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谈’94文化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现象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著名作家王蒙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就94年中国文化现象发表了看法。现将主要内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高品位、高学术价值的报刊取得成功
94年的文化生活总体来说是健康发展的，最令人可喜的是高雅、严肃的文学、艺术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与93年的追星热相比，94年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京剧和属于外来文化的交响乐，都比过去活跃。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则是，大批品位高、学术价值高的报刊取得成功。纯文学刊物连发行量下跌的颓势在94年得到遏止，并开始回升，如《收获》、《当代》、《十月》、《花城》、《钟山》、《中国作家》、《上海文学》等。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我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纯文学刊物，而纯文学刊物的订阅量又开始回升，对此，我们应该感到满足了。
《读书》杂志是一本学术品位很高的杂志，这本杂志没有什么热点，也没丝毫的低级趣味，创刊10年多，从未作过扩大发行量的努力，前些年，每期也一直维持着3万左右的订户。但近四五年每年订户增加一万，94年还出了繁体字版，说明这本杂志在海外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新创刊的《中华读书报》、《学人》、《中华学人》、《寻根》、《东方》等10余种文化品位高的学术报刊受到欢迎。94年创刊的《爱乐》，是一份专业性很强的音乐杂志，每期2万册，北京每期卖4千册，仍有一些人想买还买不到。
有关文学、文人陷入困境的叫喊纯属少见多怪
前几年，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有人高叫文学陷入了困境、文化人陷入了困境，甚至连生活都缺乏保障云云。有位青年评论家说，这是文人们在向社会撒娇。这种说法尖刻了一些。我认为，这类叫喊纯属少见多怪。
从现实的情况看，目前绝大多数文人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的，生活是有保障的。这几年，作家时兴换笔，北京的一批作家呼拉拉都买了电脑，但如何会出现叫喊？相对来说，计划经济时代职业作家几乎是生活得最好的一群人，因为那个时代的社会成员没有工资以外的经济收入，而作家除了工资之外，还有稿费。50年代稿费高，一个作家写出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稿费收入可以买一个小院子。北京有的老作家所住的四合院，就是那个时期靠稿费买的。而现在，一位作家小说写得再好，靠一部小说的稿费是不可能买到一套房子的。如今，作家里面没有大款，有的作家感到自己原有的优势地位在丧失。但据此而认为作家、文人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是丝毫没有根据的。当然，有少数创作能力较差的作家的生活困难多一点，这是正常的。
叫喊文学陷入困境的另一种理由则是认为文学不如以前一样受重视。《红岩》出版于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到王府井书店买《红岩》的读者排长队。那时，如果出了一本好书，一篇好文章，一首好诗，报刊、广播大谈特谈。而现在所出版的新书，新的文艺作品数量比那时要多得多，读者、观众的选择面也比当时要大得多，一篇小说，一首诗，不大可能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目前人们文艺价值的多元所决定。这实际上使文艺的各种艺术形式有了更多的依附空间。这当然是一大进步，再想跟80年代以前一样，一种文学刊物发行量达到五、六十万份是不可能的。这种状况是畸型的。
文人下海、教授卖馅饼、文稿竞价热沉寂下来了。94年，很多作家在专心致志写长篇小说
前几年，关于文人下海经商的报道很多。文人经商是否像报刊所说的那样成了一种时髦？我看不见得。在中国作协3000名专业作家中，真正下海经商的不到30人，占不到百分之一。而炒得最热的是张贤亮。张贤亮是甘肃文联主席，文联办的一些经济实体，他是当然的董事长，而赔了赚了都不是他的，他只能算是票友，玩玩票而已。而实际上，张贤亮的主要精力和兴趣仍然是放在文学创作上面。
事实上，文人纵然真正下海经商，也用不着咋咋呼呼，大呼小叫的。海外的绝大多数华人作家都是边经商、边写作的。马来西亚很有名的诗人吴岸，是一位大老板的秘书。香港的金庸、梁凤仪、陈玉书都是边经商边写作。我们有的文人到企业去兼个头衔有何了不起？
前几年文人下海、教授卖馅饼、歌剧《虞美人》传言卖版权、文稿竞价等热门话题，都是文人、文化界不成熟、好起哄的表现。94年，这些热点都沉寂下来了，很多作家都在专心致志写自己的长篇小说，这是一种好现象。
理论上关于文化的通俗与高雅之争仍在继续，而现实中追求雅俗共赏的文化实验多了
94年，关于文化的通俗与高雅之争仍在继续，而现实已经前进了一步，追求雅俗共赏的文化实验多了。如94年出版的《布老虎丛书》，走的是畅销书的路子，每部著作的发行量都在5至20万册之间，而作者全是一批知名作家。我也写了其中的一部《暗杀》。刊物《佛山文艺》不走畅销书的路子，但因其内容跟广东人的生活联系得紧一些，发行量达到70万份，这是一个叫人吃惊的发行数。目前最成功的刊物当推《读者》，目前发行量397万份，这本刊物的内容高雅带点小趣味，不能说是通俗刊物，里面低级庸俗的东西一点没有，但也没有庞大、艰深的东西。
94年所创刊的纯文学刊物《大家》，版式、装帧都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创刊号2万册立即被抢购一空，甚至出现了盗版。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是一个有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国家，没有必要对文学、文化悲观。
94年文化圈内的争议话题：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
94年，北师大的青年教师王一川对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重排了一次座次，跟以往的排法出入很大，一时舆论哗然。对王一川的排法，挖苦讽刺的多，赞同者少。我认为，对文学大师排座次，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能禁止王一川有自己的见解，不同意者也可以有自己的排法，大可不必书生气太重。王一川认为，过去对作品、作家的评论受政治的影响太多，以后应从纯文学、纯文本的角度评论作家或作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可以讨论。能不能以及有无必要减少政治对文学、文艺价值判断的影响？以及如何减少？这些问题比为作家排名次要重要得多。文学与政治、文学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老问题。王一川以新的方式将这一问题提出来了。
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最近又有讨论。批评者认为，文学离现实太远，对百姓生活漠不关心。这种批评给我的感觉是，文学未干预生活、缺乏正义感，未替老百姓抱不平。我觉得很奇怪，文学怎么会离现实远了？王朔的作品离现实不远。池莉、芳芳、刘震云、刘醒龙等一批新写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所反映的都是现实。而他们对现实的价值判断比前代作家更慎重了。不大声疾呼地肯定什么或否定什么。看他们的作品，就会发现生活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有的人很可恶、很令人讨厌，但谁都不是圣人。所谓文学离现实远了，是想把文学重新拉到干预现实、干预生活的刘宾雁模式里去。事实上，文学本身担当不了生活的法官，以为作家可以担当生活、现实的裁判者，我以为这是一种幼稚。作家对现实当然有自己的褒贬、爱赠，但非结论性的评判。
有人抨击有的作家专写深山老林、强盗土匪或生活琐事、闺房风波，或专写帝王将相。这种指责，是一种很盅惑人心的说法。中国这么大，作家们写什么，很正常。大部分作品还是反映现实的。要求作家以文学当武器，对着生活大砍大杀，倒是不现实的。
文化生活中仍存在失范现象；学风、文风仍然比较浮躁
有的年轻人急于求成，写文章到处乱骂一通，搞“黑马效应”，走的是当年的“刘晓波效应”的路子，今天警告这个，明天警告那个，这是一种方式；专找名家打文墨官司，有理无理先搅三分，能出名就行，这又是一种方式。这说明当前有的年轻人的学风、文风仍然比较浮躁，缺乏扎实、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屁股还是坐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