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两个凡是”论争的来龙去脉———九七九年一月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六人联合发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来龙去脉论文,会上论文,九年论文,两个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完全同意胡耀邦同志讲的开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目的和开会方法，对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以及在全党工作中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些精神，努力把这次会议开好。
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争论，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胡耀邦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引言中讲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路线上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些同志，可能对这场争论的许多经过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因此，我们作这个联合发言，将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作简要的介绍。我们的观点不一定都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我们提出的材料也不一定都准确，请同志们纠正、补充。
关于“两个凡是”争论的由来
这场争论，最初是从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引起的。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的出处。这篇社论，名义上是两报一刊的社论，实际上，不但两报一刊事先不知道，连当时的中央宣传口事先也不知道，是由××同志领导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2月4日×××同志在社论清样上批：“这篇文章，经过××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会。社论发到中宣口后，耿飙同志找几个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讨论，他认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的做法，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可是，因为这篇社论是中央批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是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以前，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希望邓小平同志赶快出来工作，看到这篇社论的“两个凡是”提法，认为是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信号，纷纷责问报社，为什么要发表这篇社论？
事实上，在这以前，就有许多令人担忧的迹象，最突出的是1976年11月18日，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汪××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就对邓小平同志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他说：“他（指邓小平同志）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他还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张办“朝农”，要放映电影《决裂》，说这都是“主席讲过”，“是主席的指示”。同年11月30日，北京市的××同志在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讲话中也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汪××在谈到“四人帮”时，甚至还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还说过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等等错话。
从此以后，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争论。例如，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纪念周总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汪××同志却一再加以阻挠。在理论问题上，1977年初，《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刚开始批判张春桥写的《论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红旗》杂志向江××同志请示，对张春桥的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评？2月4日，汪××同志指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只能不点名批评文内的错误观点。实际上就压制了对这两篇在国内外都起了很大恶劣影响的文章的批评。1977年5月份，《人民日报》查对了1967年11月6日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十月革命节的文章的原稿，事实证明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关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都没有经过中央正式讨论，而是根据康生讲话，由陈伯达、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其中关于“全面专政”的提法，不是毛主席的原话，是陈伯达、姚文元写的，排成黑体字，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后来，《人民日报》就此写了份材料登在中宣部的简报上。×××同志看到后，打电话责问朱穆之、胡绩伟同志，说不应该登这个材料。此外，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分歧。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农业政策的宣传。1978年初，《人民日报》、新华社报道四川、安徽落实农业政策的经验，政治局主管农业工作的同志认为是“右”了。后来，在所有制过渡、集市贸易、自留地等问题上，《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其他报刊宣传党的政策，山西省委认为这是“宣传资本主义”，是“同学大寨对着干”，发生了许多争论。一年多来，在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冤案、错案问题上，也发生了许多争论。
正是由于这种种情况，许多同志认为，“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产生这一系列争论的总根源。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同志，实际上是在维护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禁区。如果不打破这个禁区，大家就不能大胆提出新问题、分析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就无法前进。1997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的。
《真理标准》一文的发表经过
早在1976年冬天开始，中央党校一千多高、中级干部讨论我们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就得出这样的认识：分清路线是非的唯一标准，只能是革命的实践。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思想评论《标准只有一个》，就提出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篇思想评论很短，没有引起普遍重视。但文章发表之后，报社收到二十几封读者来信，除一部分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外，大多数是提出疑问的。写这些信的人大多不是理论工作者，他们主要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为标准是两个，而不是一个（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答复了这个问题）。此外也还提出一些理论上需要进一步阐述的问题，如：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检验的关系，等等。
这时候，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同志给《光明日报》投了一篇稿子，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时杨西光同志刚调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认为这篇文章不错，编辑部在原稿上加上了“马、恩、列、斯、毛从来不认为凡是他们的决策都要维护，凡是他们的指示都要遵循”这两句。后来，《光明日报》编辑部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一起修改这篇文章时，保留了作者的原意，但是考虑到2月7日的社论是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审阅过的，还是删去了《光明日报》编辑部加上去的这句话，避免正面批评“凡是”的提法。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于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当天，新华社立即全文转发了《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第二天，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各省市报纸绝大部分都转载。当时没有转载的报纸，以后也都陆续转载了。广大读者普遍反映很好，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
×××说：《真理标准》一文“很坏很坏”
就在5月12日晚上，×××同志打电话给胡绩伟同志，批评这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他说：“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举出列宁关于一国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和十一大路线在提出来时就是真理的例子，硬说“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他还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文章结尾以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教条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他说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讲马、恩、毛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话，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吗？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这位同志在电话中虽然说这是他个人意见，不要外传，当时胡绩伟同志就回答他：“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
5月13日，《红旗》杂志总编辑××也打电话给曾涛同志，说新华社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当时就被曾涛同志顶了回去。但是他还是对别人说《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转发这篇文章，犯了错误”。
5月17日，汪××同志在一次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实际上是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他质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按劳分配》这篇文章，是邓小平和李先念同志审查过的）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第二天，5月18日，×××同志在中宣部召开的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座谈会上，专门讲了《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问题。他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表了，就成了定论。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情，可以活跃思想，展开辩论。不仅这篇文章，还有另外的文章如《人民日报》批‘顶峰论’，还有一些文章，省市委同志小范围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他还说，“毛主席生前对省市委负责同志讲，不论是从哪里来的东西，也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最后还向到会的同志拱手说：“拜托，拜托！”
此后，社会上就传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了。
五、六月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开幕，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小平同志还针对当时这种本本主义的错误思潮，很鲜明地指出：“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小平同志特别指出，这不是偶尔的、孤立的。这是一种“思潮”。邓小平同志讲话后，×××同志也在会议上讲话，他认为这次会议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为指导思想这句话中提“新的历史条件”，不符合华主席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提法，“和中央的口径不一致”；他还反对提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说什么毛主席没有提过。他认为凡是毛主席、化主席讲过的话都是不能改动的。
汪××极力维护“两个凡是”
6月15日，汪××同志召开了一个宣传单位负责人的小会。他在讲话时批评报纸“党报要有党性。党性和个性的关系，是个性要服从党性。”他说，宣传要注意被国内外敌人“利用，挑拨关系”。他批评人民日报社的一位同志（按：指余焕春）在全国政协会上讲的天安门事件应该翻案，说：“明明是毛主席说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们不是反毛主席是反谁？”他还说：“有些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对干部问题评得很不对，只讲了一面，凭感情，不凭党性。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对。”他特别批评4月10日《人民日报》登的一个老干部给青年的信（按：这封信是胡耀邦同志写的），汪××说，这封信的“提法有问题。报社的按语捧得那样高。这封信不符合马列主义，对青年起煽动作用，引导青年犯错误。”
汪××同志还特别批评《人民日报》在报道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用的标题是引用新华社消息的导语《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他说：“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明’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在汪××同志批评以后，七月份《红旗》杂志评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章中，就按照等级作了报道，说华主席是“极其精辟地阐述”，叶副主席是“指示我们”，邓副主席是“讲话中强调指出”。）
在这次会上，汪××同志还批评《长江日报》不应该批极左，他说“主席说过：什么极‘左’，右得不能再右嘛。”
罗瑞卿支持《解放军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不指名地回答了×××同志那些批评意见，说：某些人拘守旧口号，“其原因，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以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
这篇文章，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写的，罗瑞卿同志亲自修改过两次，审阅定稿。韦国清同志也看过，表示同意。罗瑞卿同志不幸逝世了，但是我们想到他那种反对本本主义思想的坚定立场，那种支持报纸维护真理的战斗性的坚定态度，我们是十分感动的。
7月5日开始，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召开理论讨论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了全国各省、市同志参加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会。周扬同志讲了话。周扬同志说：“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
据说，7月21日，邓小平同志找中宣部部长×××同志谈话，向他详细介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争论经过，并提出要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七月份，汪××同志去山东，据萧望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汪××同志对山东省负责同志讲过三句话：“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七月底，胡绩伟同志到医院去看望×××同志。×××同志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那篇文章以后，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胡绩伟同志说，“你可以写文章来进行答辩和批判嘛。”×××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本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这个问题。”
八月初，×××同志去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都讲了话。大家希望他讲讲真理标准问题，他不仅避而不谈，反而在吉林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人民内部呢，也有些思想动态值得注意。比如，在我们宣传战线上有个别人不承认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这句话实际上是针对邓小平的。因为邓小平同志曾经讲到过列宁说党的领袖是多数人，而不是只有一个人。这个提法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而有些人却不赞成，他们总是要突出个人。这位同志接着说“现在我们否认了毛主席是神，那意思是说我们原来把毛主席当作神了，那就是我们信仰毛主席是宗教信仰，把他当作神了，迷信了。这完全是污蔑。”他还说，“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同志的讲话，在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吉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讨论时提出：现在中央强调要宣传实事求是，而×××同志讲话的精神与此完全不同。他们提出六点意见，要求省委转给中央。
林乎加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说过×××同志曾经批评北京市的贾庭三同志，要他处理问题一定要按照本本办事，使北京市一系列问题不好解决。林乎加同志说：“群众提出要解决天安门事件的问题，17年的问题，彭（真）、刘（仁）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等等。在处理中使我们都处在两难的地位。”
小平在东北讲话阐明什么是“高举”
九月份，邓小平同志视察东北，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关键恐怕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小平同志说：“现在国内外的人都赞成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高举？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小平同志说：“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体系，就是针对‘两个凡是’来的。”“‘两个凡是’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
8月4日，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同志在省委扩大会上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批评本本主义，还结合实际工作，阐明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搞好工作、实现四个现代化等问题。
九月初，《中国青年》杂志第一期出版，但立即被汪××同志批评，以没有登毛主席的诗词、没有登华主席的题词，以及宣传天安门事件的英雄韩志雄和刊登了童怀周编的天安门诗抄等等为理由，不许发行。这件事引起《中国青年》编辑部和许多群众的不满，纷纷写信、贴大字报提出责问，以后大字报越来越多……
《红旗》杂志的消极态度
九月份，《红旗》杂志在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长期保持沉默之后，起草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
文章虽然也讲了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等观点，但没有着重阐述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却大批什么怀疑论、不可知论，批有人说“毛主席也有错误”等观点是所谓“海外奇谈”。文章结尾说：“批评家们的袭来，对我们倒是一个有益的警告。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的时候，阻力和干扰是不可少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克服阻力，排除干扰，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
这篇文章的草稿送给哲学研究所征求意见时，哲学研究所总支书面提了六点意见，不同意文章的主要论点。
他们又把文章送到中央审查，叶剑英同志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大家把意见提出来，在充分民主评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这样《红旗》没有发表这篇文章。但以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同志对此还很不满意，说《红旗》长期没有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写了文章，中央不让他们发表。
《红旗》杂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一直迟迟不表态，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许多群众去信提出责问，说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红旗》杂志一直迟迟不表态，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宣部，也一直不表态，这是为什么？
国外评论也纷纷议论，认为《红旗》与《人民日报》态度不一样，以此来推论我们党中央内部有分歧。
胡耀邦提出三个“不管”
10月3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同志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召集人会上，对胡耀邦同志讲的“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论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实事求是改正过来”，进行了毫无道理的批驳，坚持要在文件中删掉这几句话。他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的案，这不是在压中央嘛！”他说：“现在有些文章确实有问题，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有篇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有些话就有问题……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这股风很大，要顶得住是不容易的。”
1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开会初期，《红旗》杂志社就谭震林同志写的一篇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同志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如果登了，就是要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对此，邓小平同志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看来不卷入本身就是卷入。”李先念同志也批示：“《红旗》不登，太被动，现在已经很被动了。”
××同志还不甘心，又向汪××同志请示，汪说：“只好如此。”这才在《红旗》第十二期上发表了谭震林同志的文章。
11月22日，《红旗》杂志社有两位同志贴大字报批评××同志，说：“当杂志社内部有的同志提到，《红旗》没有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很被动时，××同志很激动地说：‘你被动什么，我并不被动’，‘有人跳得很高，其实，他做了什么中央很清楚，我今天不点他的名。’”这张大字报还说：××同志还多次在会上说，“现在文章中为什么不提走资派了呢？……”他竟然在一次全社大会上号召全体同志要对付可能出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矛头对着谁？其用意何在？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发言都讲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问题，但主张“两个凡是”观点的人一直不表态。直到11月27日，会议已转到讨论经济问题时，××同志却出来谈有关实践的问题了，他说：有人说“现在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是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我认为，这种宣布是过于轻率的，虽然其用语不过是种八股老调，但在国内和国际引起了人们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疑虑，其影响是不好的。”
他的发言遭到与会很多同志的批驳。同志们批评他在会议开始时不表态。现在会议转入讨论经济问题时，他们又都出来说话了，是扭转了会议的方向。
11月30日×××同志也在会议上发言说，他对实践问题的讨论没有公开表态，“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这是主观方面的原因；二是到中央机关工作不久，对于中央领导活动的过程不了解，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希望中央能够有个正式的文件，这也是我迟迟没有表态的重要原因。”
×××发言后，同志们批评他，说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经过中央讨论过的，是既发了中央文件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怎么还不算中央文件呢？何况小平同志还专门找他谈过这个问题，他应该了解情况，为什么不听呢？
×××说，胡绩伟歪曲了他的意思
11月29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了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一些看法，继续坚持他原来的意见，他说胡绩伟同志歪曲了他的意思，他并不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12月3日他又发言说当时他在电话中讲了四点意见：一、文章割裂了毛主席《实践论》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完整性。文章的观点是片面的，因而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二、文章实际上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论，提倡相对主义，否认相对真理，这是严重的理论错误；三、文章号召修改毛泽东思想，这样，我们党还能团结一致吗？全国能安定团结吗？这究竟是要举旗还是要砍旗；四、文章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说现在主要是批教条主义，这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的任务的。
大家听了他的讲话以后批评他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那篇文章，首先是讲了理论是实践的概括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的；第二，那篇文章明明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决不能动摇，这怎么能说是“怀疑一切”和“不可知论呢”；第三，那篇文章说，理论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这怎么能说是“修改”和“砍旗”；第四，毛泽东同志也曾讲过，批判修正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修正马列的。林彪、“四人帮”用“顶峰”、“句句是真理”等教条主义的手法搞修正主义，批判他们，怎么能说是“混淆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有的同志提出，就拿×××同志自己讲的这四点讲，可以证明胡绩伟同志的电话记录是可信的，并没有歪曲了他的意思。
12月3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重大历史问题，都涉及到毛主席。国外早就有猜测，以为我们在实行‘非毛化’。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又提出了重新评价毛主席的问题，大肆宣扬毛主席的错误，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他说，在关于实践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的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以为是不恰当的，后果是不好的。”
他还说：“《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实是太迟了。不过，《红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有一定的影响，但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的是说我们在实行什么‘非毛化’，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我们《红旗》能够负责的。”
同志们对××同志的发言，特别是他所说的“非毛化”，进行了驳斥。有的同志说，他们这些同志在对待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的主张实际上是“按既定方针办”，“句句是真理”的翻版。“实际上是一股错误思潮，不容忽视。”
华国锋作自我批评
12月13日，华国锋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即将闭幕时都讲了话，华国锋同志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而汪××同志作书面发言时只说：“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开始我没有引起重视，当听到有些不同的看法以后，我对开展这一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同志们对汪××同志的这个发言很不满意，认为：在1977年开始对“两个凡是”的提法展开争论之后，华国锋同志很快就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部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接着又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采用了“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提法。而汪××同志却一直坚持“两个凡是”观点，不贯彻十一大路线，而且一直不作自我批评，这是极不应该的。
推行“两个凡是”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
为什么说这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争论，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呢？这就要从面临的形势和实际情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打着“高举”、“句句是真理”的旗子干了不少坏事。林彪、“四人帮”被打倒以后，一些同志仍然坚持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他们给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志扣大帽子，什么“砍旗子”、“丢刀子”、“非毛化”等等。在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上发生的分歧，根子都在于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他们的许多言论和行动，都是阻碍揭批“四人帮”，阻碍拨乱反正，阻碍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害于党和国家的前途的。
我们从下面十个方面列举事实加以说明：第一，阻碍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编者注：具体内容从略，下同）；第二，阻碍广大群众要求悼念周总理；第三，阻碍天安门事件平反；第四，阻碍陈云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参加中央工作；第五，阻碍悼念朱德、陈毅、贺龙等同志；第六，阻碍大量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第七，利用起草文件，制造错误理论；第八，保护康生；第九，阻碍揭批“四人帮”；第十，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后，他们多次同小平同志作对，不同意中央的大政方针。
（原文较长，本刊编者有删节。文中有些人名用×××或××代替，是胡绩伟同志的建议，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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