是以诗歌、历史剧奠定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个有多方建树的文学家和学者，小说只是其创作中几朵泛着微澜的浪花，因而，他为数不多的小说，评论界对其关注不够。沈从文曾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①]这种看法很有代表性，也不乏其正确之处，然却不免偏颇。
从中国现代小说发轫的角度看，郭沫若1919发表的《牧羊哀话》，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一起，同是给刚刚起步的中国现代小说尽了开路的职责。作品以独特的构想、离奇曲折的情节，用浓郁的浪漫抒情笔调，抒发了强烈的爱国热忱。如果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控诉封建专制的第一声呐喊，那么《牧羊哀话》则是其声讨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封战书。同时，这两篇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极鲜明地体现出鲁迅、郭沫若这两位五四文学巨匠思想艺术风格的差异：前者重在以强健的理性对传统观念作深刻而犀利的剖析，其批判的力度入木三分；后者则偏于激越地喷射胸中的火焰，虽在热烈中显出浮躁，然那强烈的激情烘烤并感染着读者，使读者从中感受到国家民族的情绪和时代的脉膊。这正体现了中国现代小说两种最突出最典型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
更为重要的是，从《牧羊哀话》到1947年作《地下的笑声》，郭沫若的小说创作前后持续了近三十年，并随着时代的演进和文学潮流文学观念的发展变迁，呈现出一条完整的创作发展轨迹，这在其同期特别是创造社作家中是不多见的。郭沫若的小说具有多方面的追求和广泛的探索性。他的小说，既有现代的，又有历史的；既有浪漫的，又有现实的；既有自传式的回忆录，又有直接表现革命时代的。总之，没有定于一尊的模式和套路，而表现出其不同于创造社作家的博杂性。我们可以说出郁达夫小说的样式，张资平小说的样式，但很难找出郭沫若小说的范式来。
虽然郭沫若自己也说，“我不喜欢小说”。但是，他那开创之功和独特的认识价值是谁也代替不了的。真正理解和认识郭沫若的小说，有助于我们真正认识创造社小说、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小说乃至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历史。
郭沫若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自1919年到1926年他去广州为第一阶段，这是他小说创作最多的阶段，约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二；第二阶段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他避居日本时期，写有《骑士》等三篇追叙大革命生活的作品，及《孔夫子吃饭》等七篇历史小说；第三阶段则是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初期的《月光下》等四篇。第一阶段主要为抒写身边琐事的自我小说，第二阶段为历史寄托小说，第三阶段则为现实主义小说。
郭沫若的自我小说是其小说的主干部分。这类小说取自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坦诚表露自我的情绪，作品大都以“我”或“爱牟”为主人公，从中映现作者的影子或直接就是作者自己，并通过这自我形象的展露来抒发“个人的郁积”和“民族的郁积”。细致分析，他这类小说又分别侧重抒写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表现青春浪漫时期的情爱，充满着“诗意葱笼”的“幻美的追求”，包括《残春》、《落叶》、《喀尔美萝姑娘》等。这些作品抒写了主人公对爱情热烈的向往和大胆率直的追求，体现了五四青年个性自由的时代要求。《残春》受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影响，注重表现内心“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作品通过梦境与潜意识的流动，表现被压抑的青春期的生理冲动。《落叶》是作者为纪念自己纯真的爱情而作，它写留学生洪师武与日本姑娘菊子的爱情悲剧，作者寄极大的同情和赞赏于那位柔弱孤苦痴情不渝的异邦女子，这是他情爱小说中最为纯净的一篇。《喀尔美萝姑娘》着力追求“欲灭不灭的幻美”，作品表现情欲与道德的矛盾，暗藏着批判的锋芒：是民族歧见与金钱压迫，造成幻美追求的破灭。
郭沫若与郁达夫同为中国自我小说之中坚人物，但他的此类小说与郁达夫表现“性的苦闷”的小说有所不同。在郁达夫笔下，主人公往往由性的苦闷导致肉欲的变态，从而显示时代的苦闷和社会对人的压抑和摧残，他的主人公带有更多的病态心理和颓废色彩。郭沫若此类作品虽也时有变态心理的闪现，但更多的是纯真的追求，而少有肉欲的泛滥，有更强的道德节制而少有纵酒狎妓式的自我放纵，他通过对爱情美感的挚求表现个性解放的思想光辉，因而他更着力于幻美世界的探寻而不见郁达夫式的“沉沦”。
一是抒写穷愁，表现“生的苦闷”的作品。它们直接表现作者自己经济困窘的生活和感受，充满了愤世嫉俗之气和对黑暗现实的诅咒之情。这类作品数量不少，如《漂流三部曲》、《行路难》、《人力车上》、《红瓜》、《未央》、《后悔》等。中篇《漂流三部曲》由《歧路》、《炼狱》、《十字架》三个连续性短篇组成，其主人公爱牟则是作者的自我写照。作者描写爱牟在文学不值一钱的中国，宁愿远离亲人，过着炼狱般的孤苦生活，宁肯被钉在生活的十字架上，而绝不向封建婚姻和家族势力屈服，从而深刻反映了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金钱万能的重压下，一个志行高洁的文学家的落魄生涯和痛苦抗争。《行路难》续写爱牟东赴日本与妻儿团聚后所感受到的经济的沉重压力和民族歧见的屈辱。作者以悲凉沉郁的文笔直抒胸臆，毫无顾忌地发泄着胸中的愤闷，悲愤的呼号，压抑下的诅咒，凝聚成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郭沫若这类作品的主人公和郁达夫小说很相近，然而比起郁达夫笔下悲戚消沉、沉湎于醇酒妇人而又不失其名士气的“零余者”来，虽同是愤世嫉俗，胸怀坦荡，但更多“君子自强不息”的抗争和激奋，而较少“零余者”那自卑乃至自戕的精神状态。
郭沫若的寄托小说主要为历史题材小说。这些作品借他人之酒杯，浇自身之块垒，以古人古事或异域人事寄时代的情怀。他的寄托小说常常抓住一点铺叙开去，加以充分的主观想象，虚构的成分多于写实。正如他自己所说：“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②]他的历史小说是借古人讽谕现世，借古事影射现实，从而曲折而强烈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法西斯暴政，反对内战，反对侵略，反对妥协投降的现实要求。写古人而实为“夫子自道”。故而他在《豕啼》序文中说：“我始终是站在现实的立场的”，“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和对现的世讽谕。”强烈的现实指向，这是郭沫若小说创作的一贯精神。但这些寄托小说，内容较单薄，人物较多漫画式和概念化，作品思想有余而形象不足，带有即兴随笔的成分；不过作品构思之大胆和想象之奇特是难能可贵的。
郭沫若的最后四篇小说，即写于四十年代的《月光下》、《波》、《金刚坡下》和《地下的笑声》，代表着另一种风格。这时候，“他的革命热情已经受到革命理智的规范”。[③]作品中，他的情感转向深沉，文笔更为老到，开始迈进较为成熟的现实主义境界。这些作品成功地表现了在民族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广大人民不幸的遭遇和凄惨的命运，以及他们深沉悲愤的控诉和坚贞不屈的怒号。这些作品已完全没有自我的影子，作品的主人公已是被侮辱受欺凌并饱受战争苦难的小人物。《金刚坡下》以一位抗日军人家属黄昏归家的剪影，写出了她在店铺被炸漂泊生活中的不幸遭遇。《月光下》写正直的知识分子逸鸥，在战乱中贫病交加失却爱子陷于绝境，而不得不意图别世的辛酸生涯。《波》则通过一对青年知识分子夫妇在撤退途中遇空难，爱子连同一千元积蓄被投入江流，显示了战争给民族带来的灾难和国民的怯懦、自私、冷酷与愚昧。《地下的笑声》写得尤为沉郁浑厚，力透纸背。它以一对充满爱国热情的青年音乐家夫妇，在战乱环境腐败社会的重压下由人而鬼的凄惨故事。作品哀而不伤，悲而不怨，死亡的阴影下充满了生的渴求和对未来的信念，洋溢着不屈的斗争精神，不愧为郭沫若小说的压轴之作。
这批作品的出现，意味着郭沫若小说观念和创作道路的转向基本完成，实质上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小说转向的完成。
郭沫若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斗士，是一位紧贴着时代脉膊紧跟时代步伐前进的作家。他那过热的血液在沸腾，有过多的激情要喷涌，《女神》就是这种沸腾与喷射的结果。然而，“五四”退潮时那沉郁的氛围，腐旧社会令人窒息的环境，自身价值无法实现的悲哀，使他陷于深深的苦闷与彷徨，同时也激起他更强烈的愤懑与抗争，将此融于小说中，形成他小说独特的思想内蕴与倾向。
反帝反封建反对专制统治，始终是他小说创作的思想主题之一。早年久居异域饱受民族歧视的切肤之痛，回国后漂泊生涯为金钱所迫的刻骨之恨，使他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凶残与腐朽充满了厌憎，并以火一般的炽热之情对其进行无情的揭露、诅咒与抨击，他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中始终闪现着这一时代精神的光辉。在作品中，他主要从两方面勇猛进击。一是通过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强烈愤慨而表现，《行路难》中爱牟那大段激越磅礴的“流氓颂”，积愤倾泄，淋漓尽致。二是通过对“生的苦闷”宣泄而表露。《漂泊三部曲》中践踏金钱的疯狂举动，爱牟与晓英关于开业行医争执时的发泄，确有火山爆发般震撼人心的感染力量，与其同时的女作家冯沅君读了此篇都觉得“作者的热情，直象正在爆发时节的火山，凡在他左近的东西，都要被融化了。”[④]不仅自我小说中，他的寄托小说中，也凝聚着这么一种精神，《牧羊哀话》的激愤，《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的辛辣，《秦始皇将死》的心理剖析，无不淋漓透彻。他后期的现实主义小说，更是通过民众在帝国主义入侵下的苦难生涯来表现这种积愤与仇恨。他借《波》中那位青年父亲的口，突出表现了作者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专制独裁导致国贫民愚的强烈不满与要求民众起来斗争的呼吁。
作为一个紧跟时代的斗士，一个深受泛神论影响的文学家，他小说思想性的另一层面，是对个性解放精神的热烈呼唤与追求，这和他的反封建专制实质上是一个思想的两个不同表现方面。在他的作品中，这两者始终是相伴相随的。郭沫若小说秉承其诗歌的“涅盘”精神和狂放气势，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提出了对社会压抑个性发展的强烈抗议，表达了对个性自由解放的热烈追求。《漂泊三部曲》的爱牟就是在痛苦挣扎中发出愤怒的呼号：“什么叫艺术，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名誉，什么叫事业哟！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什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丢了我的人性做个什么艺术家，我只要赤裸裸地做着一个人。”这是觉醒者的响亮的呼叫，也是作者思想的真实流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郭沫若的个性解放思想是不同于同时期许多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个性解放论者的。他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对个性自由、对人性的压抑，因而他更多地强调个体存在的本能、意义、权利和价值，强烈要求实现自我，完成自我。他的作品充溢强烈的主观精神。
郭沫若小说和郁达夫小说较为不同的一点是，他不象郁达夫那样常游离于现实斗争的边缘，到后来更在现实重压下的痛苦中趋向追求悠游闲适的方外天地。郭沫若毕竟是位斗士，他的人生态度是现实的，入世的，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社会理想美妙图景的憧憬和向往。虽然在早期他对这个问题并不是没有矛盾的，他在《日蚀》中曾表现了对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生活的讴歌和神往。但对他来说，这毕竟只是愤懑之余的一种偶然发泄，他思想的主体对此是不加认同的，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柱下吏入关》、《漆园吏游梁》中，他就让老聃作出了热诚的忏悔：“人间总是离不得的，离去了人间便会没有生命。”“与其高谈道德跑到沙漠里来，倒不如走向民间去种一茎一穗。”并通过庄周貌似“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实质上却“饥渴着人的鲜味”的矛盾辛辣地嘲讽了遁世哲学的虚伪。在《阳春别》中，他更借比利时教授之口，寄希望于社会主义革命，认为“未来的天国在北方的俄罗斯”。《一只手》则直接描写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政权的建立，展现了建设理想社会的道路。他的目光始终瞄准着现实，到后期的现实主义作品更表现出他已转向理智的求索。
同为中国现代浪漫抒情小说，郭沫若小说的艺术风格和郁达夫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强烈的抒情性，坦诚直露的笔法，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和完美等。但个人气质及切入社会程度的差异等，决定了他们的小说不同的艺术个性。
郭沫若小说风格的最大特点是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激情的冲动。郭是一个主观个性很浓的人。他说：“由于耳朵有毛病的关系，于听取客观的声音不大方便，便爱驰骋空想而局限在自己的活动里面，因而在文学的活动中，也使我走出了偏向——爱写历史的东西和我自己。”[⑤]这健康方面的原因是一个因素，但决定他创作主观性的更主要的还在于他的思想与气质，在那强烈的个性精神和感情型的性格特征。郭沫若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始终不忘记“我”的存在，并且始终要强烈地表现“我”的存在。不论是现实题材小说还是历史题材小说，他都是站在一个几乎确定的自我角度去描述。当然，在“五四”时期，这种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作品是一种时代的倾向。然而，郭沫若小说的主观色彩，不似鲁迅那冷峻与沉郁，也不象郁达夫那么迂回而舒缓，他是以猛烈的激情喷涌来表现，以赤裸裸的情绪宣泄来感染读者。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文学家把自己的感情表现出来，而他的目的——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总是要在读者的心中引起同样的感情作用的。那么作家的感情愈强烈，愈普遍，而作品的效果也就愈强烈，愈普遍。”[⑥]因而他的作品中，充满全篇的是其强烈的情感，郁忧，愁闷，孤苦，彷徨，追求，幻灭等等，无不直陈无遗，一股脑儿倾泻给读者，将一个活生生的“我”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去拥抱读者，冲击读者的心理防线。这使他的小说跌宕跳跃，精炼简约，凝聚着散文与诗的情趣和神韵。但过于浓郁的主观性和过多的感情宣泄，也使其小说不能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思想的深度。同时，注重情感而忽略情节的完整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使作品不免时有松散之感，也因为此，有人说他的小说“有些不象小说”。
奇特和丰富的想象在郭沫若小说中也是很突出的，尤其在他前期的作品中。这当然和他浓郁的诗人气质有关，也与其当时的哲学思想有关。郭由于受“泛神论”影响，追求“与神合体”，因而他的自然神野是博大的，有极丰富的想象力。有《月蚀》里，作者以“月蚀”为中心，让自己的想象力在天地、古今、中外、及至现实和幻景之间充分而自由地遨旋驰聘，表现出天马行空式的宏大气势。他的历史题材小说也是如此。当然，郭沫若的这种想象不是抓着自己头发要离开地球式空幻的无边际的狂想，而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上合着时代精神的艺术想象，因而它有助于其小说主观激情的喷涌，但同时也是导致其作品结构松散的原因之一。
综观郭沫若的小说创作，可看到其鲜明的发展轨迹：由早期的纯浪漫抒情风格，到中期的浪漫现实相交杂，进而到后期的几乎纯现实；他在不断的探索中，完成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的历程。这正是中国二十年代崛起的浪漫抒情小说流派所经历的路程。时代文学潮流，使得这一流派作家或自觉不自觉地跟上形势完成转变，如郁达夫、田汉等；或缀笔停止文学创作，如冯沅君等；或如张资平之类陷于俗流。郭沫若之所以成为这转变之最典型者，是因为他始终站在时代的旋涡里，投身现实的斗争中。因而，实际上郭沫若小说记录了他和他们那一代人在特定历史时代艰难求索的悲壮历程。从这一点看，他的小说具有更大的认识价值，更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收稿日期：1996-03-26
注释：
①沈从文《论郭沫若》，引自李霖编《郭沫若评传》第57页，现代书局1932年版。
②《历史·史剧·现实》，《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6页。
③周恩来《我要说的话》，1941年1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
④冯沅君《淘沙》，1924年3月5日《晨报副刊》。
⑤《郭沫若选集·自序》。
⑥《郭沫若论创作》第3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