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墙及其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军事防御作用_南京城墙论文

南京城墙及其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军事防御作用_南京城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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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南京城墙修建于公元14世纪中叶,是中国筑城史上成熟时期的杰作。明太祖朱元璋动用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百万之众,耗时三十余年,建成这座明清时代我国最大的砖石都城墙。

明南京城由宫城、皇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墙组成,它将六朝建康城和南唐金陵城都包括在内。京城为主体,依山傍水而筑,全长33.676公里,城外环以深阔的城濠。“南京城墙”一般特指京城城墙,它在形制上突破了中国历代都城为方形的传统,南北修长而东西宽窄不一。城墙主体用砖石砌筑,城墙高度在14~21米之间,城基的宽度在14米左右,城顶宽度在4~9米之间。城墙上共有垛口13616个,窝铺200座。

城门,是重要的交通孔道,也是城防的重点部位。明初,南京城共有城门十三座,城门上建有高耸的敌楼。为避免城门直接暴露在敌方的攻击之下,城门的外侧(或内侧)添筑有防御性附郭——瓮城。

城南三门分别为聚宝门、通济门和正阳门。聚宝门,东至通济门界,西至三山门界,长953.5丈,垛口1202座。瓮城规模最大,三层重叠,门垣四进,纵长深达128米,城墙内还开辟了屯留兵卒和存放军需的洞券二十七处。门券上方备有防御火攻的蓄水槽、注水孔。通济门,东至正阳门界,西至聚宝门界,长511.7丈,垛口744座。城门形制略似船形,筑有内瓮城三道,门垣四进。正阳门,在皇城正南,东至朝阳门界,西至通济门界,长908丈,垛口1326座,外有月城。

城东朝阳门,南至正阳门界,北至太平门,界长754.5丈,垛口1005座,城下水关一座。城东北太平门,为兵家必争之地。东至朝阳门界,西至后湖小门,界长845丈,垛口1327座,城墙高厚。洪武四年(1371)置太平门千户所。洪武六年(1373年)“设太平门城濠,增造军营”(注:《明实录》。)。

城北为神策门和金川门。神策门东至后湖小门界,西至金川门界,长995丈,垛口1559座,筑有外瓮城。洪武九年(1376)置千户所驻守。金川门东至神策门界,西至钟阜门界,长735丈,垛口1050座。洪武四年(1371)置千户所驻守。

城西北三门分别是钟阜门、仪凤门和定淮门。钟阜门南至金川门界,北至仪凤门界,长514.5丈,垛口750座。仪凤门是进出江边的通道,南至定淮门界,北至钟阜门界,长580丈,垛口800座。定淮门南至清凉门界,北至仪凤门界,长1075丈,垛口1528座。洪武七年(1374)置千户所。

城西二门为清凉门和石城门。清凉门,东至石城门界,西至定淮门界,长725丈,垛口1050座,洪武六年(1373)置清凉门兵马司扼守,洪武十二年(1379)改称清江门。石城门,为南唐旧城大西门改建,南至三山门界,北至清凉门界,长397丈,垛口654座。筑有瓮城两道。

城西南三山门,原为南唐城水西门,南至聚宝门界,北至石城门界,长715丈,垛口864座。筑有瓮城三道,门垣四重。城下内秦淮河出城处设有水关一座,称西水关(秦淮河入城处设有水关一座,称东水关)。

为进一步加强对整个南京城的防卫,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下令开始建造外郭。或依山为郭,或筑土为垣,郭垣顶宽三丈许,还设有水涵洞。南京城外郭长达60公里左右,西面以长江为天堑,北、东、南三面“阻山控野”,将幕府山、紫金山、雨花台等防御重点一并圈入。

明清两代,南京城墙在南京城市防御体系中始终承担着重要作用,各朝都比较注重以备战护城为目的的城墙维护修缮。

明朝前期,中国的火器并不落后于世界水平。到明朝末年,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限制兵器的发展。清初,在火器制造方面基本延续了明末的制度,没有大的创新和突破。康熙帝即位后,对清朝的火器制造制度作了一些调整。康熙三十年(1691)编制了火器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火器营炮兵、京师八旗炮兵、各省驻防八旗炮兵及绿营炮兵等构成的炮兵力量,具有较强的威慑作用。自康熙后期火器制造由兴旺转向衰落后,清军只能使用曾在明末被视为利器的红夷炮、兵丁鸟枪以及大量旧式的刀矛弓矢等冷兵器守卫疆土。据城垣以自守,着力加强江宁府在东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地位。南京城墙坚垒高墙,在这一时期的攻城与防守实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中叶,一场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席卷神州大地。1853年3月初,太平军顺江东下,兵指南京。先头部队突破清军沿江防线,到达南京城西南西善桥一带。这时,江宁府有八旗驻防兵3900多人,绿营兵近2000人。为防御太平军攻城,临时调入清兵300人,又招募一批乡勇协同守城。清军在城中分设五局据守,城外大道口、关卡、要隘都筑有营垒。他们把城门一律用土袋堵塞,在城墙垛口上分派部队把守,设立炮位270处。

3月9日黎明,太平军占领城南雨花台战略要地,攻打聚宝门。清两江总督陆建瀛、江宁将军祥厚等率军登城,闭门坚守。太平军直逼城下,但无法攻入,便在报恩寺塔第三层放置大炮,从高处往城中开炮猛轰,清军亦开炮回击。太平军中有一支由湖南煤矿工人组成的“土营”,经常采用先挖地道再爆破城墙的技术攻城。清军称:“地道之计殊恶……攻城诸法,究从此事为至可恨。”(注: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38~139页。)3月12日,太平军主力到达南京,陆师绕城西南筑营二十四座,水师自新洲大胜关泊至下关七里洲江面。祥厚急令增兵防守,并在狮子山上安放八千斤巨炮轰击。太平军则在静海寺旁城墙下偷挖地道埋地雷。3月18日,地道挖成,太平军突然集中炮火猛烈轰击仪凤门,又射入定于19日破南京城的布告。祥厚见形势危急,忙调集聚宝门、水西门、汉西门等处兵勇加强防守。3月19日凌晨,地雷爆发,太平军土营“掀翻巨城如揭片纸”,仪凤门城墙被炸塌7米多。太平军又相继从聚宝门、水西门、汉西门三路入城,祥厚等集合旗兵和满族妇女于满城固守。下午,太平军登上驻防城西门城垣,祥厚自刎,驻防城衙署、屋宇尽被焚毁。

1853年3月29日,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南京,改称天京。4月,太平天国四十多位文臣撰文赞颂天京,并集刊而成《建天京于金陵论》一书,此书被列入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他们在分析了天京的军事形势后认为:“金陵真生成一大天京也!”天京之所在系王气所钟,为历代帝王之都城。虎踞龙蟠,城高池深,濒临长江天堑,形势险要;控扼长江、运河,为水陆交通枢纽;地处东南财赋之区,有充足的战略后备。文臣们屡屡提及的既高且厚的金陵城郭在太平天国天京城防中确实发挥了强有力的军事防御作用。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大清帝国已步入衰败时期,生产力低下,科学技术落后,不能满足武器生产高质量的要求。在军事上,英法等工业化国家的军事装备已进入热兵器和蒸汽发动机时代了,清朝还因循旧制,仍奉骑射祖训为圭臬。清军使用的主要兵器是弓矢、刀枪、盾牌、鸟枪、抬枪、红夷炮、连环马炮及八千斤大炮等,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利,使武器装备和技术方面的落后暴露无遗。但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攻城兵器没有显著的改进,高厚的城墙仍然是一道坚固的屏障。这时期交战双方对南京城的进攻,战术上主要采用的是点的突破——登城战斗、线的进攻——攻击一段城墙,以及面的包围——封锁。为了使攻城奏效,还采用其他辅助措施,如利用坑道倾覆城墙或坑道爆破造成突破口等。封锁战术则是攻城一方在南京城周围构筑野战工事,使之与外界隔绝,被封锁一方如果不能打破包围,最后弹尽粮绝只能投降。清军与太平军围绕着天京城的攻城与守城展开了激烈的搏杀。

“自逆贼占据金陵,逆酋杨秀清布置最严密,城外如九洑洲、七里洲、中关、下关、雨花台、紫金山、秣陵关、江东桥、上方桥等处,类皆筑垒如城,掘濠如江,为坚不可摧之基。”(注:杜文澜:《曾爵相平粤逆节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99页。)1853年4月,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负责天京防务,他构建了完整的城防体系。首先,加强了天京城内军事防御设施的改造与建设。城门是军事防御的重点。太平军入城后,随即加高矮城,修葺城门,并在聚宝门与水西门之间新辟小南门。太平军“将各门土袋撤去,城门大开”,派人在城门口稽查出入。“数日后又将城门砌小,仅如寻常大门状,设门一扇,至晚必闭此扇后再闭向有城门。门中安炮两位,司门司炮人住城圈中。数月复于城圈向里设栅、开门两扇,晚由内上锁。城楼上安炮数位,堞外支板,板上积石,支以木,曳以绳,楼左右席房二,司炮两三人,司更数老人,插旗数竿,夜不用灯火。”(注:《金陵省难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四册,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701页。)在周围城头上派数千士兵驻守,每隔数垛,放一枪炮,设一望楼,各垛口中间设有火药包。挨段有巡守将军日夜巡查。为使军情军令能够迅速传达各处,太平军在城外各营、城内及城头皆设望楼,它一般高约五丈,共三层,设梯上下,在楼上可了望远处。楼上设大鼓一面,每楼派五人看守,遇有紧急情况便迅速传报。

北王韦昌辉还指挥太平军在各城门外据险筑垒。各营垒“深掘壕沟,环架枪炮,极其坚固。”濠沟中又遍插蒺藜,沟外搭有拦马椿。“以营护城,复以城护营,防守极其严密。”其中,城南聚宝门外雨花台营垒最大,“雨花台山,贼初来即立土城为营垒,长几数里,坚而且宽。”(注:佚名:《金陵纪事》,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5页。)山顶筑有望楼一座,挺立山巅,与报恩寺塔并峙,可以监视敌军动向,指挥南线作战。在城东北,太平军修筑了天堡城和地堡城两个重要的军事营垒。天堡城位于紫金山西峰制高点,与城内富贵山相呼应。地堡城设于紫金山下靠近城墙根的龙脖子险要处,与天堡城相呼应。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兵分三路,一路北伐,一路西征,一路守卫天京。清王朝则派钦差大臣向荣在朝阳门外孝陵卫建江南大营,专事“剿江南”,直接威胁天京。钦差大臣琦善在浦口至扬州一带建江北大营,专事“剿江北”,切断南京与江北的联系,遏制太平天国向北发展。由于太平天国派大军北伐西征,天京城中防御力量相对薄弱,各营中至多千人,一般只有数百人。太平军想出各种方法迷惑敌人。“每逢夜战时,贼在城隅只点一灯极明亮,又用人在城上擂大鼓,打锣鼓以助军威。有夜战则更鼓尤众盛,平时将神香遍收,每晚在城垛洞内焚烧,烟雾迷离,伪若守城人众,其实城上并无多人。”(注:佚名:《金陵纪事》,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8页。)清江南大营在南京外城沿佛宁门、观音门、仙鹤门、麒麟门、孝陵卫、高桥门、七桥瓮、上方门一线,内城沿神策门、太平门、朝阳门、洪武门一线设立弧形军事防线。1854年1月,翼王石达开接替韦昌辉负责天京城防,他改变单纯依峙城防的防御战术,令将士移驻城外,以上方桥为枢纽,步步立营,分别向雨花台与太平门两翼进扎。清江南大营在南京外城沿佛宁门、观音门、仙鹤门、麒麟门、孝陵卫、高桥门、七桥瓮、上方门一线,内城沿神策门、太平门、朝阳门、洪武门一线设立弧形军事防线。1855年2月15日,清军一度抢挖地道,炸开太平门龙脖子前城墙,清将张国樑率兵抢攻,太平军矢石交加,大炮连发。清军败退,城墙缺口立即被太平军修复。

1856年下半年天京事变爆发,清军乘机加强了对天京的进攻,太平天国开始逐渐走向衰落。这时期,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将领担负起了太平天国的军事重任。1863年,随着太平军“进南攻北”战略的失败,以及天京外围各个根据地的相继丧失,太平军除了天京城防外,已基本不占据其他城池。清廷派出曾国藩的湘军直逼天京,开始了对天京的合围攻势,天京进入了最后的危险关头,城防战开始了。到1863年末,天京东、南、西要隘均被曾国藩攻陷,仅天堡城、地堡城还在太平军掌握之中。为缓城中粮荒,太平军只能从城北的神策门、太平门偷运粮食进城,但湘军很快便封锁了天京城内与外界联系的这条惟一通道。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遭到洪秀全的断然拒绝,洪秀全坚持据城固守,并将“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达提理,各处要紧城门要隘之处,概是洪姓发人巡查掌管”,李秀成无奈,只能“逼气而陪其亡”。

湘军攻城,为高厚的城墙所阻,湘军首领曾国荃便集中兵力,在城外挖地道。忠王李秀成则令太平军在城内广挖地窖,在其中置放大缸,借助大缸之内的回声判断湘军所挖地道的方位。太平军或与湘军对挖地道,使填满的炸药不能奏效;或在湘军开完地道的上方用重锤将地道砸塌,阻止湘军攻城。当时,湘军共挖“地道三十余穴”,不是被太平军发觉堵死,便是炸了缺口又被堵住,“都已无存”。湘军占领城南、城西要塞后,集中兵力进攻城东紫金山一带。1864年2月28日,李秀成令太平军出朝阳门进攻紫金山南麓的朱洪章部湘军。湘军左右夹击,切断太平军入城退路。太平军退往天堡城,湘军攀崖仰攻,太平军猝不及防,天堡城失守。

天堡城丢失后,太平军只能依托地堡城山水壕沟的护卫,背靠城墙,继续扼守龙脖子要隘及其附近山麓,阻止清军逼近城东北隅城墙。太平军对地堡城的控制使湘军攻城四个月未能得手。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重去世。临终前,他还下了最后一道诏旨:“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7月3日,湘军六营三千人分四路偷袭地堡城。四更时分,清总兵朱洪章带队进至龙脖子,乘夜潜入石垒,太平军数百名守卫官兵全部阵亡。地堡城的失守使城墙龙脖子要隘及近城制高点全部被湘军控制,南京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湘军居高临下,“架炮数层,炮百余尊”连续十几个昼夜对天京城内猛轰。在此掩护下,总兵李臣典偷偷在太平门龙脖子处重开地道,日夜兼工,仅五日而成。同时,湘军“通派各营队伍刈割湿芦、蒿草,堆捆山积,上覆沙土”(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七》,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217页。),直至高与城齐,准备攻城。7月18日夜四更天,当曾国荃、李臣典准备在地道口封洞点火时,忠王李秀成率数百人,出太平门外傍城根直攻地道大垒。另一支数百人的太平军队伍则从朝阳门东角,穿清军号衣,持火蛋延烧湘军各炮垒,“官军久劳之后,深夜几为所乘”。近千名太平军战士“分五路吊城,来攻地道”,但遭清军堵截,未能成功。7月19日上午,湘军各部聚集在天京各城门外。午刻,在太平门外龙脖子处总兵李臣典报告安放好火箭引线,曾国荃即刻传令发火,只听“霹雳一声,揭开城垣20余丈,烟尘蔽空,砖石满谷”。湘军“直冲倒口而入”,太平军以死相拼,他们将烧着的火药袋和整盆的火药倒向湘军,湘军大队被迫后退,但太平军最终无法阻挡湘军的进攻。随后,神策门、朝阳门、通济门、聚宝门、水西门、旱西门等九处城门均被湘军攻破,建都十一年零四个月之久的天京城最终落入湘军之手。

南京城墙,作为冷兵器时代的军事设施,其军事防御作用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实战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战场,现存的南京城墙也为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证。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清政府官僚,看到了洋枪洋炮在战争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他们认为要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就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洋务运动由此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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