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科技创新的现状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技创新论文,中日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1980年提出“科技立国”方针，中国1995年确立“科教兴国”战略。中日两国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技术、经济背景下，殊途同归，提出了同向的兴国大计，这既表达了两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反映了当今世界生存与发展的共同趋势。
中日两国战后科技发展几乎同时起步，然而50年后结果却有很大不同，这不仅仅表现为两国提出科技兴邦战略的15年时差，更明显地表现在科技水平和科技竞争力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不同的技术创新战略是这些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1 科技发展战略
日本“科技立国”战略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在技术水平已达国际领先地位之后，通过加强自主研发，创造新的科技高点并以日本惯有的速度和方式使之产业化；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核心是依靠科技、教育振兴经济，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提高经济建设的科技含量，发展教育以保证科技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强国民经济实力。
本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确立了面向美、欧的模仿式技术发展战略，大量引进当时的先进技术并进行积极地消化吸收和再度研发，迅速强化了日本科技体系。经过30年的努力，日本技术赶上欧、美发达国家水平，处于国际技术前沿。日本从1980年开始，由模仿战略转向独立自主研发新技术战略。进入1990年代以后，受泡沫经济后遗症的影响，日本经济长期在低谷徘徊，为振兴低迷的经济，也为追赶突然发力的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经济的步伐，日本进一步丰富了科技立国战略，提出彻底告别“模仿与改良时代”，全面开启“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新时代。
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产生和成长较日本更为艰难。1950年代，中国与日本同时处于因战而贫的境况之中，为了迅速治愈战争创伤，发展经济，两国同时提出把发展现代技术作为振兴经济的大计。1956年，中国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了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1950～1967年中国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但随后因众所周知的多年政治波动导致技术发展畸形化，加上冷战阴影笼罩下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经济、技术封锁，使中国的科技在封闭状态下独自探索，蹒跚而行30年。在这30年中，日本跨入世界科技先进行列，而中国尚未摆脱科技发展中国家的局面。1978年，中国首届科技大会召开，昭示着“科学的春天来到了”。1995年，中国把科教兴国作为一项根本性战略提出，科技发展进入一个初步繁荣期。可以说，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科技是以超日本的速度发展着，像中国经济一样令世人瞩目。中国科技整体水平与世界科技前沿的差距正在缩小。
2 科技创新规模和强度
日本科技创新投入一直处于世界一流水平，自1980年代以来，多数年份R&D投入以两位数高速增长。1996年，R&D投入115万亿日元， 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位，研发强度（R&D／GDP）2.96%，位居世界第一；中国R&D投入在经费总额上亦是逐年增加的，但由于基础薄弱， 受国家较低经济发展阶段的条件的约束等，科技创新投入水平和研发强度仍处于发展中国家中等水平。1997年，中国R&D经费481亿元人民币， 占GDP比重0.64，低于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水平。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积累，日本的科技研发经费持续增长。1965年，日本R&D投入465亿日元，占GDP的0.63%，1980年， 两类数字分别达到46832亿日元和2.25%。1980年以后，日本R&D经费有了更大的增长，1995年，R&D经费114082亿日元，占GDP2.82%。
中国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的重压之下，解决人民生活问题是国家财政的第一要务，因此，科技投入，特别是科技创新的投入规模偏小，强度偏低。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整体经济从短缺走向总量平衡，结构上有余缺，中国的科技创新经费逐年增加。1992年，中国的科技研发经费169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26.7%，1993年为196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27%，1996年327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14.5%。
尽管中国科技研发经费绝对值呈逐年快速增加态势，但相对于增长更为快速的经济实力而言，研发强度一直在低水平波动甚至下滑。1989年，研发强度为0.7%，1993年0.62%，1996年降至0.5%的历年最低点，1997年回升至0.64%。1988～1997年R&D经费年均增长6.6%，低于同期GDP年均增长9.5%的水平。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经济政策释放效应带来的连续超常规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较低经济发展阶段，满足人民生活优先的财政安排。1996年， 中国GDP 总量排世界第7位，而科技国际竞争力排28，研发强度排34，技术管理甚至排至45。
表1R&D经费增长的国际比较（1996）
中国
美国
日本
德国
英国 韩国 印度
R&D经费(亿美元)271967
944436187
与国外差距1/72
1/35
1/16
1/7
研发强度(%)
0.5
2.6-17 2.96 2.6-2.7 2.08 >20.9
与国外差距1/5 1/6
1/51/5 1/4 1/2
3 科技创新主体
日本科技创新是民间企业主导型，企业是R&D活动主体、 投资主体和损益承担主体。企业创新的第一目标是市场效益，因而表现出明显的“近市创新”倾向；中国的科技创新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政府主办型，政府主管部门（科学技术委员会）立项、拨款，国家和地方科研院所和大学实施研究，企业开发应用。政府创新的第一目标是提高科技水平，科研院所和大学偏重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和技术高新度，“经院创新”特点鲜明。但近年来，随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政府创新目标向市场转移，企业研发成长甚快。
日本从5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自由经济政策，政府很少涉足竞争性行业，由企业担当市场竞争主要角色。企业为提高自身竞争力，不断研发新技术，特别是应用技术，形成贴近市场的技术创新机制。这是日本模仿式技术发展战略成功的基石。在企业“近市创新”的基础上，日本政府负担基础研究、公共技术创新的责任。日本的R&D经费70 %来源于企业，70%用于企业，70%的R&D活动在企业进行。在日本企业中， 集聚了大量科技研发的财力和人力资源。企业不仅具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而且通过委托项目和购买研究成果等方式，推动研究机构、大学的研究，主导整个科技研发体系的运行。据调查，即使像筑波这样科技名城中的机构，也有60%～70%的课题是由企业支持的。
中国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是计划体系下的一个生产单元，除了承担一些技术革新任务外，并未被赋予技术研发职能。1980年前，国企中很少设有科技研发机构，科技创新任务由政府出资指派政府所办的专门科研机构和大学承担，研究成果由政府无偿普惠给所有国营企业。在这一体系中，政府所关心的是提高整个社会产业的科技水平，以尽可能多地增加产品产量，研究者所关心的是成果学术水平，以作为晋升职称和取得学术地位的条件，而企业因缺少利益关联并不热心应用已有研究成果，因此，形成“浮萍科技”现象，研究和应用脱节，大批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只有15%，专利转化率只有25%，专利推广率在10%～15%上下浮动。而日本等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70%～80%。
表2 中、日、美R&D经费来源与分配比较表
R&D经费来源(%)
R&D经费分配(%)
企业政府其他企业政府其他
中国(1990) 23.454.921.7 中国
30.055.015.0
日本(1994) 68.221.710.1 日本
67.9 8.823.3
美国(1995) 59.435.5 5.1 美国
70.711.118.2
如表所示，日本和美国把R&D活动和投资主体的责任交给企业， 而中国则由政府来担当。这种政府主办单一主体型科技创新体系，在计划经济时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短缺经济和市场发育不良的条件下，对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主体目标所需的科技也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日臻成熟，特别是面对世界范围的新技术挑战和技术竞争加剧，诱至中国科技创新主体结构由政府主办型向政、企双主型转变。企业R&D的动因一方面来自政府放权让利创造的宽松环境， 另一方面来自越来越大的市场压力。走出了短缺桎梏的中国市场对企业科技创新提出了强大的要求，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已成为企业生存发展所必需。在企业R&D投入增加的同时， 中国正在大规模推进国有科研机构企业化、民营化进程，提高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产业创利的切合度。
4 科技创新效率
日本企业主导型科技创新方式使其R&D活动的目的性极强， 管理活动严谨而有效，从而保证了技术创新投入的高效率和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中国的官、研（学）、企科技创新体系由于缺少利益贯穿导致效益不佳，紧缺的科技研发资源被低效率利用的现象普遍存在。
日本在实施科技创新中十分重视研发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充分开发，科技创新投入的产出效率居世界领先水平。专利生产是日本高效率利用研发资源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日本每年专利申报总量达到15万项以上，到1995年底，日本专利申请总量已达200多万项。1996年专利申请18.7万项，排在美国（38.4万项）之后列世界第二位。
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在随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大量引进美、欧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和再度研发，使之日本化和产业化，形成一种垂范于世的技术发展模式。在这一框架下，日本利用有限的研发资源，以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技术水平为起跑线，迅速赶至世界技术前沿。1950～1976年，日本支付66亿美元引进208 万件专利，而依靠日本自己力量研发则需2000亿美元，日本由此节省了95%的研发经费和2／3以上研发时间。这无疑是高效率利用研发资源的杰作。引进加再度研发，是日本模仿式技术发展战略的精髓。有研究表明，日本引进技术和费用仅为再度研发费用的1／2～1／7。如60年代中期，日本机械行业的研发费用中只有16.9%用于技术引进，68.1%则被用于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创新。从50～70年代，日本技术引进费用增加了14倍，而主要用于消化、吸收、创新的研发费用则增长了73倍。
中国1985年始建立专利制度，专利申请高开高冲，发展迅速。1985年为1.4万项。1994年达6.8万项，1996年达10.3万项。尽管中国专利申请总量和年产出量仍然大大落后于日本，但增长速度快，发展潜力大。然而，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层次和较狭窄的市场涵容度，中国专利的水平偏低，产出效益差。这种情况在表3 中可以直观地考察到。
表3 一些国家的专利和出口情况（%）
（在美国受理外国专利与世界出口的份额，1990～1993年平均值）
高技术 中高技术中低、低技术
国家 专利 出口 专利出口专利出口
日本 32.2 17.1 23.814.715.4 7.1
德国
4.9
9.6
8.717.5 8.412.1*
法国
3.1
6.8
3.1 7.1 3.0 6.6
韩国
1.2
3.8
0.3 1.2 0.3 2.6
印度 0.03 0.12 0.040.190.010.75
中国 0.03
2.3 0.06 1.50.05 5.1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技术引进以比日本更大的规模迅速展开，1994年，技术引进用汇额40亿美元，1996年达143亿美元。 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技术水平较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对于处于差距之间的技术，采取模仿战略是一条捷径，利用这种“后发优势”是明智之举。但是，目前中国的技术引进存在不经济的问题。其一是惰性引进。只有引进，缺少消化、吸收和再度研发。日本引进与再度研发经费之比通常为1∶3，中国同类数字则为3∶1，陷入引进—淘汰—再引进的不良循环中。其二是设备引进多，软技术引进少。1979～1996年间，中国技术引进用汇总额中，设备引进占84%。而日本同类指标一般只占15%左右。
5 对中国科技创新的思考
以科技制度创新带动科技创新，加速科技创新由政府主办型向政、企双主型转化，由“经院创新”向“近市创新”转化，由“惰性引进”向“引进加再度创新”转化。
1 ）中日两国科技发展过程和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这使得日本的经验可以直接成为中国的后发优势。从科技发展水平上静态衡量，中国与日本尚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科技创新方面差距更为明显。但若从科技进步动态分析，中国科技增长潜力很大。日本目前已经达到国际技术前沿，开始进入相对艰难和高成本、高风险的自主研发期，而中国则可以效法日本的模仿战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大力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更为经济有效地提高科技水平，但目前中国大量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过于薄弱的问题亟待解决。
2）模仿战略可以作为中国现阶段科技发展的一个主要选择， 但决不能因此放松自主研发创新。技术道路的选择不仅要考虑到技术本身，还要考虑技术发展的环境和背景。尽管中国目前的科技水平与日本模仿战略时期相接近，但中国今天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知识经济的灵魂是科技创新。在知识经济时代，不建立自主创新体系，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
3）日本企业主体型创新在科技创新实践中显示了优越性。 企业在优化科技创新资源、提高效率，密切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关系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技体制主要沿袭计划经济的框架，国有官营比重过大，形成政府独立出资不堪重负，科研机构、大学研究与产业发展不对接，企业研发缺乏动力等体制性障碍。因此，中国科技创新有赖于科技制度创新。要不断调整科技创新产业的所有制结构，鼓励科技研发主体多元化，积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赋科技创新以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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