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家庭伦理向社会伦理的跨越——毕淑敏作品的社会导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社会论文,导向论文,家庭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随人类与之俱来的问题就是生死问题。从古到今，人类一直在努力探索，想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来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正如人皆有生一样，凡人也都有死，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自然规律，因此“死亡”可以说是人生一个最为普遍和永恒的主题。死，是不可避免的，但却可以选择。西方一些国家不但提出安乐死，而且提出尊严死。
所谓安乐死，是亲属眼见病人痛苦不堪而又无可救治，为了缩短病人的痛苦，因此要求尽快结束病人的生命。这是为了病人死得安乐。而尊严死是病人在知道自己的生命无可挽救的情况下，选择足以保证自己尊严的死的形式，亲属只有遵照病人的意愿行事。这两种死亡方式在西方一些国家是得到法律的认可的。安乐死比较偏重于个人的痛苦轻重长短，尊严死是维护自己生前在社会上的尊严而自由选择的。这两种死亡形式都属于社会伦理的范畴，都可减轻社会物质负担及有用物质的消耗，减少时间的消耗及亲属在精神上、物质上的负担。
很显然这种社会伦理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家庭伦理观念相矛盾，安乐死与尊严死还没有得到我们国家法律的承认。但无可讳言，家庭、社会伦理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它需要多方面、多途径来加以解决。
毕淑敏之所以在文坛上取得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她最主要的一点是目光如炬，心细如发。在目光如炬上，她看到了实际存在的问题——这在西方已公开化了，而在中国则还欲说还休。心细如发是指她的笔触能在生活的细微末节之中发现问题，发掘问题，并加以组织整理，使人看到触目惊心的社会矛盾，不仅感到问题的真实性，而且使人感到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如《预约死亡》中那位要去德国留学的博士生，护照、签证、机票都办好了，可因为母亲将死而不断气，行期从秋天拖天冬天，“再拖下去，法兰克福就要取消我的资格。”小伙子忧愁地说。他哀求临终关怀医院的院长为母亲实行安乐死，“你们能否帮助我？”“我是独子，母亲含辛茹苦将我拉扯大，假如我不能亲自给她老人家送终，我的心灵将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悔恨无穷。这一辈子，无论我拿了哪一国的绿卡，成了哪一国的华裔，我的灵魂都会不安。骨子里我永远是一个中国人，有一套中国的神经系统。我辛劳一生的母亲应该有一个善终，她只能在我的怀里死去。”院长回答说：“可是那该怎么办呢？你是知道的，我们这里不做安乐死的。”儿子如果因母亲失去出国深造的机会，这无论是对母亲或儿子都是终身遗憾。儿子一方面渴望事业成功，另一方面又想做孝子；一方面想早日飞到法兰克福，另一方面又想亲自为母亲送终。而植物人似的母亲欲走还留，一口气不绝如缕。走与留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伦理与家庭伦理之间的矛盾。留学对于学子来说，小而言之是对专业学科的贡献，大而言之是对社会、对人类的贡献。失去这个机会损失太大了。关于这个问题，小说中的齐大夫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些人根本没有必要救治，作为社会的人，他们已毫无价值。比如那个（也是该院的病员）一个大字不识的痴呆老太，只因大跃进时拐着小脚当了几年工人，就吃了几十年的公费医疗，累计药费十万元以上。这种人，留有何用？她对人类最后的贡献就是早早死去！人的再一个用处就是对家庭的贡献。这些人，风烛残年，徒然消费，传统的孝道压得子女抬不起头来。非把孩子们肥的拖瘦，瘦的拖干，一户户家徒四壁弹尽粮绝，卖了冰箱卖彩电，家家负债才算孝顺吗？该死的就让他死好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为什么人们歌颂大自然的秋天却不歌颂死亡？秋天就是集体死亡！死有什么？从这个星球诞生到今天，已经死过无数的人。在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的背后，都站着四十个死人。生命是一条无尽的链条，在太阳下闪烁的那一截就是生，隐没在无边的黑暗中的就是死。它是一个环，没有截然的区别。不必看得那么重，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生死，对世界没有任何影响。中国现在的死亡者，基本上都诞生于本世纪的初叶，他们缺乏科学死亡的教养。假如我到了老年，一定立下遗嘱，安乐死，绝不拖累他人。死也要有胆略。”最后留学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办法，实际上也是作者向社会提示的解决办法：为母亲迁院。在迁院中加速她死亡的到来。其实这种做法与作家另一小说中那个患了不治之症的外国女人用小弹弓自杀的性质是一样的。西方某国一个美丽的女人患了不治之症。治疗只是延长她受苦的时间，治疗本身更加重了她的痛苦。她恳求医生帮助她结束生命，并要求医生为她选择轻松的、保持美丽的死亡方式。医生为她做了一个精巧的装置，类似儿童的弹弓。只要轻轻一揿，就会有一支锋利而强劲的针头射进皮肤，它携带的毒液在几秒钟内致人死地。女人和丈夫选好吉日和地点，在医生的陪同下，在“斜倾的阳光像金色的绶带披在林间的木椅上”，“女士很优雅地侧卧在林间的木椅上，脸上留存着永远不去的绯红”去了。从传统伦理学与法学的观点来看，这是教唆杀人，有悖于医学道德原则，但从社会伦理来看则是一件大好事。毕淑敏抓住这个矛盾，并有所偏向地站在社会伦理方面，暗示这是解决现实矛盾的一个方法。因此我们说，解决人类自有生命以来的生死问题，在中国毕淑敏抢先了一步。在她看来，死亡虽然不可抗拒，但却可以超越。人是有理性的万物之灵，因此人就不应该像无知的动物那样浑浑噩噩地、张皇失措地和令人恶心地去死。一个人，如果在面对无法避免的死亡之时，能够做到勇敢、坦然、安详，那么，他就维护了人的尊严，为自己的生命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体现出了对自然规律的理解、把握以及正视它的勇气和力量。这就是对有限生命的精神上的超越和升华。这种超越和升华也表现出一种美——睿智的美。这就是毕淑敏心细如发的特点所在。
毕淑敏在文坛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在作者自身的认识史上却是跨越了一个时代，即由家庭伦理进入社会伦理，由人之常情喜生恶死走向如何解决死亡这一千古未了的大问题。如果说她的《生生不已》是一个成型了的、关于“生”的故事，《预约死亡》则是几个处于萌芽状态的死亡故事的思想回声。她写的不是具象化的“死”，而是对“死”的哲理化思考。
《生生不已》中的乔先竹在女儿患绝症医治无效死亡后又重新怀孕。为保存子代，她置一切于度外，以耗尽自身的方式去孕育小生命。胎儿的发育成长使她衰弱枯竭，“脑袋变成了一个空椰子壳”，“牙像被陈醋腌过”，“骨头松了，头发一缕缕脱落，背也驼了，眼睛也花了，指甲凹陷得像汤匙，手脚一阵阵地抽筋”。她不仅不在意，反而感到非常高兴，“她快活地想：‘这个孩子才这么小，就这么有本事，将来一定能做大事。’”她全神贯注地感受着“生”的过程。孩子降生时遇难产，乔先竹血流如注，宫缩突然停止，在危急关头，她调动自己最深潜的人格力量，以奋不顾身的努力推动胎儿娩出。她每用一次力，就有一股血涌出，那婴儿的“最后一跃，是被滚滚热浪射出生命之门的”。乔先竹也因血液的彻底流失而丧命。母亲以自竭式的奉献，创造了一个新生命。生命就以这种“前仆后继”的方式延续着，而延续的原动力，就是这种舍身忘死的亲子之爱。
《预约死亡》写的是一所临终关怀医院种种鲜为人知的动人的故事。由于中西文化观念的差别，中国人向来忌讳谈到死亡，更不用说什么安乐死。“好死不如赖活”成了一般人的固有观念。因此，社会伦理式的死亡也就成了写作的禁区。毕淑敏的这篇小说，是闯禁区的尝试，它通过“我”到一所临终关怀医院的不露声色的采访，让我们看到生活的一种新的境界，看到一个人走到生命尽头时受到的应有的人道主义的关怀，看到固有观念受到冲击的种种画面，看到从院长到护士以及来访的英国临终关怀专家詹姆斯博士的辛勤工作。总之，作者不仅为读者打开了原来人们忌讳言及也不熟悉的一个生活领域，而且把它生动地艺术地再现出来，也可以说是客观地冷静地描述出来。这样，不仅给人以面目一新之感，也给人一种艺术的震撼。作者通过小说告诉我们，虽然人生是不由自主、无法由自己决定的，但是人对死亡却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而不是过去的听天由命。从《生生不已》到《预约死亡》，就是一个从自然观到社会观看待人类死生问题历史性的重大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必然要出现许许多多、枝枝节节的问题，既有推进，又有抗拒；既有顺流，又有逆流；既有家庭间的情之所不忍，又有社会间人际间的喜闻乐见。毕淑敏通过她的作品告诉我们，她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
毕淑敏何以年纪轻轻就勘破人生死亡的铁门槛？从报刊杂志中了解到毕淑敏曾在海拔几千米的世界屋脊上当了11年的军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在花季的年龄（16岁）开始严峻郑重地思考死亡的问题。高原缺氧，拉练与战斗，无法预料的高原病……我看到过太多的死亡，以至于我有的时候，都为自己的依然活着深感愧疚。在那里，死亡是一种必然，活着倒是幸运的机遇了。在君临一切的生死忧虑面前，我已悟出死亡的真谛，与它无所不在的黑翅相比，个人所有的遭遇都可淡然。”（毕淑敏《没有少作》）然而毕淑敏的可贵之处，不单在勘破人生死亡，更重要的是她告知每一个普通的人，都能在死亡的选择上做一个有益于他人的人。
对于人类死生大事的关注，中外有不少的名人轶事。中国明代的王阳明曾睡过石棺，以尝试死亡的滋味；法国作家左拉曾尝过毒药，以期更真实地描写死亡。然而他们都只是体验，带着主观的目的去揭晓在“生”的门坎另一侧的迷蒙。结果，王阳明认为“外界的存在只因为我存在故”，左拉则进一步成就了他回归自然的主张。他们的尝试，可以说对死亡问题本身的解决无实际之补。他们所处的时代，要解决死亡问题也是不可能的。毕淑敏生活在现代，是在“生”的问题上有克隆羊的出现，在死的问题上有安乐死、尊严死的选择的时代。她不仅对悲壮的死（如《昆仑殇》）、冤屈的死（如《阿里》中的游星）、麻木的死（一般人的死）、觉悟的死（如《女人之约》中的郁容秋）、累及他人的死（如《预约死亡》中留学生的母亲）、为了贡献于“生”的死（如《生生不已》中的乔先竹）等等有一定的接触和体验，更为重要的是她能在诸凡各类的死亡中去发现积极的东西，并企图把死亡这一永恒的主题，从悲痛的一端转移到幸福的另一端。乔先竹和郁容秋的死都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体现了作者在不平凡的勘破中，赋予了平凡的人在平凡的死亡中得以打破传统的导向，也就是让平凡的无可奈何的走向死亡转化为不平凡的自主的选择——这是一种伟大的人对自我死亡的选择。也许“吊者大悦”的新风尚不久会悄然来到人间……
一个作家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以好作品感染人，让人们在落后中看到先进，在现实中看到未来；为芸芸众生树立一个美好的，但又是科学的有益于解决实际矛盾的社会导向。
为树立这种社会导向，毕淑敏开了一个好头，虽然在解决生死问题上离做“结论”还十分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