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形成、特征和缺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缺陷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特征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7-0030-10
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定为一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形式或正统形式。在其后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它对苏联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思想要塞。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修正还是重建，人们都必须正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存在及其广泛、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必须深入考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形成及其特征，从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演变的研究。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初步形成及其标志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普及马克思主义。正如布哈林所说，当时俄国“要求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系统阐述的呼声是很急切的”，“在革命的现阶段上，过去由于时局紧张而无从提出的许多问题已经提上了日程；这里包括为数不少的所谓‘一般世界观’的问题。对许多人来说，这些问题还是第一次出现”。①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苏维埃政权开始正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其体系化。可以说，以正面阐述的形式而不是以论战的形式，以系统阐述的形式而不是以简单罗列的形式来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体系化，是苏联②的首创，而始创者是德波林和布哈林。
1916年，德波林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纲要》。1921年，德波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以这部著作为内容的。按照德波林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一完整的世界观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1.作为关于合乎规律的联系的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它是方法论，是关于运动的普遍规律的抽象的科学。2.自然辩证法(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研究的是不同等级的自然界)。3.唯物主义辩证法在社会中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③依照这一原则，《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建构了以“物质”为理论起点，物质运动的辩证性为理论线索，包括唯物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三个层次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理论内容看，《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但突出的是辩证唯物主义。
与德波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布哈林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内容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1921年，布哈林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在这部著作中，布哈林提出了两个事关历史唯物主义全局的重要观点：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而“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最一般的(抽象的)科学”；④二是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基础”，“包括为数不少的所谓‘一般世界观’的问题”。⑤在这两个重要观点的引导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了以必然与自由的关系为理论起点，以社会与自然之间以及社会要素之间的平衡为理论线索，包括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个人、人与物、人与观念、生产力与经济结构、上层建筑及其结构、阶级和阶级斗争等观点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理论内容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包括辩证唯物主义⑥，但突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
由于是苏联第一本以教科书的形式“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同时，由于布哈林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⑦，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版后在客观上起到了重大的思想启蒙作用，一度被誉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权威著作。卢卡奇当时评论道：“布哈林的新著(指《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引者注)是符合长期以来对一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解说需要的”，“布哈林在把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有意义的问题归纳到一种完整的、系统的解说中去，这方面是成功的，这部解说多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其次，阐述一般清晰易懂，所以，作为一部教材，这本书可喜地达到了它的目的”。⑧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有其致命缺陷，那就是过多地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特征，而淡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性质；过多地强调了平衡论，而淡化了辩证法，甚至提出用“现代力学的语言”代替“辩证法的语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指出，布哈林“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⑨。卢卡奇则认为，“布哈林的理论宗旨不同于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和罗莎·卢森堡的历史唯物主义伟大传统”⑩。
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先河，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开始形成。在此之后，苏联出版了一大批正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体系化的著作。其中，1929年出版的芬格尔特、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1931年出版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教程》值得注意。
芬格尔特、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它却明确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并开始建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问题在于，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本人提出来的，马克思一生从未使用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三个概念。从历史上看，“辩证唯物主义”是狄慈根首先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恩格斯首先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卢卡奇首先提出的。
1886年，狄慈根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中首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11)，用于描述其本人的哲学思想；而狄慈根本人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在恩格斯哲学思想框架内的一种发挥。
1890年，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首次提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12)，后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解释：“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13)显然，在恩格斯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14)是同一个概念，二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不同表述。
真正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规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是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主义哲学，而且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哲学。”(15)“‘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16)同时，由于辩证唯物主义涉及历史领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辩证唯物主义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的”“这个形容语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17)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
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一再把自己的世界观叫作辩证唯物主义。”(18)但是，在解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时，列宁提出了与普列汉诺夫不同、且影响深远的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是一般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中的“推广运用”。这里，从一般唯物主义“推广运用”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是：“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19)“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20)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基本前提，即存在决定意识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两个重要部分，即一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这两个基本前提、两个重要部分熔铸在一起，就构成了“一整块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同时，列宁又认为，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21)。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整块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两个重要部分。这就是说，在列宁的著作中，已经蕴涵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先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的是卢卡奇。1923年，卢卡奇在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写的书评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22)，但他并未对这一新的概念作出解释。
可见，无论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提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都不是始创者。但是，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又的确开启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题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河。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分为二”，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种“二分结构”体系的开篇之作。
同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和定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说明，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以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为理论依据的；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提并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对恩格斯、列宁思想的发挥。在我看来，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加上“历史唯物主义”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为了突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强调“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23)。
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教程》，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哲学论战“总清算”之后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它不仅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而且批判了德波林、布哈林的哲学观点；它不仅重申“哲学是党派的哲学”，而且强调并论证了斯大林提出的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同时批判米丁的哲学虚无主义和德波林的“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教程》直接反映了联共(布)党内的斗争，直接为苏联当时的政治服务和为当时的政策作论证，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化的开篇之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学院派”，不是脱离现实的纯粹的范畴演绎系统，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关注现实，关注“对政治的批判”(24)。马克思极为强调哲学与政治的“联盟”，并认为“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25)。的确如此。政治需要哲学，没有哲学论证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逻辑说服力，缺乏理念和精神支柱，很难获得大众的拥护；同时，哲学不能脱离政治，哲学与时代的统一性首先是通过它的政治效应实现的。从根本上说，哲学是以抽象的范畴体系，透过一定的认识内容而表现出来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它总是体现着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意志、愿望和要求。所以，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特定的政治背景，总是或多或少地蕴涵着政治，总是具有这种或那种政治效应。
但是，哲学不能成为某种政治的传声筒或辩护词，因为哲学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即科学性、反思性、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哲学的方式与政治“联盟”，并实现“对政治的批判”，而不是放弃自己的科学性、反思性、批判性，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和为现行政策作论证，甚至沦为政治的“婢女”。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和为现行政策作论证，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基本特征。前者在芬格尔特、萨尔文特的《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得到初步体现，后者在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教程》得到初步体现。因此，芬格尔特、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程》的出版，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初步形成。
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基本形成和确立
1932、1934年，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出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分上、下两册共十五章。上册“辩证唯物论”有六章：第一章“当作宇宙观看的马克思主义”；第二章“唯物论和唯心论”；第三章“辩证法唯物论”；第四章“唯物辩证法之诸法则”；第五章“哲学中两条阵线上的斗争”；第六章“辩证法唯物论发展中的新阶段”。下册“历史唯物论”有九章：第一章“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第二章“论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第三章“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第四章“关于社会群和国家的学说”；第五章“过渡时期之政权与社会斗争”；第六章“意识形态论”；第七章“战斗的无神论”；第八章“社会变革论”；第九章“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其中，“辩证唯物论”中的第五、六章，“历史唯物论”中的第五、七、九章的内容是当时苏联政治形势的产物。去掉这些章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内容和结构同当今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内容和结构是一致的。在这种内容和结构的背后是这样一种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论，“这种彻底的唯物论……就是辩证法的唯物论”，而“辩证法唯物论——这是一种完整的，彻底革命的，包括自然界、有机体、思维和人类社会的宇宙观”，历史唯物论则是辩证唯物论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运用；(26)马克思、恩格斯“借政治的批判，把自己的哲学思想，施之于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揭露了政治理想之物质的内容，开创了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加深和发展哲学的唯物论”，“达到唯物论之彻底的发展”；(27)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具有一致性，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和不可分裂的联系”，这就是，辩证唯物论根据存在说明意识，历史唯物论根据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影响是空前而深远的，它的出版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基本形成。
首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体现了联共(布)中央的意志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1931年，在批判德波林的高潮中，联共(布)中央向苏联哲学界提出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即编写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而为统一全党的思想奠定世界观的基础。在当时苏联哲学界主要领导米丁的主持下，组织了全苏哲学界的力量，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名义集体编写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作为苏联党校和高校的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而且直接为当时苏联的政治服务，为当时苏联的政策作论证，体现了联共(布)中央的意志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定位，即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和为现行政策论证。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特殊的社会位置和历史使命。
其次，《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形成了以列宁、恩格斯的著作为主，以马克思的著作为辅这一文献格局。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文献依据当然应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的著作为主。可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文献依据却是列宁的著作多于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而集中体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被引证。这就造成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名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著作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引证马克思的重要哲学著作。正是这种奇怪的现象，造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特有的文献格局：列宁的著作多于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后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教材、权威版本都维持了这一文献格局。
再次，《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制定并巩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如前所述，芬格尔特和萨尔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未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明确地把“物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范畴，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从而建构了一个特色鲜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米丁不无得意地自我评价道：“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分法被人接受，流传下来了。”(28)
实际上，米丁制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不仅“流传下来了”，而且支配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半个世纪之久。无论是斯大林去世后的批判斯大林运动，还是赫鲁晓夫下台后的批判赫鲁晓夫运动；无论是1954～1955年对亚历山大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还是后来出版的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包括最具权威性的康斯坦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无论是20世纪50～80年代认识论派与本体论派的论争，还是1965年、1977年两次唯物辩证法讨论，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结构”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
特殊的总体框架，即以“物质”为起点范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特殊的文献格局，即引证的列宁、恩格斯的著作多于马克思的著作；特殊的社会地位，即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和为现行政策作论证，构成了特色鲜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这三个基本特征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得到集中体现。因此，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出版，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基本形成。
1938年，斯大林出版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该书开宗明义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它所以叫作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29)以此为依据，《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先后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唯物主义”。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描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即把自然界看作是“有联系的统一的整体”；“不断运动和变化、不断更新和发展的状态”；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出发点是自然界含有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内容”。其次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即认为“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上各种现象都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以认识”，“关于自然界规律的知识，经过经验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可靠的知识”。再次描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理论的三个特点，即第一个特点是生产“始终处在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第二个特点是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过来影响生产力，加速或延缓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个特点就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过程“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发生”(30)。
显然，《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列宁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其总体框架又是以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为基础的，以有所变化的形式肯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其思维运行的逻辑是从唯物主义自然观“推广应用”出唯物主义历史观。
问题在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在自然界中，一切都处在盲目的相互作用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没有利益纷争和预期目的；在人类社会中，进行活动的人都具有自觉的意图，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利益纷争和预期目的。一次地震可以毁坏一座城市，毁灭众多的人口；一场战争也可以毁坏一座城市，毁灭众多的人口。可是，地震就是地震，在它的背后没有利益纷争，也不存在预期的目的；而战争的背后却是阶级、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存在着预期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1)因此，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不能“推广应用”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爱尔维修早就“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32)，得到的却是唯心史观。费尔巴哈也是这样。“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33)
更重要的是，《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混淆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时，《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这句话当做马克思本人的话加以引用，并把它作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实际上，这是一段明显的误引，即把马克思对于霍布斯思想的复述看成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把马克思所批评的观点看成是马克思本人所赞赏的观点。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唯物主义发展到霍布斯那里“变得敌视人了”(34)。这是因为，霍布斯认为“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人的一切情欲都是正在结束或正在开始的机械运动”，“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因此，在霍布斯那里，“感性”与人无关，“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35)换言之，在机械唯物主义体系中，“抽象的感性”或“抽象的物质”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或基础，而人不过是物质的一种表现形态。
然而，斯大林并没有理解这些，所以，他把霍布斯的观点当做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一误引不是偶然的疏忽。它表明，斯大林并没有真正理解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没有真正把握新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是在用近代唯物主义的逻辑解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简单相加，并带有浓厚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的自然观；然后，又以这样一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推广应用”出“历史唯物主义”。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逻辑上说，历史唯物主义都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应用”。马克思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之前，还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当他成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时候，他同时就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了。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日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形成之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作为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具有应用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两个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不同称谓。
可是，由于斯大林在当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当时苏联的体制，《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二分结构”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形态，甚至成为唯一形态，产生了极其广泛、深入而持久的影响。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版，不仅巩固并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框架，而且标志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最终确立，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在苏联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被确立下来了。
三、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根本缺陷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总体框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确深化并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观点，但从总体上看，它曲解了马克思的哲学，忽视了实践的世界观或本体论意义，否定了人的主体地位，颠倒了马克思哲学的总体逻辑。
从逻辑方向看，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是从社会到自然的思维运行过程。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36)因此，新唯物主义是从社会存在出发去理解自然存在及其意义的，其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立足点则是自然，其总体框架是从自然到社会的思维运行过程。“既然自然界是这样，那么社会也是这样”，这样一种无中介的直线式推演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总体建构原则：“既然自然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自然界发展的规律，那么由此可见，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系和相互制约也同样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是第二性的……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37)，如此等等。这就是说，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中，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自然到社会的逻辑运行过程。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从社会到自然的逻辑方向便被颠倒了。
从逻辑坐标看，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坐标就是主体及其发展，其核心就是按照人的发展来“安排周围的世界”。与旧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8)马克思把“实践”与“主体”联系起来讲是有深意的。实践本来就是客体不能满足主体时，主体改变客体使之适应主体需要的活动，实践本身就体现了主体的主导作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原则界限，就在于马克思哲学强调实践，强调主体的方面，强调按照主体的发展改变世界，合理“安排周围的世界”，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39)主体及其发展因此成为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坐标。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恰恰颠倒了这一逻辑坐标，它仅仅从客体的角度来考察“对象、现实、感性”，不理解人与物的关系是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40)，其要害是“见物不见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中，物质也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换言之，苏联马克思主义模式具有凝重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
从逻辑出发点看，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人的实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现存世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发展的；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人是在自己的实践中自我生成、自我发展的，人的思维本质上是实践结构的内化和升华。因此，马克思的哲学是从实践出发反观、反思人与世界关系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为改变现存世界的实践而创立的，本身就是对人类实践活动中各种矛盾关系的一种理论反思。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新唯物主义“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41)。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却颠倒了这一逻辑出发点，它不是从人的实践出发，而是从所谓的“物质”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认为社会、人及其思维是物质运动的展开，是物质的不同表现形态，并从“自然发展规律”推导出“社会发展规律”。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中，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被淡化了，人的主体性、选择性、创造性被忽视了，社会发展规律在人的活动中的生成性不见了，历史规律成了一种处在人的活动之外并超乎人的活动之上的预成的、神秘的“计划”，社会发展因此成为一种“无主体的过程”。
马克思一再声明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就是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新唯物主义则是从主体及其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并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了感性世界，实践“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42)在这里，旧唯物主义采用的是一种还原论的方法，即把人类思维、人类社会、现存世界简单还原为自然界；新唯物主义确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它同时又确认人类思维、人类社会、现存世界对自然界具有不可还原性，人类思维、人类社会、现存世界都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实践才是人的生存的本体和现存世界的本体。这样，新唯物主义就扬弃了旧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或物质本体论，同时也扬弃了唯心主义的精神本体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批判并终结旧唯物主义以至整个传统哲学的革命，就是从本体论的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
但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革命性变革，没有真正理解人们所面对的自然界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不是“几万年间几乎不变的自然”，而是被人类实践改造过的“人化自然”，是被社会中介过的“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是“历史的自然”。人的实践改变的不仅仅是自然物的形态，更重要的，是在自然物中贯注了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力量，使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力量进入到自然存在之中，并赋予自然存在以新的属性——社会性或历史性。在现存世界中，自然界意味着什么，自然对人的关系如何，人对自然作用的内容和范围以及采用什么样的形式等等，都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在现存世界中，自然界不仅保持着天然的物质本性，而且被打上了人化的烙印；不仅具有客观实在性，而且具有社会历史性。“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43)把马克思哲学的自然概念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自然概念区别开来的，正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性或历史性。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犯了与费尔巴哈哲学同样的错误，即不理解“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它把自然与社会隔离开来，把自然从历史中抽象出来，孤立地考察“地理环境”与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把二者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运动过程，不是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把握问题，根本不理解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44)。
于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中，“地理环境”成了独立于人的活动过程的发展系列，人们所面对的自然仅仅是一种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运动，是“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经过这一分离、抽象之后，一种“抽象的物质”或“抽象的自然”便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基石，形成了以自然为基石的本体论。以此为基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从自然到社会的逻辑推演，从而构建了一种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实际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没有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哲学意义，它在形式上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内涵上则是向一般唯物主义或自然唯物主义的倒退。这是一次惊人的理论倒退。这一倒退的实质，就是向以自然为本体的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这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根本缺陷。就其实质而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的唯物主义”。当它脱离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历史侈谈自然、物质和世界的物质性时，就已经悄悄地踏上了马克思批判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45)。
正是这种“抽象的唯物主义”，使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中的辩证法成了相互联系、变化发展、量变质变、对立面斗争这样几条简单结论相加的直观型的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由此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某些内容和自然唯物主义的机械结合。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中，不仅辩证法的实践基础不见了，而且辩证法的概念运动也不见了，辩证法从一种批判性思维变成了扼杀批判性思维的手段，从一种深层的智慧运动变成了《圣经》式的训诫，从一种高超的思维艺术变成了实际上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苏联马克思主义模式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不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是人类历史运动“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是一种“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46)；不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之所以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就在于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并把辩证法的否定性同实践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有机结合起来了，从而使否定性的辩证法获得了现实的基础。“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7)批判，就是从肯定与否定、生成与灭亡的统一去理解现存事物；革命，就是“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48)离开了实践的唯物主义，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和把握辩证法的批判性、革命性，无法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
注释：
①④⑤［苏］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序言”第1页，第6、7页，“序言”第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②1922年，以俄国为主体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为行文方便，本文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到1922年苏联成立时的这一段历史也称为苏联时期。
③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第16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⑥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第三章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⑦⑨《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⑧⑩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编：《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第216、227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11)《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5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04—7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概念也是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在1859年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恩格斯首次提出“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而后者的要点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扼要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7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16)《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6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17)《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1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18)《列宁全集》，第18卷，第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9)《列宁选集》，第2卷，第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21)(23)《列宁选集》，第2卷，第221、225、311页。
(22)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编：《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第21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6)［苏］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第2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7)［苏］米丁等：《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下册，第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8)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第173页。
(29)(30)《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4、425—427、431—434、439、441—444、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1)(32)(34)(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165、164、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页。
(36)(38)(40)(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54、81、73页。
(37)《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5、436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2)(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66页。
(43)(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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