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超战略及其历史经验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什么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道路，不仅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密切相关，也与国内外形势紧密相连。历史发展不是任何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相互作用的历史链条。赶超战略及其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可以为今天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历史借鉴。
一
人类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其思想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16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17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18至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一般而言，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变化。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出现高潮，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纷纷投入现代化洪流之中。到1970年第一次信息革命为止，这个过程经历了近210年。
赶超战略主要指发展中国家为赶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水平而采取的措施，它是超越理念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辩证统一。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探讨赶超战略的必然性，当时，除英国等少数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外，后来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并实施了赶超战略。进一步说，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历史就呈现出一幅你追我赶、后来者居上的壮观场面。西班牙抓住地理大发现和领先的航海技术成为海洋强国；英国在现代科技革命后成为世界科技和经济中心；美国抓住欧洲科学技术革命和人才转移机遇，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日本抓住第三次产业革命浪潮，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亚洲“四小龙”及南美洲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利用战后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在短时间内步入新兴工业化行列。这些国家在实施赶超战略时期，都不同程度地运用计划经济手段，强化政府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
问题的另一面是，在近现代历史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面临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发展和完全取代封建经济的过程。圈地运动和海外殖民扩张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两个必要条件。有学者认为，所谓发达与欠发达，并不是简单的量的关系，即人们通常所说的A国经济发展水平高于B国。相反，它们是一种相互关联的质的关系，即A国与B国的经济有着结构性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在A国与B国的相互关系中形成的（注：弗兰克：《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转引自《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3页。）。一般认为，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历史演变过程，而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有计划地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生产力赶超和跨越的发展过程。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不仅是理论问题，也关系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就此而论，赶超战略绝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体系，而首先是一个实践过程。现代化的政治意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远远高于经济意义，这就是实践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列宁和斯大林所面临的发展问题的核心。
社会主义现代化采取赶超发展战略的思想源自列宁，他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出发，首先从政治意义上估价现代化。列宁认为：“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1页。）在列宁看来，现代化实质上是落后追赶先进，跟上时代步伐，即采取赶超方法把经济基础从小农变成大工业。“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9页。）在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战略对经济体制具有决定作用。为了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列宁把掌握强制力量的国家机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者，进而形成了与赶超战略相协调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即“国家辛迪加”模式。有学者考察，1906年列宁在《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作为相对立的两种制度提了出来，列宁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同时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劳动者所有，“才能消灭一切剥削”。（注：卫兴华：《究竟何人最先从经济涵义上使用“计划”和“市场经济”概念》，载《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11期。）斯大林把列宁的赶超战略思想进一步向前推进，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他后来解释说：“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党记住了列宁的话，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现国家工业化。”（注：《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96页。）斯大林特别强化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苏联也由此很快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1913年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42.1％，“一五”计划结束时上升为70.7％，“二五”计划结束时升为77.4％，1940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达到85.7％。（注：参见周尚文：《新编苏联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5页。）当资本主义世界屡次发生危机时，苏联经济却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势头，并取得很大成就，这无疑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功之处，也是卫国战争取胜的关键。（注：参见钱乘旦、刘金源：《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5页。）
但是，赶超战略所引发的社会高速度、全方位的急剧变革，各种目标如经济增长、计划与市场、社会公平与稳定、民主与法制建设等相互之间并非完全相容，有时甚至激烈冲突，这就对后来苏联社会发展造成消极后果，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也随之显露出来。现代化政治意义的特定条件消失后，进一步对其强化，只能导致消极后果。特别是斯大林用强制手段推行全盘集体化，集体农庄为国家高速工业化作出很大牺牲后，农民向国家交纳的“贡款”没有取消反而变成义务交售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在扩大，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这种状况说明，如果只重视现代化的政治意义，只着眼于结果本身，只重视社会关系的冲突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甚至只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待一切，而不是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中去解释问题，忽略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考察，不注意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就注定要付出代价。当苏联社会主义处在改革的十字路口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西方发达国家以自动化、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已经兴起5年。与此相伴随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强化和更新了国际分工，重建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相继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贸易总协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还有乔治·布坎南的“遏制理论”、杜鲁门主义与马歇尔计划。“冷战”也是一种战争，一种剑拔弩张却不见硝烟的战争。美英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互对峙，“冷战”阴霾随时有转变为热战的危险。“冷战”再一次强化了现代化的政治意义，从而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掩盖了。
战争威胁成为掣肘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也成为中国迅速走上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外部推动力。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并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客观条件下，党对中国工业化模式还处于探索中，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也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重要性，对经济发展战略尚未形成明确一致的看法。（注：武力：《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工业化道路的认识演进》，《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1951年5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方针是工农业都要发展。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发展农业才有原料和粮食，工业才有市场。其次是发展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同年7月，刘少奇再次阐释了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和必要的重工业的思想，提出“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没有很好的农业，工业就没有基础”。“筹集重工业资金的办法，就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基础上要求人民节省，再加上少数向苏联等国家的借款。”（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81、204页。）
1952年朝鲜战争接近尾声，接踵而至的两件大事，对中国工业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第一，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久确立为全党必须遵循的路线。总路线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一五”计划为标志，中国开始了长期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所导致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以及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封锁禁运，成为中国选择赶超战略的直接动因，以“一五”计划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是为了尽快缩短我国工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加快发展重工业，不仅要尽快提高积累，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资金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因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就不可避免了。甚至可以说，计划经济是实施赶超战略的制度保证。
毛泽东在谈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有一段至今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注：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所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是“一五”计划建设的核心，引进方式都是成套设备。其中能源工业52项，国防工业44项，机械工业24项，冶金工业20项，有色金属13项，钢铁和化学工业分别为7项，轻工业和医药工业为4项。在“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中国作为后发达国家的优势逐渐凸显出来，这就是利用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加速技术变迁，从而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赶超。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1页。）
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短短十年之内，就迎来了20世纪后50年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注：《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0页。）50年代中期，中国不仅能够制造飞机、坦克、万吨级远洋货轮、拖拉机、汽车、电子管计算机，而且还成功发射导弹、中近程火箭。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1966年，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几十年之后，邓小平评价说：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79页。）
关于赶超战略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学术界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通过扭曲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并保证资源优先流向重工业部门，中国的确实现了重工业优先于其他部门的增长。但是，这样的赶超战略使我们付出很大代价，也未能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所以，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较快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较好的方式并不是直接去发展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而应去发展那些自己有优势而发达国家没有优势的产业。因此，中国应该实行比较优势战略。（注：参见林毅夫：《论经济发展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3页。）从理论上看，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发挥其比较优势？如果这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其比较优势当然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工业。因为生产过程使用较多的廉价劳动力，生产成本较低，利润作为资本积累的量也就比较大。但是，自从大卫·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以支持自由贸易主张以来，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得到过统计数据的一致支持。（注：刘明彦：《比较优势：经济学的迷雾》，《读书》2005年第1期。）目前还没有一个通过比较优势从弱国、穷国发展为强国、富国的先例。李斯特时代的德国和汉密尔顿时代的美国，相对于当时工业强国英国而言，其比较优势是农业，而处于幼稚阶段的工业显然是比较劣势。如果当时美国、德国按照比较优势行事，今天不可能出现强大的美国与德国。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比较优势战略集中财力、物力优先发展轻工业而选择了代价巨大的赶超战略？客观地说，这个代价的相当一部分是一个大国为了其长远生存与繁荣而必须付的代价，或曰长期投资。如果我们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那么在其他方面的代价更为昂贵。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中国一直在支付这种代价。如果在50年代不搞赶超战略，中国的制造业、高科技产业与发达国家差距会进一步拉大，并很有可能被其后的新技术革命抛到后面，不要说成为经济强国，甚至会面临落后挨打的局面。这个历史经验被后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坎坷的现代化进程所证实。
三
赶超战略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一切都围绕、适应、服务这个中心。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加快和“大跃进”的发动，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实施赶超战略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各种复杂因素互动的必然结果。
我们先以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赶超的历史为例，来分析实施赶超战略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各种复杂因素互动的巨大作用。苏联1926年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1928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年开展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1930年加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成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催化剂。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39年又提出在10年到15年之内，使人均工业品产量和消费品数量方面赶超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便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然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赶超决不是单方面的发展，它的直接后果一定是此消彼长的你追我赶。特别是冷战开始后，全方位的你追我赶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相互对峙的双方同时展开的。1949年4月4日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和次年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是“冷战”思维的重要产物。西方人把它看成是抵御苏联扩张、保障西方民主自由不受共产主义思想侵袭的自卫组织。（注：〔美〕C.E.布莱克等著：《二十世纪欧洲史》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49页。）而苏联则认为它是一个准备一场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侵略性军事同盟。（注：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1卷（下册），三联书店，1984年，第762页。）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形成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多边军事同盟。在军事上对峙的同时，经互会与欧共体的成立，把军事上的对峙扩展到经济层面。1949年1月，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六国代表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经济互助委员会由此产生。表面上看，它是苏东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联系的地区性组织，实际上则主要是对抗马歇尔计划，有着极强的政治性和对西方的对抗性。苏联卫星上天，在西方世界引起的警觉和恐慌是普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所具有的调控能力，也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瘟疫”。苏联、东欧在科学计划方面的水平已达到世界前沿，在“最优化计划”方面，没有哪个西方国家能赶上他们。（注：参见金雁、秦晖：《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11页。）为了钳制社会主义阵营的超常规发展，1957年3月25日，法国、联邦德国、卢森堡、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六国政府首脑和外长在罗马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这两个文件又统称为《罗马条约》，于1958年元旦正式生效。后来的历史表明，经互会与欧共体不单纯是经济性组织，而是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冷战的结果。这两个经济组织一方面把区域经济连在一起，形成一体化；另一方面又将世界经济割裂开来，造成地区性封锁。原本由苏共二十大开启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变革，因此而迟滞；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某些弊端，也由于愈演愈烈的“冷战”局势而强化起来。
中国没有加入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组织，但实行的是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所以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自主发展的历史空间。1949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27页。）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提出的是稳步而不是急速转变，从1949年到1952年，党的方针政策是按照“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然后才可以采取步骤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部署工作。（注：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第178～210页。）
毛泽东的变化发生在1952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久正式确立为全党必须遵循的路线。他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在于“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扩大国有制，将私人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8～301页。）无疑，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把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提前了。在这里，赶超战略的内在逻辑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第一次提出“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时，把时间定在“大约几十年内”。
赶超战略目标的确定，首先直接影响到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看，工业化的最初进程都是由农业来推动的，工业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函数。（注：参见迪特尔·森哈斯：《欧洲的经历——发展理论的历史评判》（多弗尔·伯格出版公司，1985年）第46页。）在欧美等早期现代化国家中，农业革命成为工业革命的出发点，发展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称为“工业革命以农业革命为先导”的命题。中国工业化是在农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状况下启动的，落后的农业对工业化造成极大制约，突出表现在农产品的供给短缺和农村市场需求不足这两种形式。（注：孙代尧：《20世纪50年代中国急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业化背景分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年第2期。）因此，随着赶超战略的全面推行，对农业革命的要求就变得十分强烈。1955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加速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不久，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加速的设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委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刘少奇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精神：八大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的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可以加快我们的发展，可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15年同时争取15年以前完成。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题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中，向全国人民传达并解释了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过渡时期总路线计划用15年甚至更长一点时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结果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加速完成，既为国家工业化铺平了道路，也埋下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因子。
1955年底，毛泽东对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有所察觉，并试图进行调整。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着重讲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跟苏联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他强调根据形势和经验，今后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关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并举的思想。在“大跃进”和“大办工业”的热潮中，形成了建国以后农村工业发展的第一次浪潮。毛泽东的探索没有在实践中贯彻到底，是受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制约的。但是，更重要原因之一，还是没有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强化。在这个模式下，农业生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民们改变生存状况的一次次“包产到户”的尝试都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压制了下去，中国经济呈现出反差鲜明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农业一方面要为国家现代化的资金积累作贡献，另一方面又受到现有生产关系的制约，始终没有走上适合中国国情的良性发展轨道，因而也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作为现代化基础的历史性作用。
此外，关于“大跃进”与苏联模式的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大跃进”是赶超时代的必然链条，胡绳则提出：毛泽东想利用“大跃进”来冲破计划经济，只是方法不对，不能归到苏联模式上（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笔者则认为，“大跃进”的发动，还要从实施赶超战略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各种复杂因素互动中去研究。
1957年11月，毛泽东赴苏出席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以及其间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国际局势的基本估计是：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帝国主义却在衰退，并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竞赛”的口号。会议认为，只有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实力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阵营时，才可能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11月6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竞赛的目标，是15年以后在重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这可以看做苏联对3月成立的“欧共体”所作出的基本回应。赫鲁晓夫的激情感染了毛泽东，他在18日的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又提出了中国可以在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毛泽东提出“世界形势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他认为社会主义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方面已经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中国虽然没有参加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组织，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成员，以“大跃进”的方式，毅然加入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上的较量。正是经过“15年赶超英国”这个中间环节，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要“加速”的思想，逐步转化为“大跃进”的实践阶段。
站在今天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赶超目标，而在于这个赶超目标的可行性和实现它的手段。在“冷战”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在落后国家执政，面临了资本主义哪些是可以超越的，哪些是不可以超越的共同历史性难题。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超越的道理，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表述是清清楚楚的。然而，“大跃进”目标本身的盲目性被忽略后，灾难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赫鲁晓夫“赶超美国”的设想，造成了苏联经济发展上严重的浮夸风，最典型的是梁赞州的畜牧业“大跃进”。该州在1958年向国家交售4.8万吨肉，宣布1959年要交售15万吨。赫鲁晓夫号召各州学习梁赞州的榜样，结果以该州州委书记自杀告终。50年代后期，苏联农业生产开始下降。中国的“大跃进”除了浮夸风外，还突出表现在“以钢为纲”开展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赶超英国”首先就是以钢产量为目标的。钢铁“大跃进”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全面铺开，继而从经济扩展到生产关系包括上层建筑文化教育各个领域。生产关系“大跃进”，使中国在短短几个月内从不发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下步入共产主义天堂，政治浪漫主义充斥整个中国。随后的1961年，古巴宣布搞社会主义，几年内实现了彻底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在此基础上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1976年，越南共产党决定在5年内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20年内基本完成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渡。回过头去分析那一段历史，表面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没有把握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盲目地赶超，但实际根源在于没有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因而也就没有逃脱这个特殊规律的惩罚。
社会主义阵营实施赶超战略，在客观上对资本主义形成了强大压力，逼迫资本主义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而资本主义的创新又对社会主义发展形成了巨大挑战，社会主义改革的紧迫性也日益临近了。赶超战略与国内外政治经济各种复杂因素互动关系所产生的创新效应，实际上也是赶超战略良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跨越和赶超。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推动赶超战略从单纯的技术跨越进入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层面，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应对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挑战，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跃式发展”的战略方针。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完成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历史使命。
我们简短地回顾了赶超战略的历史进程，呈现在眼帘的是互相联系的历史实践链条。同样一个历史因子，在不同条件下，却交替扮演着喜剧与悲剧的角色。历史和逻辑有着严格的区分，这导致历史和理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不管历史悖论怎样难于解释，赶超战略的实施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战略防御体系，受益最大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然而，这并不是说赶超战略所付出的代价毫无意义，作为历史研究还要重视真理相对性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代价付出过程的研究。这些代价对我们今天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有着深刻警示作用。有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但是可以最小化；有些代价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也是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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