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183;求是#183;求索——彭明教授治学生涯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求是论文,述评论文,求实论文,生涯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彭明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1924年12月生于河南省夏邑县。受家乡悠久的文化熏陶，先生自幼即得到系统的历史启蒙教育；青年时代则酷爱文学，喜读鲁迅、巴金等人的作品。青少年时期扎实的文史功底，奠定了他日后立说严谨而又生动活泼的学术风格的基础。
1945年12月，先生入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史地系学习，1947年被选拔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师从胡华，其间与之合著《日本投降以来中国政局史话》（于力作序，冀中新华书店，1947）；1948年华北大学成立，又师从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并参与了范著《中国近代史》的修订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治学生涯。1949年2月，先生开始担任华北大学中国革命史助教；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立后继续任教至今，主要讲授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是政治学理论（原为中外政治思想）专业博士点的开创者，并曾被国内多所高等院校、研究所评聘为教授、荣誉教授、兼职教授、客座教授、顾问教授、荣誉研究员等；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等职。
先生治学，受范老影响极深，常以范老“二冷”（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死后可入孔庙，坐于两庑之下，分些冷猪肉吃）精神自勉并以此教导门下弟子。不仅如此，他还把“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终身奉行。观其治学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学者坚持不懈跋涉、攀登的奋进足迹。
“板凳须坐十年冷”
1984年12月，彭明教授被聘为河南大学名誉教授并在该校讲学；临别之际，赋诗一首与桑梓子弟共勉：
六十未忘桑梓行，中原子弟喜相迎。
惶受高誉才学浅，愧负重托人言轻。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临行依依千万语，苦学方能见真功。
板凳须坐十年冷，苦学方能见真功，这可以说是先生一生治学的心得体会与真实写照。
坐冷板凳并非是死读书。它和前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得益彰的。先生认为，司马迁之所以成就《史记》那样伟大的著作，固然和他掌握了“石室金匮之书”分不开，但也和他进行实地考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密切相关；后者补充了前者之不足，解答了前者的疑问，因而才能使“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板凳集·序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这一认识体现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就是先生非常重视而且花费了相当大的精力来做史料的搜集工作。他认为，搞历史的同志既然要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探讨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就必须对史料工作予以足够的重视。在研究五四运动史的过程中，先生每读到相关文献时，总是尽可能地到发生这些事件的地方去走访。他曾不止一次地走访过《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故居，北京大学当时各科的旧址，毛泽东两次来北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杨昌济寓所、三眼井，东交民巷，赵家楼胡同，新世界游艺场，陶然亭慈悲庵等；也不止一次地按照1919年5月4日游行的路线从东交民巷走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在研究有关山东的问题时，他亲自到青岛考察历史沿革和地形外貌，并请教了研究青岛史的专家。先生还走访过当年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或目击者，包括当时北京大学的工友、赵家楼胡同的居民、陈独秀故居的房东，以及高一涵、许德珩、杨晦、罗章龙、张申府、刘清扬等人。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力图将几十年前发生的真实情况，再现在读者的面前。这样一来，不仅获得了大量的文字资料所不具有的新鲜的材料和情况，而且纠正了书本或传闻上的一些谬误。
坐冷板凳，而且要下决心坐上十年，就要求研究工作持之以恒。功夫下到家，自然会有成果。先生的代表作《五四运动史》共约50余万言，却是历经36载风雨沧桑而成。1946年，还在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时，先生就开始了积累五四运动史资料的工作；1956年方着手进行初步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发表了不少专题论文，并将这些成果写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一书中；从1961年开始拟定提纲，集中研究，到1966年有了将近30万字的初稿；“文革”时期，先生在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劳动期间，这部书稿始终带在身边，在打石头、锯木头、做馒头之余还不间断地翻阅和修改；1977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他在继续研究的基础上，编成了《五四运动论文集》和《五四运动在北京》两书，分别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在全国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会上，他做了《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的专题报告，并在一些国家级刊物上连续发表《从五四运动看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中国现代史上的启蒙运动》、《红楼星火》等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此后，他为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再搏五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笔耕墨耘，终于在1984年五四运动65周年前夕，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50余万字的巨著《五四运动史》。由于严格按照第一手材料写成，此书一出版就广受好评，学术界纷纷发表文章进行介绍和评论：“有关的结论是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的，因而也就显得比较地有说服力”；“当你打开这部著作以后，你自然地会被它所展示的宏伟的历史场景所深深地吸引，从而产生出通读全书的愿望”；“彭明教授撰写的《五四运动史》的出版，是近年来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研究方面的一项重要收获。从1946年开始搜集资料，到1983年最终脱稿，作者为本书前后付出了36年的辛劳。这不是匆匆草就的作品，而是以严肃的态度写成的科学著作”；“《五四运动史》是中国现代史方面的一部优秀著作。对于广大群众，尤其是干部和青年学生来说，这是他们可以从中受到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部生动的教材；对于专业工作者和广大大、中、小学教师来说，这是他们进行现代史、革命史教学和研究的一部有价值的参考读物。”（沙健孙：《评彭明的〈五四运动史〉》，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国家领导人王震读完此书，曾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希望他向全社会推荐此书。胡乔木亦曾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介绍此书，希望在写党史时注意参考。此后，《五四运动史》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并于1998年12月再版。这部力作的孕育、诞生与成功，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丰硕的果实是属于辛勤的劳动者的。
坐冷板凳，要求有耐心下艰苦细致的功夫，其实也包含着严谨治学的精神。先生指出，历史研究是要为后人负责的，文史资料工作尤其要讲究治学严谨；我们只有真正把一些史实搞清楚了，才能把有价值的史料传之后代，后世人民才会承认、尊重、赞扬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不认真，搞错了一件事，就会以讹传讹，贻误后人。（《文史资料工作要讲求治学严谨》，《板凳集》）对于自己著作中所引用的辞条、注释、史料等，先生都要仔细核对其出处，看其是否有据可查；引用别人的观点、意见等，一定要查对原文的完整意思，确保无误；对于自己所提出的论点，所进行的求证，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再三斟酌，反复推敲，广泛征集他人包括门下弟子的意见；指导学生论文写作时，更是从选题抓起，严把质量关，宁缺勿滥。这种严谨的态度也反映在他对研究生的培养方面。入学考试前，先生对前来联系的考生一律要求提交发表的论文目录并附上代表作，还尽可能地参加应届考生的学位论文答辩；除了要求考生必须有相应的学历和相当的考试成绩，还要求他们必须有一定水平的科研成果，坚持“博士生在入学时就应是半个博士”的原则。博士生入学后，除了必须完成培养计划，还定期两周会面一次，师生互相交流，探讨学习进度、学界动态，解疑答问，布置下一阶段的任务。（《博导经验杂谈》，《板凳集》）正是在先生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中，门下弟子大都练出了坐冷板凳的硬功夫，能够严格自律、刻苦钻研，扎扎实实做学问。
坐冷板凳，对年轻人的成才尤为重要。多年来，在校内外的授课和讲学中，在指导研究生的论文写作中，先生经常介绍范老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号召大家以范老为楷模。先生反复强调，青年人无论做什么事，特别是做学问，研究历史，一定要持之以恒，而不要三心二意、一曝十寒，更不要学懒汉那样自己原谅自己：“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又冷，收拾收拾等明年”；一定要发扬鲁迅先生所说的韧性战斗精神，免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板凳集》）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爆炸、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市场经济大潮滚滚的时代，“板凳”说已经很难再入人们尤其是青年人之耳。加上有些出版社只讲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因而出现了一些劣质的精神产品。面对这种情况，彭明教授指出，从研究者的客观条件来说，应该加以改善，从政策上加以引导；但从研究者本身来说，还是应该坚持按科学研究的规律办事，还是应当重视“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学风。范老的“二冷”说，是相辅相成的，坐得住“冷板凳”，才能吃得上“冷猪肉”。（《养成一代好的学风——纪念范文澜100周年诞辰》，《板凳集》）
坐冷板凳，需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9页，人民出版社，1995）不可否认，我们和老一辈学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取得资料与整理资料的手段更为现代化了，但实事求是、持之以恒、严谨治学的精神是不应改变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先生认为，对于研究者，尤其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真正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就必须去掉浮躁情绪，摒弃名利第一的思想，彻底沉下心来做学问。反观当前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倡导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的呼声，不能不感到这一治学原则、治学方法的可贵。在就学术道德诸问题参加各种座谈会、接受中央教育台记者采访时，先生指出：学者是社会的良心，更应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尊重历史和现实，守住学术界这“最后一片净土”；当前出现的种种剽窃、抄袭、速成等恶劣学风，实在令人痛心。这固然与社会上一些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不良风气，以及包括职称评审制度在内的各种规章制度的缺陷有关，但主要的原因还在学者自身。在如何看待、处理这些问题上，先生仍然秉承其一贯爱护、扶持、宽容的态度，认为应当给犯了过错的人以发展的空间，改过的机会；同时借此教导门下弟子进行自我检查，告诫他们一定要踏踏实实下真功夫。谈及自身，先生表示：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范老的教诲真是终身受用无穷。凡是还能做出点成绩的时候，那就是没有忘记范老教导的结果，反之亦然。并自谦曰：回顾一生，虽然坐了半个多世纪的“冷板凳”，但成果并不显著，空话仍然不少。余生尚有精力，当仍本范老的治学精神，继续弥补自己的过失。（《板凳集·序言》）
“文章不写一句空”
清代著名诗人赵翼在《论诗》中嘲讽一些拾人牙慧而无真知灼见的人说：“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借用这首诗，彭明教授指出，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该是有独立见解和创新能力的探索者，而不是徒托空言，“随人说短长”的“矮人”。
在研究工作中，先生常以范老的“反对放空炮”来警策自己，主张进行历史研究要言之有物，并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作为自己遵循的箴言。由此出发，先生不论是在史学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上，都力求不置虚言。
一、关于史学研究理论
坐冷板凳，做学问，需要科学原则的指导。彭明教授自学生时代起就非常重视史料的汇集和史学理论的学习；此后几十年间锲而不舍，在教学科研的积累过程中，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有与五四运动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相关论著的诞生。但这决不是说，坐“冷板凳”到了一定年限，真功夫自然而然就会降临。这种获得真功夫的“苦学”，是以科学原则的指导为前提的。
科学研究是知识更新的重要途径 先生以自己几十年教学与研究的经验现身说法，阐明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强调了主动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教学相长，教学与研究是相互促进的；相对于教学要求稳定性和社会公认性的特点，科学研究则要求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占有、积累资料的过程以及对资料的排比、分析、考证、研究的过程，要求有独创性，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这就是说，科学研究并不是知识或者经验的简单罗列和堆积，而是要探索未知事物的究竟。先生从不否认高水平的教学也是一种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但如果只管教学、照本宣科，而不随着教学实践展开一些科学研究工作，久而久之，就会变成教书匠，就会面临“知识老化”的危险，起不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用。
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使之相互推进，并不困难。彭明教授指出：自己所写论著的题目，大多是从教学实践中来的。比如说，研究五四运动史，既是出于认识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转变时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不把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情况研究透彻，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许多问题便说不清楚；也是因为过去教学工作中的空白：中国近代史课程讲完辛亥革命就不讲了，中国革命史课程又主要讲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的历史，五四运动作为背景三言两语便交代过去，而这一段历史在历次教学中又往往是学生提问题较多的一段。因此，抓住这一空白点进行的研究，不仅充实、更新了教学内容，也弥补了过去的许多研究空白，解答了许多疑难问题，同时还对开设一些新课如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以及指导研究生等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出于相类的原因，先生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也有一个空想社会主义流行和破产的过程。他把这一研究心得应用于讲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1988年他主持的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便是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在教学过程中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华民国史》，则有利于加深人们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正反两方面状况的了解，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在校内外讲授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时候，先生也是边教边学，边讲边研究。每讲一遍，都有一些新的内容。这门课程的讲义，也因此数易其稿。与此同时，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到《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与程歗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也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与成果。
正是在坐“冷板凳”的过程中，彭明教授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教学推动研究，研究充实教学，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如此循环往复，教学内容不断更新，研究水平也不断提高。把二者割裂开来的观点，是片面的。（《科学研究是知识更新的重要途径》，《学者谈艺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探索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先生既强调科学研究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也非常重视科研的探索性。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先生明确指出：探讨的是“已知”的问题，还是“未知”的问题，是一个判别理论研究价值的重要标准与分界线。科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揭示的应该是人类认识中的那些“未知项”。但这条界线往往容易被人忽视或混淆。有些科学理论工作者，自己对某些理论还没有搞清楚，就匆忙地写东西、作结论，认为只要能在报纸、杂志上发文章，就是理论成果，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诚然，我们职称评定标准的不科学之处助长了这种风气的蔓延，但理论研究者的根本任务乃在于探索，如果一个科学理论工作者不具备探索所需要的勇气和献身精神，那他就丧失了基本的职责。
由此涉及如何看待学术、理论研究中的“热门”、“显学”问题。先生认为，当一门学科处于“冷门”、“险学”时，献身此门学科的人是需要勇气的。为了使这门学科能够站稳脚，他就要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功夫就要下得深，探索精神亦需很强；而大家一拥而上去搞一门“热”学科，容易“滥”，其探索性也会减弱，也容易使该门学科失去生命力。这在我们科学理论研究中是需要加以克服的。（张振华：《探索：理论研究的重要职能——人大教授彭明先生一席谈》，《板凳集》）这些言论，在今天看来尤其具有积极意义。
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原则与方法 中国史学历来提倡“信史”，讲究写实；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彭明教授坚持历史研究必须是史实和史论的统一，必须先求“实”，后求“是”；即必须掌握大量的史料，弄清史实，然后才能寻出规律和真理来。他认为，从史料和观点统一的角度去进行历史研究工作，这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是一致的，我们不应当把史料和观点割裂开来。就研究的过程看，分析研究材料从而形成了观点；就研究的成果看，观点统帅着材料。在由材料到观点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起着指导作用。针对近年来一些同志所提出的“以论带史”的观点，先生指出，“以论带史”可以有两种理解和做法。那种认为无须对历史材料进行艰苦的甄别、选择，只依靠若干现成的概念和结论，“带”上几条合乎口径的史料，就可以进行科学研究、即算完成了科学任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它必将把“以论带史”变成为“以论代史”，导致历史科学的衰亡。由此，先生进一步指出，史学研究总是要先接触到大量的史料、事实，然后才能引出结论来，其他部门的科学研究同样如此：从事物的实际情况，总结出科学的观点，这种科学的观点，反过来又指导着对新事物的探索；而对新事物研究的结论，又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着原来的观点。如此一步一步，逐渐接近真理。当然，我们认识、研究、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等，还不能够做到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对此，先生始终强调科学理论研究必须有绝对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并自始至终遵从这样的史学研究规则：论从史出、寓论于史。（《谈观点和史料的统一——实事求是和史学研究》，载《党政干部学刊》2000年第5期）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研究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开拓创新。先生明确指出，在进行探索、开拓创新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学术上新、旧观点的撞击。解决撞击的方法，只有百家争鸣一途。他引用毛泽东“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毛泽东书信选集》604页，人民出版社，1983）来说明解决学术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还引用毛泽东关于“百家争鸣”的一封信（同上书，510页）来说明毛泽东是如何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主张学术思想可以自由谈论的。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在一些国际国内学术活动中应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对待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我和〈历史研究〉》，《板凳集》）
开展科学研究，还有一个具体方法的问题。彭明教授认为，第一步是选题，这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中心环节。选题时必须考虑两个方面，即其必要性与可能性。定题之前，必须先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工作，看前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研究到了什么程度，还有哪些地方需要继续研究；同时还要考虑到现有材料与理论的准备情况。选定题目之后，就要开始第二步工作——大力收集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料就谈不上研究。先生指出，从我们现有的资料源来看，报刊、档案、文献资料是比较容易得到的，口述资料即当事人的一些回忆，也就是活资料，是比较难得的。由于许多历史的见证者或已作古，或者臻至高龄，抢救活资料的工作是很紧迫的。另外，先生强调搜集资料时还要重视实地考察，进行实地考察得来的资料较之文字记载更有说服力。他再三嘱咐，收集来的资料一定要积累起来。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要勤于做笔记，且养成习惯，还要有科学的方法，譬如卡片积累方法。随着近年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脑的普及和互联网的推广应用，先生开始重视运用新技术为科研工作带来便捷与高效，同时反复强调：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不能借用新技术而偷懒。
如何把收集到的资料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先生借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概括，即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他指出，去粗存精，就是说选用材料要有取舍，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全部素材都堆积到一本书中去；去伪存真，是要求重视史实的核对工作，对说明问题的史料要辨别真伪，这一关绝不可少；由此及彼，是针对材料之间的联系进行具体分析，通过比较研究来判断事实的真相；由表及里，是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这样才能做到正确分析其特点、阐明其规律，得出历史经验和教训。而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起着原则上的指导作用。
研究成果如何通过文字表达出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彭明教授主张历史学在事实准确、观点鲜明的基础上，文字最好生动些，增强可读性。此外，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他还强调要持之以恒，集思广益；在研究问题的时候，应虚心向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求教。（《我是怎样研究五四运动史的》，《板凳集》）遵循上述科研思路，应该是能够作出成绩的。
关于史学传统继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至今未曾有过中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着良好的修史、学史传统。古代史家给我们留下了包括正史、实录、地方志等在内的丰富史料，为后人了解过去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提供了方方面面的参考材料。在戴逸、李文海先生主编的《清通鉴》出版之际，针对学术界的一些议论，先生明确提出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问题。他指出，《清通鉴》治史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譬如：资料比较翔实，能够做到“搜集史料不厌其烦，至少最原始的资料不能遗漏”；对不同的记载、不同的说法，都进行考异，摆出不同的史料根据，亮明作者自己的看法，即“略其枝叶，显其本质，辨其同异，正其讹误”；全书“历史观点和态度寓于史事的叙述中，事实正确而清晰，是非曲直，已在其中”，较好地体现了寓论于史、论从史出的原则，等等。在此基础上先生指出，通鉴体史书既然已经相传下来，就有必要继续修下去。毛泽东同志说过，过去的《资治通鉴》是资封建统治之治，我们也要有自己的《资治通鉴》，是资无产阶级之治，也就是说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和发展。修《通鉴》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们必须一代一代按一定的凡例继续修下去。不仅要有《清通鉴》，还要有《民国通鉴》、《共和国通鉴》。只有把这个传统继承过来，发展下去，才能弄清各种事件、人物的来龙去脉，才不至于在史实的叙述中出现错讹。（《关于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问题——读〈清通鉴〉》，载《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现在我们生逢盛世，修史有着很好的机遇，但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先生期望，“盛世修史”这个长期延续的传统能够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二、关于五四运动史的研究
彭明教授在五四运动史的研究方面历时最久，花费精力最多，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他关于这一时期的许多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大多都已收进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类教科书中，成为众所周知的认识。譬如：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等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对五四运动体现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五四运动与妇女解放，五四运动与五四精神，中国人怎样认识和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对五四时期重要历史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蔡元培，重要政治派别如安福系、交通系、研究系的评价等等，也为人们所关注、引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这一历史时期研究的逐步深入，国内外出现了种种不同的声音。对此，彭明教授进一步择要阐发了他的观点。
民主、科学是常说常新的历史话题 20世纪的旧中国有两大问题，一是社会制度的落后，一是科学技术的不发达。这两大问题互为因果，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民主与科学是陈独秀从西方请来的两面旗帜，其目的在于效法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虽然启蒙思想家们移植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并没有实现，学习西方时也有着严重形式主义的倾向，但它所造就的浩大声势、磅礴气势确实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振聋发聩、震古铄今的巨大作用。先生认为，用民主谋取社会解放、经济解放和思想解放，这是很正确的。五四爱国运动所取得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重大成就，就是民主和反民主较量的结果。同时他还指出，学习科学、破除迷信的风气也是从那时起开始形成的。五四时期科学思潮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具体的科学知识，而在于促使人们思维模式的转换。这一时期是中国科学事业的真正开端，科学成为现代文明的整合因素。彭明教授进而提出，虽然我们现在所讲的民主和科学，与这两个口号的最初含义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关系还是相同的：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实行民主；而民主的真正实现，又有待于科学的发展，两者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我们需要发扬民主，以调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又需要大力发展科学，以赶超世界的先进技术水平。这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继承和发扬“五四”革命传统的具体表现。（《五四运动与20世纪的中国》，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载《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3期）
反封建并非反传统 在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是非功过时，有一种极端的论点，认为它断裂了传统文化，甚至说它和“文化大革命”一脉相传。彭明教授认为这种论点值得商榷。
他认为，持此论者有两个误区：其一，把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等量齐观；其二，把儒家学派的创立者孔子和汉儒、宋儒等量齐观，把儒学和儒教混为一谈。且不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截然不同，说五四运动由于彻底反对旧文化而使传统文化断裂，也与事实有所背离。因为这场新文化运动虽然和儒家学说特别是宋明以来的儒学是对立的，但它并不反对其他非正统学派，如墨学以至明清之际的一些启蒙学派；而且，它并不反对孔子个人和否认孔学的历史地位，只是说孔教已不适于现代生活。因此，把五四运动视为“断裂”传统文化，是不恰当的。先生指出，五四时期的一些启蒙思想家都有着很深厚的国学根底，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有研究传统文化的专著。他认为，这种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启示我们要采取改革开放、综合创新的方针，充分吸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在对待任何文化时，都应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使之和本国的国情相结合；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因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就是吸收西方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弘扬本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反封建并非反传统》，载《百年潮》1999年第5期）
五四时期的理性精神 近年来国内外都有学者提出，五四运动是一次感情用事的非理性运动，并把它和义和团、“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彭明教授明确反对这种不符合实际的观点。
他认为，五四运动包括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两部分，而以文化运动为前导。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新青年》提倡民主，从批判孔教入手；提倡科学，是针对鬼神迷信，既宣扬科学技术，也宣扬科学方法。由于民主、科学的内容需要新的文学、文字形式来表达，因此就有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之举，有“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等一系列改革行动的开展。先生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指五四前的启蒙运动阶段，这时的“新”文化指法兰西文明，是针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而言的；后一阶段则有了更新的内容，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纵观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从启蒙运动、爱国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抉择，无一不是昂扬着一种理性精神。他在总结这一历史时期时写道：这一时期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的领域十分广阔，意义极为深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几乎都是在五四时期传入或兴起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五四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追根溯源，都是从五四时期发端的。因此，先生认定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展开的这场运动是一次理性运动，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以对其主流应予以充分肯定。
彭明教授指出，尽管现时代与五四时期大为不同，但当时那种重视理性的精神，仍然值得发扬；它所呈现的一些基本规律，仍然值得我们重视。（《论五四时期的理性精神》，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互相促进 1987年，李泽厚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五四运动是“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争论。彭明教授认为，救亡与启蒙并不是一个压倒一个的问题，而是相互促进的问题；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看，恰恰是救亡引起了启蒙。援引史实，他指出，近代以来，一切启蒙思想家引进各种救世的思想武器，一切的启蒙运动，都是和挽救中国于危亡这一总任务直接或间接联系着的。陈独秀等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正是为了挽救中国于危亡。正是启蒙运动使青年们获得极大的思想解放，所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才会出现很多研究新思潮的社团和模仿《新青年》而办的刊物。这些社团、刊物的负责人和成员，当五四爱国运动兴起时，大都成了运动中的骨干。因此，没有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有爱国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这是不容置疑的。
先生同时指出，五四时期的救亡运动又促进了思想启蒙。五四运动兴起后，从拒签协议到改造政府问题的提出，再到向西方寻找真理，从而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传播，根据这一历史发展进程，彭明教授认为，五四运动后期，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但仍然是一种启蒙运动；可以说是救亡运动又促进了启蒙运动。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排斥在科学和民主之外、排斥在启蒙运动之外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中国近代以来从来就不是什么救亡压倒启蒙，而是两者互相促进。（《论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兼论救亡与启蒙的相互促进》，《走什么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 彭明教授根据对近代历史的考察分析，指出五四前后中国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一方面是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比较迅速的发展，为五四运动和大革命准备了一个新兴的阶级阵营。同时，孙中山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加强了自己的著述、研究工作，改组国民党，提出新三民主义，并以党内合作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而后才有“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因此，如果说辛亥革命只是正式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那么五四运动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他进一步指出，这种全面启动的深刻意义在于：在20世纪中国的三次历史巨变中，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巨变的起点，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先生认为，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而人的思想现代化是其关键。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是很正确的。借用一位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的观点：“五四运动真实的主题是什么？真正的意义又是什么？透过表层，把握整体，不难看出五四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运动，其真实的主题，在于呼吁中国人的现代化；其真正的意义，在于通过人的革新，来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造”，“五四运动应当被看作是一场文化心理的层面上推动中国人现代化的运动”（王章维：《五四与中国的现代化》，原载1989年5月4日《经济参考》）。先生点明，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所在。（《五四运动与20世纪的中国》，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五四运动在三次历史巨变中的地位与影响》，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999年第5期）
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彭明教授将其概括为在政治（爱国）运动中充满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在文化（启蒙）运动中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他指出，正是这两种精神构成了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如同接力棒，为中国青年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着。先生认为，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是五四精神的核心，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五四时期，爱国主义就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的今天，爱国主义落实在实际工作上，就是讲创新精神。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民族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就青年朋友如何发扬五四精神这一问题，彭明教授语重心长地指出：五四时期中国处于产业经济时代，赶不上西方，受欺负；今天是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处于什么地位，如何赶上这个时代，是纪念五四运动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高扬创新精神，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对五四精神最好的继承和发扬。（《论五四精神》，载《人民公安》1999年第8期；《五四运动与五四精神》，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999年第5期；《彻底地爱国、激情的五四——访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中国青年报》1999年5月2日；《世纪之交的回望——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北京青年报》1999年5月4日）
三、关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非常重视借鉴历史经验。这样，修民国史的任务在建国之初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是直到1971年，在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才制定了《中华民国史》的出版规划，并把这一任务落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写《中华民国史》的过程中，彭明教授应总主编李新之邀，从组织班子到建立民国史的编委会，一直都参与其事，并撰写了本书第一编第一卷首章《清朝统治的衰落》和末章《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为此，先生付出了很多精力，来往奔波于北京、南京、广州等地，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之后，他又担任了第二编第二卷的主编任务，和其他作者一起完成了这本40余万字的学术专著。《中华民国史》从1981年起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于1992年获得孙中山基金会颁发的“中国大陆1949—1992孙中山学术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先生作为第二编第二卷的主编之一获得了该基金会颁发的“孙中山奖金荣誉证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生多次参加中华民国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并陆续作了题为《评价民国历史人物的几点意见》、《如何把民国史的研究深入下去》的报告。这些报告后来都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此外，他还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关民国史研究的专题论文，如《中华民国档案和中华民国史》（《历史档案》1981年创刊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论南京临时政府》（《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等。结合教学，先生还和其他同志共同撰写了《民国史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一书。凡此种种，有力推动了民国史的研究与交流。
就民国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先生着重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加强海峡两岸民国档案的交流，二是评价历史人物应注意的一些原则。前一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自从编写《中华民国史》的消息传出后，海峡两岸的反应都很强烈，议论最多的就是哪里掌握民国档案最多、谁最有资格修民国史的问题。彭明先生认为，民国史的修撰工程浩繁艰巨，非全国大协作不可。而史料方面的关键，在于档案资料的挖掘和整理。我们不应当陷入这种无谓的争论之中，重要的是取长补短，互相交流。（《回顾与希望》，《板凳集》）关于后一个问题，先生阐述了十条注意事项：第一，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订正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第二，评价历史人物要分析历史人物成长的时代和各种社会条件；第三，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处理好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第四，评价历史人物要具体地分析人物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不能简单化；第五，评价历史人物不要回避和篡改历史事实；第六，评价历史人物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要透过现象，看出本质；第七，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要苛求，也不必溢美，不允许想象和夸张；第八，评价历史人物要进一步拨乱反正；第九，评价历史人物要顾及全面，既要给正面人物立传，也要给反面人物立传，防止把历史搞成任意涂抹的女孩子；第十，编写和讲解人物传记要寓论于史，力求形象化。（《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载《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应当说，这些见解是很及时、很有指导意义的。
四、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以来，彭明教授结合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课程建设，对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潮，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破产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1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在本书中，就学科建设和一些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第一，关于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划分标志。人们习惯上以五四运动为划分近、现代历史的标志，认为中国现代史指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但这个名称是否合乎科学，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争论。一些著名学者主张从社会形态来划分，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区分近现代的标志。先生在近代史学科成立之初，以约定俗成之故，暂且沿袭习惯上的说法；到1999年完成全国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之时，学科建设已经基本完备，则主张应严格按照科学的划分方法，把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统称为近代历史。
第二，关于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研究及其相互关系。先生认为，文化思想是政治经济的反映，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思想，但先进的文化思想产生以后，又会给政治经济以推动和影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讲，可以说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思想是历史的灵魂，三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提出，作为历史工作者，要全面掌握政治、经济、思想史的面貌。针对经济史、思想史研究中的许多空白点，先生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思想史也要从物质条件出发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打开沉闷的研究局面。
第三，关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先生认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是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政治主张。现代政治思想史则应该包括中国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个阶级的政治思想。每个时期都会有多种思潮，关键看哪一种是最主要的。他特别强调要研究工人阶级的政治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怎样战胜了各种反动的思潮，战胜了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主张而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并希望由此能够使学习政治思想史的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第四，关于研究社会思潮和研究个别人物思想的关系。先生坚决反对不结合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阶级关系的变化去把握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潮，而是孤立地论述个人的思想，并以此为出发点分析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同时也反对脱离具体人物的思想，抽象地泛论社会政治思潮。所以，一定要把研究社会思潮和研究代表人物的思想结合起来。
五、关于中共党史研究
先生从来不把中共党史看作是独立于历史学之外的一门学科，认为对历史研究适用的一般法则，对党史研究同样适用，党史研究应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展开。他从20世纪60年代参编四卷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到80年代代理主编50卷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直至去年发表的重要学术论文《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无不遵循历史学研究的普遍原则，即以史料说话，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可以说，先生在党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反映了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进展。
先生还主张把党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因为各个学科是相通的，互相都有影响。他举过一个很深刻的例子：如果思想史研究中对于整个社会思潮与个别人物思想的关系认识不足，就会在研究中产生很大的缺陷，如在党史研究中脱离开整个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整个社会思潮去考察历史，主要集中在两条路线上，两条路线又主要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正确路线的代表几个人，错误路线的代表几个人。而脱离开具体历史背景，就讲不清楚问题，使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变得很枯燥，越走这个胡同越死。（《关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几个问题》，《板凳集》）这一认识，指出了很长时间以来党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而先生最近发表的《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社会科学》（上海）2001年第7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光明日报》2001年7月3日）等论文，从整个历史发展的大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考察分析，可以说是他将各学科研究相结合的代表作。
先生曾寄语《党史与现实》杂志：扬长避短，就地取材。意思是说地方党史研究要有自己的特色。对于当前整个党史学科研究的现状，先生指出，江泽民总书记2001年关于四个“同样重要”的“八七”讲话，对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推进理论创新将起重大作用；对于党史的研究与推进，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与鞭策。这是研究党史很好的机遇，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许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都有很多研究中国的专家、教授，办有各种有关中国史的杂志，出版了各种专著。对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必须作出应对、回答。就是说，我们的党史研究还有一个面对世界的问题。先生希望党史研究多出成果，多出优秀的成果。
彭明教授关于上述各方面的研究，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内在有机统一的，共同构成了他对于近代中国历史尤其是五四运动史的完整的认识和评价。这不仅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空白，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多方面展开，而且对于今天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等学科建设及学术界的健康争鸣，也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犹喜彭郎一树春”
彭明教授著述甚丰，为学界同仁所称道。1993年春节之际，已届80高龄的著名学者孙思白教授寄他小诗一首：
君住西郊我住城，毗邻却似里千程。
一年才只两三见，梦里空怀八角亭。
亭里当年聚五人，至今不见麓公陈。
掩书余子皆伤老，犹喜彭郎一树春。
诗中的“八角亭”，指作者与彭明教授60年代在近代史所合作编书处；而亭里所聚的“五人”，则指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五位主编。犹喜彭郎一树春，这可以说是同辈学人对先生成就的肯定与赞赏。
半个多世纪以来，彭明教授除了承担大量的教学任务，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多次承担国家重大社科课题的研究。现在他正主持国家“九五”重大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的研究工作。截止到2001年底，他已出版学术专著及论文集十余部，论文150多篇，并主编过多种教材、丛书和资料选辑等，著述总量多达几千万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1979年到2000年，彭明教授先后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及中国人民大学的重大科研奖、教材奖十多次。
先生在学术、科研方面硕果累累，在教书育人上的成绩也非常突出。多年来，他不仅给学生传授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结合课程内容，深入浅出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不仅培养了包括本科生、专科生、助教进修生等数以千计的学生，还培养了两名硕士生，二十多名博士生，指导了十余名访问学者。他所培养的研究生，大都在各高校、科研机构工作，并成为各自工作单位的教学、科研骨干，有的还是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在2000年之前，他每年都坚持为新入学的本科生讲解校史。在许多兄弟院校如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大连海军政治学院、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兼任名誉教授、教授、客座教授的时候，也为他们培养研究生、青年教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彭明教授是无愧于“为人师表”这一要求的。虽然他现在已经成就斐然，但依旧保持着一颗平淡、平常心，坚持自己的治学原则。在与研究生的谈话中，先生多次表示：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国家多培养几个合格的、出色的人才。在已经出版的一些学术著作中，先生也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意愿：“将来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我愿意在科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现在看来，先生正以自己大量诚实而有效的劳动，践履并实现着对自己的期许和愿望，迈向新的学术高峰。我们相信，彭明教授学术生命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