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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744(2003)03-0017-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个新的政治现象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兴起。 在西欧，主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等，以下简称“社会 党”)都纷纷打出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号，“第三条道路”一时之间成了这一时代的 “套话”。继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等人上台执政后，在欧盟15国刮起一股左翼社会 民主党人得势上台的旋风，到21世纪初，除西班牙和爱尔兰外，共有13个国家建立了“ 中左翼”政权，一时之间在欧洲政治地图上神奇般地出现了一片“耀眼的粉红色”。俄 罗斯领导人普京也提出要走不同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那么，何为 “第三条道路”?它是如何发展来的?它与已往的资本主义政治模式有何种历史继承性?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老瓶装新酒”——“第三条道路”概念及内涵的更新
“第三条道路”并非一个新鲜名词，20世纪曾出现过许多版本。20世纪30年代，奥地 利社会民主党奥托·鲍威尔提出的整体社会主义主张，即发展一种吸收“改良”社会主 义和“革命”社会主义的共同长处，克服它们各自短处的社会主义，可以看作是“第三 条道路”的一种早期形式；与此同时，东欧的农村平民主义也这样描述自己；法西斯主 义的知识分子也声称法西斯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和“共产主义专政”之间的第 三条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民族独立国家，比如印度，就试图走一条既不依赖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不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三条道路。 新中国成立前，一些民主党派也曾建议中国走第三条道路。20世纪50年代，社会党国际 恢复活动并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之后，明确提出要走一条介于集权共产 主义和野蛮资本主义两极模式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后来，前苏联东欧地区一些持不 同政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及西欧国家的“欧共派”共产党人，又提出要建立 一个克服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基本消极面而又有别于认同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民主主义 的“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模式。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捷共领导人提出要实现 没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走介于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道路。此后，实行改革 的东欧国家和西欧的“欧洲共产主义”都号称要走第三条道路。
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与传统意义上的“第三条道 路”在内涵上有着本质的不同。传统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基本上是指异于资本主义 而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即中间形式。而90年代兴起的“第三条道路”并不 是针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思想和两种制度的冲突，也不是针对所谓改良社会主 义与革命社会主义的历史分野，而是试图将社会公正注入到资本主义之中，将资本主义 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公正结合起来，从其性质上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和调整。
二、“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制度不断改良和调整的结果
社会制度的变迁归根到底有两大动力：一是求发展，二是求平等。但二者并非同步进 行的，“发展和平等”二者之间充满着悖论。在科学技术、物质生产以空前的加速度前 进的同时，社会不平等也空前地尖锐化，反过来影响发展；而对平等问题的纠枉过正， 又影响到社会效率，阻碍社会发展。为能在两者之间寻求到一种平衡，无数思想家、政 治家和实践者提出了各种理论和方案。
(一)凯恩斯主义与社会福利国家模式
在凯恩斯主义之前，资本主义一直奉行传统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自由化 ，反对国家对市场的任何形式的干预，把国家的职能缩小为“守夜人”的角色。它认为 国家的任务仅仅在于保障契约权利，防御外敌入侵。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的贫 困化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市场的自由放任使经济时常会像一匹 脱缰之马，冲出正常轨道，造成经济的严重损失。自由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在十九世纪 三十年代有了一次总爆发，由此引起了凯恩斯主义先驱领袖人物对于自由主义的思索和 警觉。大危机说明市场并非万能的，为了公众利益，使用各种直接、间接手段对于宏观 的、以及各种具体微观的经济过程进行控制调节的绝对必要性和完全可能性，而进行这 种控制调节活动无可争议当属国家任务。这种理论最先在英国盛行，在美国和瑞典得到 了实践。二战时期作为战时经济的需要，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对经济的限制和管制，并取 得了成效，这更进一步促使人们相信国家的能力，期望国家能给人们以更多的照料。战 后工党和社民党的上台执政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作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深刻反思，凯恩斯主义突出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具体表现 为：强调财政金融政策作为经济政策手段的重要作用，指出税收政策和财政预算支出政 策都要以宏观经济要求为基准。在经济停滞阶段要努力扩大国家开支，创造就业机会； 在宏观管理形势得到恢复，价格上涨以后要压缩国家开支。这个方案是以国家财政赤字 为代价的。但人们相信，到了经济繁荣阶段，国家在有意识地抑制政府开支的同时，会 从盈余的大量税收收入中获得补偿。
对于自由资本主义所引起的深刻社会问题——社会公平的解决，这一时期的执政或参 与执政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政权推行了所谓的福利国家制度。
社会福利国家建立在一种部分明确、部分隐晦的社会契约基础上。这种契约要确保和 促进个人、集体的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确保和促进几代人之间的团结互助。这种社会 契约是现代工业社会和民主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们付出比较 低的社会代价，促使经济增长，使本国的资本主义得到广泛认同。这种社会契约的形式 和内容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各不相同，但原则一致。各国政府均依据四项基本原则：第 一，劳动权利。包括充分就业、终生就业、改善劳动条件。第二，反贫困斗争。包括确 定最低收入线，在反贫困、反社会排挤的斗争中实行各种形式的社会救济。第三，风险 保护。社会福利保障是为了保护雇员和他们的家庭抵御疾病、事故、失业、死亡等风险 的保障措施。第四，促进机会平等。包括用于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职业转换、 业余活动的国家开支，资助受歧视的地区、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的积极的反歧视措施。 社会福利国家制度调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使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得到了广大 雇工的热烈拥护，为战后经济发展创造了宽松有利的环境。因此，这种制度在资本主义 世界迅速建立起来并不断扩大。
凯恩斯主义及社会福利国家模式虽然为战后西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很快就暴露出其内在弊端。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实行的前提是国家财政充盈。而国家财 政来源于税收，税收得益于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生产的高效率，一旦企业的竞争力下 降，效率降低，福利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难以为继。社会福利制度的另一弊端 就是容易使人产生对政府的严重依赖心理，从而影响到社会效率的提高。战后重建带来 了50、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到70年代经济进入平缓发展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 济出现了长期“滞胀”的局面。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减速所带来的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 另一方面是拿救济金的人越来越多，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沉重，最终使福利国家的财政 走到了极限。作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新自由主义开始走上舞台。
(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保守主义政党逐步取代工党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他 们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开始垄断政坛(以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里根主义为代表)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的修正，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应对市场做调节 的理论给以肯定。他们不再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自我稳定的体系，认为市场经济的竞争必 须有国家来维持，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缓和市场的消极后果。但他们与凯恩斯主义又有 严格的区分。他们认为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应有严格的限制，国家应当把自己的活动仅仅 限于保障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与框架内，他们的口号是尽可能多地利用市场，只有在绝 对必要的时候才允许国家进行干预。政府只应扮演秩序监护人的角色。(注：汉斯彼得 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150.) 他们强调市场竞争是原则，国家干预是不得而为之的手段。经济必须不断地从官僚法令 中解放出来，国家必须削减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鼓励私人的主动性，减低公司企 业税，就业和工资必须以市场的需要为基准。这一政策的后果是中下层人士的生活水准 相对下降，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80年代，欧洲共同体范围内雇员实际收入年增长率为 1%，70年代为3%，60年代为5%。(注：欧洲经济，1995年度报告第95期.欧洲共同体委员 会出版，235.)在美国，中产阶层比例下降，据统计，美国中产家庭比例从1970年的53.2%下降到1993年的47%。因此，有人评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劫贫济富”。
新自由主义对自由贸易的鼓励和保护促进了资本的全球化，但也没能把资本主义带出 经济增长的低谷，而且放任自流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和金融动 荡，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其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以牺牲社会 公平来换取社会效率，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和社会贫困化。由于新的科技产业革命导 致的结构性失业在新自由主义放松劳动市场控制的条件下得到恶性发展；在全球化的旗 帜下，跨国公司把大量劳动岗位转移到第三世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更加剧了西欧 劳动力市场的萎缩。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指责。其次，资本市场的全球化 导致的金融投机扩大了金融市场风险。近年来相继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 危机、日本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都一再证明，这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绝不 亚于承受一次国际侵略战争。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局部的危机很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 造成全面性危机，这让西方工业国家非常担心，他们意识到对金融市场的监控，已到了 非实行不可的程度，如果继续放松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制度需要再行调整，“第三 条道路”在此种情形下应运而生。
(三)中左派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针对上述传统左翼的国家干预主义政治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意识 和政治模式。在形式上提出要超越这两种传统政治意识和政治模式。在形式上提出要超 越这两种传统政治意识和政治模式而走一条新的道路；从内容上看，它所围绕的核心问 题依然是规定20世纪左右政治的基本问题：社会公正与资本主义的市场能否结合以及如 何结合。它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实践的反思和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探讨。“第 三条道路”试图在抛弃这两种传统模式的弊端的同时，将两者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即 试图在继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公正、自由和机会平等、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等基 本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积极成分，既让经济充满活力，又让社 会团结一致。为达到这个目的，它是这样做的：
第一，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困境。公平与效率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 ，即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和经济增长乏力。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国家制度滋生了 人们对国家的依赖性，政府的干预破坏了经济的自我修复力，在顾及了社会团结的前提 下，却破坏了社会效率。新自由主义反其道而行之，公共开支减少，社会福利削减。这 种忽视社会公正的行为也引起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贫困现象加 剧，收入差距拉大，使多数人的生活陷入令人尴尬的境地。这客观地要求人们对国家和 市场的作用重新做出评价。“第三条道路”放弃了传统的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主义的思 想对立，而把二者结合起来。它认为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从来就不存在单纯的自由市 场和国家干预，二者的争论是无谓的。“第三条道路”和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不同，它 强调政府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第三条道路”和自由放任主义也不同，它指出市场也 非灵丹妙药，也有失灵的时候，不加控制的市场是危险的。因此，它主张将二者结合起 来，取长补短，从而与现实的经济生活相符。
第二，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福利制度的改革是西方国家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是任何一 个政治派别在竞选中和上台后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认识到了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的弊端，但问题是如何对待福利国家的遗产。在这点 上，“第三条道路”倡导者们采取了“折衷主义”的态度，明确表示，他们承认新自由 主义对福利制度的批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会导致异化和官僚主义，培植既 得利益集团，扭曲福利制度建立的初衷。他们将吸收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做法(主要是对 市场原则的运用)。但又指出福利制度改革是不争的事实。新自由主义那种毫不客气地 把人简单推向市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折衷的办法是为人们提供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提 高他们进入市场的能力，帮助他们适应就业，以防止一些人滥用福利。改“授人以鱼” 到“授人以渔”，把“消极福利”转变为“积极福利”，即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培养个人 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和独立意识，发挥社会各种组织和机构的作用，使它们对福利制度有 更积极的贡献，建立新型的福利国家，其原则就是，改“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 国家”。
“第三条道路”的改革内容不止上述两点。它是一个全面的改革社会的方案，从微观 的公司改革到宏观的福利制度，从党内的制度改革到国家政治改革，从国内的反对贫困 到国际上打击恐怖主义等，几乎无所不包。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遵循一个 共同的宗旨，即所有方案都建立在对历史反思的基础上，摒弃了意识形态界限，体现了 实用主义的价值观。
三、性质及前景
“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道路上的新的探索，是各种资本主义模式在新形 式下的折衷和创新，是我们长期以来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与新自由主义政党，民主社会主 义与新保守主义日益趋同的发展趋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演变。它的理念是对以 前各种社会发展理论的兼收并储，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经验的一个总结。面对全球化的新 形势，倡导者们希望融合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特征，发展一种适应全球化时
代要求的新的理想主义政治民主模式。在目前它基本上仍处于实践阶段，理论概念相对 模糊，就连“第三条道路”的许多倡导者们都难以向公众阐述清楚自己的某些提法。“ 当他(指布莱尔)难以阐述清楚自己思想的时候，那就可以清楚地表明一定是什么地方出 了问题。”(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0月2日文，题为：“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某 些陷阱(作者：雷金纳得·戴尔)转载于1998年10月4日《参考消息》.)对尚处于实践和 发展之中的“第三条道路”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它到底是一条通往天堂之务实之路， 还是一条无法实现的理想主义之途，人们拭目以待。
收稿日期：200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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