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模型与托达罗模型的否定之否定——城市化战略的理论回顾与现实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刘易斯论文,现实论文,理论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2)03-0077-04
一、刘易斯模型的城市化含义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这一模型包含着十分鲜明的城市化含义：第一，模型把工业部门或资本主义部门与城市相统一，城市化几乎成了工业化的同义语。第二，刘易斯认为，传统经济大海中浮现的城市现代经济的“小岛”，是经济发展的起点。第三，资本和新思想并非稀薄地分散在整个经济中，它们高度集中在若干点上。发展不可能在经济的每一部分同时开始，只能在城市工业部门优先增长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发展是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的过程。第四，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是城市工业利润。如果我们发现按国民收入的比例来说，储蓄增加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因为在国民收入中利润的份额增加了。第五，新就业机会是由城市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大创造出来的。在两种不同经济中就业的相对人口的比例，取决于高工资经济中能提供就业机会的资本数量，也取决于高工资经济中的工资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的就业，总是随资本形成的发生而扩大。第六，剩余劳动力由边际生产力低的农村向边际生产力高的城市转移，必然推动经济增长，城市化带来的人力资源在城市和农村间的重新配置，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途径。第七，经济发展的完成，是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张促成农业的工业化，即在资本装备、技术水平和组织制度等方面实现农业与工业的趋同。
二、托达罗模型对刘易斯模型的否定
刘易斯模型虽然是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具有一定的历史经验基础，但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两个方面的挑战：理论上，刘易斯模型的建构过分简化。城市不存在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前城市部门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农村零值边际生产力的剩余劳动以及城市工业的就业创造率与其资本积累率成正比等种种假定，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实践中，这一模型在发展初期大多造成对农业的过度损害，也不能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同步增长现象作出合理解释。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托达罗(M·P·Todalo)从发展中国家城乡普遍存在失业的前提出发，提出了他的城乡人口流动模型。托达罗模型提出了与刘易斯模型相反的政策含义：第一，城市就业机会的创造无助于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如果听任城市工资增长率一直快于农村平均收入的增长率，尽管城市失业情况不断加剧，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仍将源源不断。城市就业机会越多，诱导了人们对收入趋涨的预期，从而造成城市失业水平越高。第二，改变政府干预城市工资水平形成的政策。政府干预城市工资水平特别是制定最低工资线，并对城市失业人口给予最低生活补贴，会导致要素价格的扭曲，带来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使城市失业率更高。第三，调整教育投资结构。农村人口的教育学历愈高，其向城市转移的预期收入就愈高，不加区别地发展教育事业，会加剧劳动力的迁移和城市失业。因而应当减少发展教育事业方面的过度投资，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更应如此。第四，重视农村与农业的发展，缩小城乡经济机会的不均等，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超出城市就业机会供给的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既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标志之一，又是加剧不发达的一个因素。并且，由于现代工业部门的大多数职位需要大量的补充资源的投入，使得城市的职位创造远比农村职位创造困难，代价也更为昂贵。要解决城市失业问题，最重要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恢复城市和乡村在实际收入方面的适当平衡。
与刘易斯重点分析农村失业问题相反，托达罗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城市失业问题的解决方面；与刘易斯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城市工业部门相反，托达罗特别强凋农业部门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城市化发展战略模型，那么，后一模型中则包含着抑制城市化发展的反刘易斯模型倾向。
三、托达罗模型的发展“陷阱”
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人口流动实践与托达罗模型极为吻合：用户籍制度和行政手段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控制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发展；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在农村建立科技推广站、农机站等，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动员2000万知识青年和“五七战士”去农村就业，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在“以粮为纲”、“粮食安全”原则的指导下，强调农业发展的特殊重要性；改革前兴办“五小”工业，改革后一段时间采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针，实现乡村工业化；发展农村教育和卫生事业，建立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扶助乡村脱贫解困等等。我国的实践表明，否定刘易斯模型的托达罗模型，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发展找到一条完全可行的道路，反而将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和现代转型推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1.农业发展低水平均衡“陷阱”
托达罗模型从两个方面加大了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人口压力：过分强调农村就业的积极意义和可行性，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养育子女的低成本及低机会成本，在庞大人口存量的基础上导致了农村人口的过速增长。有人估计，抑制城市化政策的推行，35年来我国多生育人口至少达2个亿。庞大农业人口的存在，使我国农业生产陷入两头“紧”中间“松”的艰难运行格局：耕地超小规模经营和劳动力高密度就业的资源紧配置；低劳动生产率和低产品商品率的产出紧缩状；由于土地对劳动吸纳有限导致劳动不充分就业，由于土地对劳动报酬低微造成稀缺土地的撂荒，生产处于松弛运行之中。
托达罗模型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带来诸多困难。首先，在高度人口压力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化农业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在人与地的比例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农业经营规模必然是小型的或超小型的，现代农业所要求的适度规模经营难以建立。第三，在高农业人口比重条件下，小规模、近距离、面对面的初级市场交易，取代规模大、范围广和远距离的高级市场交易，成为农产品的主要交易类型，高级市场交易的比重难以提升，市场关系难以得到充分发展。
在高农业人口比重条件下，农业结构调整的收入效应是十分有限的：农产品国内市场的扩大受到非农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限制；由于小规模决定高成本，农业的国际市场的拓展能力必然较弱；农业资源农内调整与农外转移相比，前者的收入效应低于后者；更为重要的是，根据恩格尔定律，食物需求的收入弹性是递减的。这说明，在托达罗模型中，农业结构调整不可能持续地大幅度地提高农民收入，不可能平衡我国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业已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
2.经济增长低效率“陷阱”
按照托达罗的政策建议，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空间分散型的资源配置道路。空间分散的人口、企业、基础设施、市场地理位置等给经济发展造成以下问题：因距离较远，技术和信息交流较慢，运输、交易和要素获得等成本大大上升；在乡村投资所建的企业，因人口分散，商品性消费比重低，市场容量不足；分工协作企业因距离较远和基础设施条件差而外部不经济；劳动力和企业家市场狭小，很难获得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和企业管理人才；稀缺土地资源利用不经济，同样的产出水平，由于居住、市场、企业极为分散，需要的土地资源成倍上升。
城市化可以创造出持久增长的国内需求。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其消费由自给性消费占较大比重转化为完全商品性消费；城市居民能够获得比农民更高的收入，因而可以有更多的消费支出；城市居民的消费环境比农民优越，消费领域比农民更广。同时，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城市集中，还创造出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托达罗模型的反城市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市场的潜在需求，因而使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力不足。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低谷运行和回升无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托达罗模型所导致的国内需求不足的结果。
3.经济结构低级化“陷阱”
依据钱纳里(H·Chenery)等人的观点，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所谓经济结构转变，即城市非农经济比重的提升和农村农业经济比重的下降，伴随这一转变，城乡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乃至最终趋于平衡。在托达罗发展模型中，二元经济结构矛盾非但没有缓解，反而被不断强化。我国工业与农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异，1952年是4.56倍，1985年仍为4.54倍，1999年则提高到6.38倍。1952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为2.4:1，1993年达到3.2:1，1999年进一步提高到3.5:1。1978年，我国农业资本存量相对比重为9.4%，是制造业资本存量比重的1/6，到1990年，农业资本存量比重下降为4.9%，仅为制造业的1/12。
四、刘易斯模型的修正与高层复归
1.城市化：走出托达罗模型发展“陷阱”的必然选择
毫无疑问，在托达罗模式的发展框架内，不可能找到突破其“陷阱”的缺口。走出托达罗模型发展困境的可行选择是降低农业人口比重，缓解农业发展面临的巨大人口压力。唯其如是，才有利于摆脱由于劳动力比重过大而导致的农业部门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均衡；才能够推动农业部门技术特别是机械技术的创新，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才有利于农业部门的企业化、规模化经营，确立起现代农业所要求的新型的产权基础、组织形式和交易体系；才有利于打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对立，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缩小乃至消除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才能够有效地、持久地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降低农业和农村人口比重的必然选择是加速城市化进程。所谓城市化，主要指城市经济活动相对比重的量的扩张和以现代化为内容的质的提升，其核心内容是人口的城市化。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托达罗模式的不自觉实践，那么，在新世纪开始，我们必须将刘易斯模型作为发展战略重点的自觉选择。事实上，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际决策部门，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加速城市化对于我国经济当前和今后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否定刘易斯模型的托达罗模型，面临着刘易斯模型的否定之否定。经济发展理论自身的成长，伴随着现实经济发展战略重点的转换，走出了一条螺旋式上升的道路。
2.刘易斯模型的修正
必须注意到，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与刘易斯模型的基本假设存在着很大距离。刘易斯模型的教条主义实践，不可能把我国经济拉出托达罗模型的发展“陷阱”，反而可能将城市化引入死胡同。因此，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对刘易斯模型的基本假设作出修正和补充。
第一，放弃刘易斯模型只有农业和农村存在剩余劳动而城市无失业的假设，面对我国城市与农村失业并存的严重现实。
第二，放弃刘易斯模型城市部门资本积累率与就业机会创造率呈正比的假设。随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产业内资本和技术的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在现有城市工业部门，就业机会创造率趋于下降是客观规律。
第三，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之前，城市工资水平维持不变是脱离实际的。必须面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存在明显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不断拉大的现实。
第四，虽然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一定如刘易斯所说的等于零，但刘易斯无限剩余劳动供给的假设是能够成立的。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的流出，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农业产出，但经过资本、技术等现代要素对劳动替代的资源结构调整，长期中反而有利于增加农业产出。
3.刘易斯修正模型的城市化含义
上述基本假设的修正，并不否定刘易斯模型的城市化含义，而是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赋予了刘易斯模型城市化新的内容。
在70%农业人口、8亿多农民和城市就业压力日渐加大的前提下，我国的城市化必须从三个方面同时推进：(1)现有大城市通过吸纳部分农村人口实现人口规模的扩张；(2)通过农村人口向现有中、小城市（镇）的较大规模转移，扩大现有中、小城市（镇）规模，并使部分中、小城市（镇）发展成为大城市和中等城市；(3)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在农村地区建立城市。不能否认第一层面的城市化对于缓解我国农村人口压力的积极意义，但以此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我国城市化进程将会是十分漫长的，经济发展走出托达罗困境的前景也将变得非常渺茫。我国城市化的重点只能放在第二和第三两个层面上，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出路，是新兴城市的建立和现有中、小城市的扩张。
人口城市化以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为前提。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就业出路是：(1)两大产业一个重点。城市是二、三产业聚集的地区，城市化人口的就业领域自然是城市工业和城市服务业。从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来看，工业化程度已相当高，工业部门的扩张空间相对较小；第三产业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与同等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着相当差距，其发展空间相对较大。因而，在城市两大产业中，第三产业是城市化人口的主要就业出路。(2)三类企业两个重点。在城市大、中、小三类企业中，大型企业由于技术不断升级和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就业机会的增长率很低，对低技术能力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几乎不存在需求。因此，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就业空间将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
人口的城市化过程，同时是资源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过程，这一转移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机会的扩张存在着正向关联，在一个停滞和低增长的经济中，即使在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新就业机会的创造也将是缓慢的，就业机会的不断扩张只有在经济加速增长的过程中实现。城市化——经济增长加速——就业机会增长—城市化水平提高，是城市化良性发展的必由路径，其中经济增长速度是决定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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