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社会与民主党派的社会融合功能_中国民主党派论文

多元社会与民主党派的社会融合功能_中国民主党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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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1)01-0100-07

政党是一个根在社会、志在国家的政治组织。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分化,社会自主性日益增强的大趋势下,从“国家—政党—社会”的三维视角看,民主党派的地位与作为,不仅要看其参与国家政治过程的能力和水平,而且要看其联系和整合社会的能力与水平。本文专门探讨参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问题,这是参政党参与和影响社会的最本质内容,讨论了社会多元化背景下发挥参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重要意义,并重点讨论了参政党的利益代表问题。

一、多元社会、政党功能与社会整合

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社会都存在整合问题,而政党是现代社会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亦称社会一体化,它是指社会不同的因素、部分结合成为一个统一、协调整体的过程及结果。对一个社会而言,如果没有一个将无数的社会行为体连接和统一起来的社会机制,不仅难以促成集体行动,达成公共目标,而且可能会引发社会的分裂和解体。所以,无论是社会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还是社会的良性运转,都关涉到这种使社会一体化的社会整合过程。[2](p7)可以说,社会整合是任何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条件。

现代社会是多元社会①,对多元社会而言,整合问题更为突出。整合的重要性、整合的方式和机制,是与社会发展的阶段及社会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的。关于这一点,涂尔干关于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类型划分堪称经典。在涂尔干看来,机械团结适用于传统社会或者小型社会,它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的同质性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联系。而随着社会分工的日趋发达和复杂,社会逐渐分化,人们之间的内在依存性也日益增加,人们逐步建立起特殊的社会组织去满足社会的多种需求,从而出现了新的社会团结类型——有机团结。有机团结实际上是指现代社会分工条件下社会各部分的整合,它是建立在社会分工与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3](p14-p18)因此,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实际上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分工越细致,每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就越深,社会的统一性就越大,其社会整合的程度就越高,因此,现代社会的整合程度比传统社会的整合程度更高,从而社会整合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也越突出。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某些履行社会整合功能的机构、体制和机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结构能否适应社会的变迁,从而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4](p245)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的组织有很多,包括政党、利益集团、政府、社团组织等等,其中政党组织是现代社会实现整合的重要组织。李普塞特在其名著《一致与冲突》一书中,把政党称为“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5](p136)亨廷顿在研究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与现代化关系的时候,也指出: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政党看上去确实像是宗派,似乎是在加剧冲突和分裂,然而一旦羽翼丰满,政党就会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并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6](p374)

就一般而言,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政党在社会整合方面有其独特优势。政党是人类组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来源于社会组织,又不同于普通的社会组织。政党通过更加明确的政治目标、更加严密的组织网络、更加严整的干部队伍和更加健全的组织制度,把大批的社会成员和精英人物吸纳到党内,凝聚在自己的周围,并通过不断地“灌输”,用意识形态改造自己的党员、干部,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使大家发出一致的声音,采取一致的行动。同时,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组织、思想资源,政党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发挥强有力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强大的利益表达功能。在利益的驱动下,大批的社会成员求助于政党,以期获得政党的帮助。此外,社会整合有多种具体形式,如文化整合、制度整合、规范整合等。政党在功能上具有兼容各种整合形式的意义和特点。政党既可以利用意识形态的力量,造就一种文化氛围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纳入某种统一的体系之中;又可以建立或将自己融入某一制度中,以使不同人群或地域的利益在政治上联结起来并形成妥协;它还可以利用政策、法律等规范形态造就人们行为的一致性。[7]正是这些基本功能的有效发挥,政党获得了凝集社会成员、实施社会整合的能力和资格,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远远强大于普通社会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

二、社会转型、民主党派与社会整合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社会转型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多元化趋势要求充分挖掘和发挥参政党在社会整合方面的功能和优势,使参政党成为整合中国社会的重要担当力量。从根本上看,参政党社会整合功能的凸显与中国的现代化直接相关。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多民族共存,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建设。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在催生出各种新的发展力量的同时,也使得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形态日益趋向多样化和多元化。社会的结构性分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动力资源;而在结构性分化基础上所创造的新的整合,则是现代化发展走向成功的关键。分化来自发展,而发展需要整合。这是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显然,这种整合是基于发展所形成的,为的是更好、更快的发展,其使命是使有活力的发展主体和谐共存于发展的平台,并获得更大发展。要创造和谐共存的整合,不仅需要有效的国家制度体系,而且需要有效的领导体系。当然,社会本身的自我发展、自我协调能力也十分关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与领导力量,有效整合中国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使命。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发展日益深化,中共所面临的整合需求也不同提高。作为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整合中国社会的两大体系:即党的组织整合体系和党的统战整合体系;作为执政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并在国家层面上形成对中国社会的有效整合。中国共产党也由此拥有了整合中国社会的第三个体系,即制度整合体系。这三大整合体系各有特点与优势,合理组合就能产生强大合力。[8](P41)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无疑在三大整合体系当中处于核心地位,在中国社会整合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而民主党派作为统战整合体系和国家制度整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制度性力量,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明显特色,在协助执政党整合社会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正在经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型社会,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从伦理性社会向法理性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这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社会整体性发展的表现。社会转型的内容是广泛而深刻的,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而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的多元化。社会的多元化体现在多个层面[8](p19):在国家形态层面,体现为民族的多元性;在经济发展层面,体现为地区与城乡的差异性;在社会生活层面,体现为阶层、群体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多样性;在文化层面,体现为信仰、观念和习俗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多样性是社会活力形成的内在前提,同时也是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重要根源。在所有这些多元化和多元性的背后,最广泛、最深刻的变化是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格局重构,具体体现为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显性化等方面。社会利益关系和阶层结构的历史性嬗变,必然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在经济利益、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生活方式、需求目标等方面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由此产生的利益表达、政治诉求、社会冲突、思想激荡等各方面也必然对中国社会的整合和团结产生直接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面对这样的态势,要激发社会活力,就要在尊重多元性,容纳多样性的前提下,促进社会的整合与互动。[8](p19)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和考虑,中共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性任务。社会转型背景下,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民主党派的功能也面临着重新定位和建构的问题:除了继续发挥其在参与政治过程、影响公共政策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外,在社会转型期,应该更加突出其在社会整合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发挥其应有优势,承担起协助推进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整合的使命。并且,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多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民主党派在参与整合各阶层利益、拓展有效的参政空间和缓解社会分化带来的冲突等方面,正在并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民主党派践行社会整合功能的途径

具体来看,参政党践行社会整合功能的主要途径包括如下几方面:

1.意识形态整合

意识形态具有多种功能,其中最基本的一项功能就是整合,即意识形态对社会上反映各种不同利益和要求的思想和观念进行甄别、分类,为集合在本政党周围的人们提供共识。意识形态为解读各种社会现象提供了一套理论体系。它告诉人们如何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告诉人们如何看待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告诉人们追求什么样的前景,告诉人们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目标。通过所有这些,意识形态把人们的思想归拢到大致相同的方向上来,最终对政党为社会发展开出的药方表示认同,并支持和参与政党采取的行动。[9](p82-p83)意识形态的本质决定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论证现实社会或未来理想社会制度及权力行为的合法性,通过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其目的是要创造认同、构建合法性,因此,这种整合也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理想信念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影响着社会各种政治主体的政治选择,左右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共产党以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造就一种文化氛围,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纳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之中。民主党派则以自己的进步性和广泛性带动所联系的各阶层人士融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从不同的视角对我国主流文化进行宣传。民主党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在实践中履行参政党职能,既肯定、体现着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共同的政治理想,传播、贯彻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同时又提供满足社会不同需求的、未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多层次的价值观念。这种同中有异的文化引导方式对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合是有益的。[10]

2.政治资源整合

民主党派具有在社会主义一致性基础上的多样化和包容性,有利于整合各种政治资源,实现优化组合,为所联系阶层人士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渠道。尽管民主党派的成员数量只有中共的百分之一左右,但是进入各级政协、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民主党派成员在民主党派成员总量中所占的比较却是很高的。据《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的统计,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共有17.7万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时,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协委员的有1343人,占委员总数的60%;担任政协常委的有195人,占常委总数的65.2%;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有13人,占副主席总数的54.2%。在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协中,共有33.6万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协委员。这些党派成员能够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另外民主党派拥有广泛的人才和信息资源,在传达联系特定阶层、群体的意见和呼声方面有着独特的政治优势。通过收集、整理和提供所联系阶层、群体的信息,对政治资源进行整合,也能够对执政党和政府相关决策施加较大的影响。

3.利益整合

民主党派作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一部分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具有进步性和广泛性的特点,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反映着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它们履行利益表达功能时,既体现着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群体内部不同成员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同时也在整合这些冲突和矛盾,即通过筛选和鉴别,通过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将其作为社情民意和政治诉求输入政治决策系统,如被成功采纳,则最终形成相关决策输出到社会,以法律、政策、规章、制度等形式指导具体的社会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消融社会利益冲突,更好地满足多元利益主体的多样化需求,在多种复杂的利益关系中实现利益平衡,将利益整合功能付诸实践。此外,民主党派在参加国家事务管理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过程中,一方面代表和反映所联系阶层及其群众的合法利益及合理要求,另一方面又积极协助执政党和政府向自己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做工作,不断提高成员的思想认识和考虑问题的水平,增强对执政党重要方针政策和决定的认同感。教育成员在多种利益关系发生矛盾,特别是自己的利益因此可能会暂时受到影响时,要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表达利益和协调关系两个方面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努力反映自身利益的同时,还从全局出发,从维护人民总体利益出发,引导其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全面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把各种具体利益要求汇合成实现社会总体利益的动力。[11](p170)

4.服务社会

西方政党的功能和活动相对比较单一,就是指向政权,而且主要体现在议会和总统的选举和执政之中。而我国参政党的功能和活动则比较广泛,一方面,它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表现为参政议政、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另一方面,它的社会属性也很强,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也比较活跃,这主要表现在参政党提供丰富多彩的社会服务方面。社会服务功能是现在民主党派面向社会的一个窗口,也是民主党派彰显其社会存在、展示其社会影响力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实践和工作总结中,社会服务功能都是其重点和亮点,每年八个民主党派中央的工作总结中,都辟一节专门谈论社会服务工作。在各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中,很多党派都结合自身的党派特色,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服务工作,如开展医疗卫生咨询、义诊、举办学术报告、赠送书籍、帮困助学等社会服务活动。这些社会服务活动为民主党派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宣传了民主党派,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建立了社会联系,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整合和团结。

四、民主党派社会整合功能的提升

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利益和谐,利益和谐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要求能得到充分的表达,而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得到充分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安排是使各社会阶级、阶层和群体都能够在国家政治架构中拥有表达和维护自己利益的代表。承担利益代表功能的,可以是党派、团体、国家,也可以是个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利益的总代表,民主党派、工会、妇联、企业家协会、经济联合体等社会组织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12](p222-p223)

在我国现有的政治架构内,民主党派是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之一,在利益代表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13]。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民主党派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各党派对于“利益代表”问题,在认识上还不十分统一,这主要表现为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对民主党派的利益代表功能持谨慎态度。比如,民建浙江省委会的一位负责人表示,他对“代表”两字有看法。以民建为例:一方面,非公经济中大的代表都不在民建,工商联所属的成员都不希望加入民建,因此民建目前的成员构成代表不了经济界人士,仅仅是代表了一部分,顶多只能说是“联系”。另一方面,代表会员的合法权益比较难,只能是“反映”他们的一些合理要求,不能“代表”。有人说,“与西方政党受制于集团利益力量不同,中国的各个政党包括中共,都没有自己的利益。各民主党派虽然在组成上有界别的特点,但并不是说就要代表这部分人的利益。”有人认为,“党派有责任反映联系对象的利益,但并不是要代表这些人的利益。”还有人认为,“知识分子自身利益的概念是模糊的,知识分子往往会跳出自身利益而关心整个国家以及其他群体的利益。”②与这样一种认识相对应的是,同“执政党的支持”、“参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和“党派成员的支持”这三个因素相比,“各党派各自所联系群众的支持”被认为是影响参政党能力提升的诸多因素中最不重要的一个:81%的民主党派成员将其放在最后一位。③从实践方面来看,参政党在履行职能过程中与其联系对象之间缺少应有的联系。问卷调查显示,在“您觉得当前贵党派在参政过程中主要代表的是谁的利益”这一问题的回答上,51.1%的民主党派成员选择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3.9%的人选择了“没有明确的利益代表倾向”,只有16.6%的人选择了“代表本党派所联系的群体的利益”,还有极少数人选择了“党派成员的利益”、“向党派提供赞助和活动经费的人的利益”、“党派领导人的利益”及“其他”。在访谈中,民进浙江省委会的一位负责人也告诉我们,民进“主要联系的是出版、教育、科技、医卫界,但是代表哪个阶层与群体的利益不明显,更多地只是作为中共、政府与群众进行沟通的管道而发挥作用”。他还指出,民进比较注重平时通过信息渠道来收集和反映社情民意,但信息内容广泛,反映面不固定,不受限制,主观上并未特别关注联系对象的利益诉求④。

那么,在民主党派的代表性问题上,中共方面又是怎样看的呢?接受我们访谈的某市统战部副部长谈了他的看法:“我们要求党派体现特色,但民主党派自己不这样想。他们想跳出自己的特色去参政议政。现在很多党派是从全民党的角度在参政议政。而对我们统战部而言,则极力引导各党派通过强化特色来参政议政。……中共会脱离群众,民主党派也会脱离群众,你联系的群众是谁?他们有什么呼声?你们有没有反映过?民主党派如果不能有效地放映各自所联系的群体的利益,也存在脱离群众的问题。中共协调各方的前提是各方利益、各方面要求都能在党委、政府的面前得到体现,而各民主党派所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利益沟通渠道的作用。目前党派在参政议政过程中很少反映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利益,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但在这些问题上,由于缺乏相关的信息和人才,党派参政很难做到前瞻性。很多问题还没等党派提出来,政府往往已经开始研究或已形成决策。”⑤当然,由于此次访谈的主要对象是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成员,因此,能直接反映中共方面对这一问题看法的信息和资料尽管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十分有限。不过,我们认为上面这位统战部副部长的话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民主党派发挥利益代表功能的状况,而且其观点对于民主党派认识和处理与联系对象之间的关系应该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这些问题,在民主党派利益代表问题上,笔者提出如下几个观点:

1.民主党派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具有利益代表功能

不少民主党派成员一提到“利益代表”就担心参政党沦为“利益集团”,其实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从政党政治的一般理论来看,政党与派系、与利益集团本身也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政党是属于一种追求集体利益的工具,它是全体的一部分,企图达成全体的目标;派系和利益集团则专注于一己私利,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与其他人、其他团体及社会整体利益冲突和对抗。⑥而在我国,参政党代表部分人(联系对象)的利益,但这并不表示它是利益集团的代表或者说参政党本身就变成了利益集团。这是因为,参政党所代表的“部分”是组成“全体”的“部分”,而非对抗“全体”的“部分”。这部分人的利益是社会整体利益的组成部分,参政党将这部分人的利益诉求充分反映出来,有利于执政党和政府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利益结构,以实现全社会利益的最佳整合。从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的层面来看,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历来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定位和要求之一。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将民主党派的作用归结为“参、代、监、改”,其中“代”即代表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反映他们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1989年《意见》要求“中共支持民主党派……维护本组织成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之后,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利益主体的日益多元化,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从社会整合的要求出发,日益关注和重视各民主党派在利益代表方面的功能。2000年底,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负有更多地反映和代表它们所联系的各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与要求的责任。”2005年《意见》则从扩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重申民主党派的利益代表功能,明确指出民主党派“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不只是反映,而且可以代表)。此外,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无疑也是保持民主党派自身特色,体现民主党派进步性和广泛性相统一的特点的重要途径。

2.民主党派利益代表功能的运行必须遵循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原则

民主党派要将代表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有机统一起来。具体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参政党利益代表功能的实现必须以肯定、坚持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前提;二是参政党在收集和整合联系对象的利益诉求时,要努力找到联系对象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最佳结合点;三是当联系对象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发生冲突和矛盾时,参政党必须毫不犹豫地放弃局部利益,服从社会整体利益。萨托利说,“如果政党是一个不能为整体而执政(也就是考虑到普遍的利益)的部分,那么它就和宗派无异。”[14](p54)同样的,对于我国参政党而言,其如果不能为整体而参政,那么它也就和宗派无异。

3.要从制度和机制上来确保参政党利益代表功能的实现

民主党派为了能更好地实现利益代表功能,必须加强代表机制的建设。所谓民主党派利益代表机制,指的是各民主党派利益代表功能的各种实现方式的总和,其核心是回答和解决“代表谁”、“以什么样的内容体现代表”、“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来实现代表”等问题。

一是要明确利益代表主体,解决“代表谁”的问题。社会的分层化和利益的多元化,意味着在社会整合的过程中,最难的不是关注整体,而是关注局部。对于民主党派来说,利益代表性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就不能是抽象的,而应该是具体的。这种具体不仅仅体现在对人民根本利益的关注与关怀,而且体现在对具体利益的关注和关怀。参政党毕竟有其性质、地位和能力上的局限性,有着专属的工作分工和任务,各党派也有不同的分工和特色,必须找准定位,明确其代表对象。如果泛泛地以代表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己任,一是精力不及,二是有越俎代庖之嫌,三是影响了本党派成员的归属感。我们认为,一个民主党派在发挥利益代表功能时,还是要紧紧立足本党派的实际,首先代表和维护好本党派成员及联系对象的利益,在此基础之上,同时兼顾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密切关注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关的社会问题。只有这样,各民主党派和各社会团体等多种利益群体都各司其职,做好各自阶层的利益代表和协调工作,整个社会的和谐利益关系也就水到渠成。

二要明确利益代表内容,解决“以什么样的内容体现代表”的问题。参政党在代表成员及联系对象利益时,必须首先遵从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大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参政党只能考虑根本利益问题,不能谋求本党派及联系对象的局部利益。只要正确地对待和处置,两者是不矛盾的。无论是从各司其职的角度,还是从政党自身发展的角度,都需要参政党把代表利益的重心放在本党派的组织利益和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上。当本党派成员及联系对象的利益要求与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抵触时,先考虑国家利益和根本利益;当党派成员及联系对象利益并不违背国家利益和根本利益时,就应通过各种表达渠道,把本党派组织、成员及联系对象的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出去。

三是要建立多元化的社会联系、利益表达、信息反馈和利益协调等机制,解决“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来实现代表”的问题。①建立健全参政党与其代表对象的联系机制。要求民主党派及其成员要与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与自己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和生动的社会实践始终保持经常性和十分密切的联系,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履行代表职能的最基本要求,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代表机制就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②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要通过疏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创新群众利益表达载体,保证联系对象的发言权,使他们的利益要求和愿望能够得到通畅的表达,使参政党对联系对象有充分的了解,从而保证参政党在履行职能过程中能够做到有的放矢。③建立健全利益综合机制。参政党联系对象中的每个个人、每个群体、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特定的要求和意愿,这些斑驳繁杂的要求和意愿就构成了参政党代表内容的“原始数据”。但是,“如果一切需求都统统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所有需要都变成需求提出来,这个体系没有多久即将被淹没”[15](p191)。因此,任何一种利益代表机制本身都需要具有调节功能,对需求进行压缩或凝聚,把各种特殊需求变成综合要求。各级参政党组织必须对收集上来的各种要求和意愿进行认真的调查核实和分析研究,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既要搞清楚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民众各自具体的利益,更要搞清楚联系对象的整体利益,乃至社会的整体利益;既要搞清楚什么是民众的眼前利益,更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的长远利益,在参政议政时能做到把握全局。在此基础上形成本党派的政策主张和建议,并进入政治系统,影响公共决策。④建立健全信息反馈机制。通过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使成员、联系对象的利益要求在体制内得以实现的状况,关系到民主党派成员、联系对象参与民主党派的社会、政治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也关系到民主党派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度。当前,民主党派的信息反馈功能弱化,社情民意的反映没有“回音”,民主党派组织可以通过各种媒介,使社情民意的实现状况及时向公众反馈。⑤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与西方政党尤其是在野党不同的是,我国多党合作政治格局中特殊的党际关系,决定了民主党派在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过程中,一方面固然需要代表和反映所联系阶层及其群众的合法利益及合理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协助中共和政府做各自所联系阶层及其群众的工作,确保其个别利益的发展方向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保持一致,从而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同时能尊重社会整体利益和其他群体的利益。

注释:

①S·N·艾森斯塔德认为,持续的结构分化与变迁是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特征,现代社会是一个社会分化程度很高的社会。参见[以]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

②课题访谈记录,2006手9月,

③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用的均为有效百分比。本文问卷统计数据来源是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2005-2008年对浙江、上海、广东、安徽、江西、甘肃等省市各民主党派及中共干部的问卷调查。其中民主党派成员有效问卷857份,中共干部有效问卷253份。

④课题访谈记录,2006年9月。

⑤课题访谈记录,2006年9月。

⑥关于政党和宗派的区别,萨托利在其代表作《政党与政党体制》中有一段精彩论述。他说:“政党和宗派的区别在于,政党是服务于集体的福祉的,是服务于不仅仅是竞争者个人的福利这一目的的。政党使人民和政府连接起来,而宗派则做不到。政党能增强制度性的能力,宗派则做不到。简而言之,政党是功能性的机构——它们服务于目的并担当角色——而宗派则不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政党是代表整体的‘部分’并试图服务于整体的目的,而宗派仅仅是代表其自身的‘部分’。”尽管萨托利是基于西方政党发展的历史作出上述论断,但对我们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参见[意]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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