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约型经济增长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集约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实质是有效地利用综合生产要素和资源，通过要素效率的提高来实现人均产值的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运行的根本规律是收益递增律，收益递增律得以发挥作用、集约型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的动力源在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提高劳动者素质在于构建有效率的制度。
关键词：收益递增 劳动力素质 制度创新
一、收益递增律的理论考察及其结论
新古典学派的均衡经济学是以收益递减律为其根本规律和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将收益递减律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在收益递减律基础上，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诚然，这条规律揭示了现实经济中的一些现象，并且这条规律与微积分理论相容，可以使数学长驱直入经济学，从而使经济学显得精致、完善与科学。但是笔者认为，收益递减律在理论上的成功，并不能缩短其与现实的差距，也并不能表明其应用上的广阔。因为：1.这条规律发生作用的前提是技术不变，而技术不论在微观还是在宏观，是不断变化的，并且出现指数式增长；2.这条规律揭示的现象局限于短期生产，即一种要素可变，其它要素不变。这实质上只具有理论假设意义，因为现实中的生产具有普遍意义的是长期生产；3.在这条规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者均衡理论，诚然能满足正统经济学“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但是，生产者均衡是一种帕累托最优均衡，是以投入要素（尤其是劳动）的规范供给行为为基本假设，以生产组织内部不存在低效率为前提条件。为此，我们必须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收益递减律走出来，从动态经济中深入探究出收益递增律，以此为基本假设，寻找现代经济增长的途径。
事实上，早在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其国民生产函数的立论基础不受收益递减影响，相反是受收益递增影响。[①]在斯密看来，随市场容量的扩大，刺激了社会劳动分工不断演化，而劳动分工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内容，所以市场容量的扩大的结果，必然是伴随技术进步，进而出现生产成本随时间推移而趋于下降。自然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的变革，科技、经济发展史，尤其是工业化时代向信息时代的转变所导致的产品重、厚、长、大向轻、薄、短、小的变化，证明了斯密的收益递增律是一条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经济规律。
许多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和他们的早期评论家，包括马歇尔、希克斯、萨拉华都意识到收益递增的潜在重要性。例如，马歇尔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分析了报酬递增倾向与报酬递减倾向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指出：“我们可以概括地说：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②]并且，他分析了由于人类的生产工作的热诚与能力的递增、经济的逐步增大、组织的改进导致出“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使得报酬有超过比例的增加。”[③]不过，在马歇尔看来，报酬递减是一条普遍性的经济规律，而报酬递增“与现实相距是如此之远，以致它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加以尝试性的运用，”即只能选用较大的代表性企业，考虑的是整个生产过程的成本，而且不能引用“边际”分析，从而报酬递增不够精确与严密，是模糊的范畴。[④]
在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完全放弃了马歇尔对收益递增的合理分析。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以资本和劳动不能替代为假设，因而不存在收益递减，但它是以规模收益不变为技术假设。为萨缪尔森所吹捧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严格遵循边际生产力理论，以收益递减律为假设前提，这是一种十足的新古典经济学。
阿罗、罗默创立的技术内生化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不仅将原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作为外生的技术内生化，而且着力分析了收益递增原则。在阿罗提出的“干中学”模型中，认为企业通过投资增加资本存量的行为，提高了知识水平，所以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经济，经济是按收益递增原则运行的。罗默在对“干中学”模型修正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收益递增的产出模式[⑤]。在此模式中，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产生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产生收益递增，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而且，正因为递增的收益，才保证了产出的长期增长。卢卡斯在用人力资本解释持续的经济增长率时，分析了人力资本的两种效应以及由此导致的收益递增，即通过教育形成的“内在效应”，它可以产生劳动力的收益递增；通过在岗训练和“边干边学”也形成人力资本，并产生“外在效应”，它表现为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都发生递增。
由W·Brian Arthur开创性研究的关于技术演变过程的自我增强和路径依赖理论[⑥]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伊本顾滋坦认为这种报酬递增是由于存在由传统的规模经济、边干边学、互补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等因素所构建的正反馈机制。诺斯（1990）指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收益递增规律，但是在《资本论》中，多处分析了资本的潜能与扩张，这实质上是在分析收益递增问题。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⑦]“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使资本具有一个不依赖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⑧]。马克思还分析了导致资本扩张的因素：提高劳动的紧张程度，加强对自然力的利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社会组织的改善以及有效利用劳动资料等[⑨]。可见，马克思的资本扩张理论为我们研究收益递增律开拓了思路。
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结论：1.收益递增是指产出的增长率高于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它分析的不是单一要素而是全要素的效率问题。因此，收益递增律应成为集约型经济增长运行的一条基本规律。2.收益递增律分析的是长期动态效率问题，适用于分析大型代表性企业与社会整体经济，因此，研究收益递增对于我们如何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寻求我们整体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提供了问题求解的方向。3.收益递增的原因是复杂的“灰色”系统，并且是各因素的耦合。因此，要引入数学进行分析，难度较大。但是，从经济理论分析史看，收益递增的主要原因在于软生产力要素，即劳动者素质、科技、制度等。
二、集约型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的动力源究竟是什么
1.经济增长理论的探索。
斯密、李嘉图提出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动态过程。主要是劳动、资本、土地等内生因素和技术进步、社会经济制度等外生因素的综合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由于他们认为是劳动创造价值，所以非常重视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就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一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⑩]李嘉图也认为，社会财富增长取决于劳动数量的扩大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尽管如此，在他们的增长模型中，投资和储蓄却是促进增长的重要动因。在斯密看来，资本数量与积累决定了劳动数量的多少、劳动分工的程度及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而劳动数量与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两个决定性的来源，因此，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性条件。(11)
哈罗德——多马的增长模型，强化了资本作用，实质是“唯资本理论”。G＝S／V强调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12)。卡莱茨基提出的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一般模型中，认为实际增长是由投资率、投资——产出系数、生产性固定资本投资系数、折旧系数和改进系数等内生变量所决定。(13)这里，同样强调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
索洛、斯旺、米德等人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和资本两个基本内生变量与技术进步外生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特别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甚至上升为“技术决定论”。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理论基础，丹尼森、库次涅茨进行了经济增长因素的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对于单位投入产出量的持续长期增长来说，知识进展是最大的和最基本的原因。”(14)继承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知识、人力资本等软生产要素的作用。阿罗、罗默的增长模型特别强调新知识的收益递增性，认为新知识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终极决定因素。卢卡斯运用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将知识技术渗透到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内生化到索洛增长模型，把人力资本积累视为经济长期增长与收益递增的决定性因素，并且特别强调通过边干边学所形成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产出增长的决定因素，导致了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15)刘易斯、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与决定性因素。刘易斯认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直接原因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与运用以及资本积累，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原因是观念与制度。(16)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7)有效率的制度象技术进步一样，会导致报酬递增(18)。
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动力源的探索表明，要寻求实现集约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动力源，必须：1.从强调生产力系统中的实体性因素转化为生产力的软要素；2.从强调斯密的内生变量转化为外生变量；3.从强调物的因素转化为人为的因素；4.从强调外生的一般性知识转化为凝结在劳动者身体中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以及劳动者的供给行为即经济活动的努力。其中，第四个转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而专业化和人力资本与劳动者的供给行为组成了现代劳动者素质的主体，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劳动者素质是集约型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的动力源。
2.历史的考察。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民族的经济增长源与战略优势是随生产技术与经济体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自然经济与手工技术时代，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与经济战略优势的动力源。在商品经济形成发展与工业化初期，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近代欧洲荷兰、英国的经济成功是在创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基础上，通过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资本市场的繁荣、贸易的扩张、国内侵占、海外的掠夺等手段积聚了大量的经济起飞的资本，解决了财政收入难题。可以说是资本导致近代英、荷雄踞欧洲与世界(19)。19世纪末，现代市场经济建立，新技术革命使世界进入了技术决定一切的电气化时代。工业和技术发展所需要的专门知识成了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作为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主要推动国美国和德国跃居英国之上，成为新兴的头号工业强国。20世纪中叶，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反应堆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使物化了专业知识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成为要素收益递增与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日本凭借国民的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使经济高速增长，从战争废墟跃居于世界第二号大工业国。
可以预见，在21世纪，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经济战略优势将会产生新来源。材料革命和绿色革命，使单位国民生产总值中消耗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少，因此，自然资源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存贷利率的降低趋势，(20)表明资本在竞争中的重要性已经减弱。世界技术市场的形成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作为知识、产品形态的技术，同样象资本一样，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因此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21世纪，一方面，作为渗透到劳动者身上的专业化并带有创造性与实践性的知识即高质量人力资本，或国民的“身怀绝技”仍将成为收益递增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21世纪世界将进入物质生活富裕时代，可以预见，这时由劳动者的勤奋、进取、团体精神等非智力素质因素或精神状态所决定的劳动供给行为，即“救死扶伤”的精神与行为更是收益递增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概言之，即劳动者素质将是集约型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的动力源。
3.中国国情与建设的反证。
中国是一个资源、资本约束而劳力剩余型的发展中国家。就自然资源而言，与世界资源的人均拥有量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存量基础非常薄弱。这种国情，从理论上讲，我国应走一条节能节资，依靠技术、人力资本、制度创新等软生产力投入来求得收益递增的集约型经济增长之路。然而，事实上走了一条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就能源、原材料的消费讲，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为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韩国的4.5倍；钢耗为美国的5.8倍，日本的2.7倍，能源的利用效率仅为30%，比一般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21)资本利用效益低且滑坡幅度之大相当惊人。1979年到1990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中，资本利税率从24.8%下降到12.4%，利润率从16.1%下降到3.2%。据国家统计局一个课题组提供的资料，改革以来投入效率贡献率平均只有25%。
我国为何没有走上一条建立在收益递增律基础上的集约型经济增长之路？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劳动者素质低。其一，人力资本存量低。据1987年我国进行1%人口的抽样调查计算，劳动者素质指数值为26.5，体力型比重为62.79%，文化型比重为36.09%，科技型比重为1.11%(22)。可见这种人口素质总体上属于体力型为主导的。其二，人力资本质量低。具体表现为：1.毕业生运用知识能力不强，技能不高。2.专业结构不合理。“学而优则仕”“则官”“则商”导致物质生产需要的专业知识较少渗透到劳动者身上。3.分布结构不合理。我国人力资本大部分分布在非生产性部门、大中城市，有些地方、部门相对过剩，而在经济建设急需人力资本的地方、部门却严重短缺。4.总体上劳动者知识和技能进步程度不高，有一部分人力资本知识老化。其三，更严重的是劳动者思想素质不高，劳动供给行为不规范，工作时间追求闲暇极大化，上班干私事，责任心和事业心不强甚至少劳多得。
由于这三方面的劳动者素质状况，制约了我国走上集约型经济增长之路。人力资本存量少、质量低导致收益递增律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尤其是通过在岗训练与“边干边学”形成的技能人力资本少，从而严重限制了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的产生，降低了其它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程度以及劳动替代资本的能力。由于劳动供给行为不规范，一方面导致名义劳动与实际劳动缺口扩大，要素投入中无效率劳动增多，设备和原材料被无效劳动占用，从而导致资本效益下降。另一方面，劳动行为不规范，产生物耗、能耗上升，为了产出不变，只能以多投入资本替代实际劳动的减少。最后，知识人力劳动行为不规范导致人力资本低效利用，不仅知识和技术优势不能发挥，反而要让物质资本替代人力资本。从上可以看出，是劳动者素质低使我国难以摆脱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1.成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收益递增的动力源在于具有最难替代、不完全具备完全竞争性市场价格特征的非实体性生产要素；2.满足此条件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者素质、技术进步与社会制度；3.根据马克思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观，作为没有渗透到生产力实体因素中的外生技术与社会制度，只能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因；4.由此决定，劳动者素质应成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的动力源。
三、创新制度，提高素质，推动集约型经济增长
诚然，新制度学派将制度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关键性变量，这是一种李斯特生产力发展观，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但是，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素质要受制于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与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文化的影响与熏陶。制度通过降低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交易成本，加速科学技术人力资本化，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劳动供给行为，减少人们合作的阻碍，刺激劳动者边干边学，以提高劳动者素质，进而启动与改造收益递增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从这个角度讲，制度是提高劳动者素质进而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变量，是很有道理的。正因如此，库兹涅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要求以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为基础。(24)尤其是在经济变革时代，制度创新对于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现代经济增长，意义更为重大。为此，围绕提高劳动者素质，我们迫切需要对以下几方面的制度进行创新。
1.教育制度。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基本途径。要建立有效形成产生收益递增的人力资本的现代化教育制度，首先，应确立教育产业化性质与功能。教育性质与功能经历过由封建时代的以德育为主、智育附之以及资本主义时代的以智育为主、德育附之的旧式教育，转化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型教育之嬗变。这种嬗变表明教育的性质已由上层建筑属性为主转化为生产力属性为主。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我们应顺应这种转变：一是在保持和发展教育的德育功能的基础上，强化并改进智育功能，使其充分发挥作为人力资本“再生产机制”的作用；二是教育发展的速度或比例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三是要把教育当成产业来“经营”，变财政“拨款”为“投资”，提高教育经济效益。其次，教育目的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面向经济建设，变“升学”教育为“能力”教育。为此，应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从方向上讲，应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同时，考虑到我国经济、教育发展的多层次性与不平衡性，教育内容与方法应带有区域地方特色，不能完全城市化和片面追求“现代化”，要变“黑板知识教育”为当地经济建设所需的“专业知识与能力教育”，贯彻学以致用原则。再次，实施“全过程全方位教育制”，做到学龄前的家庭教育、就业前的学校教育、就业后的继续教育相连贯，造就一个“有始无终”的劳动力素质工程。最后，在各用人单位构建有效的培训与边干边学的机构和激励机制，促发要素收益递增。
2.劳动力产权制度。这是有效地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根本制度保证，也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亟待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劳动力产权制度，可以保证提高劳动者素质，其原因在于：一是有效的劳动力产权可以刺激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为人力资本创立良好的知识、技术环境；二是有效的劳动力产权可以刺激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使得个人收益率趋近于社会收益率，减少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不确定因素和种种“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三是有效的劳动力产权有利于将劳动者的报酬与绩效相联，从而规范劳动供给行为。
构建有效的劳动力产权制度，主要包括：（1）劳动力所有权制度。这是劳动力产权的关键与核心。为此，不仅要在理论上、法律上确立劳动力所有权归个人所有，而且要求应为之提供物质产权基础与利益保障。（2）劳动力交易产权制度。其核心是实行劳动力尤其是人力资本等价让渡制；在法律上应保护人力资本投资主体收益，实行谁投资谁受益原则，用法律规范交换双方的产权关系；在人力资本发生使用权在不同经济实体转移时，应贯彻等价让渡原则；劳动者谋职时，是凭劳动者素质获取市场工资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为了解放劳动，发挥收益递增动力源的作用，不仅要求承认劳动者是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而且是劳动力资本的投资者。（3）劳动力收益权制度，不仅应在工资上实现劳动力作为商品属性的要求，实现劳动力使用权要求，而且应在利润上实现劳动力作为资本属性的要求，实现劳动力所有权要求。
3.劳动分配制度。这可以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构建有效的动力与约束机制。它分为企业与国家两个层次。企业劳动分配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劳动供给行为规范与否，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是否构建了有效率的企业劳动分配制度。而要构建有效率的企业劳动分配制度，前提是企业和劳动者能在市场上自主结合。其次，劳动力投入用人单位后，其产出和效率如何，决定于劳动者权利与用人单位权利在劳企双方之间的界定，主要决定于劳动合同、公司规章和双方遵守的文件约定以及其他形成的默契。最后，既要科学建立劳动绩效的量化指标，又要提倡企业的“团体”作用，加强员工合作，减少劳动交易成本。
现代市场经济实质上是契约经济和法制经济，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权利和行为受到国家的规范和调节。为此，要构建现代国家劳动制度：首先要大力破除传统的不利于劳动者与企业自由结合的户口、住房、档案制，大力发展各种劳动中介组织与信息团体，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其次，认真实行《公司法》和《劳动法》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合同制度。最后，用法律规范劳动力市场中的市场进出、竞争、交易和仲裁规则。
4.社会文化背景制度。劳动者周围的文化背景一方面是劳动者人力资本形成的前提因素：文化的存量和质态，决定了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存量与质态；另一方面，劳动供给行为受制于其生存的文化背景尤其是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影响。瑟罗在《二十一世纪的角逐》中分析，英美式资本主义文化强调个人价值、“自我”，而日本式资本主义文化强调集体、“人民”、“全日株式会式”，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劳动者行为。前者为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目标；后者表现为对社会负责，团体精神，对公司的忠诚。他还指出，德日崛起而英美衰退，在某种意义上是源于二者文化的差异。为了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我们应扬弃这二种资本主义文化，吸取其合理内核，而且应继承、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我党在解放区所形成的那种民主、向上的文化。在目前形势下，一方面仍应强调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性，树立劳动力是资本性的商品观念；另一方面，特别应提倡讲政治、讲正气、讲原则，加强工作责任感，民族自豪感，提高劳动者道德水平，树立奉献、进取、勤奋、团结的作风。
注释：
① (11)参见：胡乃武、金碚主编：《国外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1页，第32—33页。
② ③[英]马歇尔著：《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28页。
④同上，下卷，第445—446页。
⑤Paul romer,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Vol.22,1988.
⑥Arthur,W.Bian.1988."self-Rinforcing Mechanisms in Economics."In Philip W.Anderson,Kenneth J.Arraw,and Pavid Pines,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Addison-wesley Publish company.
⑦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663页，第668－669页。
⑨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663－669，第二卷，第393－395。
⑩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译本，第1页。
(12)参见：迈耶等《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13)参见：[波]米哈尔·卡莱斯基著《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导论》，上海三联出版社。
(14)E.F.丹尼森：《美国经济增长核算1929－1969》，布鲁金斯研究所1974年版，第79页。
(15)参见：薛进军《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16)[美]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第4页，上海三联书店。
(17)[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1页，华厦出版社。
(18)参见：吴敬
《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改革》1995年第3期，第57页。
(19)参见：[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20)数字参见：《经济研究参考》1996年11期，第38—39页。
(21)杨金定：《‘两个转变’的思路与对策研讨会观点介绍》，《经济体制改革》1996年第1期，第26页。
(22)薛永应：《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战略大思路》第124页，人民出版社。
(23)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91）。
(24)参见：库兹涅茨1971年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讲给经济增长下过的一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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