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礼仪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礼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素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礼是中国古文化的根本特征。礼仪习俗和礼仪制度是礼的一种直接而具体的表现形式，数千年来，中国古人创造了繁丰灿烂的礼仪文化，其起源之早，内容之广泛，规模之庞大，发达完善程度之高，世界上任何民族无与伦比。然而，学术界对于传统礼仪的研究，多偏重于民俗学、历史学的角度，而依笔者之管见，中国古代的礼仪习俗与规则其大量内容被法律化，即由朝廷确认或制定，明令遵行，礼仪法成为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自成体系的法律门类，甚至在唐以后实现了法典化，有诸如《大唐开元礼》、《明集礼》和《大清通礼》等专门的礼仪法典，这堪称是一个今古奇观，是古代中国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因此，从法学角度研究探讨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也大有必要。
一、礼仪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
“礼”，在世界其他民族一般指礼貌、礼节，而在中国乃是一个独特的概念，有多重含义。首先，礼是最高的自然法则，是自然的总秩序、总规律。“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将天地万物的生长、位置、秩序、相互关系，都解释为礼所安排的。其次，礼是“中国文化之总名”（注：参见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2页。），与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礼仪乃至文学、艺术等结为一个整体，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与标志。如《礼记·曲礼》上讲：“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祈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是这一切的根本。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讲：中国的立法者，“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的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四种礼教而获得成功。”（注：〔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78年3月版，第313页。）“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注：〔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78年3月版，第316页。）。再次，礼还是“法度之通名”（注：章太炎：《检论·礼隆杀论》，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清代纪昀有言：“盖礼者理也，其义至大，其所包者至广。故凡有制而不可越者，皆谓之礼”（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2，《皇朝礼器图式》，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707页。）。国家的法律，诸如礼仪法甚至行政法都可以通称为礼。“《周官》所述皆政典，而兼得周礼之名，盖由于此”。（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2，《皇朝礼器图式》，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707页。）沿至清代的“政典”，亦即行政法典——《大清会典》，仍被称之为“礼”、“官礼”。（注：《嘉庆会典·托津进会典表》、《光绪会典·凡例》。）礼全面规定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是国之“大经大法”，是“君之大柄”，“王之大经”，“政之挽”，“国之命”，它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注：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4，《论语》，中华书局1975年版。）的重要工具。明末清初*
的思想家王夫之一语破的：“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统谓之礼”。（注：《左传·隐公十一年》。）
礼又分为“本”和“文”两个方面，即所谓“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注：《礼记·礼器》。）“本”指礼的精神和原则，“文”指礼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就是礼仪。
做为礼之“本”的精神和原则可以归纳为“亲亲”和“尊尊”，其核心是“别”。所谓“亲亲”是即要求在家庭范围内，人人皆要亲其亲，长其长，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从，人人都应按自己的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压亲。而且“亲亲父为首”，全体亲族成员都应以父家长为中心。所谓“尊尊”，即要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都应恪守名分。一切臣民都应以君主为中心，即所谓“尊尊君为首”。忠高于孝，国重于家。在“亲亲”、“尊尊”两大原则之下，又形成了“忠”、“孝”、“节”、“义”等具体的精神规范。所谓“别”，《礼记》上解释得非常清楚：“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由于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与天地相通，所以“礼者，天地之序也……故群物皆别。”“天地尊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矣。”（注：《礼记·乐记》。）礼区别社会等级、划分社会角色。维系血缘家族纽带、衡量社会成员之间亲疏远近关系，在其深层次上，是对天地间自然秩序的感应模仿。
做为礼之“文”的礼仪，是礼的精神和原则的直接而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一整套大到国家的政事、军事活动，小到个人婚丧嫁娶、待人接物的繁琐细密、等级鲜明的礼节仪式，其内容包罗万象，极其繁琐和庞杂。涉及到“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注：《礼记·礼运》。）从国礼到家礼。按照内容的性质可分为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种，称之为“五礼”。吉礼，即祭祀之礼，古人认为，“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祭祀能给自己带来福祉，祭祀的对象有天地、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以及四方百物等。嘉礼，内容比较庞杂，有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脤膰之礼和贺庆之礼。例如男子成年加冠的成年礼，皇帝纳后、册妃和官僚贵族及百姓娶妻嫁女的婚礼，关于皇帝、官僚服饰、冠冕、车辂、仪仗等的详细规定，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孝敬父母、尊敬长辈的要求，还有正月初一、冬至及每月朔望等时节官员朝贺皇帝举行的朝仪等等。宾礼是迎宾待客之礼。在秦以前是天子接受诸侯王朝见等方面的礼仪，在秦以后主要是皇帝接受藩王朝和外国使者的觐见礼，历代帝王封前代帝王的后裔的礼（如周天子封夏、商帝王的后裔），皇帝与官僚议事的朝会时举行的仪式，按尊卑排位次等礼。军礼是行兵仗之礼，出师征伐前的仪式，命将出征的典礼，以及四时田猎、建造城邑、划定疆界等所行之礼。凶礼，主要是丧葬之礼，如丧服的礼制规定，埋葬和吊唁死者的礼仪，帝王贵族官僚死后的谥法等。也包括对天灾人祸（如饥馑、水旱、战败、寇乱等）的哀悼。
如上述涉及国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的礼仪，寓礼的“尊尊”、“亲亲”以及“别”的精神于其中，是政治伦理观念的承载符号和社会等级秩序的具体表征。这些礼节仪式和操作规程，被称之为“数”，儒家主张“知其数而明其义”，亦即通过对礼仪的遵守和奉行，发挥礼的别贵贱，序尊卑的功用。“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父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从而使礼的精神潜入人心，“化民成俗”，实现礼的“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目的。
二、礼仪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原始的礼仪习俗
原始社会的礼仪习俗是礼的原形。礼的起源首先与祭祀有关。祭祀是氏族部落最重要的活动，“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最初，礼的字义就是指祭祀的仪式，许慎的《说文解字》讲：“礼，履也，所以事神祈福也”。《礼记·礼运》篇对此也有具体的描述：“夫礼之初，起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王国维也总结道：“奉神人之事，通谓礼”。（注：王国维：《观堂集林·释礼》。）《礼记·礼运》篇将祭祀仪式完备称之为“礼之大成也”。可见，礼就是祭祀仪式的圆满结束。由周而复始的祭礼活动所演化出来的礼仪，一经产生便有神权为后盾，作为实施的保障，“如仪”与否关系到神的喜怒，也关系到部落成员及其部落的生死福祸，“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注：《礼记·礼运》。）礼仪的内容也迅速扩展。《礼记·礼运》中说：礼是“始诸饮食”，“本于婚”。食物既是祭祀的供品，又是维持部落生存发展的首要物品“饮食”包括取食的方式和分食的方式，当然就是生产的方式和分配的方式。“婚”是人本身的生产，当然应包括男女交往的方式，成婚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血缘组织。因此，与这种生产生活相联的活动都应包括在礼的范围之内，诸如礼乐、卜筮、嫁娶、夫妇、生产、交易、甲历、衣冠、八音等方面相应的礼仪规则，在伏羲、黄帝时代就已形成。伏羲“立礼教以导文，造干革以饰武，丝桑为瑟，均土为埙，礼乐于是兴矣。”（注：《拾遗记》卷1。）“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注：《路史·后记》注引谯周《古史考》。）“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注：《易·系辞》。）“皇帝作冕”。（注：《世本》。）至尧舜之时，后人总结的吉、凶、军、宾、嘉五礼，已经萌芽，而且粗具规模，如杜佑《通典》所言：“尧舜之时，五礼成备”。（注：《通典·礼一》。）
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中华文明的产生，并不是以文字作标志的而是以成熟的礼仪作标志的。中国的礼仪习俗形成最早，大约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后期，兴盛于整个新石器时代，而文字只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产物。而且礼仪最早产生于祭祀活动，礼仪形式一出现就受到神权的保护而迅速扩展，几乎充斥在原始人的所有活动中。礼仪规则的推行不仅靠舆论的力量，而且依靠神权的后盾。因此，礼仪在中国出现后很快即走向成熟。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就是靠成熟的礼仪系统来传承文化，“通过集体的舞蹈、歌唱、祈祷等各种礼仪活动，把生产的操作、知识的传递、信仰的感应融汇进去。人们就是在这种礼仪的活动中，一代一代地传递经验、知识、信仰。文化的积累，就是这样一代一代通过礼仪的传承达到的。”（注：参见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15页。）礼仪有类似于文字的表意功能，礼仪发展的成熟程度基本上可代替文字。我们传统上认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绝不是以文字的出现作标志的，而是以成熟的礼仪作标志的。原始礼仪在文明形成时的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礼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与标志，也预示了礼仪法在中国古代异乎寻常的发达与地位。
（二）三代对原始礼仪的延续与发展
与其他民族不同，中国国家的产生具有早熟性，其取代氏族组织，不是在氏族制度解体的时候，而是在其发展的高峰期。因此，国家和法形成之初，较大程度上保留了氏族血缘关系，无论在国家组织上，还是在思想观念中，都带有浓厚的血缘色彩。也就是说，在外观上完全具备了国家的各种特征，但在统治阶层内部，仍是在一定程度上按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人们的社会地位，并且也按氏族家长制的传统统治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社会。因此，用来调整氏族成员之间关系、维持氏族社会秩序的原始的礼仪习俗，必然被大量地保存下来，转化为习惯法，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如《周礼》所言：“礼俗以驭其民”。夏、商、周三代，礼的延续性是非常明显的，“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礼记》上所记载的“虞礼”、“夏礼”、“殷礼”、“周礼”，虽有相“损”的内容，但相“益”的内容更多，它们的发展是一个一脉相承、不断扩大的过程。
三代的礼亦就是法。“礼，国之大柄也”，国家“制礼”，诸侯、卿大夫、士要各守各的礼，庶人不得逾越士大夫的礼。违礼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甚至刑罚的严厉制裁，“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入刑”。礼的内容也超出了礼仪的范畴，涉及到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至典章制度，小到穿着服饰，无所不加以规范。“所以纳民轨物，无一不本于礼”，“王者之治，无一不依于礼”。（注：《周礼·天官·冢宰》。）其中，礼仪法仍是礼的重要内容，经“周公制礼”，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吉、凶、宾、军、嘉五礼臻于完备，有涉及冠礼、婚礼、相见礼、丧礼、乡饮酒、乡射礼、聘礼、觐礼、公食礼等方面的具体规定。《礼记》上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三百”、“三千”虽不一定是确数，但反映了当时礼仪法的规模。
（三）封建礼仪制度的建立
春秋战国时期，是“礼崩乐坏”的大动荡、大变革时代，三代的礼仪制度遭到了破坏。但礼仪文化的延续并未中断，所谓的“礼崩乐坏”主要是指奴隶主贵族之礼受到了冲击，礼乐征罚自周天子出的局面被打破，而代之以礼乐征罚自诸侯出，自卿大夫出。各诸侯国仍有各国的礼仪。因此，当秦始皇翦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虽崇尚法家的法治，但依然未忽视礼仪，如《史记·礼书》上讲“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但秦礼焚于战火，难于评述。
汉代是封建礼仪法制建立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西汉建立之初，就十分重视以礼来节制臣民，皇帝命叔孙通等礼学大师为汉制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礼仪制度。《汉书。礼乐志》有言：“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至汉武帝时，如《史记·礼书》所载，又“招致儒士，令共定仪”，“因民而作，追俗为制”，“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使礼仪制度进一步完善。所谓“制礼仪”、“定仪”，也就是制定礼仪法。《汉书·礼乐志》言：“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藏于理官。”颜师古注：“理官，即法官也。”《汉书。高帝纪》也讲，“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将礼仪与律令、军法、章程等并称，由法官收掌，可见汉之“礼仪”，是与律令等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法律，绝非一般的言礼之书。
汉初的礼仪法主要有《朝仪》、《庙乐》、《宗庙仪法》、《婚礼》、《衣服之制》以及《汉礼器制度》等。（注：《郭嵩焘诗文集》，丘麓书社1984年版，第111页、第118页。）其中，《朝仪》是群臣朝见皇帝的礼节仪式，是用以“明君臣之位”的。高祖刘邦立国之初即命叔孙通率其弟子和儒生三十余人，“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制定朝仪，王侯百官必须遵守，违者要受法律处罚。所以，“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灌哗失礼者。”（注：参见华友根：《叔孙通为汉定礼乐制度及其意义》，学术月刊（沪）1995年第2期。）此礼之施行，一改以往缺乏约束的混乱局面，得到刘邦的称赞，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注：《汉书·淮南王传》。）《庙乐》明定祭祀仪式中演奏的乐曲及演奏的程序。惠帝时所定《宗庙仪法》对园陵寝庙的祭奠加以规范。又定婚姻之“六礼”，体现了婚姻嫁娶之严肃隆重。《汉礼器制度》对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乃至庶民日常所用的器具服冕的质量、规格、色彩、样式等都予以一一区别。以显示不同的等级、不同的社会地位。
汉代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礼仪规定在律之中。如叔孙通所用《傍章律》涉及到宗庙、陵墓、守丧、送丧、省亲、休假、洗沐、祝福、祭祠、消灾等礼仪制度，关系到天子、诸侯、列侯、公卿大臣、地方官、祠官、百姓、妇女等人，违背者有免职、废国、遣归、警告、治罪、论杀等处罚。至汉武帝时，张汤的《越宫律》为宫殿、省禁、苑园、乘舆、驰道、宫门、殿门、司马门等规定严格的礼仪制度，违者处罚严厉，如“阑入殿中”，下狱当死。赵禹的《朝律》规定了朝觐聘享、朝献、春朝、秋请、大朝、外朝、中朝等隆重的礼节与仪式。这些规定属于礼律结合的内容，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礼仪法尚未完全独立，正因如此，清末沈家本称“汉礼仪多在律令中。”
（四）礼仪法的法典化
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代起，开始了礼仪法律专门化、法典化的新阶段。“隋文天下初合，享国日浅，亦能于兵尽之余，收集南北仪注，为百三十篇”（注：《太常因革礼·序》。）唐代在沿袭隋礼的基础上编定了《贞观礼》、《显庆礼》和《开元礼》。唐太宗在位期间“顾视隋礼不足尽用，乃诏房玄龄、魏征与礼官学士等修五礼，成书百卷，总一百三十篇，所谓《贞观礼》是也”。（注：《大唐开元礼·原序》。）唐高宗时又命长孙无忌、杜正仑、李义府等，对《贞观礼》加以修定，增加了三十卷，且“杂以令式”（注：《大唐开元礼·原序》。）谓《显庆礼》。至唐玄宗时所定的《大唐开元礼》，乃是唐代较为完备的礼仪法典。唐玄宗命萧嵩等，“取贞观、显庆礼书，折衷异同，以为唐礼。”（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1，《大唐开元礼》，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702页。）全书一百五十卷，序例三卷，吉礼七十五卷，宾礼二卷，嘉礼四十卷，军礼十卷，凶礼二十卷。“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注：《新唐书·礼乐志》。）
宋太祖时所定《开宝通礼》，是宋“一代之成法”。（注：《太常因革礼·序》。）其后又有《太常因革礼》、《礼阁新仪》、《政和五礼新仪》为其补充。元有《元通礼》，明有《明集礼》，而清代的《大清通礼》乃是古代最完备的礼仪法典。乾隆元年，皇帝特命“纂修礼书”（注：《清实录·高宗实录》卷21，乾隆元年6月下。），由议政王大臣来保、工部尚书兼管礼部事务陈世倌会同礼部仪制司李玉鸣等，“萃集历代礼书”，总结历代立法经验，用了二十一年时间反复斟酌修订，乾隆二十一年告成。共五十卷，“五礼之序悉准周官”（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2，《钦定大清通礼》，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706页。）“首吉礼，尊天祖也；次嘉礼本人道也；次军礼，征伐大权也；次宾礼，柔远人也；次凶礼，以厚终也。”（注：《大清通礼·凡例》。）“体例则依仿《仪礼》”（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2，《钦定大清通礼》，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706页。），以序编纂有条不紊。每篇首并以数言括其大旨，仍于目下胪次诸仪之名。”（注：《大清通礼·凡例》。）
可见，自唐以后，各代皆有编纂“礼书”之举。这里的“礼”专指礼仪，而“书”则指法典，“礼书”即礼仪法典，正如古人将刑法典称之为“律书”一样。“礼书”不是一般的言礼之书，也区别于《周礼》、《仪礼》、《礼记》等书，后者是儒家著述，称“经书”、“礼经”、“为不刊之书”（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1，《大唐开元礼》，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702页。），是礼学经典。而“礼书，一代之典也”，（注：《大唐开元礼·原序》。）是皇帝特命，大臣“奉敕编纂”，皇帝御制序言（如《明世宗实录》载：“刻《大明集礼》成，上亲制序文。”（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2《明集礼》，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222页。）），“明诏颁行”“悬为令甲”，为的是将礼仪法规系统化，以便官民遵守奉行，以达到“总一海内，整齐万民，而防其淫侈，救其凋敝”，“化民成俗”（注：《清实录·高宗实录》卷21，乾隆元年6月下。）的目的。如乾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上谕“命纂修礼书”谕总理事务王大臣：“应萃集历代礼书，并本朝会典，将冠婚丧祭一切仪制，斟酌损益汇成一书，务期明白简易，俾士民易守”（注：《清实录·高宗实录》卷21，乾隆元年6月下。）。《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大清通礼》编纂上进一步克服了前代礼书“大抵意求详悉，转涉繁芜，以备掌故则有余，不能尽见诸施行”的弊端，“自朝廷以迨于士庶，鸿纲细目，具有规程，事求其合宜不拘泥于成迹，法求其可守不夸饰以浮文”，（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2，《钦定大清通礼》，中华书局1965年6月版，第706页。）更便于遵守奉行，法典的编纂技术也趋于成熟。
三、礼仪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与传统观点不同，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也存在着法律部门的划分，只是这种划分比近现代笼统而已，大体上可划分为行政法、礼仪法和刑法三大法律类别。近代的章太炎就曾提出过古代是“以官制、仪法与律分治”（注：章太炎：《检论·汉律考》，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的观点。中国古代特重官制，将圣明作述之大经，朝野率由之定则备于设官分职之间”，“以官举职，以职举政”，官制法是关于官吏设置及其行职办事活动的法律，亦即国家的组织管理活动的法律，实际上属于行政法。中国古代行政法部门最为庞大，由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行政管理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国家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直接进行干预、控制，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大量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律以正刑定罪”，是关于犯罪及其刑罚的法律规范，属于刑法，古人有视法为刑的传统观念，把刑法视为法的正宗，大量的社会关系以刑法来规范，靠刑罚的制裁力量推行。礼仪法是从已发展到高峰期的原始礼俗转变而来的，一开始就受到统治者的足够重视，大至国家的政事、军事活动，小到个人的婚丧嫁娶，都有繁琐细密、等级鲜明的礼节仪文，陈陈相因，不断完善，是“礼义之邦”所特有的一个法律部门。其它诸如现代才有的经济法、民法、婚姻法、诉讼法等各类法律规范，实际上都归属于这三个法律部门。
法律部门的这种分类在中国古代相对固定且由来已久，三代就已有这种分类的趋向。“治之经，礼与刑”而礼又有典礼与仪礼之分：典礼即所谓“官礼”、“经礼”，规定以官制为核心的典章制度，为“经邦之轨则”，属于行政法；仪礼亦即“曲礼”，为“庄敬之楷模”，属于礼仪法。“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各有分界，自古亦然”。而刑乃是贯彻执行典礼与仪礼的后盾，“出礼则入刑”，属于刑法。法律大体上分为典、仪和刑三大门类。经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大动荡，至汉代虽有专门的礼仪法规，但还有很大部分礼仪规定在律中，礼仪法不够独立。接下来如章太炎所言“后世复以官制、仪法与律分治”，行政法，礼仪法和刑法三大法律部门至唐已定型，清臻于完善。与此相应，中国古代有三大法典，行政法典、礼仪法典和刑法典。如唐有《唐六典》、《大唐开元礼》和《唐律》；明有《明会典》、《大明集礼》和《大明律》；清有《大清会典》、《大清通礼》和《大清律例》。
由三代迄清代，三大法律部门有着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和源流关系。如清代《大清会典》和《大清通礼》皆可追溯到三代的典与仪，《大清通礼·御制序》中称“《会典》盖经礼之遗矩，而《通礼》亦曲礼之滥觞”。清代仍称会典为“官礼”、“典礼”，称编纂会典为“勒官礼为一经”（注：《嘉庆会典·托津进会典表》。），“事之有关典礼者一律纂入”（注：《光绪会典·凡例》。）。三代之“五礼”分类，在礼仪法典中一直被沿用，直至《大清通礼》。而由“刑”到“法”再到“律”的发展更是一脉相承。
可见，礼仪法是组成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三大法律部门之一。同时礼仪法部门也是自成体系的，例如清代，以礼仪基本法《大清通礼》为基础，还有《皇朝礼器图式》、《满州祭天典礼》、《礼部则例》、《礼部专行则例》等“与《大清通礼》相辅而行”（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2《钦定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07页。），还有灵活性较强的单行例做为补充，“用彰圣朝之令典”（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2《钦定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07页。）。
如此规模与地位的礼仪法，乃是“礼义之邦”创造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