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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是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因素
对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西方经济学家是近一、二十年才逐步取得共识的。
传统生产函数理论认为，经济增长（%）＝3／4 （劳动增长）+1／4（资本增长）。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 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是资本积累。但是，五十年代中期，美国的索洛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美国12.5%左右的产出，另外87.5%的产出不得不被归为一个外生的、用以解释技术进步的“余数”。这说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索洛模型也被看作是技术决定论的增长模型。从此以后，西方经济学家都接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大。但是，在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为了将技术进步内生化，阿罗提出了“干中学”模型。罗默进一步提出，作为经济长期增长的终极决定因素，新知识来源于对技术研究的投资。舒尔茨在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上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通过对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投资，可以增强人的体力、智力和技能，提高人口素质，从而使人力资源变为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卢卡斯发展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作为决定性要素，不仅自身收益递增，而且还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收益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
在目前甚为流行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中， 除罗默、卢卡斯等人的内生增长理论外，还有贝克尔等人的“收益递增论”。杨小凯提出了把交易成本与分工演进相结合的数学模型，认为分工的深化增加了用于协调分工中的劳动者的成本，即“交易成本”；分工虽然收益递增，但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贝克尔则指出，由于均衡增长率依赖于协调成本的弹性，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因素有三个：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决定“协调成本”的制度因素。这样，贝克尔等人就把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凸显出来。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哈罗德—多马的“资本决定论”，索洛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决定论”，到新增长理论的“人力资本论”、“收益递增论”，以往不受经济学家重视的制度逐步被看作是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以诺思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更明确地提出“制度决定论”，以取代“技术决定论”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诺思认为，技术变革、教育、资本积累等力量是增长本身，而不是增长的原因。他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了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更为根本的观点，主张制度变迁而不是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在诺思看来，荷兰和英国在1500—1700年间的发展比法国和西班牙快，就是正在形成的国家对持续的财政危机的回应所产生的特定的产权形式的结果。通过统计分析，诺思发现，1600—1850年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航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海洋运输生产率大大提高。这表明，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诺思还指出，在美国经济史上，金融业、商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制度变迁都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当某些资源的公有产权存在时，对获得较多的技术和知识很少有刺激；相反，对所有者有利的排他性产权能够提供对提高效率和生产率的直接刺激。可以用这种激励机制的变迁来解释过去1000年人类所取得的迅速进步和漫长的原始狩猎采集时代发展缓慢的原因。一般人都把18世纪6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的爆发看作是瓦特发明蒸汽机等技术进步的结果，而在诺思看来，恰恰是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给产业革命铺平了道路。直到现在，不能在创新方面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仍是技术变化迟缓的主要根源。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原因不仅在于制度的缺乏，而且还在于大量的制度规则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位新制度经济学家钱德勒也指出，结构性创新所导致的制度效率的收益，创造了一种传导技术创新的环境。美国工业中的规模经济更多的是制度创新的产物，而不是技术变迁的结果。
近些年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的制度学派，也非常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增长的根本动力是技术和制度变化，而技术创新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投资和制度创新，依赖于一套很复杂的制度安排。其中不仅包括产生创新的制度，而且包含确定所有权和新式契约，以及分担外部性风险的制度。通过对技术变化过程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无论就导致技术变化来说，还是就使人们具有认识到这种变化所蕴含的潜在利益的能力来说，制度所起的作用都至关重要。制度创新通过提供更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动的途径而对发展作出贡献，而这些途径通常导致经济基础性的调整。1997年末，世界银行与麦克阿瑟基金会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由世界主要经济学家参加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与会人员强调制度因素在发展中的关键性和持久性作用，强调政府应在制度和政策上跟上技术变化和全球化的步伐。世界银行的专家还指出，发展经济学家应当对制度给予更多的关注，凡是不能明确识别制度约束，都可能是无效的。过去有为数不少的援助项目是低效的，其中的关键是受援国缺乏适宜和得力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环境。
实际上，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相互作用的。技术进步会引致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又会促进技术进步，因此“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都是片面的。但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却不为过，实际上这已经成为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正如库兹涅茨在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允许的来源，但它只是一个潜在的、必要的条件，本身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技术要得到高效和广泛的应用，必须作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因此，不但技术创新，而且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都需要制度作保证，这一点在我国尤为重要。
二、制度创新需要社会科学知识
新近的制度创新文献强调，制度创新理论之所以可能，除了制度安排的需求外，还离不开制度安排的供给。诺思等人分析了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但没有提供制度变迁供给的理论。拉坦首次对制度安排进行了“需求—供给”分析。他指出，制度变迁的需求同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有关；制度变迁的供给与社会科学知识及其有关职业（如法律、商业和其他社会服务业）方面的知识有关。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尤其是经济学对于降低社会变迁的经济与人的成本方面非常成功。菲尼认为，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就制度变化的供给来说，生产要素被用于制度设计，现有知识影响创新的可能性。行为者的动机影响发生哪几种变化。正象现有科学知识积累影响技术创新一样，有关制度安排的知识积累也影响制度变化的创新可能性。社会科学和法学的研究促成了有关制度的知识的增加。他还以泰国19世纪末划清土地财产权的制度安排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舒尔茨根据近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的历史研究发现，一个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变动和确立，都是由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诱发和塑造的。林毅夫进一步指出，如果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在一个范围广泛且受过不同训练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经过充分的相互作用和商议的结果，那么体现在这种思想中的解决方案，将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林毅夫还指出，社会科学的进步不仅能提高人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而且还能提高他领会和创造新制度安排的能力。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也可能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比如，50年代初期，许多不发达国家采用苏联式的中央计划体制，很大程度上与战后初期发展文献非常强调全面的政府计划在实现不发达国家解决增长时的作用有关。
总之，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影响制度安排。它既可以降低制度变迁和实施的成本，又可以提高人们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现行制度安排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制度是社会科学知识的物化形态。
结论
制度是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因素，而制度创新需要社会科学，因此社会科学对于生产力发展来说非常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甚至比科学技术更为重要。但是，社会科学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比起科学技术来更为间接，更需要制度安排这个中间环节。因此，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毕竟还不是现实生产力，而是潜在生产力（或曰精神生产力、知识生产力），那么非要说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就有些牵强了。坚持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学者，无非是想强调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当我们从制度的观点看到社会科学对于生产力发展乃至社会发展比科学技术更为重要时，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家的作用也就显而易见。因此，否定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丝毫不会降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而且还可以从学理上避免一些理论混乱。
收稿日期：1998.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